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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初年，清政府开始对东北实行严厉的封禁：加大对陆、海路的监控，严格限制内地民人移居东北;加强对东北流民的管理，严令东北民人就地入籍;扩大对东北民人经济活动的管制，严禁民人私垦、私采和私伐。但是，内地民人依然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东北。加之清政府也在内地灾歉之年默许内地民人前往东北谋生，所以，尽管政府实行所谓的封禁，但内地民人前往东北乃至奉天地区的潮流并没有被完全抑制住。同时，这一时期清政府组织京旗迁移东北，进行屯垦，也成为东北农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内地民人不断进入奉天地区，民人开垦的地亩不断增加。奉天地区的官庄也在增加，一些原来的官牧场也开始尝试着被开辟为农田，从而在莽莽荒野上开辟出一个个新的居民点和片片新农田。随着人口繁衍，当地的聚落越来越大，人类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大，影响强度也随之增大。奉天地区的农业生态发展又出现了前一阶段所没有的新特点，民众的开垦地区不再限于一般的森林和旷野，其扩展方向还向草原、围场和牧场等地区发展。封禁不仅没能达到目的，旧有的禁区也被部分冲破。所有上述经济活动，均继续改变着奉天地区的生态环境。
总之，封禁时期奉天地区耕地不断增长，伴随着农业生态的扩展和人类新聚居区的建立，奉天地区大自然的原始生态区域也随之不断缩小和改变。
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政府又允许盛京九处山场拨给沿边站丁承办砍伐。乾隆二十五年（1760），盛京所属砍木山场发展到二十一处。嘉庆十三年（1808）清廷在靠近山区地方设置“伐木山场”，规定在兴京（今新宾满族自治县）附近设立伐木山场9处，在开原设3处，在辽阳设2处，在凤凰城（今凤城市）设6处，共计22处。盛京将军通过主管林业的盛京工部发放采伐林木“官票”，作为地方财政来源之一。由于大量采伐，辽东山地森林被毁现象日甚一日。
未取得政府允许的流民，他们的私垦、私采、私伐也从未停止过。虽然清政府三令五申严令卡伦官兵缉拿流民进入该地从事私伐，并采取一旦查获就焚烧窝棚，进行驱赶等严厉的措施，但是一些官兵还是联合流民从事砍伐木植活动。鸭绿江右岸的盛京围场内被潜入的流民私自开垦。这里环境恶劣，如要生存，必须砍伐树木搭盖房屋，开垦土地。实际上，流民不仅尽可能地开垦土地，还砍伐树木出卖以换取更多的生活物资。兴京、凤凰城边门以外偷砍偷运官山树木被查获之案不断发生。
随着移民的不断增加和山地毁垦日趋穷尽，人们又把目光转向了清王朝封禁之地——“三大牧场”，迫使清政府对牧马地交替实施封禁和放垦。因为清政府对养息牧厂和大凌河牧场的部分放垦，无论附近的旗人还是应招的民人，他们均已取得了政府的合法开垦许可。经过数年努力，两大围场已经被开垦出数千余顷农田，而这些农田原本均是牧场。大凌河牧场之放荒尤着。大凌河牧场以大凌河为界分为东西两处。乾隆五十六年（1791），朝廷准许开垦大凌河东牧场荒地30多万亩;嘉庆十七年（1812），大凌河西牧场试垦11.58万亩;道光六年（1826），朝廷又下令东牧场招旗人佃垦。奉天西部地区大、小凌河牧场的开垦，改牧场草原为农田耕地，莽莽原野辟为新的屯垦地区。
总之，广大民众对草原、围场和牧场的垦殖改变了当地的原有生态环境，影响到当地原来的经济形态。人进林退，农田增加，牧场和草地减少，短期内可以取得粮食丰收的经济效益，但从长期来看会破坏当地的生态平衡，从而引发草地沙化、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生态危害。砍伐树木、开垦草原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生态系统，从而影响到该地区的生态环境。
