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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若通过贸易壁垒来应对收入不平等，事实上是在为21世纪末的美国国家安全设置一个长期的威胁
过去六个月，贸易议题在美国经历了一个剧烈的向下螺旋。最令人沮丧的是把美国经济当前的病灶归罪于与墨西哥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是荒谬的：墨西哥经济太小了，根本不足以对美国人的收入与就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以来，墨西哥真实GDP每年增长3.6％，出口猛增，明年墨西哥的实际出口量将是1990年的五倍。美墨贸易的增长使得两国经济都更专业化，市场广度增加和分工深化带来的效率提升，应该使得墨西哥生产率较快提高。
这里的关键词是“应该”。每年3.6％的GDP增长，加之每年2.5％的人口增长，意味着墨西哥人均收入只比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代增长15％，而且与美国的差距在加大。的确，经济无效率在墨西哥仍然广为存在。但这些无效率的存在，并不足以抵销墨西哥作为美国邻居的地理优势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潜在好处，对吧？
可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不是基础设施缺失、犯罪率高企和官员腐败的原因，如果没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今天会糟糕很多。这种说法也许是对的，但目睹了墨西哥过去15年间的缓慢增长，我们不能再重复教条了。
但这不意味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要为俄亥俄州缓慢的经济增长负责。美国政坛将之归罪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一事实，极其令人沮丧。
可能，正确的说法是美国政坛正在用错误的方法来处理一个正确的议题。总的来说，“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的问题可以放在三个篮子里：环境监管篮子、劳工标准篮子，以及工资篮子。
前两个可以很快解决掉。我们绝不想让那些因为在所在国家行贿官员就得以大肆污染环境者为所欲为。我们也不想让环保标准被利用来保持世界财富分配现状，使穷国的人们饥饿、不识字、光着脚。困难只在于执行。前者要求富国对穷国施加极大的压力使其重视环保。后者要求这些压力不能大到妨碍贸易，并在富国国内引发毁灭性的保护主义。
但工资篮子里的问题依然存在。当贸易导致富国的穷人工资下降时——尽管这些人比穷国的富人还更为富有——在何种程度上，富国负有向穷国开放其市场的责任？富国又如何维护其国家利益？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我对此有四条评论。
第一，1950年至1997年间，贸易与工资的关系对美国并不构成问题。当时，美国的贸易伙伴以与全球化扩展相当的速度提高其相对工资；对全球经济更加开放，并未导致美国国内更大的不平等。
第二，1950年至1997年间的某些时候，贸易与工资关系成了美国的一个政治议题，但只是被用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1985年的密歇根州选民并不想听到密歇根州制造业存在的问题来自他们自身——缺乏审慎的管理，产品缺乏竞争力。他们希望听到的，是日本人干了些取巧但不合法的事。
第三， 1997年前后至今，进口增加和工资不平等之间的相关关系成为现实。但克鲁格曼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两点。其一，贸易对税前工资不平等程度的影响，比过去一代人时间里美国税收体系变化对工资不平等程度的影响要小得多。其二，贸易对机会不平等的影响，也比教育不平等对机会不平等的影响小得多。
第四，美国人若通过贸易壁垒来应对收入不平等，事实上是在为21世纪末的美国国家安全设置一个长期的威胁。不妨这么假设：某个世界里，只有一个超级大国，它位于大洋的东岸；对岸的另一个国家在长期中拥有更多资源，看上去最终将取代现在的超级大国。那么，对目前的超级大国来说，其国家安全长期战略应当如何？
答案很清楚。如果可能，现在的超级大国应该拥抱它可能的继任者，它应该尽可能紧密地将自己与崛起中的超级大国联系起来。当后者真正崛起时，它就会把自己视为前者的继承者，视为同一种文明的一部分。1877年，位于西岸的崛起中的超级大国是美国，既有的超级大国是英国。现在，既有的超级大国是美国，西岸则是中国。
作为美国的伙伴而非竞争对手，英国在整个20世纪，尤其是1917年、1941年及1945年之后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很有可能，中国正走在美国130年前的道路上。到2047年、2071年及2075年以后，美国会需要中国。如果到那时，中国人告诉他们的后代，美国曾想让中国尽可能长久地贫穷，那么，再也没有什么能比这对美国未来国家安全更加危险、更具破坏性了。
