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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璧先生(1908—1997)于20世三纪20年代末进入以出版《良友》画报闻名海内外的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9年起先后在上海、桂林、重庆主持良友复兴图书公司；1946年末与老舍合作成立晨光出版公司，任总经理兼总编辑；1949年后曾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上海版协副主席、中国版协副主席，1990年获第二届韬奋出版奖。赵家璧先生一生从事出版工作，曾主持“良友文学丛书”、“良友文库”、《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晨光文学丛书”、“晨光世界文学丛书”等图书的编辑和出版。
作为20世纪中国最知名的编辑家、出版家之一，晚年的赵家璧以系列回忆录为我们留下了他的编辑足迹。赵先生1977年开始写编辑生涯的回忆文章，陆续出版了5个集子：《编辑生涯忆鲁迅》(1981)、《编辑忆旧》(1984)、《回顾与展望》(1986)、《书比人长寿》(1988)、《文坛故旧录》(1991)。这些作品不仅为研究现代文学史和出版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且让我们在赵老60多年的编辑生涯中学到不少经验。借鉴这些宝贵的经验，对我们更好地做好编辑出版工作是十分有益的。
一 编辑与作者的书外情谊
作者写的书与编辑编的书一是编辑与作者关系最重要的中介，《文坛故旧录》追忆了作者与蔡元培、鲁迅、茅盾、叶圣陶、巴金、胡愈之、夏衍、葛琴、罗洪、徐梵澄等师友的交往，尤其是以大量笔墨细致地讲述了与老舍、靳以、郁达夫这三位现代作家之间的情谊，勾绘出《四世同堂》、《闲书》、《总退却》、《尼采自传》、《新中国版画集》、《美国文学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日译本)等图书出版背后的种种细节。除此之外，但该书展示的编辑与作者之间的书外情谊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编辑给予作者温情关怀的例子举不胜举。据赵家璧回忆，动荡的年代里不少作者是靠出版社借支稿费渡过生活难关的。例如，赵家璧编辑、出版丁玲的小说《母亲》时，丁玲正身处狱中，版税不能自取，赵先生则将全部版税分批汇寄给丁玲的母亲，解决了丁母生活的困难。
其次，编辑与作者的宝贵情谊，还表现在对新人的发现、培养和扶持上。民国出版史上有不少编坛“伯乐”的事例，如宗白华“发现”郭沫若，叶圣陶“发现”巴金，丁玲、巴金“发现”曹禺。编辑的“发现”与赏识，给原本默默无闻的作者以莫大的精神鼓励，为其以后的创作人生增添了重要的勇气和信心。丁玲在回顾自己的文学道路时，对当初叶圣陶在众多来稿中发现了她的处女作《梦珂》，并在《小说月报》头版位置予以发表的举动表达了内心的感激：“要不是您发表我的小说，我也许就不走这条路。”
第三，编辑与作者的书外情谊还延伸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文艺沙龙式的聚会是民国时代编辑与作者交往的方式之一，那时上海人饮下午茶成为风气。上海文艺期刊中，有近10位关系比较接近的青年编辑，如萧乾、黄源、靳以、黎烈文等每周约一些作者一起饮茶聊天，谈天说地中更多关注的是文艺界的情况，在互通消息、交流作品中酝酿着一项又一项的编辑、出版计划，这样的文艺沙龙在当时并不鲜见。
正是编辑与作者之间有着深厚的书外情谊，作者也才可能更多地为编辑着想，关心着编辑的工作。身为作者的鲁迅先生写给作为编辑的赵家璧的信，仅《鲁迅全集》中收录的就有49封。忙碌的鲁迅甚至在看到赵家璧供职的出版公司所出的图书在排版上存在技术上的小瑕疵时，还专门写信给赵家璧出主意：“今天翻翻良友公司所出的书，想起了一件事——书的每行的头上，倘是圈，点，虚线，括弧的下半的时候，是很不好看的。我先前做校对时，想了一种方法，就是在上一行里，分嵌四个‘四开’，那么，就有一个字挤到下一行去，好看得多了。不知可以告知校对先生，以供采择否?”有鲁迅这样热心、细心的作者的全力支持，作为编辑的赵家璧还有什么理由不把编辑工作做得更好呢?
