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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半年的乌克兰政治危机，逐步演化成俄罗斯与西方的正面对抗。随着美、欧对俄罗斯制裁的升级，俄罗斯的外交也越来越强硬，有人惊呼“冷战”第二季已经拉开帷幕。与此同时，俄罗斯加强了与中国、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的合作，被西方从G8中“开除”的俄罗斯是否会经历一次重大的外交调整？
从“一边倒”到“双头鹰”外交
上世纪90年代初，从苏联废墟中摇摇晃晃站立起来的俄罗斯，曾经满怀希望地“拥抱”西方。当时的执政者在反对苏联的问题上与西方一致，在全盘接受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同时，接受了西方给出的转轨“药方”，通过“休克”疗法准备一步跨入市场经济，幻想尽快成为西方世界平等的、有威望的一员。当时的俄罗斯在外交上做出诸多“付出”和“牺牲”，希望西方能够为俄罗斯的主动“融入”投桃报李，让俄罗斯体面“回归”欧洲。当时俄罗斯外交的标签是欧洲—大西洋主义。其基本目标就是寻求俄罗斯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都能得到西方的认同、援助和接受。
但残酷的现实让俄罗斯备受打击：西方依旧不断批评俄罗斯的人权和民主状况；北约、欧盟继续启动“东扩”进程，不断蚕食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西方很多财政援助“口惠而实不至”，甚至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在科索沃冲突、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美英联合空袭伊拉克等国际热点问题上，俄罗斯不得不接受西方的单边行动，甚至对有深刻文化淵源的塞尔维亚也无法伸出援手。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国际声誉一落千丈，国家尊严、民族自尊心受到很大损伤，痛定思痛的俄罗斯决心对外交政策进行大幅调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强调国家利益为中心的欧亚主义开始主导俄罗斯外交，由向西方“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转变为东西方兼顾的全方位外交政策。
俄罗斯把目光投向亚太，从当时的情况看是形势所迫，但也不能忽视以下三个因素：一是俄罗斯本身就是名副其实的亚太国家，俄罗斯社会也很难接受无原则地投向西方怀抱；二是亚洲的经济活力让俄罗斯很羡慕，希望为自身经济找到另外一个“引擎”；三是平衡美国等西方国家影响的现实需要。由此，俄罗斯把改善与亚太地区关系作为外交的重要方面，力求通过东方外交增大与西方抗衡的筹码。加入亚太经合组织，参加亚太经济循环；主动与中国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倡议成立中俄印三国机制，积极推动“上海五国”机制化和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俄还积极参与亚太地区新安全机制的构筑，与中、印、朝、蒙、韩、日及东盟国家加强联系，努力发挥大国作用。
本世纪初普京初掌俄罗斯时，对西方做足了友好的姿态，包括9.11事件后在阿富汗反恐问题上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友鼎力支持，甚至不反对美国和北约实现在中亚“后院”的军事存在。原因是俄罗斯国内问题成堆，普京需要时间来应对车臣问题、寡头政治和地方主义等现实挑战，提出“内部的目标高于外部的目标”，要集中精力解决国内的问题，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普京希望依靠其政治作用和地理位置，以全方位外交为手段，实施既不与西方对抗也不与东方结盟的平衡外交战略，积极拓展国际空间。同时，利用能源价格高企的契机积累财富，强国强军，所以，俄一方面批评北约、欧盟东扩政策，另一方面也与欧盟甚至北约建立合作机制，希望能够建立相互信任的新型关系。
重新定位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在俄罗斯的外交排序中，西方一直是仅次于独联体的优先方向，甚至排在包括中国、印度等大国的亚洲国家之前。美国在俄罗斯的外交中一直居于特殊位置，欧盟则逐步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经济伙伴。普京更看重俄罗斯在西方的发言权以及在G8中的平等地位，希望借助西方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改变不利的经济结构，突出外交中的经济因素。但美国和北约继续“无视”俄罗斯的存在，2004年北约直接东扩至俄罗斯的“家门口”，波罗的海三国、保加利亚等成为西方军事集团的新成员，北约的战机飞临俄罗斯边境。美国和北约甚至准备支持独联体中的“反俄力量”，把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拉进北约。
