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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解人類在20世紀能突飛猛進的進步，有人歸結為20世紀現代大學的產生，從此啓開了人類文明的新篇章。我國古人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而今日大學儼如知識工具，不再似是“在明德，在至善”了。澳門高教發展始於80年代後期，經過三十載發展，坊間口碑如何？澳門人冷暖自知。隨著近期高教法出世，有關未來高校發展去向自當引發坊間投以各種關注和猜測。
大學之道重在做一門生意（產業化）？還是重在立千秋功業（教育與研究）？大學應與政府、社會之間維持怎樣的關係？各自的擔承和功能是什麼？該不該鼓勵學生參與社會、參與議政？大學應自負盈虧還是接受政府援助？而援助是以貸款方式還是資助方式？對澳門高校發展有何建議？帶著上述疑問，本刊邀請台北海洋技術學院唐彥博校長、香港Roundtable 教育及全球發展部馮智政總監、澳門政府立法會陳虹議員、特區政府人才發展委員會陳志峰委員作為本期的訪談嘉賓，一起探討今日的澳門之“大學之道”。
您認為大學之道重在做一門生意（產業化）？
還是重在立千秋功業（教育與研究）？二者誰更重要？
唐彥博（台北市政府市政顧問、台北海洋技術學院校長）：
——“教育產業化是手段，培養千秋功業是目標。假如二者不能兼顧，必須以培養學生的偉大目標為著眼點。”
教育是百年大樹，為的是培養為國所用的人才，教育產業化是未來國際化的趨勢，但教育發展的目標肯定希望是千秋的功業。我認為，二者是相輔相成的，有說法將二者二分化，這是比較狹隘的看法，必須以廣闊的胸襟去看待之。
教育產業化的本質，是當政府財政經費補助逐漸減少而不足的情況下，學校為求永續經營，而引入市場經營手段擴大教育的資源。例如，台灣高教正面臨少子女化的衝擊，一定要加速所謂的教育產業化，才能立足現在，探索未來的千秋功業。教育產業化有几個優點，一是使學校行政運作更有效率；二是可引進更多的教育資源，提供更多樣化、精緻化的教育服務，否則學校可能走入經營不善而最終被淘汰的境地。
假如二者不能兼顧，必須以培養學生的偉大目標為著眼點，這是教育的使命，所以教育產業化是手段，培養千秋功業是目標，二者不相違背，更不是矛盾的。
馮智政（香港Roundtable教育及全球發展部總監）：
——“大學的社會功能是追求知識、對社會文明有貢獻的地方，是超脫所謂研究、教學、產業問題的。產業與教育、研究之間究竟有什麼分別呢？其實不是大學之道的分別，而是大學營運之道的分別。”
大學本身是一個西方價值，究竟大學之道是在教學研究還是產業化呢？這很明顯是在中國或亞洲背景下才會有的問題。在西方社會和國家的眼中，知識本身是人類文明的象徵，大學或高等學府純粹是一個追求知識和真理的地方，因而大學的社會功能是追求知識、對社會文明有貢獻的地方，是超脫所謂研究、教學、產業問題的。但在中國，若學問得不到實踐是很無能的，這與西方概念完全不同。
大學分教學型、研究型，也有綜合型，這種在香港很多，而澳門則更多的是產業型大學，即將教育同生產市場接軌，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百分之一百正確的。那麼在中國，產業與教育、研究之間究竟有什麼分別呢？其實不是大學之道的分別，而是大學營運之道的分別。我認為，大學之道、教育問題的重點是“社會如何理解知識──是文明進步？還是實踐上一輩設計？”如果是前者的話，若澳門人沒有改變創新的熱情，哪有美好的澳門未來呢？
陳虹（澳門立法會議員、澳門中華教育會理事長）：
——“當今很多大學是教學、研究、產業化一體化，但高校肩負的使命是培養人才，大學之道應是功在千秋，而不是經營一門牟利的生意。”
隨著社會對高等教育要求越來越高，大學也面對著越來越普及化發展的趨勢。當今很多大學是教學、研究、產業一體化，但高校肩負最重要的使命是培養人才，所以大學之道應是功在千秋，而不是經營一門牟利的生意。
澳門高教發展了二、三十年，但仍處於發展的階段，多年前社會上已討論過本澳高教是否走向產業化的爭議。我認為，剛獲得立法會一般性通過的“高教法”已清晰列明：高等教育為社會大眾提供服務、創造條件讓更多有志於升學的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公共事業……作為從事公共利益活動的高等學府，應以培養人才為立足點和出發點。
陳志峰（特區政府人才發展委員會委員、澳門理工學院副教授）：
——“世界各地的確有大學以經營一門生意為辦學宗旨的，但在澳門而言，公立高校一定是非牟利的機構，也看不到有私立大學是以牟利為宗旨的。”
大學是一個匯聚高端智慧人才的地方。大學必須有既定的功能，一來培養社會所需人才；二來為社會創造正面的價值，比如，在尖端科技研究、社會人文學科方面等推動社會向前發展。
從高校為社會創造正面價值來講，任何從事高等教育活動都是社會公益事業，世界各地的確有大學以經營一門生意為辦學宗旨的，但在澳門而言，公立高校一定是非牟利的機構，也看不到有私立大學是以牟利為宗旨的。