编辑与作者之间这种融洽关系，在民国时期的文化界形成了一种尊重编辑的良好氛围。如今一个籍籍无名的小编辑代作者向名家索序或题字，估计成功率不会太高，而当年的赵家璧却屡试不爽。刚刚走出大学校门在良友图书公司任编辑的赵家璧，与蔡元培既无师生之谊，又素不相识，5次慕名致信蔡元培，请求为自己编辑的书题写书名和写序言，而蔡元培有求必应，从未拒绝。堪称文化大腕的蔡元培对一个不相识的青年编辑的信任和支持，如今读来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事实上，正是编辑与作者的良好关系成就了作为编辑家、出版家的赵家璧。没有那么多名家的倾力支持，很难想象赵家璧所策划的丛书能获得那么大的反响。赵家璧在总结自己编辑生涯时，满怀深情地说：“得不到作家的支持，编辑将束手无策，一事无成!”
二 编辑只是为作者做嫁衣裳吗?
谈到编辑的职业定位，我们更多强调的是编辑的牺牲和奉献。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在读到一部好书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为作者的智慧和才华击节，而很少关注为这本好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汗水的编辑。尤其是那些畅销书，作者获得巨大的荣耀，甚至在鲜花、掌声和镁光灯中成为文化明星，而幕后的编辑即便在圈子里获得了大奖在大众层面上往往还是默默无闻的。从这个层面上看，编辑的工作确实是牺牲和奉献，就如行内最流行的说法“为他人做嫁衣裳”。但读了赵家璧的《文坛故旧录》后，我却忍不住追问：编辑只是为作者做嫁衣裳吗?
看看当年的赵家璧，作为一个编辑，在文化界根本说不上名气的他，几乎在跟那个时代最有才华的文化人都打过交道。看看《文坛故旧录》写到的这些人，鲁迅、蔡元培、茅盾、老舍、巴金、夏衍、叶圣陶、胡愈之、郁达夫、徐志摩、郑伯奇……这些可谓如雷贯耳的文化名人不仅仅作为作者与作为编辑的赵家璧保持着工作联系，不少还成了他的朋友。正是编辑这个特殊职业，使年轻无名的赵家璧有机会和那个时代最有创造力的一群人共事，结交着著名的作家、教育家以及各式各样的颇具影响力的人物，这其实就是在修一门不必付费的终身学习课程。而且，修这门课的时候不但能领到薪水，而且还可以在知识和心灵上得到无法衡量的满足。这正如美国资深编辑格罗斯所言，编辑其实是一种能让你获益良多的事业，和当作家一样，能发挥创造力、想象力和带来满足感。赵家璧正是在与这些重量级人物的交往过程中不断历练自己，不断提高自己而成长为著名编辑家、出版家的。那个年代，先做编辑后成学者或作家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如胡愈之、茅盾、叶圣陶、郑振铎等等，这也可以看出编辑工作对一个人的助益。
事实上，编辑不单是被动地为作者提供服务，而是介入到作者的创造 性劳动过程中。理想的作者与编辑的关系是相互肯定、尊重、欣赏，并且在才能上是互补的，这种关系才能造就出最好的书。赵家璧最活跃的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邹韬奋、张元济、王云五、叶圣陶等编辑出版大家。他们作为编辑的典范形象印入人们的心中，因为他们的编辑形象表征着：编辑是作者的朋友，是挖矿人，是魔术师，是一位愉快的同伴，他们对于作者和书籍总给予永不懈怠、英雄式的专注和投入，诠释了“最好的编辑所代表的不是最多的编辑或最少的编辑，而是编辑到什么程度最能让作者的作品放出最耀眼的光彩……”
叶圣陶在《出版史料与出版事业》中，甚至还把出版事业与教育事业相提并论，认为“书刊无论是深的，浅的通俗的，专门的，总之影响人们的见识和思想，你不是在当人们的教师吗?”而且，据赵家璧回忆，叶圣陶对他自己的编辑工作也从不低估，作为著名文学家、教育家的叶圣陶多次说过这样的话：“作家不是我的职业。”“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这对我们编辑同人来说，有这样的前辈，站在我们队伍的前列，不只是感到光荣和骄傲，更应该从叶圣陶对编辑工作的定位中，充分认识到，编辑工作的价值和意义，远不只是为作者做嫁衣裳。