在严峻的形势下，普京再次调整了对西方的外交策略，其特点是对西方进行平衡，把美、欧区别对待，与欧洲国家建立更加密切的伙伴关系，而对美国则采取谨慎甚至批评的态度。加强与欧洲大国，特别是德国的合作，俄欧关系得以不断升温，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领域成为俄欧合作重点，俄罗斯甚至主张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与欧盟建立密切关系；二是采取“联欧反美”的政策，缓解来自西方的压力。普京提出建立“欧洲人自己的大欧洲”，对美在欧洲的地位提出公开挑战。自2004年第二个任期开始，普京把俄欧关系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连续出访欧洲各国。同时对欧洲国家也区别对待，做重点国家的工作，大打“温情牌”，因此普京在德国等欧洲国家很受欢迎。
与此同时，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则陷入“冷淡—重启”、“再冷淡—再重启”的怪圈，每个周期大概5年～ 7年，这主要是因为双方存在结构性矛盾。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科索沃地区及其主要城市进行大规模空袭，其目的之一是向俄罗斯展示美国的威力，结果导致两国关系急剧滑坡。后来，因阿富汗反恐战争双方开展合作，交往逐步密切，关系趋缓。但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让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再度恶化。究其根本，是因为美国不希望俄罗斯再度强大，也反对俄欧走得太近，一直对俄罗斯采取遏制的战略，极力鼓动独联体一些国家发生带有反俄色彩的“颜色革命”。
在独联体一些国家相继发生“颜色革命”的背景之下，俄罗斯也受到冲击，国内的反对派非常活跃，西方资助的非政府组织不断损毁领导人的形象。俄罗斯领导人认识到西方政策的本质是要进一步削弱俄罗斯，便采取了一系列激烈的反制措施，其顶点就是2008年8月与格鲁吉亚的“五日战争”，俄罗斯因此受到西方的全面制裁，但未伤及筋骨。这一轮冲突让普京更加认识到西方的“色厉内荏”。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时提出与西方建立“现代化伙伴”关系，俄美关系再度缓和。出于对金融危机后更加恶劣的国际环境的担忧，俄罗斯对西方政策的立足点依然是平等“对话”。 普京“车帅易位”式的回归，遭致西方的忌惮和打压，令这个本来设计完美的过程经历了意想不到的曲折。2011年～2012年俄罗斯国内出现的大规模抗议浪潮直指普京，背后也有西方媒体甚至政要的鼓噪。这说明俄罗斯与美国的矛盾不仅仅在地缘政治层面，同样也在意识形态领域。美国在2012年底抛出《马格尼茨基法案》，要对“侵犯人权”的俄罗斯官员进行制裁，俄议会随即通過一个《雅科夫列夫法案》，禁止美国家庭收养俄罗斯孤儿。2013年，俄美因为“棱镜门”事件再次发生直接冲突，俄罗斯接纳斯诺登的做法让美国颜面尽失。
由于对俄美关系的前景不看好，俄罗斯2013年2月12日生效的新版《对外政策构想》与旧版不同的是，不再提“与美国构建战略伙伴关系”，而是“通过对话建立俄美关系坚实的经济基础，密切两国在所有领域的联系，稳步地实质性地提高双方平等的非歧视性经贸合作”，这样的表述说明俄罗斯更重视与美国的平等经济合作，而对建立政治、人文领域的“伙伴”关系已经失去了信心。
区域整合又与西方迎头相撞
在《对外政策构想》和《国家安全构想》中，独联体都是“最优先”的方向，可见俄罗斯对后苏联空间的高度重视。2011年10月，普京宣布竞选总统的纲领性文件就是《新的欧亚一体化方案——未来在今天诞生》，建立“欧亚联盟”成为普京新任期外交的“头号”任务。在重新当选总统后，普京把强化国内的团结和独联体的一体化视作抵御各种威胁的必要保证，并认为这是最紧迫的政治任务。在由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组成的“关税联盟”逐步向“欧亚经济联盟”过渡时，普京把目光放到了乌克兰。由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已经与俄在一体化问题上达成一致，如果能把乌克兰拉进“欧亚经济联盟”，将使普京在独联体的一体化“战略拼图”趋于完整。
