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4月20日“文1”邮票问世，这套11枚的邮票，除了第一枚是毛泽东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招手的彩照外，其余10枚全是“金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当时的报纸上称这套邮票是“邮票发行局的革命职工起来造走资派的反，和北京邮票厂的革命工人一起，冲破重重障碍，终于成功地设计出来”的。可见“文1”的问世使新中国极富特色的邮票志号被迫中断，也松动乃至打乱了邮票选题、设计到印刷发行一整套严密的规章制度。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邮票完全被“红海洋”所席卷。此后邮票的选题、设计和印刷不时处在一种近乎无政府主义的状态之中，多次出现了争分夺秒将毛泽东的画像和“最新指示”搬上邮票的情况。这一情况在1968年7月20日至8月18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发行了《文10·毛主席最新指示》、《文11·林彪题词》、《文12·毛主席去安源》、《文13·毛主席最新指示》等4套邮票，其中“文13”是在“最新指示”宣布的当天，由邮票厂的工人自行将其搬上邮票，其速度之快是空前的，而国家名片也随意得如同红卫兵的宣传品。新邮票运作的过程中实际上已出现了一种先设计印刷后审批发行的模式。“红海洋”的疯狂程度和国家的混乱程度往往是同步的。
　　1968年9月7日，全国(除台湾省之外)省一级的“革委会”都成立了，这就是所谓的“全国山河一片红”。隔天的《人民日报》刊出了题为《盛大的节日，巨大的鼓舞》长篇报道，其中写道：“为了永远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北京邮票厂的工人和邮电部邮票发行局设计人员连夜奋战，设计出大型彩色纪念邮票《无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画面呈现出全国亿万革命群众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喜气景象；显示出全国工人阶级、亿万革命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统帅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为胜利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而阔步前进的豪迈气魄和坚定决定。”然而出人意料之处的是邮票并未发行，新华社新邮消息预报而未果，是史无前例的。尽管直到目前为止，这套邮票还尚未像“祖国山河一片红”的邮票在国家目录上取得一个“未正式发行的邮票”的资格，但它经过国家邮票厂制印出来并少量流传于世已是无法否认的事实。香港邮商杨乃强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图鉴》早在1986年版第59页上，刊有这一套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图样中的第一枚面值8分的票图，图案为毛泽东与手摇语录本的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百万工农兵群众招手致意。鲜为人知的是这套邮票还有面值22分的第二枚，图案与8分的相同，但“中国人民邮政”字样为红色。这套邮票当时的标价就远在“一片红”之上。它没有正式发行的原因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团。它似乎不大可能是政治上的原因：其图案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革命图案”，一个秘而不宣的禁令深藏在1968年9月的档案里。
　　其后不足两周，即196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毛泽东1962年9月18日一幅题词手迹———“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应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团各位朋友之命，书赠日本工人朋友们。毛泽东1962年9月18日。”在题词发表的同时，它又被设计和印制成了邮票。然而邮票并未发行，原因又是一个未解之谜。有人称是“日本方面提出了抗议”(见《集邮纵横》1994年第8期)。显然这只是一种缺乏常识的主观推测：其一，邮票正式发行前，日本方面从何刺探到新邮印行的消息?抗议缺乏事实依据。其二，当时中日邦交尚未恢复。其三，“题词”发表后我国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工农兵群众、日本人士和各国人民欢呼“题词”发表，即使有什么抗议，也不过是“小小苍蝇”的“几声抽泣”而已，何以导致停发邮票?一个月内两大谜团，导致了其后的中国邮票及邮讯出现如下重大变化：第一，实行了一年又六个月的毛泽东手书体的“中国人民邮政”被换成了其他字体。第二，邮票的选题与设计开始从“红海洋”中挣脱出来，出现了象“南京长江大桥”这样经济建设的题材的邮票，并在1970年开始相对走上了正轨。第三，新华社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不再发布新邮消息。