经过长时间的开发，奉天地区很多地方的草原和树林被垦成了农田，改变了原来的生态环境。天然植被大幅减少，不利于水土涵养，容易暴发水灾和旱灾。这一时期的自然灾害不仅类型多样，且暴发频率大增。
首先洪水灾害频率大增，其中以辽河流域最为显着。辽河流域水系繁多，且地势较低，一旦发生洪水，辽河中下游诸多地区均遭水灾。以嘉庆十一年（1806）为例，是年五月，浑河、辽河、大凌河等流域连遭两日暴雨，河流水位猛涨，辽河中下游广大地区遭洪水袭击。此次受灾地区北至铁岭、承德，南至海城、盖平，东起抚顺，西至锦县、广宁一线。
自康熙朝后，原本是蒙古族游牧的辽西山区逐渐出现农垦，加之清政府和民间在辽西山区砍伐树木，烧制木炭，当地植物覆盖率下降。缺乏植被对雨水的吸收和固土护沙，河流更加容易泛滥。以大凌河为例，嘉庆二十三年（1818）、二十四年（1819）、二十五年（1820）连续三年均发大水，造成锦州、义县和广宁地区连遭灾害。锦州城外的小凌河在锦州境内仅仅一百五十余里，河两岸俱系低洼浅滩。嘉庆十三年（1808）时，当地阴雨连绵，山水汇流而下，锦州城外顿成泽国，355间房屋被毁。本来就地势低下的辽河下游平原一到雨季更是变成泽国，当地遭受水灾的记载不绝于史。
其次，往往是多种灾害迭次发生，一般是旱灾过后就是虫灾，或者春季旱灾后秋季又是洪水，或者大风与冰雹伴随发生，这种多种灾害前后相继暴发，特别是春秋二季均发生灾害，就给当地造成严重的后果。
由于奉天地区自然环境基础较好，“封禁”虽然未达到效果，但是仍然部分发挥了作用，所以这一时期奉天地区的自然环境虽遭很大破坏，但是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平衡，据乾隆《盛京通志》所载“自盛京西至广宁，地势洼下，向当夏秋之际，霖潦纵横，车马泞滞”，1“辽泽”这一原生态自然景观仍然大面积地存在。奉天地区原始森林植被破坏后，部分地域次生林带却随之兴起，因此到清代中叶，奉天地区的森林植被仍然比较丰富。
参考文献：
[1]（清）阿桂等修、刘谨之等撰：（乾隆）《盛京通志》卷十六，《天章七·皇上圣制·疊道叠戊戌诗韵》，沈阳：辽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页.
随着内地民人不断进入奉天地区，民人开垦的地亩不断增加。奉天地区的官庄也在增加，一些原来的官牧场也开始尝试着被开辟为农田，从而在莽莽荒野上开辟出一个个新的居民点和片片新农田。随着人口繁衍，当地的聚落越来越大，人类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大，影响强度也随之增大。奉天地区的农业生态发展又出现了前一阶段所没有的新特点，民众的开垦地区不再限于一般的森林和旷野，其扩展方向还向草原、围场和牧场等地区发展。封禁不仅没能达到目的，旧有的禁区也被部分冲破。所有上述经济活动，均继续改变着奉天地区的生态环境。
总之，封禁时期奉天地区耕地不断增长，伴随着农业生态的扩展和人类新聚居区的建立，奉天地区大自然的原始生态区域也随之不断缩小和改变。
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政府又允许盛京九处山场拨给沿边站丁承办砍伐。乾隆二十五年（1760），盛京所属砍木山场发展到二十一处。嘉庆十三年（1808）清廷在靠近山区地方设置“伐木山场”，规定在兴京（今新宾满族自治县）附近设立伐木山场9处，在开原设3处，在辽阳设2处，在凤凰城（今凤城市）设6处，共计22处。盛京将军通过主管林业的盛京工部发放采伐林木“官票”，作为地方财政来源之一。由于大量采伐，辽东山地森林被毁现象日甚一日。