俄罗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逐步加强了对原苏联地区的控制，在俄罗斯外交语境当中，独联体国家被称为“近邻”，而其他邻国则是“远邻”国家，表述方式的微妙与不同传递了特殊的涵义。由于国家实力有限，俄罗斯启动的经济和安全一体化开始并不成功，独联体“独”的趋势远远大于“联”的趋势。90年代，由独联体国家成立的“中亚合作组织”（由1994年成立的“中亚统一经济空间”发展而成，成员有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四国）、“古阿姆集团”（1999年成立，由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摩尔多瓦四国组成，名称由四国的第一个俄文字母组合而成，后乌兹别克斯坦曾短暂加入，秉持亲近西方的政策）等，甚至把俄罗斯排除在外。普京当政后，随着俄罗斯国力的恢复，首先解决的是独联体内部的机制整合，主导成立了“欧亚经济共同体”和“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然后通过加入中亚的一体化组织，最终通过把“中亚合作组织”并入“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方式，结束了中亚区域的去俄罗斯化；最后通过拉拢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使“古阿姆集团”名存实亡。
重回总统宝座的普京，看到金融危机后西方的战略收缩，特别是欧债危机的持续发酵，认为这是俄罗斯面临的重大外交机遇。一方面，俄罗斯向西方展示“柔”的一面，借举办索契冬奥会之机频繁释放友好信号；另一方面，抛出“欧亚联盟”倡议，意图再度确立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主导者地位。普京准备强化“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行动能力，同时推动独联体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努力维系和扩大独联体成员国间的经济和人文联系。俄罗斯的一体化方案虽然表面上更多体现在经济层面，但地缘政治目标十分明确，这令一些独联体国家担心俄罗斯加大政治和军事一体化的力度，影响自身与西方的合作。美国则直言不讳地批评俄罗斯要“恢复苏联”，双方唇枪舌剑，龌龊不断。
地缘政治思想是俄罗斯制定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普京看来，独联体国家是否承认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主导地位和战略利益，不仅关系到俄罗斯能否顺利崛起，而且关系到俄罗斯自身的国家安全。美、欧对独联体的政治经济渗透，令俄罗斯非常反感。俄认为西方是独联体一体化的最大障碍。美、欧则显然不能容忍俄罗斯重建军事政治和经济集团，一方面是防止其再度崛起，另一方面是要巩固“民主渗透”的成果。双方在战略利益上的分歧和矛盾，在乌克兰问题上达到最高峰，结果导致冷战后最激烈的一场地缘政治冲突。
从新版《对外政策构想》中可以看出，普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充满“焦虑”，认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环境“从未如此复杂”，也从未遇到过如此多的“挑战与威胁”，而这种压力的来源就是西方。新版《对外政策构想》第一次引入“软实力”概念，主张利用承办一系列国际活动，特别是索契冬奥会来全面展示俄罗斯文化、科学、体育的魅力，塑造全新的国际形象。这说明普京选择的不再是用追随和让步“取悦”西方，而是用自己的“独特性”赢得更加广阔的国际空间，普京对西方的“反击”已经从军事、政治领域扩展到思想、文化领域。
俄罗斯为什么选择与西方对抗
克里米亚危机让国际社会看到了另外一个俄罗斯，在西方猜测普京会像以往一样保持克制时，他却出人意料地重拳出击，不仅轻松“拿下”克里米亚，还进一步搅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局势。普京强硬的政策得到国内多数民众的广泛支持，其激烈的言辞丝毫不再顾及西方的颜面。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与西方的正面对抗已不可避免。普京外交的“逆转”，主要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一是对西方政策的极度不信任。由于美欧坚持错误地认识和对待俄罗斯，不放弃弱俄、防俄的政策，导致俄罗斯强压之下的剧烈“反弹”。俄罗斯相当一部分政治精英原本对西方存有幻想，普京本人也不反对与西方建立“伙伴”关系，但西方在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的做法让普京深感失望，也激发了俄罗斯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二是认为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增强。在普京看来，西方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进程，西方已无法再掌控世界，俄罗斯有很大的外交空间，不应惧怕西方的围堵。况且西方在很多国际问题上离不开俄罗斯的参与，比如伊朗、叙利亚、阿富汗等问题，甚至朝鲜半岛的危机处置等。 三是手握丰富的战略资源。由于欧洲国家1/4的天然气、1/5的石油来自俄罗斯，这种依赖关系短期内很难改变，欧洲国家不可能采取与美国相同的对俄政策。俄罗斯实际上并不担心西方的经济制裁，独特的经济结构虽然拖累了现代化进程，但也让俄罗斯拥有更大的主动权，底气很足。