大學應與政府、社會之間維持怎樣的關係？各自的擔承和功能是什麼？該不該鼓勵學生參與社會、參與議政？
唐彥博（台北市政府市政顧問、台北海洋技術學院校長）：
——“三者之間是三足鼎立，缺一不可，社會跟大學是息息相關的關係。學校不僅是要培養學生的專業能力，更要培養其社會化的能力，以及有一個揚善的人際關係，才能營造一個理想的社會。”
我想三者之間是三足鼎立，缺一不可。大學對政府和社會而言，是人才的培養者和人才的搖籃，這是大學扮演的一個角色；大學也扮演著政策的經營者和參與者，這是因為政府很多政策計劃目標的研訂都需要學者參與；同時大學又扮演揚善社會風氣的一個推動者或塑造者、社會正義公平的捍衛者，這是大學對政府和社會所扮演的角色。政府對大學和社會而言，要制定良好的教育政策，提供優質的學習環境。大學不能像象牙塔，社會是大學的沿伸，要提供大學生服務和學習的場所，所以社會跟大學是息息相關的關係。 我想，大學應該是善盡社會良知，必須有超然的立場，廣納各方研究的意見，假設委託校方的研究過於偏頗，不僅影響到政府方的客觀性，學校的聲譽也會因而受到影響。
一些說法認為青年問題是學校的責任，我認為不盡然，教育應有廣義的界定，包涵括家庭、社會和學校教育，所以家庭、社會和學校教育三方必須共同負責任，否則有失公允。
我個人主張讓學生參與社會，學有餘力則致力於社會社團活動，前提是不可逾越法律規範，否則就是脫軌的妄所欲為的行為，所以學校不僅是要培養學生的專業能力，更要培養其社會化的能力，以及有一個揚善的人際關係，才能營造一個理想的社會，這是我的淺見。
馮智政（香港Roundtable教育及全球發展部總監）：
——“在西方很多民主國家，大學肯定是一個反動的基地，而且絶對是不受政府操控的，中國內地大學營運經費百分百依靠政府來支持，這就會影響到其學術上的判斷，所做的研究必然是對政府有利的。但是否適合香港和澳門呢？我認為這應該由兩個特區自行解決。”
大學是知識工具，大學學術自由應得到保障。在西方很多民主國家，大學肯定是一個反動的基地，而且絶對是不受政府操控的，這是因為西方民主價值使然。但這究竟是否符合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呢？我們見到中國內地大學營運經費百分百依靠政府來支持，國家按課題費形式分配資源給大學，這顯然是不正常的，因為只要存在利益關係，就會影響到其學術上的判斷，所做的研究必然是對政府有利的，這可說是不可思議的。但是否適合香港和澳門呢？我認為這應該由兩個特區自行解決。
我認為青年問題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學生運動淵源流長，去年香港“雨傘”運動，可以講，若不是教師做了大量的工作，結局一定會變得更加之暴力和非法，有人將所有青年示威事件賴在教育環節，這絶對是不負責任的，也是不成熟的。我們絶對不欣賞青年太過暴力的行為，但也不能磨灭他們對社會的熱情。至於究竟什麼是社會底線？在香港而言，社會底線很低，總之符合公義道德倫理就ok了。但在世界很多地方，例如新加坡的底線就很高，破壞社會安寧就已超出底線了。
陳虹（澳門立法會議員、澳門中華教育會理事長）：
——“大學為社會培養所需的人才，與政府及社會之間應是密不可分的合作關係。我們不能把青年問題單純地歸結為教育環節出了問題。當然，學生在學校的時間是很長的，校方理所當然地要承擔相當的教育責任。”
大學為社會培養所需的人才，與政府及社會之間應是密不可分的合作關係。同時，大學作為學術研究機構，應有一定的專業性和獨立性，在學術上應秉持科學專業的原則，而不能出現偏頗，進而影響到學術的公信力，這也是大學的使命和承擔。
時下青年表逹社會意見有很多方式，這恰好證明了社會的進步，但是每一個時期社會氛圍的形成，不單止有學校的因素，還有社會和家庭教育的因素，畢竟社會是立體的，學生是多面性的，我們不能把青年問題單純地歸結為教育環節出了問題。當然，學生在學校的時間是很長的，校方理所當然地要承擔相當的教育責任。比如，可展開更多的推動學生參與社會工作，如安排小學生參與義工活動、中學生參與社會調查活動、大學生參與社會實踐活動，等等。此外，也建議學校增設一些公共課程，讓學生認識當下的社會、政治、經濟及文化，培養日後參政議政的能力。
青年表逹意見的前提是不能違背法制倫理，要有包容和理性的參與態度。
陳志峰（特區政府人才發展委員會委員、澳門理工學院副教授）：
——“政府在保證大學學術自主的前提下，要為高等教育創造一個符合教育發展規律的制度。學校也好，教師也好，必須堅守教育專業守則，更不可以學校或教師的身份試圖影響學生的政治取向。”
政府在保證大學學術自主的前提下，要為高等教育創造一個符合教育發展規律的制度。
至於會否鼓勵學生參與社會活動，答案是肯定的，這是因為學生接受教育就是為了推動社會向前發展，而且參與社會可避免與社會脫節，加上本澳公民都受基本法保障有權參與政治事件，也不需迴避政治議題事件。因此，我認為，學校也好，教師也好，必須堅守教育專業守則，更不可以學校或教師的身份試圖影響學生的政治取向。
大學應自負盈虧還是接受政府援助？
而援助是以貸款方式還是資助方式？
唐彥博（台北市政府市政顧問、台北海洋技術學院校長）：