未取得政府允许的流民，他们的私垦、私采、私伐也从未停止过。虽然清政府三令五申严令卡伦官兵缉拿流民进入该地从事私伐，并采取一旦查获就焚烧窝棚，进行驱赶等严厉的措施，但是一些官兵还是联合流民从事砍伐木植活动。鸭绿江右岸的盛京围场内被潜入的流民私自开垦。这里环境恶劣，如要生存，必须砍伐树木搭盖房屋，开垦土地。实际上，流民不仅尽可能地开垦土地，还砍伐树木出卖以换取更多的生活物资。兴京、凤凰城边门以外偷砍偷运官山树木被查获之案不断发生。
随着移民的不断增加和山地毁垦日趋穷尽，人们又把目光转向了清王朝封禁之地——“三大牧场”，迫使清政府对牧马地交替实施封禁和放垦。因为清政府对养息牧厂和大凌河牧场的部分放垦，无论附近的旗人还是应招的民人，他们均已取得了政府的合法开垦许可。经过数年努力，两大围场已经被开垦出数千余顷农田，而这些农田原本均是牧场。大凌河牧场之放荒尤着。大凌河牧场以大凌河为界分为东西两处。乾隆五十六年（1791），朝廷准许开垦大凌河东牧场荒地30多万亩;嘉庆十七年（1812），大凌河西牧场试垦11.58万亩;道光六年（1826），朝廷又下令东牧场招旗人佃垦。奉天西部地区大、小凌河牧场的开垦，改牧场草原为农田耕地，莽莽原野辟为新的屯垦地区。
总之，广大民众对草原、围场和牧场的垦殖改变了当地的原有生态环境，影响到当地原来的经济形态。人进林退，农田增加，牧场和草地减少，短期内可以取得粮食丰收的经济效益，但从长期来看会破坏当地的生态平衡，从而引发草地沙化、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生态危害。砍伐树木、开垦草原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生态系统，从而影响到该地区的生态环境。
经过长时间的开发，奉天地区很多地方的草原和树林被垦成了农田，改变了原来的生态环境。天然植被大幅减少，不利于水土涵养，容易暴发水灾和旱灾。这一时期的自然灾害不仅类型多样，且暴发频率大增。
首先洪水灾害频率大增，其中以辽河流域最为显着。辽河流域水系繁多，且地势较低，一旦发生洪水，辽河中下游诸多地区均遭水灾。以嘉庆十一年（1806）为例，是年五月，浑河、辽河、大凌河等流域连遭两日暴雨，河流水位猛涨，辽河中下游广大地区遭洪水袭击。此次受灾地区北至铁岭、承德，南至海城、盖平，东起抚顺，西至锦县、广宁一线。
自康熙朝后，原本是蒙古族游牧的辽西山区逐渐出现农垦，加之清政府和民间在辽西山区砍伐树木，烧制木炭，当地植物覆盖率下降。缺乏植被对雨水的吸收和固土护沙，河流更加容易泛滥。以大凌河为例，嘉庆二十三年（1818）、二十四年（1819）、二十五年（1820）连续三年均发大水，造成锦州、义县和广宁地区连遭灾害。锦州城外的小凌河在锦州境内仅仅一百五十余里，河两岸俱系低洼浅滩。嘉庆十三年（1808）时，当地阴雨连绵，山水汇流而下，锦州城外顿成泽国，355间房屋被毁。本来就地势低下的辽河下游平原一到雨季更是变成泽国，当地遭受水灾的记载不绝于史。
其次，往往是多种灾害迭次发生，一般是旱灾过后就是虫灾，或者春季旱灾后秋季又是洪水，或者大风与冰雹伴随发生，这种多种灾害前后相继暴发，特别是春秋二季均发生灾害，就给当地造成严重的后果。
由于奉天地区自然环境基础较好，“封禁”虽然未达到效果，但是仍然部分发挥了作用，所以这一时期奉天地区的自然环境虽遭很大破坏，但是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平衡，据乾隆《盛京通志》所载“自盛京西至广宁，地势洼下，向当夏秋之际，霖潦纵横，车马泞滞”，1“辽泽”这一原生态自然景观仍然大面积地存在。奉天地区原始森林植被破坏后，部分地域次生林带却随之兴起，因此到清代中叶，奉天地区的森林植被仍然比较丰富。
参考文献：
[1]（清）阿桂等修、刘谨之等撰：（乾隆）《盛京通志》卷十六，《天章七·皇上圣制·疊道叠戊戌诗韵》，沈阳：辽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