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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王震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期间，我们都在党史教研室工作。因为工作需要，我们常到王震校长家里谈党史问题。王震同志谈党史，都是讲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既生动翔实，又富有哲理，使我们获益匪浅。
王震同志谈党史，讲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任弼时、贺龙和张国焘等党史人物，虽然只是一些片断情况，但都是当时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大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
1983年10月13日，我们到王震校长家谈党史问题。王震同志说：今年是毛主席诞辰90周年，我作为毛主席领导下的一个老战士，想起了许多革命战争年代的往事。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1926年，毛主席从武昌回长沙，我们一路护送，一直送到清水塘。那时，我是粤汉铁路工人，是粤汉铁路工会岳长段分会执行委员、新河车站工人纠察队队长，名叫王正林。毛主席不知道王震就是那个王正林，后来谈起这件事，毛主席说：“还有你呀！”
任弼时
1984年4月，是任弼时诞辰八十周年。王震同志对我们说：从1933年到1936年，我一直是在任弼时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我第一次见到任弼时，是在1931年的冬天。那时，我参加湘赣代表团前往瑞金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团在总政招待所刚刚住下，任弼时就来看望我们。他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只有27岁。他详细询问了湘赣苏区的工农群众和红军的斗争情形，我们如实作了汇报。他表情严肃，谈起话来却平易近人，初次见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震同志说：在大会开幕之前，任弼时把各代表团的党员组织起来学习，办了一个临时训练班，请毛主席、朱德和其他领导同志讲课。他亲自讲授党的建设课，通俗易懂地解释列宁的建党学说和中国党的建设经验。他说，中国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党一成立，就领导工人运动，走上政治舞台。他组织大家学习讨论苏区中央局关于健全党的组织生活的指示和关于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的指示。当时，几个苏区都发生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我们湘赣苏区到处抓AB团，使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任弼时讲课时，根据当时苏区中央局的认识，具体分析了肃反扩大化错误的表现和发生原因，提出了纠正错误的具体措施。
王震同志说：从瑞金开会回来，我向湘赣省委作了汇报。省委曾指示我去逮捕酃县县委书记张平化，我到酃县经过调查，认为张平化不仅不是AB团分子，还是一个坚定的好干部，就没有逮捕，只是调换了工作。不久，《苏区中央局关于肃反工作决议案》发下来了。省委根据苏区中央局的决定和任弼时的指示，把肃反停下来，采取一些措施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把那些被关押的没有确凿证据的AB团可疑分子都释放了。后来，省总工会委员长、投机分子刘士杰到中央苏区开工会会议，向中央诬告省委肃反不力，犯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于是，中央便撤销了湘赣省委书记王首道的职务，让刘士杰代理省委书记。接着，中央又派陈洪时为湘赣省委书记。他们改组省委后，掀起新的肃反高潮，把湘赣军区总指挥张启龙关进保卫局，把许多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干部抓起来，错杀了不少好干部，造成更加严重的局面。他们认为我也是AB团，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因为我在部队中有实权，影响大，还是一块金字招牌，他们没敢动我。 王震同志说：1933年5月，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来到湘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他经过调查研究，很快弄清情况，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一些错误，将王首道、张启龙等一批干部解放出来。他没有撤王首道等同志的职，而是把他们调回中央苏区学习去了。这在当时王明“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的。