——“大學基本上不應該是自負盈虧，因為它完全不是一個市場競爭的機制，未來特區政府可適度規範各高校發展的狀況，尤其在資源分配方面，畢竟公立和私立發展方向不一樣，故不可能一視同仁。”
大學基本上不應該是自負盈虧，因為它完全不是一個市場競爭的機制，只有當政府進行補助或獎助，大學才可有續發展。以台灣來看，政府對大學經費援助可分兩大块：一個是獎助，一個是補助。前者看績效給予獎勵；而後者看學生教師人數、科系規模等給予經費資助。此外，民辦學校建學生宿舍也可獲利息補助。
當然， 澳門現有十所高校，四所公立，六所私立，我認為澳門才四、五十萬人口，從數量上來看已足够了，現階段也不可過於膨脹發展，台灣就是由於過去發展太快，導致現今一批高校不得不面臨退場的困局，這也不是教育之福。未來特區政府可適度規範各高校發展的狀況，尤其在資源分配方面，畢竟公立和私立發展方向不一樣，故不可能一視同仁。
陳虹（澳門立法會議員、澳門中華教育會理事長）：
——“對於由政府主導的公立學校，政府應是責無旁貸的大力支持，但對私立大學，則應先行審核對其提供資助的必要性，但是不輕易資助，同時要做好監管，運作公開透明，讓資源用得其所。”
澳門政府對大學的援助有很多種，主要在資源上和財政上的資助，但還看不到有政府對學校的貸款這類援助的。對於由政府主導的公立學校，政府應是責無旁貸的大力支持，但對私立大學，則應先行審核對其提供資助的必要性，結合社會的需求，綜合考量該校的發展前景和教學質素等等條件。當然若是非牟利學校面對辦學困難，政府應從財政資源上支持。同時，有權必有責，畢竟基於公共利益，政府支持大學是應該的，但是不輕易資助，同時要做好監管，運作公開透明，讓資源用得其所。 馮智政（香港Roundtable教育及全球發展部總監）：
——“大學是否應該自負盈虧？這是一個非常政治化的問題。公立和私立大學的分別是營運的分別，公立大學不是賺錢的，而私立大學要生存就一定面對資源問題。對澳門而言，政府財政非常充裕，撥款資助教育絶對不難。”
大學是否應該自負盈虧？這是一個非常政治化的問題。因為大學是追求知識的地方，在經濟學上屬界外利益，屬社會利益，因而絶對應該獲得政府的支持。
政府資助大學分兩種：一種是資助大學營運；另一種是資助學生入學。我認為，兩種都是同一個問題，即政府究竟怎樣看待知識，怎樣看待一個有知識的公民。以香港來講，從來都是小政府大市場，一個非常之個人化的社會，個人非常重視對知識的追求，而港府從前特首董建華時期開始積極推動本地高教發展，不過，香港地貴教師薪資貴，私立大學很難辦得好成功。
公立和私立大學的分別是營運的分別，公立大學不是賺錢的，而私立大學要生存就一定面對資源問題。對澳門而言，政府財政非常充裕，撥款資助教育絶對不難。
陳志峰（特區政府人才發展委員會委員、澳門理工學院副教授）：
——“大學應當自負盈虧的，很多高校進行擴招必須自行評估其運作盈利能力，倘只是出於自身發展需要而盲目擴招造成資源緊張，那是否應由政府資助其辦學呢。”
從高等教育理論來講，高等教育並不是社會必需品，卻為學生職業生涯發展創造更優質的價值，因而其是準必需品，政府必須承擔一定的經費，當然，在資源上公立私立大學必須有別，學生和社會也必須承擔一定的經費。
從宏觀角度思考澳門高等教育的發展，全世界私立大學或多或少都獲得政府資助經費，一般為資助整體營運經費的二至三成，所以這也不是澳門特有的現象。我的觀點是，大學應當自負盈虧的，很多高校進行擴招必須自行評估其運作盈利能力，倘只是出於自身發展需要而盲目擴招造成資源緊張，那是否應由政府資助其辦學呢？
教育的社會功能是培育社會所需的人才，政府資助部分大學經費是天經地義的，甚至無償提供土地資源也是應該的。當然，畢竟是公帑，這筆經費必須有法律監管的，而不是隨意去花費的。至於政府援助大學究竟是以貸款方式，還是資助（不用還款）的方式，我認為二者都可同時存在。
您對澳門高校發展有何建議？
唐彥博（台北市政府市政顧問、台北海洋技術學院校長）：
——“對澳門高教的建議：一特；二優；三頂；四果。相信若未來能邁大腳步，我是看好澳門高教事業的前景的。”
我對澳門高教的建議如下：一特；二優；三頂；四果。
一是特色辦學。澳門高教一定要走特色辦學，未來才有立足之地，台灣一些高校因辦學沒有特色最後被淘汰而退場，因而澳門高校在發展過程中一定要加快形成自已的特色。
二是評鑑制度。現階段澳門高校在擴充規模的同時，政府也要建立優質的評鑑制度，讓良莠不斷拉近。
三是頂尖計劃。不管是公立高校還是私立高校，只要是擠進世界排名了的，政府就大力給予獎助。
四是辦學成果。澳門要建設具澳門特色的高等教育，就要加强與國際間的合作，澳門的辦學優勢是有多語種學校，包括有英文、中文及葡文的；其次澳門比台灣更優異的地方，就是澳門財政狀況相當好，早年已推行了15年國教（免費教育）；另外，澳門享有開放的環境，有中英葡文通用的語言環璄優勢，可加強兩岸四地甚至跨國際間的合作。相信若未來能邁大腳步，我是看好澳門高教事業的前景的。
馮智政（香港Roundtable教育及全球發展部總監）：
——“在大中華地區來看，澳門教育很落後，未來若澳門教育仍然單打獨鬥，未必會有更好的出路。”
在大中華地區來看，澳門教育很落後，未來若澳門教育仍然單打獨鬥，未必會有更好的出路。