四是独联体地区的现状也让俄罗斯很有紧迫感。苏联解体已经20多年，独联体国家与俄罗斯的经济、人文联系越来越弱，其中包括乌克兰。由于不少独联体国家对俄罗斯还具有特殊的军事安全意义，如果不尽快整合这个地区，俄罗斯就会完全失去崛起的战略依托。
在决定接纳克里米亚之前，3月18日，普京在对议会讲话时提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国当时处境如此恶劣，根本无法维护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无法忍受“令人发指的历史不公”。普京毫不讳言，这种“不公”是西方一手制造的，俄罗斯今后不准备再继续“忍受”下去。可以预见，对抗将成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主旋律。与其说俄罗斯外交的调整是方向的变化，不如说是态度、手段的變化，俄罗斯更加务实，维护自身利益更加坚定，“利益至上”成了普京外交的新标签。
俄罗斯采取的策略是与西方斗而不破，保持外交接触，也不切断经济联系，同时加大周边地区的外交力度。应该明确的是，西方始终还是俄罗斯外交当中的重点，只不过这个重点领域今后的麻烦会更多。俄罗斯希望把对抗局限在俄美之间，通过否定美国对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的决定权，实现国际秩序的调整甚至是重建，增强俄罗斯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在发布新版《对外政策构想》的前一天，普京在俄罗斯安全委员会成员会议上就表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不会改变。他说：“这首先是公开性、可预见性、实用主义，捍卫俄罗斯利益，当然还有不进行任何对立。”
经历与西方关系的变化，普京主导下的俄罗斯逐渐确立了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实用主义外交战略。普京曾说过，“俄罗斯人的朋友是俄罗斯”，其现实主义的态度可见一斑。任何外交政策的调整，其本质都源于俄罗斯对地缘政治客观条件和国家利益的考量。虽然今后俄美关系再次“重启”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要在尊重和承认俄罗斯现有的重要战略利益的基础之上。问题是，俄罗斯与美国、欧盟甚至北约的“博弈”，损害的是乌克兰这样的“从属国”的利益。如果无视这一点，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依旧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
从“一边倒”到“双头鹰”外交
上世纪90年代初，从苏联废墟中摇摇晃晃站立起来的俄罗斯，曾经满怀希望地“拥抱”西方。当时的执政者在反对苏联的问题上与西方一致，在全盘接受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同时，接受了西方给出的转轨“药方”，通过“休克”疗法准备一步跨入市场经济，幻想尽快成为西方世界平等的、有威望的一员。当时的俄罗斯在外交上做出诸多“付出”和“牺牲”，希望西方能够为俄罗斯的主动“融入”投桃报李，让俄罗斯体面“回归”欧洲。当时俄罗斯外交的标签是欧洲—大西洋主义。其基本目标就是寻求俄罗斯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都能得到西方的认同、援助和接受。
但残酷的现实让俄罗斯备受打击：西方依旧不断批评俄罗斯的人权和民主状况；北约、欧盟继续启动“东扩”进程，不断蚕食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西方很多财政援助“口惠而实不至”，甚至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在科索沃冲突、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美英联合空袭伊拉克等国际热点问题上，俄罗斯不得不接受西方的单边行动，甚至对有深刻文化淵源的塞尔维亚也无法伸出援手。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国际声誉一落千丈，国家尊严、民族自尊心受到很大损伤，痛定思痛的俄罗斯决心对外交政策进行大幅调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强调国家利益为中心的欧亚主义开始主导俄罗斯外交，由向西方“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转变为东西方兼顾的全方位外交政策。