王震同志说：任弼时主持湘赣苏区工作后，组成红六军团，辖十六师、十七师和十八师。红十七师，萧克任师长，蔡会文任政委，我是政治部主任。军团首长由红十七师领导兼任。不久，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了。1934年1月，中央军委电令红十七师北上，会合湘鄂赣的红十六师，出击南浔路，只留下红十八师坚持斗争，形势日趋严重。这时，我开完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从瑞金回到湘赣苏区，向省委汇报了中央在军事上的两种不同意见。省委开会讨论，分歧很大。任弼时没有说李德的意见不对，实际上是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他在中央苏区经历了二、三次反“围剿”战争，晓得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央红军是怎样打胜仗的。他说服省委和军区的其他领导同志，放弃单纯防御，而采取集中兵力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的运动战方针。他任命我为代理湘赣军区司令员和红十八师政委，全面负责湘赣苏区的反“围剿”战争。3月底，红十七师南归与红十八师汇合。4月5日，红军集中主力在永新的沙市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一举歼灭敌十五师的一个旅，活捉旅长侯鹏飞。这是湘赣苏区五次反“围剿”以来最大的胜利。
1934年7月底，奉中央军委电令，湘赣红军主力准备突围西征。8月，正式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任弼时为中央代表兼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萧克、王震为委员，萧克为军团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在任弼时的组织领导下，红六军团艰苦转战湘赣桂黔边，于10月24日在贵州东部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师。
1984年，在《贺龙年谱》编写过程中，王震同志对我们讲了正确评价贺龙的问题。
王震同志说：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拉起一支农民武装，名扬四海。过去，对这段历史没有很好宣传。反动派骂他“土匪”，国民党右派骂他“土匪”。“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也说他是“土匪出身”。贺龙资格老，影响大，是我军主要创始人之一，是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林彪不能容忍，他们一伙整贺老总，贺龙一戴高帽子，关起来，就不能讲话了。这个案，我们要翻过来，要实事求是，搞历史唯物主义。编写《贺龙年谱》，要把这个问题搞好。王震同志还亲自为《贺龙年谱》写序。
王震同志说：查查历史档案和报刊，看得就很清楚，贺龙早年就是一个民主革命者，是民主革命的活动家。1914年，他18岁时就参加了中华革命党。搞军队，我们湖南和孙中山一起从事革命的黄兴，没有搞起来。贺老总拉起队伍，不能不带有封建色彩，不能不考虑中国的国情。他还参加过讨袁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他拉起的队伍，发展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大革命失败后，贺龙不是党员，跟党走，率部参加南昌起义，并任起义总指挥。南昌起义后，在革命面临严重危机的紧急关头，贺龙入党。他不去苏联学习，主动要求回湖南农村组织工农武装，创建了洪湖和湘鄂西苏区，红军从小到大，发展成为红二军团。后来，立三路线派人来，使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受到很大损失，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王明路线又派夏曦来，否定创建根据地的领导人，搞肃反扩大化，杀害了许多优秀干部。贺龙一直坚持斗争，他们还企图加害于贺龙，斗争很残酷。红三军被迫退出洪湖和湘鄂西，转移到黔东。有人企图把这些严重错误和失败，加在贺龙头上，是完全不对的。
王震同志说：我和贺老总是在1934年红六军团、红三军会师时认识的。会师后，成立总指挥部，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总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湘鄂川黔省委、革命委员会、中央军委分会和省军区也陆续成立了。任弼时任省委书记，贺龙任军委分会主席、革命委员会主席和省军区司令员。任弼时很快纠正了夏曦的严重错误，红三军恢复二军团的番号。
王震同志说：贺龙和任弼时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任弼时很重视团结问题，他高度评价了贺龙和红二军团在洪湖、湘鄂西、黔东地区的英勇斗争、历史贡献和群众中的深厚基础，号召六军团的同志向二军团的同志好好学习。他提出今后两个军团的活动，要由二军团统一，他自己搬到二军团部，同贺龙住在一起。贺龙对团结问题想得很周到，他说：任弼时是中央代表，他的到来，使我们恢复了和党中央的联系，带来了中央红军的宝贵经验，给我们以无限的兴奋和力量。
王震同志说：我与贺老总初次见面，留下的印象很深。他是一位杰出的与群众密切联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位统帅与战士同甘苦的表率；是一位有卓越指挥才能的军事家。他党性强，大公无私，表里如一，对革命坚信不移，对困难从无畏惧，充满革命乐观主义。在1934年底，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指挥我们占领湘西五座县城，调动和钳制了敌人11个师又两个旅，出色地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突围的历史使命。