我曾經參與過澳門高教團體研究工作，尚算認知澳門教育發生的問題。香港曾經和澳門一樣處於教育非常混亂的局面，大家各有各自的一套，不單止大學制度不成熟，中學制度不成熟，連考試制度也不成熟，可以說，六、七年代的香港，沒有人會認為讀書會成功、香港教育會掂，港英政府有見於此，做出當時澳葡政府沒有做、現今特區政府也沒有做的工作——教改，也因為此，近年香港Pisa評估值在全球排名取得驕人的成績。
陳虹（澳門立法會議員、澳門中華教育會理事長）：
——“政府要訂出一個全澳高等教育發展五年甚至十年的規劃，讓大學有一個指引和依據，這很重要。”
首先，現今很多國家名牌大學往往是私立高校，也有公立高校由於歷史原因而一枝獨秀。澳門高校有私立， 也有公立，其辦學質量、社會聲譽，以及家長信心不是因為資源多少就一定高。現階段本地高校正處於發展膨脹的階段，各高校應發揮自身優勢，發展各自的辦學特色的同時，還做到善用資源。
其次，高等教育普及化是未來努力的方向，但現階段是否成熟呢，值得探討。大學不屬義務教育，學生按其意願選讀公立或私立，加之近年本地生源減少，我認為，政府要訂出一個全澳高等教育發展五年甚至十年的規劃，讓大學有一個指引和依據，這很重要。
第三，大學的功能除了培育大學生之外，在提高勞動人口質素方面也應承擔一部分的責任。尤其於人口出生率低潮、生源不足之時期，大學的規模要保持穩定性可承擔更多社會責任，如成人持續進修、碩士博士生進修、人力資源發展等培訓工作。
大學要配合澳門發展的定位，爲建設“一個中心、一個平臺”培養人才，爲經濟適度多元培養人才。
最後，我提議的是，政府高教辦的定位是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只是輔助性質，而沒有監察的功能，未來政府應調整其功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陳志峰（特區政府人才發展委員會委員、澳門理工學院副教授）：
——“要由政府主導，通過公眾和業界諮詢，制定未來十年甚至更長遠的高等教育發展規劃，建設比較好的師資隊伍。引入高教評鑑制是將高教質量提升到新的台階的一個很關鍵的因素。” 第一要由政府主導，通過公眾和業界諮詢，制定未來十年甚至更長遠的高等教育發展規劃，只有這樣，才能促進高教事業健康發展，而不是大家互“搶生意”，形成惡性競爭。
第二建設比較好的師資隊伍。因為本地高教起步晚，一直以來高校師資需要外求：向國際招聘最top師資，或向中華地區（包括：中國內地、香港和台灣）招聘，反而本土師資不多，怎樣鼓勵澳門人才參與高教範疇呢？怎樣建設本地人才梯隊呢？這是對未來高教發展的期望。
第三“高教法”是未來澳門高校發展的一個重要踏腳石，更是制度建設的重要一步，尤以引入高教評鑑制是將高教質量提升到新的台階的一個很關鍵的因素，這也是全世界高教界都行之有效的制度，澳門不應該置身事外。另外，高等教育基金的設立也很重要，未來若對高教各院校落實資助制度化，可減少社會上的爭議。
結 語：
此次探討的是大學之道之議題，開門見山即什麼是大學之道，即大學之理念、大學之目的，一眾受訪者欣然就此發表各自的看法，以及對本澳高等教育發展提出了寶貴的意見。當中，尤以大學的經營和生存之道之爭議最受關注，可謂意見紛紜，立場分明。
在大學之道重在做一門生意（產業化）還是重在立千秋功業？這一立場問題上，來自台灣和澳門的兩位校長明確地道出當下作為教育管理者的見解，其中，唐彥博校長一針見血地指出，教育產業化是手段，培養千秋功業是目標。假如二者不能兼顧，必須以培養學生的偉大目標為著眼點。陳虹議員也提出一致的觀點：大學之道應是功在千秋，而不是經營一門牟利的生意。不過，在馮智政看來，其實不是大學之道的分別，而大學營運之道的分別。來自教育前線的陳志峰副教授亦表逹了他的看法：在澳門而言，公立高校一定是非牟利的機構，也看不到有私立大學是以牟利為宗旨的。
關於大學應與政府、社會之間維持怎樣的關係？各自的擔承和功能是什麼？該不該鼓勵學生參與社會、參與議政？唐彥博校長指出，三者之間是三足鼎立，缺一不可，社會跟大學是息息相關的關係。馮智政卻直白地指出，在西方很多民主國家，大學肯定是一個反動的基地，而且絶對是不受政府操控的，中國內地大學營運經費百分百依靠政府來支持，這就會影響到其學術上的判斷，所做的研究必然都是對政府有利的。陳志峰副教授更表示，學校也好，教師也好，必須堅守教育專業守則，更不可以學校或教師的身份試圖影響學生的政治取向。
談到大學應自負盈虧還是接受政府援助？唐彥博校長認為，大學基本上不應該是自負盈虧。陳虹議員直言，對私立大學先行審核對其提供資助的必要性同時要做好監管。馮智政更表示，這是一個非常政治化的問題。對澳門而言，政府財政非常充裕，撥款資助教育絶對不難。不過，陳志峰卻認為大學應當自負盈虧的，並指出：高校出於自身發展需要而盲目擴招造成資源緊張，那是否應由政府資助其辦學呢？
本刊認為，當下值高教法出臺，正是我們反思高教事業的不足和未來的發展方向之時機。除了政府主導，業界主動界入，社會民眾也應全情動起來，關心我們未來的高教發展怎麼走，走向何處。只有藉全民參與，眾志成城，最終推動本地教育事業發展，邁向一個新的台階。在這一進程中，除了把討論焦點放在大學培養人才以及政策配合教育外，也應多些瞭解社會上對本地高教的心聲，以及高校界對未來高教的規模規劃的建言；此外，我們還要反思社會對本地高教的期望，本地學生對本地高校的期望，學術發展對本地高校的需求，產業化到底有否必要，以及探討大學之道與大學經營之道，誰更重要等議題。