三 编辑的“催作者上轿”之功
在《文坛故旧录》中的《忆往事学叶圣老》这篇文章中，赵家璧特意强调指出，叶圣陶在自己的短篇小说集《四三集》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印在这本集子里的几篇东西，同以前的东西一样，都是由杂志编者逼出来的。信来了不止一封，看过之后，记在心上，好比一笔债务，总得还清了才安心……末了，对于‘催逼’我出版为本集子的赵家璧先生谨致感谢。”叶老提到编辑当年逼他早日交稿之事，“催逼”二字加了引号，富有寓意，这正表述了作者当年对青年编辑爱护、宽容和同情之心。编辑向作者催逼文稿，这是一种责任心的表现，而且有时也会对作者起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有的好文章，往往是由编辑逼出来的。“催人上轿”也可算是编辑一功。
编辑之所以具备“催作者上轿”之功，除了编辑与作者之间有着深厚的书外情谊，相当地了解作者的知识背景和研究现状等等之外，更重要的是，编辑自身不只是一个编辑匠，而应该是一个能够与作者平等对话的学养丰富的编辑家。其实，中国现代出版的发轫期，大凡编辑家，都是学有所长的学者大家。那时候做编辑的大多是作家、艺术家、学问家，出版领域汇聚了大量的文化精英，例如鲁迅、巴金、茅盾、叶圣陶、丰子恺、赵景深、傅彬然等等，他们大都办过出版社、杂志、报纸，做过编辑。那么多的大家、学者、文人做编辑做出版人。可以说，那段历史是中国民族出版业的辉煌。
以“杂家”面貌出现的编辑，往往满足于编辑出版专业技能的实践应用，而偏废了其他知识学养的更新与积淀。一个十八般武艺俱全的编辑，如果没有一定的学养，“为他人做嫁衣”即使做得最好，也只能说是一名成功的“编辑匠”，而非“编辑家”。作为一项智力性劳动，编辑出版工作非学养深厚者不能胜任。这种学养，不单单是指编辑出版工作的专业技能，更多的是指术有专长，业有专攻。一个编辑如果同时是本学科或专业的学者，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而且作为“见多识广”的编辑又有较宏观的学术视野，密切关注其他领域乃至其他学科的研究动态，比一般的作者更有问题意识，更善于在学术现象和学术研究中发现问题，从而引导学术研究的方向，推动学术活动的开展，当然也就更具“催作者上轿”之功。
赵家璧回忆中的编辑与作者关系，非常让人心仪。“作者和编辑紧密地形成一种共生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信任和开诚布公是必需品，如此才能建立起富于创造力和生产力的长远关系。”共处于一个文化生态圈中的编辑与作者的关系，大而言之，关涉到一个民族文化创造力和生产力的百年大业，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作为20世纪中国最知名的编辑家、出版家之一，晚年的赵家璧以系列回忆录为我们留下了他的编辑足迹。赵先生1977年开始写编辑生涯的回忆文章，陆续出版了5个集子：《编辑生涯忆鲁迅》(1981)、《编辑忆旧》(1984)、《回顾与展望》(1986)、《书比人长寿》(1988)、《文坛故旧录》(1991)。这些作品不仅为研究现代文学史和出版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且让我们在赵老60多年的编辑生涯中学到不少经验。借鉴这些宝贵的经验，对我们更好地做好编辑出版工作是十分有益的。
一 编辑与作者的书外情谊