作者布拉德福德·德龙（Bradford DeLong）为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
过去六个月，贸易议题在美国经历了一个剧烈的向下螺旋。最令人沮丧的是把美国经济当前的病灶归罪于与墨西哥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是荒谬的：墨西哥经济太小了，根本不足以对美国人的收入与就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以来，墨西哥真实GDP每年增长3.6％，出口猛增，明年墨西哥的实际出口量将是1990年的五倍。美墨贸易的增长使得两国经济都更专业化，市场广度增加和分工深化带来的效率提升，应该使得墨西哥生产率较快提高。
这里的关键词是“应该”。每年3.6％的GDP增长，加之每年2.5％的人口增长，意味着墨西哥人均收入只比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代增长15％，而且与美国的差距在加大。的确，经济无效率在墨西哥仍然广为存在。但这些无效率的存在，并不足以抵销墨西哥作为美国邻居的地理优势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潜在好处，对吧？
可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不是基础设施缺失、犯罪率高企和官员腐败的原因，如果没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今天会糟糕很多。这种说法也许是对的，但目睹了墨西哥过去15年间的缓慢增长，我们不能再重复教条了。
但这不意味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要为俄亥俄州缓慢的经济增长负责。美国政坛将之归罪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一事实，极其令人沮丧。
可能，正确的说法是美国政坛正在用错误的方法来处理一个正确的议题。总的来说，“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的问题可以放在三个篮子里：环境监管篮子、劳工标准篮子，以及工资篮子。
前两个可以很快解决掉。我们绝不想让那些因为在所在国家行贿官员就得以大肆污染环境者为所欲为。我们也不想让环保标准被利用来保持世界财富分配现状，使穷国的人们饥饿、不识字、光着脚。困难只在于执行。前者要求富国对穷国施加极大的压力使其重视环保。后者要求这些压力不能大到妨碍贸易，并在富国国内引发毁灭性的保护主义。
但工资篮子里的问题依然存在。当贸易导致富国的穷人工资下降时——尽管这些人比穷国的富人还更为富有——在何种程度上，富国负有向穷国开放其市场的责任？富国又如何维护其国家利益？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我对此有四条评论。
第一，1950年至1997年间，贸易与工资的关系对美国并不构成问题。当时，美国的贸易伙伴以与全球化扩展相当的速度提高其相对工资；对全球经济更加开放，并未导致美国国内更大的不平等。
第二，1950年至1997年间的某些时候，贸易与工资关系成了美国的一个政治议题，但只是被用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1985年的密歇根州选民并不想听到密歇根州制造业存在的问题来自他们自身——缺乏审慎的管理，产品缺乏竞争力。他们希望听到的，是日本人干了些取巧但不合法的事。
第三， 1997年前后至今，进口增加和工资不平等之间的相关关系成为现实。但克鲁格曼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两点。其一，贸易对税前工资不平等程度的影响，比过去一代人时间里美国税收体系变化对工资不平等程度的影响要小得多。其二，贸易对机会不平等的影响，也比教育不平等对机会不平等的影响小得多。
第四，美国人若通过贸易壁垒来应对收入不平等，事实上是在为21世纪末的美国国家安全设置一个长期的威胁。不妨这么假设：某个世界里，只有一个超级大国，它位于大洋的东岸；对岸的另一个国家在长期中拥有更多资源，看上去最终将取代现在的超级大国。那么，对目前的超级大国来说，其国家安全长期战略应当如何？
答案很清楚。如果可能，现在的超级大国应该拥抱它可能的继任者，它应该尽可能紧密地将自己与崛起中的超级大国联系起来。当后者真正崛起时，它就会把自己视为前者的继承者，视为同一种文明的一部分。1877年，位于西岸的崛起中的超级大国是美国，既有的超级大国是英国。现在，既有的超级大国是美国，西岸则是中国。
作为美国的伙伴而非竞争对手，英国在整个20世纪，尤其是1917年、1941年及1945年之后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很有可能，中国正走在美国130年前的道路上。到2047年、2071年及2075年以后，美国会需要中国。如果到那时，中国人告诉他们的后代，美国曾想让中国尽可能长久地贫穷，那么，再也没有什么能比这对美国未来国家安全更加危险、更具破坏性了。
作者布拉德福德·德龙（Bradford DeLong）为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