大學之道重在做一門生意（產業化）？還是重在立千秋功業（教育與研究）？大學應與政府、社會之間維持怎樣的關係？各自的擔承和功能是什麼？該不該鼓勵學生參與社會、參與議政？大學應自負盈虧還是接受政府援助？而援助是以貸款方式還是資助方式？對澳門高校發展有何建議？帶著上述疑問，本刊邀請台北海洋技術學院唐彥博校長、香港Roundtable 教育及全球發展部馮智政總監、澳門政府立法會陳虹議員、特區政府人才發展委員會陳志峰委員作為本期的訪談嘉賓，一起探討今日的澳門之“大學之道”。
您認為大學之道重在做一門生意（產業化）？
還是重在立千秋功業（教育與研究）？二者誰更重要？
唐彥博（台北市政府市政顧問、台北海洋技術學院校長）：
——“教育產業化是手段，培養千秋功業是目標。假如二者不能兼顧，必須以培養學生的偉大目標為著眼點。”
教育是百年大樹，為的是培養為國所用的人才，教育產業化是未來國際化的趨勢，但教育發展的目標肯定希望是千秋的功業。我認為，二者是相輔相成的，有說法將二者二分化，這是比較狹隘的看法，必須以廣闊的胸襟去看待之。
教育產業化的本質，是當政府財政經費補助逐漸減少而不足的情況下，學校為求永續經營，而引入市場經營手段擴大教育的資源。例如，台灣高教正面臨少子女化的衝擊，一定要加速所謂的教育產業化，才能立足現在，探索未來的千秋功業。教育產業化有几個優點，一是使學校行政運作更有效率；二是可引進更多的教育資源，提供更多樣化、精緻化的教育服務，否則學校可能走入經營不善而最終被淘汰的境地。
假如二者不能兼顧，必須以培養學生的偉大目標為著眼點，這是教育的使命，所以教育產業化是手段，培養千秋功業是目標，二者不相違背，更不是矛盾的。
馮智政（香港Roundtable教育及全球發展部總監）：
——“大學的社會功能是追求知識、對社會文明有貢獻的地方，是超脫所謂研究、教學、產業問題的。產業與教育、研究之間究竟有什麼分別呢？其實不是大學之道的分別，而是大學營運之道的分別。”
大學本身是一個西方價值，究竟大學之道是在教學研究還是產業化呢？這很明顯是在中國或亞洲背景下才會有的問題。在西方社會和國家的眼中，知識本身是人類文明的象徵，大學或高等學府純粹是一個追求知識和真理的地方，因而大學的社會功能是追求知識、對社會文明有貢獻的地方，是超脫所謂研究、教學、產業問題的。但在中國，若學問得不到實踐是很無能的，這與西方概念完全不同。
大學分教學型、研究型，也有綜合型，這種在香港很多，而澳門則更多的是產業型大學，即將教育同生產市場接軌，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百分之一百正確的。那麼在中國，產業與教育、研究之間究竟有什麼分別呢？其實不是大學之道的分別，而是大學營運之道的分別。我認為，大學之道、教育問題的重點是“社會如何理解知識──是文明進步？還是實踐上一輩設計？”如果是前者的話，若澳門人沒有改變創新的熱情，哪有美好的澳門未來呢？
陳虹（澳門立法會議員、澳門中華教育會理事長）：
——“當今很多大學是教學、研究、產業化一體化，但高校肩負的使命是培養人才，大學之道應是功在千秋，而不是經營一門牟利的生意。”
隨著社會對高等教育要求越來越高，大學也面對著越來越普及化發展的趨勢。當今很多大學是教學、研究、產業一體化，但高校肩負最重要的使命是培養人才，所以大學之道應是功在千秋，而不是經營一門牟利的生意。
澳門高教發展了二、三十年，但仍處於發展的階段，多年前社會上已討論過本澳高教是否走向產業化的爭議。我認為，剛獲得立法會一般性通過的“高教法”已清晰列明：高等教育為社會大眾提供服務、創造條件讓更多有志於升學的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公共事業……作為從事公共利益活動的高等學府，應以培養人才為立足點和出發點。
陳志峰（特區政府人才發展委員會委員、澳門理工學院副教授）：
——“世界各地的確有大學以經營一門生意為辦學宗旨的，但在澳門而言，公立高校一定是非牟利的機構，也看不到有私立大學是以牟利為宗旨的。”
大學是一個匯聚高端智慧人才的地方。大學必須有既定的功能，一來培養社會所需人才；二來為社會創造正面的價值，比如，在尖端科技研究、社會人文學科方面等推動社會向前發展。
從高校為社會創造正面價值來講，任何從事高等教育活動都是社會公益事業，世界各地的確有大學以經營一門生意為辦學宗旨的，但在澳門而言，公立高校一定是非牟利的機構，也看不到有私立大學是以牟利為宗旨的。
大學應與政府、社會之間維持怎樣的關係？各自的擔承和功能是什麼？該不該鼓勵學生參與社會、參與議政？
唐彥博（台北市政府市政顧問、台北海洋技術學院校長）：
——“三者之間是三足鼎立，缺一不可，社會跟大學是息息相關的關係。學校不僅是要培養學生的專業能力，更要培養其社會化的能力，以及有一個揚善的人際關係，才能營造一個理想的社會。”
