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平淡中显深刻，于平常中见功力，这是莫泊桑短篇小说的独到之处，《我的叔叔于勒》便是很好的例证。“小说用平常的人物、平常的情节，表现一个普通的主题，可是能够表达得深刻，能够给人以启发，耐人寻味。”(张志公《莫泊桑小说〈我的叔叔于勒〉》)细细琢磨，我们确实能从一些很平常的细节中看到作品所包含的深刻内涵，比如小说中于勒称谓的种种变化，便能尽显当时的世态人情。
　　小说中于勒的称谓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褒扬称谓：如“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好心的于勒”、“有办法的人”等；贬斥称谓：如“坏蛋”、“流氓”、“无赖”、“这个小子”、“贼”、“那人”等。为什么一个短篇小说的人物会有如此众多的称谓，让我们去看看这些称谓的出台背景。
　　于勒年轻在家时，由于行为不正、糟蹋钱，犯下最大的罪恶。但有意思的是，在那个社会，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有钱人家，大家只是笑嘻嘻地称他一声“花花公子”。不幸的是于勒生在一个困难人家，按照当时社会不成文的规定，于勒得到了“坏蛋”、“流氓”、“无赖”的称谓，并被打发去了美洲。我们发现以上称谓并不是菲利普夫妇送给于勒的，而是由那个社会量“钱”而定的，同样的行为，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定性，不为别的，只为一个“钱”字作怪，金钱在那个社会已成了衡量一个人身份品质的一把重要尺子。
　　去了美洲以后，于勒写了一封信回来，大意是说：“他赚了点钱，并且希望赔偿我父亲的损失。”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封信让菲利普一家很感动，于勒也摇身一变成了“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以前的“坏蛋”、“流氓”、“无赖”一下子成了道德的典范，为人的楷模。我们不禁要问，什么东西具有如此大的功效，让于勒一下子脱胎换骨，原来，是几张能给菲利普夫妇带来金钱希望的信纸。几张信纸就让菲利普一家对于勒夸赞有加，如果真是一个钱的于勒站在这家人面前，又将如何？我们不得不佩服金钱的魔力。十年之久，于勒没有再写信，但他的地位却是与日俱增，成了“好心的于勒”、“有办法的于勒”。这是菲利普妻子常常念叨的话，整整十年，菲利普夫妇对于勒的渴盼一直没有停止过，“好心的于勒”、“有办法的于勒”这是菲利普妻子对于勒近乎肉麻的赞美，在菲利普妻子心中，于勒已成了他们全家的救世主，成了他们这一家子在拮据的生活境况中能苦苦支撑的精神支柱，而于勒这个“救世主”、“精神支柱”又得益于他颈上套着的金钱光环。只要我们透过于勒的种种称谓，我们将看到一个金钱横流的社会，金钱才是真正的上帝。
　　更有意思的是，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像菲利普夫妇预想的那样，现实和他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这一家人在支哲尔赛岛的船上，遇到了他们朝思暮想的于勒，但他们见到的于勒并不是想象中的阔佬，而是一个又老又穷的水手，梦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让这对夫妇难以接受，于勒在这一家人中的崇高地位也直线下落。“贼”、“那人”、“流氓”等成了他新的代名词。“我就知道这个贼是不会有出息的，早晚会回来重新拖累我们的。”“贼”是菲利普妻子对于勒新仇旧恨的集中渲泄。渲泄之后，理智占了上风，“注意别叫那人接近我们！”“那人”让我们看到了于勒和菲利普一家的距离越来越远了，远得像一个过路人。最后当若瑟夫付牡蛎多给于勒10个铜子小费时，菲利普妻子心中的怒火再次被点燃。用“流氓”作为箭矢朝这个“过路人”背上又重重地射一箭！回想当初于勒写信回家时菲利普妻子的态度，人情的淡薄可见一斑。
　　马克思、恩格斯说：“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联系了。”《我的叔叔于勒》中于勒称谓的种种变化，不正是对两位导师的话一个很好的注脚吗？真可谓是称谓种种，尽显资本主义社会的世态人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