贺龙
1935年1月，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4月，胜利渡过金沙江，进入西康中甸地区。王震同志说：那时，因为同党中央失掉电讯联系，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中央的活动，我们都不知情，张国焘是以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朱、张的名义，电令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的。5月，我们分两路北上。任弼时、贺龙随二军团走左路，六军团走右路。6月3日，六军团于理化的甲洼，首先同红四方面军的三十二军会师。张国焘派罗炳辉、刘型来做工作，“工作团”送来《干部必读》的小册子，大讲反对“毛、洛、周、博”的“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有人要发下去，我说不能发，当场就烧掉了。我立即发电报，向任弼时、贺龙、关向应报告，他们都说：“不要发，烧得好！” 6月22日红六军团到甘孜后，见到了朱德、刘伯承和张国焘。张国焘使用种种手段，想把六军团拉过去，为己所用。他对六军团政委王震，又是请吃饭，又是送东西。王震同志回忆说：张国焘一见面问了问六军团长征的情况，接着就说，我很知道你呀！铁路工人出身，能打硬仗，很勇敢啊！他见我上衣口袋别着自来水笔，忙问是什么笔？给他看看。我说，是从一个国民党军官那里缴获来的。他说，是有名的派克笔呀！换给我用用吧！说着，拿出一把崭新的外国造手枪给我。临走时，他让战士牵来4匹马送给我。我心里明白，他是想拉扰我和六军团听他指挥。我们六军团是井冈山的游击队发展起来的，一开始就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战斗的，怎么能听你指挥去反中央呢！我回来后向朱老总作了汇报。朱老总说，给你的东西都收下，我们的行动还是听中央的。
张国焘派人做军团长萧克的工作，封官许愿。萧克同志回忆说：“当六军团六月三日在理化南之甲洼，与远道前来迎接我们的部队见面时，有的老战友对我说：张国焘与中央分裂了，责任在中央。我盲目地相信了。我本来对中央根据地的损失和一方面军在长征中的严重消耗与削弱有些不满，加上片面地听信了歪曲事实的说法，就把遵义会议前后中央的领导搞混淆了，曾在一些同志面前对中央表示过不满情绪，这是错误的。但当我见到朱总司令，他诚恳地向我说明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后，就改变了态度。这是我政治生活中一个最深刻的教训。”
王震同志说：在甘孜，朱老总找我和萧克谈话。他说，井冈山朱毛的争论，你（指萧克）是站在我这一边的，毛对，朱不对，如没有朱毛之争，就没有新旧之别，这个争论是很有意义的。王震同志说：1971年林彪死后，我和陈毅到朱德家去，又谈起这件事。朱老总说，井冈山的争论很有意义，一个新的，一个旧的，新的胜了旧的。陈老总还说，古田会议前我去上海向中央汇报，毛主席建议中央，不要开除陈独秀的党籍。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毛主席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王震同志说；在延安毛主席强调讲党史还是要讲陈独秀的历史功绩，要讲李大钊的历史功绩。
6月30日，红二军团在绒坝岔同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会师，7月2日到达甘孜。张国焘派陈昌浩来作报告。王震同志说：任弼时告诉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注意，让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号召抗日，不准讲反对毛周张博和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四方面军发的文件，一律不准往下发。陈昌浩听后，就不讲那些问题了。朱德和刘伯承及时地把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中央的真相，告诉任弼时和贺龙等同志。他们共同商议，如何想办法同张国焘作斗争，争取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
在甘孜，党中央电令红二、六军团组成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王震同志说：任弼时召开会议，报告国际国内形势，讲国际上要搞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国内要搞抗曰民族统一战线，在这有利的形势下，我们要北上抗日。任弼时对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会合红一方面军，起了领导推动作用。
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9月，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至甘南岷州地区，张国焘又提出西渡黄河，向青海、甘西发展的错误主张。王震回忆说：西北局在哈达铺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任弼时、朱德、贺龙、关向应、傅钟、陈昌浩和我，徐向前在前方指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上，多数人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计划，决定继续北上。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先后在甘肃会宁、宁夏将台堡会师，胜利完成长征。（编辑 王世英）
