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下而上的贿赂——“上贿”人们已再熟悉不过。这种“上贿”大致可分两类情况。一类是下级给上级或送钱或送物或送色的行为；另一类是给权力者行贿、通过权力资源牟取暴利的行为，即“权钱交易”。自下而上的贿赂颠倒过来，就是所谓的反向贿赂了，即“下贿”——自上而下的贿赂。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下贿”是一种政治伎俩或曰政治权术，狡诈的权力者将之视为滥用权力的“通行证”。蒋介石就擅长“下贿”，不仅赐金赏银，还赏武器装备，更赏“情义”——拜把兄弟。当年社会上曾盛传蒋介石一生有“三不知”：不知官职有多少，不知手谕有多少，不知结拜兄弟有多少。在其气候未成之时，一拨拨地拜把子，不难理解；而在其登权力之顶后，还先后与军阀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互换兰谱”，就颇显其政治诡诈了，当然都是为了培植势力，巩固和畅通自己的统治。不过，目的一旦达到，什么“兄弟情”、“手足义”一概化为乌有。
　　对反向贿赂——“下贿”的诡术伎俩，当今一些官员可谓无师自通。譬如，广东大型国企新广国际集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吴日晶，受贿2000多万元、挪用公款超亿元。他先后向副总经理章望生行贿36次、累计98万元，并多次为章望生提供打麻将的赌资。吴日晶“下贿”之目的，就是想让分管项目投资并协管公司财务的章望生能“坚定支持”他的贪腐，否则，他的巨额财源就不可能滚滚而来。
　　有句家喻户晓的格言，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许多贪官污吏的倒台，都是“后院起火”所致。所以，他们大都很精明，想方设法地“团结”好“一班人”、“协调”好与关键岗位人员的关系。其“团结”和“协调”的手段，正是“下贿”——贿金钱、贿感情。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有些地方官员结拜成风，本机关拜，跨部门拜，结成“哥们利益集团”；为什么有些单位财务、人事、后勤主管等几乎是“一把手”的“哥们”和“姐们”。有了这种“利益”和“情感”高度一致的“小环境”，什么样的歪门邪道、营私舞弊勾当不可以畅通无阻？除非分赃不均产生内讧意外露出“狐狸尾巴”，反腐的利剑大多只是悬在空中的物件而已。当然，也会有刚直不阿者，拒收“下贿”，不愿与贪腐同流合污，其结果往往难逃被排挤命运，或被清出“班子”，或被调换岗位。
　　正常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当是堂堂正正、规规矩矩、清清白白的。但凡存在“下贿”这种反向贿赂的地方，十之八九潜在种种猫腻甚至犯罪行为。一旦发现“下贿”现象，倘能顺藤摸瓜切实查查，破获腐败大案或窝案就绝对不是什么难事。
　　领导受贿犯罪被严惩的事例，人们已见得多了，却鲜有听说领导“下贿”犯罪行为被惩处的案例，而这正是“下贿”在一些地方盛行的原因之一。依照刑法，行贿和受贿都是犯罪行为，“上贿”和“下贿”应该“一视同仁”，都必须予以依法严惩。这或许是遏制“下贿”的釜底抽薪之策，不妨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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