俄罗斯把目光投向亚太，从当时的情况看是形势所迫，但也不能忽视以下三个因素：一是俄罗斯本身就是名副其实的亚太国家，俄罗斯社会也很难接受无原则地投向西方怀抱；二是亚洲的经济活力让俄罗斯很羡慕，希望为自身经济找到另外一个“引擎”；三是平衡美国等西方国家影响的现实需要。由此，俄罗斯把改善与亚太地区关系作为外交的重要方面，力求通过东方外交增大与西方抗衡的筹码。加入亚太经合组织，参加亚太经济循环；主动与中国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倡议成立中俄印三国机制，积极推动“上海五国”机制化和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俄还积极参与亚太地区新安全机制的构筑，与中、印、朝、蒙、韩、日及东盟国家加强联系，努力发挥大国作用。
本世纪初普京初掌俄罗斯时，对西方做足了友好的姿态，包括9.11事件后在阿富汗反恐问题上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友鼎力支持，甚至不反对美国和北约实现在中亚“后院”的军事存在。原因是俄罗斯国内问题成堆，普京需要时间来应对车臣问题、寡头政治和地方主义等现实挑战，提出“内部的目标高于外部的目标”，要集中精力解决国内的问题，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普京希望依靠其政治作用和地理位置，以全方位外交为手段，实施既不与西方对抗也不与东方结盟的平衡外交战略，积极拓展国际空间。同时，利用能源价格高企的契机积累财富，强国强军，所以，俄一方面批评北约、欧盟东扩政策，另一方面也与欧盟甚至北约建立合作机制，希望能够建立相互信任的新型关系。
重新定位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在俄罗斯的外交排序中，西方一直是仅次于独联体的优先方向，甚至排在包括中国、印度等大国的亚洲国家之前。美国在俄罗斯的外交中一直居于特殊位置，欧盟则逐步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经济伙伴。普京更看重俄罗斯在西方的发言权以及在G8中的平等地位，希望借助西方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改变不利的经济结构，突出外交中的经济因素。但美国和北约继续“无视”俄罗斯的存在，2004年北约直接东扩至俄罗斯的“家门口”，波罗的海三国、保加利亚等成为西方军事集团的新成员，北约的战机飞临俄罗斯边境。美国和北约甚至准备支持独联体中的“反俄力量”，把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拉进北约。
在严峻的形势下，普京再次调整了对西方的外交策略，其特点是对西方进行平衡，把美、欧区别对待，与欧洲国家建立更加密切的伙伴关系，而对美国则采取谨慎甚至批评的态度。加强与欧洲大国，特别是德国的合作，俄欧关系得以不断升温，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领域成为俄欧合作重点，俄罗斯甚至主张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与欧盟建立密切关系；二是采取“联欧反美”的政策，缓解来自西方的压力。普京提出建立“欧洲人自己的大欧洲”，对美在欧洲的地位提出公开挑战。自2004年第二个任期开始，普京把俄欧关系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连续出访欧洲各国。同时对欧洲国家也区别对待，做重点国家的工作，大打“温情牌”，因此普京在德国等欧洲国家很受欢迎。
与此同时，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则陷入“冷淡—重启”、“再冷淡—再重启”的怪圈，每个周期大概5年～ 7年，这主要是因为双方存在结构性矛盾。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科索沃地区及其主要城市进行大规模空袭，其目的之一是向俄罗斯展示美国的威力，结果导致两国关系急剧滑坡。后来，因阿富汗反恐战争双方开展合作，交往逐步密切，关系趋缓。但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让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再度恶化。究其根本，是因为美国不希望俄罗斯再度强大，也反对俄欧走得太近，一直对俄罗斯采取遏制的战略，极力鼓动独联体一些国家发生带有反俄色彩的“颜色革命”。