　　在那个对毛泽东个人迷信达到登峰造极的年月，究竟有谁敢作出如此变动?谜底多年来一直秘而不宣。笔者最近审看了有关资料，参阅部分文字票档案，结合金春明所著《“文化大革命”史稿》，并调动自己全部的文字票研究库存，进一步看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掀起了这文字票神秘变化的头盖：1968年即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三个年头时，毛泽东开始厌倦了没完没了的“红海洋”，在谈话中多次对宣传工作发出最新指示，其中有“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以及对“以我为核心”的批评。为此中共中央从1968年5月18日至1968年7月12日连续发出“中发(68)72号”、“中发(68)77号”和“中发(68)109号”等三个文件，传达毛泽东的上述指示。然而“红海洋”汹涌澎湃，漫溢八方，一时半载很难控制得住。为了稳定国家大局，敬爱的周总理抓住这一个重要机会，亲自出面，奋力扭转当时对外宣传(邮票是其中之一)的极度尴尬的局面。
　　据有关档案披露：1968年9月27日凌晨，正在值班的邮电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负责人江韦文突然接到国务院的紧急通知，立即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有关宣传工作的会议，于是天没亮便和邮电部军管会政工组负责人高杰一同前往。当时到会的中央领导人有：周恩来、江青、张春桥、陈伯达、姚文元等人，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人。会议一开始主持人宣布了中心议题是讨论如何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讲了毛泽东的“不要强加于人”的指示后，谈到了援外的飞机和汽车，如援助阿尔巴尼亚和越南的物资上都印有毛主席的画像和毛泽东的语录。这时三年来一直在“红海洋”中浑水摸鱼的张春桥一本正经地插话说，他从上海带来邮电部军管会发的一个文件，该文件通知生产厂家出厂的机器面板上都要钉上毛主席的语录牌，随即责问江韦文：“这个文件是你们发的吗?”江韦文答道：“是军管会发的，文件由我签发。”此刻“红海洋”的始作俑者之一的江青恶狠狠地跳将出来：“你们的邮票上印毛主席语录，这是对毛主席最大的不忠!在北京王府井的集邮公司，是外国人搞特务活动的场所，以集邮为掩护，交换情报，你们要立即停止营业。”面对如此一个喜怒无常的江青，江韦文和高杰一时目瞪口呆，只能默默地洗耳恭听，一点也不敢申辩。
　　会议最后由周总理作总结，主要讲了如何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强调不能把各种物资都印上毛泽东像和毛主席语录。讲到邮电方面，周总理指出邮电部军管会发通知要求工厂的机器面板上钉语录牌是不对的，这不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他又亲切地教导说：“你们是好心犯了错误，要提高路线斗争的觉悟。”周总理接着说道：“邮票还是要发行的，人民还要进行信件交往；要指导如何设计好邮票图案，并报中央文革审查。”散会后，江韦文和高杰即刻赶回邮电部，于9月27日上午立马向邮电部军管会主任陈挽澜、副主任马克绍作了汇报。邮电部军管会丝毫不敢怠慢，随即讨论决定了贯彻执行的紧急措施。措施中有关邮票方面的有：“今后不准在邮票上印毛泽东画像、语录和诗词；已经印刷未发行的邮票停止发行；已经发行的可继续使用和出售；才开办两个多月的王府井邮票服务部停止营业；并在9月27日当天加急电报通知各省、市、自治区邮电部门撤消原定在10月1日发行的“文14”和“文15”两套邮票。该电电文如下：“你局已接到或即将接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和《毛主席给日本工人朋友的重要题词》邮票，请立即停发，接电后速全部退回北京邮票发行局革委会。”电报的起草人是邮票发行局革委会的王福，签发人为军管会生产指挥部负责人江伟文。
　　此后文字票出现的变化显然是积极的和较为理性的，并为编号票和JT票的出现，留下了伏笔。由此可见在文革狂乱的岁月里，面对极为错综复杂的政治角斗，面对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总是抓住一切机会，为遏止疯狂收拾残局稳定国家，努力消除文革的种种不良后果而呕心沥血，体现了一个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高超的斗争艺术和中流砥柱的历史功绩。
　　至此尘埃落定，文革票中最大和最主要的一个迷团终于得以化开。
　　
　　责编/王建
　　
　　不合格的“戳具”中国1999世界集邮展览期间，北京邮政管理局刻用了“中国’99世界集邮展览”纪念邮戳和每日主题纪念邮戳10种。其中颇具创意的“邮政日”异形戳画面上有一把集邮者相当熟悉的木柄手盖式邮政戳具。同时有意让人看清楚戳面上的邮展展徽正面图文图案。如果真用“邮政日”戳上画的“戳具”来盖戳，盖出的图文必然是反的。这种设计显然是违背科学原理的，因此成了这一纪念邮戳的败笔。
　　(徐汉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