作者写的书与编辑编的书一是编辑与作者关系最重要的中介，《文坛故旧录》追忆了作者与蔡元培、鲁迅、茅盾、叶圣陶、巴金、胡愈之、夏衍、葛琴、罗洪、徐梵澄等师友的交往，尤其是以大量笔墨细致地讲述了与老舍、靳以、郁达夫这三位现代作家之间的情谊，勾绘出《四世同堂》、《闲书》、《总退却》、《尼采自传》、《新中国版画集》、《美国文学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日译本)等图书出版背后的种种细节。除此之外，但该书展示的编辑与作者之间的书外情谊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编辑给予作者温情关怀的例子举不胜举。据赵家璧回忆，动荡的年代里不少作者是靠出版社借支稿费渡过生活难关的。例如，赵家璧编辑、出版丁玲的小说《母亲》时，丁玲正身处狱中，版税不能自取，赵先生则将全部版税分批汇寄给丁玲的母亲，解决了丁母生活的困难。
其次，编辑与作者的宝贵情谊，还表现在对新人的发现、培养和扶持上。民国出版史上有不少编坛“伯乐”的事例，如宗白华“发现”郭沫若，叶圣陶“发现”巴金，丁玲、巴金“发现”曹禺。编辑的“发现”与赏识，给原本默默无闻的作者以莫大的精神鼓励，为其以后的创作人生增添了重要的勇气和信心。丁玲在回顾自己的文学道路时，对当初叶圣陶在众多来稿中发现了她的处女作《梦珂》，并在《小说月报》头版位置予以发表的举动表达了内心的感激：“要不是您发表我的小说，我也许就不走这条路。”
第三，编辑与作者的书外情谊还延伸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文艺沙龙式的聚会是民国时代编辑与作者交往的方式之一，那时上海人饮下午茶成为风气。上海文艺期刊中，有近10位关系比较接近的青年编辑，如萧乾、黄源、靳以、黎烈文等每周约一些作者一起饮茶聊天，谈天说地中更多关注的是文艺界的情况，在互通消息、交流作品中酝酿着一项又一项的编辑、出版计划，这样的文艺沙龙在当时并不鲜见。
正是编辑与作者之间有着深厚的书外情谊，作者也才可能更多地为编辑着想，关心着编辑的工作。身为作者的鲁迅先生写给作为编辑的赵家璧的信，仅《鲁迅全集》中收录的就有49封。忙碌的鲁迅甚至在看到赵家璧供职的出版公司所出的图书在排版上存在技术上的小瑕疵时，还专门写信给赵家璧出主意：“今天翻翻良友公司所出的书，想起了一件事——书的每行的头上，倘是圈，点，虚线，括弧的下半的时候，是很不好看的。我先前做校对时，想了一种方法，就是在上一行里，分嵌四个‘四开’，那么，就有一个字挤到下一行去，好看得多了。不知可以告知校对先生，以供采择否?”有鲁迅这样热心、细心的作者的全力支持，作为编辑的赵家璧还有什么理由不把编辑工作做得更好呢?
编辑与作者之间这种融洽关系，在民国时期的文化界形成了一种尊重编辑的良好氛围。如今一个籍籍无名的小编辑代作者向名家索序或题字，估计成功率不会太高，而当年的赵家璧却屡试不爽。刚刚走出大学校门在良友图书公司任编辑的赵家璧，与蔡元培既无师生之谊，又素不相识，5次慕名致信蔡元培，请求为自己编辑的书题写书名和写序言，而蔡元培有求必应，从未拒绝。堪称文化大腕的蔡元培对一个不相识的青年编辑的信任和支持，如今读来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事实上，正是编辑与作者的良好关系成就了作为编辑家、出版家的赵家璧。没有那么多名家的倾力支持，很难想象赵家璧所策划的丛书能获得那么大的反响。赵家璧在总结自己编辑生涯时，满怀深情地说：“得不到作家的支持，编辑将束手无策，一事无成!”
二 编辑只是为作者做嫁衣裳吗?
谈到编辑的职业定位，我们更多强调的是编辑的牺牲和奉献。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在读到一部好书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为作者的智慧和才华击节，而很少关注为这本好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汗水的编辑。尤其是那些畅销书，作者获得巨大的荣耀，甚至在鲜花、掌声和镁光灯中成为文化明星，而幕后的编辑即便在圈子里获得了大奖在大众层面上往往还是默默无闻的。从这个层面上看，编辑的工作确实是牺牲和奉献，就如行内最流行的说法“为他人做嫁衣裳”。但读了赵家璧的《文坛故旧录》后，我却忍不住追问：编辑只是为作者做嫁衣裳吗?