我想三者之間是三足鼎立，缺一不可。大學對政府和社會而言，是人才的培養者和人才的搖籃，這是大學扮演的一個角色；大學也扮演著政策的經營者和參與者，這是因為政府很多政策計劃目標的研訂都需要學者參與；同時大學又扮演揚善社會風氣的一個推動者或塑造者、社會正義公平的捍衛者，這是大學對政府和社會所扮演的角色。政府對大學和社會而言，要制定良好的教育政策，提供優質的學習環境。大學不能像象牙塔，社會是大學的沿伸，要提供大學生服務和學習的場所，所以社會跟大學是息息相關的關係。 我想，大學應該是善盡社會良知，必須有超然的立場，廣納各方研究的意見，假設委託校方的研究過於偏頗，不僅影響到政府方的客觀性，學校的聲譽也會因而受到影響。
一些說法認為青年問題是學校的責任，我認為不盡然，教育應有廣義的界定，包涵括家庭、社會和學校教育，所以家庭、社會和學校教育三方必須共同負責任，否則有失公允。
我個人主張讓學生參與社會，學有餘力則致力於社會社團活動，前提是不可逾越法律規範，否則就是脫軌的妄所欲為的行為，所以學校不僅是要培養學生的專業能力，更要培養其社會化的能力，以及有一個揚善的人際關係，才能營造一個理想的社會，這是我的淺見。
馮智政（香港Roundtable教育及全球發展部總監）：
——“在西方很多民主國家，大學肯定是一個反動的基地，而且絶對是不受政府操控的，中國內地大學營運經費百分百依靠政府來支持，這就會影響到其學術上的判斷，所做的研究必然是對政府有利的。但是否適合香港和澳門呢？我認為這應該由兩個特區自行解決。”
大學是知識工具，大學學術自由應得到保障。在西方很多民主國家，大學肯定是一個反動的基地，而且絶對是不受政府操控的，這是因為西方民主價值使然。但這究竟是否符合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呢？我們見到中國內地大學營運經費百分百依靠政府來支持，國家按課題費形式分配資源給大學，這顯然是不正常的，因為只要存在利益關係，就會影響到其學術上的判斷，所做的研究必然是對政府有利的，這可說是不可思議的。但是否適合香港和澳門呢？我認為這應該由兩個特區自行解決。
我認為青年問題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學生運動淵源流長，去年香港“雨傘”運動，可以講，若不是教師做了大量的工作，結局一定會變得更加之暴力和非法，有人將所有青年示威事件賴在教育環節，這絶對是不負責任的，也是不成熟的。我們絶對不欣賞青年太過暴力的行為，但也不能磨灭他們對社會的熱情。至於究竟什麼是社會底線？在香港而言，社會底線很低，總之符合公義道德倫理就ok了。但在世界很多地方，例如新加坡的底線就很高，破壞社會安寧就已超出底線了。
陳虹（澳門立法會議員、澳門中華教育會理事長）：
——“大學為社會培養所需的人才，與政府及社會之間應是密不可分的合作關係。我們不能把青年問題單純地歸結為教育環節出了問題。當然，學生在學校的時間是很長的，校方理所當然地要承擔相當的教育責任。”
大學為社會培養所需的人才，與政府及社會之間應是密不可分的合作關係。同時，大學作為學術研究機構，應有一定的專業性和獨立性，在學術上應秉持科學專業的原則，而不能出現偏頗，進而影響到學術的公信力，這也是大學的使命和承擔。
時下青年表逹社會意見有很多方式，這恰好證明了社會的進步，但是每一個時期社會氛圍的形成，不單止有學校的因素，還有社會和家庭教育的因素，畢竟社會是立體的，學生是多面性的，我們不能把青年問題單純地歸結為教育環節出了問題。當然，學生在學校的時間是很長的，校方理所當然地要承擔相當的教育責任。比如，可展開更多的推動學生參與社會工作，如安排小學生參與義工活動、中學生參與社會調查活動、大學生參與社會實踐活動，等等。此外，也建議學校增設一些公共課程，讓學生認識當下的社會、政治、經濟及文化，培養日後參政議政的能力。
青年表逹意見的前提是不能違背法制倫理，要有包容和理性的參與態度。
陳志峰（特區政府人才發展委員會委員、澳門理工學院副教授）：
——“政府在保證大學學術自主的前提下，要為高等教育創造一個符合教育發展規律的制度。學校也好，教師也好，必須堅守教育專業守則，更不可以學校或教師的身份試圖影響學生的政治取向。”
政府在保證大學學術自主的前提下，要為高等教育創造一個符合教育發展規律的制度。
至於會否鼓勵學生參與社會活動，答案是肯定的，這是因為學生接受教育就是為了推動社會向前發展，而且參與社會可避免與社會脫節，加上本澳公民都受基本法保障有權參與政治事件，也不需迴避政治議題事件。因此，我認為，學校也好，教師也好，必須堅守教育專業守則，更不可以學校或教師的身份試圖影響學生的政治取向。
大學應自負盈虧還是接受政府援助？
而援助是以貸款方式還是資助方式？
唐彥博（台北市政府市政顧問、台北海洋技術學院校長）：
——“大學基本上不應該是自負盈虧，因為它完全不是一個市場競爭的機制，未來特區政府可適度規範各高校發展的狀況，尤其在資源分配方面，畢竟公立和私立發展方向不一樣，故不可能一視同仁。”
大學基本上不應該是自負盈虧，因為它完全不是一個市場競爭的機制，只有當政府進行補助或獎助，大學才可有續發展。以台灣來看，政府對大學經費援助可分兩大块：一個是獎助，一個是補助。前者看績效給予獎勵；而後者看學生教師人數、科系規模等給予經費資助。此外，民辦學校建學生宿舍也可獲利息補助。