张国焘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王震同志谈党史，讲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任弼时、贺龙和张国焘等党史人物，虽然只是一些片断情况，但都是当时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大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
瑞金开会见毛主席
1983年10月13日，我们到王震校长家谈党史问题。王震同志说：今年是毛主席诞辰90周年，我作为毛主席领导下的一个老战士，想起了许多革命战争年代的往事。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1926年，毛主席从武昌回长沙，我们一路护送，一直送到清水塘。那时，我是粤汉铁路工人，是粤汉铁路工会岳长段分会执行委员、新河车站工人纠察队队长，名叫王正林。毛主席不知道王震就是那个王正林，后来谈起这件事，毛主席说：“还有你呀！”
1984年4月，是任弼时诞辰八十周年。王震同志对我们说：从1933年到1936年，我一直是在任弼时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我第一次见到任弼时，是在1931年的冬天。那时，我参加湘赣代表团前往瑞金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团在总政招待所刚刚住下，任弼时就来看望我们。他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只有27岁。他详细询问了湘赣苏区的工农群众和红军的斗争情形，我们如实作了汇报。他表情严肃，谈起话来却平易近人，初次见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震同志说：在大会开幕之前，任弼时把各代表团的党员组织起来学习，办了一个临时训练班，请毛主席、朱德和其他领导同志讲课。他亲自讲授党的建设课，通俗易懂地解释列宁的建党学说和中国党的建设经验。他说，中国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党一成立，就领导工人运动，走上政治舞台。他组织大家学习讨论苏区中央局关于健全党的组织生活的指示和关于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的指示。当时，几个苏区都发生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我们湘赣苏区到处抓AB团，使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任弼时讲课时，根据当时苏区中央局的认识，具体分析了肃反扩大化错误的表现和发生原因，提出了纠正错误的具体措施。
王震同志说：从瑞金开会回来，我向湘赣省委作了汇报。省委曾指示我去逮捕酃县县委书记张平化，我到酃县经过调查，认为张平化不仅不是AB团分子，还是一个坚定的好干部，就没有逮捕，只是调换了工作。不久，《苏区中央局关于肃反工作决议案》发下来了。省委根据苏区中央局的决定和任弼时的指示，把肃反停下来，采取一些措施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把那些被关押的没有确凿证据的AB团可疑分子都释放了。后来，省总工会委员长、投机分子刘士杰到中央苏区开工会会议，向中央诬告省委肃反不力，犯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于是，中央便撤销了湘赣省委书记王首道的职务，让刘士杰代理省委书记。接着，中央又派陈洪时为湘赣省委书记。他们改组省委后，掀起新的肃反高潮，把湘赣军区总指挥张启龙关进保卫局，把许多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干部抓起来，错杀了不少好干部，造成更加严重的局面。他们认为我也是AB团，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因为我在部队中有实权，影响大，还是一块金字招牌，他们没敢动我。 王震同志说：1933年5月，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来到湘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他经过调查研究，很快弄清情况，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一些错误，将王首道、张启龙等一批干部解放出来。他没有撤王首道等同志的职，而是把他们调回中央苏区学习去了。这在当时王明“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的。