看看当年的赵家璧，作为一个编辑，在文化界根本说不上名气的他，几乎在跟那个时代最有才华的文化人都打过交道。看看《文坛故旧录》写到的这些人，鲁迅、蔡元培、茅盾、老舍、巴金、夏衍、叶圣陶、胡愈之、郁达夫、徐志摩、郑伯奇……这些可谓如雷贯耳的文化名人不仅仅作为作者与作为编辑的赵家璧保持着工作联系，不少还成了他的朋友。正是编辑这个特殊职业，使年轻无名的赵家璧有机会和那个时代最有创造力的一群人共事，结交着著名的作家、教育家以及各式各样的颇具影响力的人物，这其实就是在修一门不必付费的终身学习课程。而且，修这门课的时候不但能领到薪水，而且还可以在知识和心灵上得到无法衡量的满足。这正如美国资深编辑格罗斯所言，编辑其实是一种能让你获益良多的事业，和当作家一样，能发挥创造力、想象力和带来满足感。赵家璧正是在与这些重量级人物的交往过程中不断历练自己，不断提高自己而成长为著名编辑家、出版家的。那个年代，先做编辑后成学者或作家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如胡愈之、茅盾、叶圣陶、郑振铎等等，这也可以看出编辑工作对一个人的助益。
事实上，编辑不单是被动地为作者提供服务，而是介入到作者的创造 性劳动过程中。理想的作者与编辑的关系是相互肯定、尊重、欣赏，并且在才能上是互补的，这种关系才能造就出最好的书。赵家璧最活跃的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邹韬奋、张元济、王云五、叶圣陶等编辑出版大家。他们作为编辑的典范形象印入人们的心中，因为他们的编辑形象表征着：编辑是作者的朋友，是挖矿人，是魔术师，是一位愉快的同伴，他们对于作者和书籍总给予永不懈怠、英雄式的专注和投入，诠释了“最好的编辑所代表的不是最多的编辑或最少的编辑，而是编辑到什么程度最能让作者的作品放出最耀眼的光彩……”
叶圣陶在《出版史料与出版事业》中，甚至还把出版事业与教育事业相提并论，认为“书刊无论是深的，浅的通俗的，专门的，总之影响人们的见识和思想，你不是在当人们的教师吗?”而且，据赵家璧回忆，叶圣陶对他自己的编辑工作也从不低估，作为著名文学家、教育家的叶圣陶多次说过这样的话：“作家不是我的职业。”“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这对我们编辑同人来说，有这样的前辈，站在我们队伍的前列，不只是感到光荣和骄傲，更应该从叶圣陶对编辑工作的定位中，充分认识到，编辑工作的价值和意义，远不只是为作者做嫁衣裳。
三 编辑的“催作者上轿”之功
在《文坛故旧录》中的《忆往事学叶圣老》这篇文章中，赵家璧特意强调指出，叶圣陶在自己的短篇小说集《四三集》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印在这本集子里的几篇东西，同以前的东西一样，都是由杂志编者逼出来的。信来了不止一封，看过之后，记在心上，好比一笔债务，总得还清了才安心……末了，对于‘催逼’我出版为本集子的赵家璧先生谨致感谢。”叶老提到编辑当年逼他早日交稿之事，“催逼”二字加了引号，富有寓意，这正表述了作者当年对青年编辑爱护、宽容和同情之心。编辑向作者催逼文稿，这是一种责任心的表现，而且有时也会对作者起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有的好文章，往往是由编辑逼出来的。“催人上轿”也可算是编辑一功。
编辑之所以具备“催作者上轿”之功，除了编辑与作者之间有着深厚的书外情谊，相当地了解作者的知识背景和研究现状等等之外，更重要的是，编辑自身不只是一个编辑匠，而应该是一个能够与作者平等对话的学养丰富的编辑家。其实，中国现代出版的发轫期，大凡编辑家，都是学有所长的学者大家。那时候做编辑的大多是作家、艺术家、学问家，出版领域汇聚了大量的文化精英，例如鲁迅、巴金、茅盾、叶圣陶、丰子恺、赵景深、傅彬然等等，他们大都办过出版社、杂志、报纸，做过编辑。那么多的大家、学者、文人做编辑做出版人。可以说，那段历史是中国民族出版业的辉煌。
以“杂家”面貌出现的编辑，往往满足于编辑出版专业技能的实践应用，而偏废了其他知识学养的更新与积淀。一个十八般武艺俱全的编辑，如果没有一定的学养，“为他人做嫁衣”即使做得最好，也只能说是一名成功的“编辑匠”，而非“编辑家”。作为一项智力性劳动，编辑出版工作非学养深厚者不能胜任。这种学养，不单单是指编辑出版工作的专业技能，更多的是指术有专长，业有专攻。一个编辑如果同时是本学科或专业的学者，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而且作为“见多识广”的编辑又有较宏观的学术视野，密切关注其他领域乃至其他学科的研究动态，比一般的作者更有问题意识，更善于在学术现象和学术研究中发现问题，从而引导学术研究的方向，推动学术活动的开展，当然也就更具“催作者上轿”之功。
赵家璧回忆中的编辑与作者关系，非常让人心仪。“作者和编辑紧密地形成一种共生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信任和开诚布公是必需品，如此才能建立起富于创造力和生产力的长远关系。”共处于一个文化生态圈中的编辑与作者的关系，大而言之，关涉到一个民族文化创造力和生产力的百年大业，值得我们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