當然， 澳門現有十所高校，四所公立，六所私立，我認為澳門才四、五十萬人口，從數量上來看已足够了，現階段也不可過於膨脹發展，台灣就是由於過去發展太快，導致現今一批高校不得不面臨退場的困局，這也不是教育之福。未來特區政府可適度規範各高校發展的狀況，尤其在資源分配方面，畢竟公立和私立發展方向不一樣，故不可能一視同仁。
陳虹（澳門立法會議員、澳門中華教育會理事長）：
——“對於由政府主導的公立學校，政府應是責無旁貸的大力支持，但對私立大學，則應先行審核對其提供資助的必要性，但是不輕易資助，同時要做好監管，運作公開透明，讓資源用得其所。”
澳門政府對大學的援助有很多種，主要在資源上和財政上的資助，但還看不到有政府對學校的貸款這類援助的。對於由政府主導的公立學校，政府應是責無旁貸的大力支持，但對私立大學，則應先行審核對其提供資助的必要性，結合社會的需求，綜合考量該校的發展前景和教學質素等等條件。當然若是非牟利學校面對辦學困難，政府應從財政資源上支持。同時，有權必有責，畢竟基於公共利益，政府支持大學是應該的，但是不輕易資助，同時要做好監管，運作公開透明，讓資源用得其所。 馮智政（香港Roundtable教育及全球發展部總監）：
——“大學是否應該自負盈虧？這是一個非常政治化的問題。公立和私立大學的分別是營運的分別，公立大學不是賺錢的，而私立大學要生存就一定面對資源問題。對澳門而言，政府財政非常充裕，撥款資助教育絶對不難。”
大學是否應該自負盈虧？這是一個非常政治化的問題。因為大學是追求知識的地方，在經濟學上屬界外利益，屬社會利益，因而絶對應該獲得政府的支持。
政府資助大學分兩種：一種是資助大學營運；另一種是資助學生入學。我認為，兩種都是同一個問題，即政府究竟怎樣看待知識，怎樣看待一個有知識的公民。以香港來講，從來都是小政府大市場，一個非常之個人化的社會，個人非常重視對知識的追求，而港府從前特首董建華時期開始積極推動本地高教發展，不過，香港地貴教師薪資貴，私立大學很難辦得好成功。
公立和私立大學的分別是營運的分別，公立大學不是賺錢的，而私立大學要生存就一定面對資源問題。對澳門而言，政府財政非常充裕，撥款資助教育絶對不難。
陳志峰（特區政府人才發展委員會委員、澳門理工學院副教授）：
——“大學應當自負盈虧的，很多高校進行擴招必須自行評估其運作盈利能力，倘只是出於自身發展需要而盲目擴招造成資源緊張，那是否應由政府資助其辦學呢。”
從高等教育理論來講，高等教育並不是社會必需品，卻為學生職業生涯發展創造更優質的價值，因而其是準必需品，政府必須承擔一定的經費，當然，在資源上公立私立大學必須有別，學生和社會也必須承擔一定的經費。
從宏觀角度思考澳門高等教育的發展，全世界私立大學或多或少都獲得政府資助經費，一般為資助整體營運經費的二至三成，所以這也不是澳門特有的現象。我的觀點是，大學應當自負盈虧的，很多高校進行擴招必須自行評估其運作盈利能力，倘只是出於自身發展需要而盲目擴招造成資源緊張，那是否應由政府資助其辦學呢？
教育的社會功能是培育社會所需的人才，政府資助部分大學經費是天經地義的，甚至無償提供土地資源也是應該的。當然，畢竟是公帑，這筆經費必須有法律監管的，而不是隨意去花費的。至於政府援助大學究竟是以貸款方式，還是資助（不用還款）的方式，我認為二者都可同時存在。
您對澳門高校發展有何建議？
唐彥博（台北市政府市政顧問、台北海洋技術學院校長）：
——“對澳門高教的建議：一特；二優；三頂；四果。相信若未來能邁大腳步，我是看好澳門高教事業的前景的。”
我對澳門高教的建議如下：一特；二優；三頂；四果。
一是特色辦學。澳門高教一定要走特色辦學，未來才有立足之地，台灣一些高校因辦學沒有特色最後被淘汰而退場，因而澳門高校在發展過程中一定要加快形成自已的特色。
二是評鑑制度。現階段澳門高校在擴充規模的同時，政府也要建立優質的評鑑制度，讓良莠不斷拉近。
三是頂尖計劃。不管是公立高校還是私立高校，只要是擠進世界排名了的，政府就大力給予獎助。
四是辦學成果。澳門要建設具澳門特色的高等教育，就要加强與國際間的合作，澳門的辦學優勢是有多語種學校，包括有英文、中文及葡文的；其次澳門比台灣更優異的地方，就是澳門財政狀況相當好，早年已推行了15年國教（免費教育）；另外，澳門享有開放的環境，有中英葡文通用的語言環璄優勢，可加強兩岸四地甚至跨國際間的合作。相信若未來能邁大腳步，我是看好澳門高教事業的前景的。
馮智政（香港Roundtable教育及全球發展部總監）：
——“在大中華地區來看，澳門教育很落後，未來若澳門教育仍然單打獨鬥，未必會有更好的出路。”
在大中華地區來看，澳門教育很落後，未來若澳門教育仍然單打獨鬥，未必會有更好的出路。
我曾經參與過澳門高教團體研究工作，尚算認知澳門教育發生的問題。香港曾經和澳門一樣處於教育非常混亂的局面，大家各有各自的一套，不單止大學制度不成熟，中學制度不成熟，連考試制度也不成熟，可以說，六、七年代的香港，沒有人會認為讀書會成功、香港教育會掂，港英政府有見於此，做出當時澳葡政府沒有做、現今特區政府也沒有做的工作——教改，也因為此，近年香港Pisa評估值在全球排名取得驕人的成績。