王震同志说：任弼时主持湘赣苏区工作后，组成红六军团，辖十六师、十七师和十八师。红十七师，萧克任师长，蔡会文任政委，我是政治部主任。军团首长由红十七师领导兼任。不久，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了。1934年1月，中央军委电令红十七师北上，会合湘鄂赣的红十六师，出击南浔路，只留下红十八师坚持斗争，形势日趋严重。这时，我开完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从瑞金回到湘赣苏区，向省委汇报了中央在军事上的两种不同意见。省委开会讨论，分歧很大。任弼时没有说李德的意见不对，实际上是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他在中央苏区经历了二、三次反“围剿”战争，晓得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央红军是怎样打胜仗的。他说服省委和军区的其他领导同志，放弃单纯防御，而采取集中兵力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的运动战方针。他任命我为代理湘赣军区司令员和红十八师政委，全面负责湘赣苏区的反“围剿”战争。3月底，红十七师南归与红十八师汇合。4月5日，红军集中主力在永新的沙市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一举歼灭敌十五师的一个旅，活捉旅长侯鹏飞。这是湘赣苏区五次反“围剿”以来最大的胜利。
1934年7月底，奉中央军委电令，湘赣红军主力准备突围西征。8月，正式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任弼时为中央代表兼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萧克、王震为委员，萧克为军团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在任弼时的组织领导下，红六军团艰苦转战湘赣桂黔边，于10月24日在贵州东部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师。
正确评价贺龙的历史
1984年，在《贺龙年谱》编写过程中，王震同志对我们讲了正确评价贺龙的问题。
王震同志说：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拉起一支农民武装，名扬四海。过去，对这段历史没有很好宣传。反动派骂他“土匪”，国民党右派骂他“土匪”。“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也说他是“土匪出身”。贺龙资格老，影响大，是我军主要创始人之一，是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林彪不能容忍，他们一伙整贺老总，贺龙一戴高帽子，关起来，就不能讲话了。这个案，我们要翻过来，要实事求是，搞历史唯物主义。编写《贺龙年谱》，要把这个问题搞好。王震同志还亲自为《贺龙年谱》写序。
王震同志说：查查历史档案和报刊，看得就很清楚，贺龙早年就是一个民主革命者，是民主革命的活动家。1914年，他18岁时就参加了中华革命党。搞军队，我们湖南和孙中山一起从事革命的黄兴，没有搞起来。贺老总拉起队伍，不能不带有封建色彩，不能不考虑中国的国情。他还参加过讨袁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他拉起的队伍，发展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大革命失败后，贺龙不是党员，跟党走，率部参加南昌起义，并任起义总指挥。南昌起义后，在革命面临严重危机的紧急关头，贺龙入党。他不去苏联学习，主动要求回湖南农村组织工农武装，创建了洪湖和湘鄂西苏区，红军从小到大，发展成为红二军团。后来，立三路线派人来，使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受到很大损失，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王明路线又派夏曦来，否定创建根据地的领导人，搞肃反扩大化，杀害了许多优秀干部。贺龙一直坚持斗争，他们还企图加害于贺龙，斗争很残酷。红三军被迫退出洪湖和湘鄂西，转移到黔东。有人企图把这些严重错误和失败，加在贺龙头上，是完全不对的。
王震同志说：我和贺老总是在1934年红六军团、红三军会师时认识的。会师后，成立总指挥部，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总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湘鄂川黔省委、革命委员会、中央军委分会和省军区也陆续成立了。任弼时任省委书记，贺龙任军委分会主席、革命委员会主席和省军区司令员。任弼时很快纠正了夏曦的严重错误，红三军恢复二军团的番号。
王震同志说：贺龙和任弼时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任弼时很重视团结问题，他高度评价了贺龙和红二军团在洪湖、湘鄂西、黔东地区的英勇斗争、历史贡献和群众中的深厚基础，号召六军团的同志向二军团的同志好好学习。他提出今后两个军团的活动，要由二军团统一，他自己搬到二军团部，同贺龙住在一起。贺龙对团结问题想得很周到，他说：任弼时是中央代表，他的到来，使我们恢复了和党中央的联系，带来了中央红军的宝贵经验，给我们以无限的兴奋和力量。
王震同志说：我与贺老总初次见面，留下的印象很深。他是一位杰出的与群众密切联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位统帅与战士同甘苦的表率；是一位有卓越指挥才能的军事家。他党性强，大公无私，表里如一，对革命坚信不移，对困难从无畏惧，充满革命乐观主义。在1934年底，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指挥我们占领湘西五座县城，调动和钳制了敌人11个师又两个旅，出色地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突围的历史使命。
长征路遇张国焘