陳虹（澳門立法會議員、澳門中華教育會理事長）：
——“政府要訂出一個全澳高等教育發展五年甚至十年的規劃，讓大學有一個指引和依據，這很重要。”
首先，現今很多國家名牌大學往往是私立高校，也有公立高校由於歷史原因而一枝獨秀。澳門高校有私立， 也有公立，其辦學質量、社會聲譽，以及家長信心不是因為資源多少就一定高。現階段本地高校正處於發展膨脹的階段，各高校應發揮自身優勢，發展各自的辦學特色的同時，還做到善用資源。
其次，高等教育普及化是未來努力的方向，但現階段是否成熟呢，值得探討。大學不屬義務教育，學生按其意願選讀公立或私立，加之近年本地生源減少，我認為，政府要訂出一個全澳高等教育發展五年甚至十年的規劃，讓大學有一個指引和依據，這很重要。
第三，大學的功能除了培育大學生之外，在提高勞動人口質素方面也應承擔一部分的責任。尤其於人口出生率低潮、生源不足之時期，大學的規模要保持穩定性可承擔更多社會責任，如成人持續進修、碩士博士生進修、人力資源發展等培訓工作。
大學要配合澳門發展的定位，爲建設“一個中心、一個平臺”培養人才，爲經濟適度多元培養人才。
最後，我提議的是，政府高教辦的定位是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只是輔助性質，而沒有監察的功能，未來政府應調整其功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陳志峰（特區政府人才發展委員會委員、澳門理工學院副教授）：
——“要由政府主導，通過公眾和業界諮詢，制定未來十年甚至更長遠的高等教育發展規劃，建設比較好的師資隊伍。引入高教評鑑制是將高教質量提升到新的台階的一個很關鍵的因素。” 第一要由政府主導，通過公眾和業界諮詢，制定未來十年甚至更長遠的高等教育發展規劃，只有這樣，才能促進高教事業健康發展，而不是大家互“搶生意”，形成惡性競爭。
第二建設比較好的師資隊伍。因為本地高教起步晚，一直以來高校師資需要外求：向國際招聘最top師資，或向中華地區（包括：中國內地、香港和台灣）招聘，反而本土師資不多，怎樣鼓勵澳門人才參與高教範疇呢？怎樣建設本地人才梯隊呢？這是對未來高教發展的期望。
第三“高教法”是未來澳門高校發展的一個重要踏腳石，更是制度建設的重要一步，尤以引入高教評鑑制是將高教質量提升到新的台階的一個很關鍵的因素，這也是全世界高教界都行之有效的制度，澳門不應該置身事外。另外，高等教育基金的設立也很重要，未來若對高教各院校落實資助制度化，可減少社會上的爭議。
結 語：
此次探討的是大學之道之議題，開門見山即什麼是大學之道，即大學之理念、大學之目的，一眾受訪者欣然就此發表各自的看法，以及對本澳高等教育發展提出了寶貴的意見。當中，尤以大學的經營和生存之道之爭議最受關注，可謂意見紛紜，立場分明。
在大學之道重在做一門生意（產業化）還是重在立千秋功業？這一立場問題上，來自台灣和澳門的兩位校長明確地道出當下作為教育管理者的見解，其中，唐彥博校長一針見血地指出，教育產業化是手段，培養千秋功業是目標。假如二者不能兼顧，必須以培養學生的偉大目標為著眼點。陳虹議員也提出一致的觀點：大學之道應是功在千秋，而不是經營一門牟利的生意。不過，在馮智政看來，其實不是大學之道的分別，而大學營運之道的分別。來自教育前線的陳志峰副教授亦表逹了他的看法：在澳門而言，公立高校一定是非牟利的機構，也看不到有私立大學是以牟利為宗旨的。
關於大學應與政府、社會之間維持怎樣的關係？各自的擔承和功能是什麼？該不該鼓勵學生參與社會、參與議政？唐彥博校長指出，三者之間是三足鼎立，缺一不可，社會跟大學是息息相關的關係。馮智政卻直白地指出，在西方很多民主國家，大學肯定是一個反動的基地，而且絶對是不受政府操控的，中國內地大學營運經費百分百依靠政府來支持，這就會影響到其學術上的判斷，所做的研究必然都是對政府有利的。陳志峰副教授更表示，學校也好，教師也好，必須堅守教育專業守則，更不可以學校或教師的身份試圖影響學生的政治取向。
談到大學應自負盈虧還是接受政府援助？唐彥博校長認為，大學基本上不應該是自負盈虧。陳虹議員直言，對私立大學先行審核對其提供資助的必要性同時要做好監管。馮智政更表示，這是一個非常政治化的問題。對澳門而言，政府財政非常充裕，撥款資助教育絶對不難。不過，陳志峰卻認為大學應當自負盈虧的，並指出：高校出於自身發展需要而盲目擴招造成資源緊張，那是否應由政府資助其辦學呢？
本刊認為，當下值高教法出臺，正是我們反思高教事業的不足和未來的發展方向之時機。除了政府主導，業界主動界入，社會民眾也應全情動起來，關心我們未來的高教發展怎麼走，走向何處。只有藉全民參與，眾志成城，最終推動本地教育事業發展，邁向一個新的台階。在這一進程中，除了把討論焦點放在大學培養人才以及政策配合教育外，也應多些瞭解社會上對本地高教的心聲，以及高校界對未來高教的規模規劃的建言；此外，我們還要反思社會對本地高教的期望，本地學生對本地高校的期望，學術發展對本地高校的需求，產業化到底有否必要，以及探討大學之道與大學經營之道，誰更重要等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