1935年1月，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4月，胜利渡过金沙江，进入西康中甸地区。王震同志说：那时，因为同党中央失掉电讯联系，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中央的活动，我们都不知情，张国焘是以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朱、张的名义，电令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的。5月，我们分两路北上。任弼时、贺龙随二军团走左路，六军团走右路。6月3日，六军团于理化的甲洼，首先同红四方面军的三十二军会师。张国焘派罗炳辉、刘型来做工作，“工作团”送来《干部必读》的小册子，大讲反对“毛、洛、周、博”的“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有人要发下去，我说不能发，当场就烧掉了。我立即发电报，向任弼时、贺龙、关向应报告，他们都说：“不要发，烧得好！” 6月22日红六军团到甘孜后，见到了朱德、刘伯承和张国焘。张国焘使用种种手段，想把六军团拉过去，为己所用。他对六军团政委王震，又是请吃饭，又是送东西。王震同志回忆说：张国焘一见面问了问六军团长征的情况，接着就说，我很知道你呀！铁路工人出身，能打硬仗，很勇敢啊！他见我上衣口袋别着自来水笔，忙问是什么笔？给他看看。我说，是从一个国民党军官那里缴获来的。他说，是有名的派克笔呀！换给我用用吧！说着，拿出一把崭新的外国造手枪给我。临走时，他让战士牵来4匹马送给我。我心里明白，他是想拉扰我和六军团听他指挥。我们六军团是井冈山的游击队发展起来的，一开始就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战斗的，怎么能听你指挥去反中央呢！我回来后向朱老总作了汇报。朱老总说，给你的东西都收下，我们的行动还是听中央的。
张国焘派人做军团长萧克的工作，封官许愿。萧克同志回忆说：“当六军团六月三日在理化南之甲洼，与远道前来迎接我们的部队见面时，有的老战友对我说：张国焘与中央分裂了，责任在中央。我盲目地相信了。我本来对中央根据地的损失和一方面军在长征中的严重消耗与削弱有些不满，加上片面地听信了歪曲事实的说法，就把遵义会议前后中央的领导搞混淆了，曾在一些同志面前对中央表示过不满情绪，这是错误的。但当我见到朱总司令，他诚恳地向我说明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后，就改变了态度。这是我政治生活中一个最深刻的教训。”
王震同志说：在甘孜，朱老总找我和萧克谈话。他说，井冈山朱毛的争论，你（指萧克）是站在我这一边的，毛对，朱不对，如没有朱毛之争，就没有新旧之别，这个争论是很有意义的。王震同志说：1971年林彪死后，我和陈毅到朱德家去，又谈起这件事。朱老总说，井冈山的争论很有意义，一个新的，一个旧的，新的胜了旧的。陈老总还说，古田会议前我去上海向中央汇报，毛主席建议中央，不要开除陈独秀的党籍。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毛主席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王震同志说；在延安毛主席强调讲党史还是要讲陈独秀的历史功绩，要讲李大钊的历史功绩。
6月30日，红二军团在绒坝岔同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会师，7月2日到达甘孜。张国焘派陈昌浩来作报告。王震同志说：任弼时告诉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注意，让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号召抗日，不准讲反对毛周张博和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四方面军发的文件，一律不准往下发。陈昌浩听后，就不讲那些问题了。朱德和刘伯承及时地把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中央的真相，告诉任弼时和贺龙等同志。他们共同商议，如何想办法同张国焘作斗争，争取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
在甘孜，党中央电令红二、六军团组成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王震同志说：任弼时召开会议，报告国际国内形势，讲国际上要搞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国内要搞抗曰民族统一战线，在这有利的形势下，我们要北上抗日。任弼时对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会合红一方面军，起了领导推动作用。
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9月，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至甘南岷州地区，张国焘又提出西渡黄河，向青海、甘西发展的错误主张。王震回忆说：西北局在哈达铺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任弼时、朱德、贺龙、关向应、傅钟、陈昌浩和我，徐向前在前方指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上，多数人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计划，决定继续北上。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先后在甘肃会宁、宁夏将台堡会师，胜利完成长征。（编辑 王世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