在独联体一些国家相继发生“颜色革命”的背景之下，俄罗斯也受到冲击，国内的反对派非常活跃，西方资助的非政府组织不断损毁领导人的形象。俄罗斯领导人认识到西方政策的本质是要进一步削弱俄罗斯，便采取了一系列激烈的反制措施，其顶点就是2008年8月与格鲁吉亚的“五日战争”，俄罗斯因此受到西方的全面制裁，但未伤及筋骨。这一轮冲突让普京更加认识到西方的“色厉内荏”。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时提出与西方建立“现代化伙伴”关系，俄美关系再度缓和。出于对金融危机后更加恶劣的国际环境的担忧，俄罗斯对西方政策的立足点依然是平等“对话”。 普京“车帅易位”式的回归，遭致西方的忌惮和打压，令这个本来设计完美的过程经历了意想不到的曲折。2011年～2012年俄罗斯国内出现的大规模抗议浪潮直指普京，背后也有西方媒体甚至政要的鼓噪。这说明俄罗斯与美国的矛盾不仅仅在地缘政治层面，同样也在意识形态领域。美国在2012年底抛出《马格尼茨基法案》，要对“侵犯人权”的俄罗斯官员进行制裁，俄议会随即通過一个《雅科夫列夫法案》，禁止美国家庭收养俄罗斯孤儿。2013年，俄美因为“棱镜门”事件再次发生直接冲突，俄罗斯接纳斯诺登的做法让美国颜面尽失。
由于对俄美关系的前景不看好，俄罗斯2013年2月12日生效的新版《对外政策构想》与旧版不同的是，不再提“与美国构建战略伙伴关系”，而是“通过对话建立俄美关系坚实的经济基础，密切两国在所有领域的联系，稳步地实质性地提高双方平等的非歧视性经贸合作”，这样的表述说明俄罗斯更重视与美国的平等经济合作，而对建立政治、人文领域的“伙伴”关系已经失去了信心。
区域整合又与西方迎头相撞
在《对外政策构想》和《国家安全构想》中，独联体都是“最优先”的方向，可见俄罗斯对后苏联空间的高度重视。2011年10月，普京宣布竞选总统的纲领性文件就是《新的欧亚一体化方案——未来在今天诞生》，建立“欧亚联盟”成为普京新任期外交的“头号”任务。在重新当选总统后，普京把强化国内的团结和独联体的一体化视作抵御各种威胁的必要保证，并认为这是最紧迫的政治任务。在由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组成的“关税联盟”逐步向“欧亚经济联盟”过渡时，普京把目光放到了乌克兰。由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已经与俄在一体化问题上达成一致，如果能把乌克兰拉进“欧亚经济联盟”，将使普京在独联体的一体化“战略拼图”趋于完整。
俄罗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逐步加强了对原苏联地区的控制，在俄罗斯外交语境当中，独联体国家被称为“近邻”，而其他邻国则是“远邻”国家，表述方式的微妙与不同传递了特殊的涵义。由于国家实力有限，俄罗斯启动的经济和安全一体化开始并不成功，独联体“独”的趋势远远大于“联”的趋势。90年代，由独联体国家成立的“中亚合作组织”（由1994年成立的“中亚统一经济空间”发展而成，成员有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四国）、“古阿姆集团”（1999年成立，由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摩尔多瓦四国组成，名称由四国的第一个俄文字母组合而成，后乌兹别克斯坦曾短暂加入，秉持亲近西方的政策）等，甚至把俄罗斯排除在外。普京当政后，随着俄罗斯国力的恢复，首先解决的是独联体内部的机制整合，主导成立了“欧亚经济共同体”和“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然后通过加入中亚的一体化组织，最终通过把“中亚合作组织”并入“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方式，结束了中亚区域的去俄罗斯化；最后通过拉拢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使“古阿姆集团”名存实亡。
重回总统宝座的普京，看到金融危机后西方的战略收缩，特别是欧债危机的持续发酵，认为这是俄罗斯面临的重大外交机遇。一方面，俄罗斯向西方展示“柔”的一面，借举办索契冬奥会之机频繁释放友好信号；另一方面，抛出“欧亚联盟”倡议，意图再度确立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主导者地位。普京准备强化“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行动能力，同时推动独联体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努力维系和扩大独联体成员国间的经济和人文联系。俄罗斯的一体化方案虽然表面上更多体现在经济层面，但地缘政治目标十分明确，这令一些独联体国家担心俄罗斯加大政治和军事一体化的力度，影响自身与西方的合作。美国则直言不讳地批评俄罗斯要“恢复苏联”，双方唇枪舌剑，龌龊不断。
地缘政治思想是俄罗斯制定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普京看来，独联体国家是否承认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主导地位和战略利益，不仅关系到俄罗斯能否顺利崛起，而且关系到俄罗斯自身的国家安全。美、欧对独联体的政治经济渗透，令俄罗斯非常反感。俄认为西方是独联体一体化的最大障碍。美、欧则显然不能容忍俄罗斯重建军事政治和经济集团，一方面是防止其再度崛起，另一方面是要巩固“民主渗透”的成果。双方在战略利益上的分歧和矛盾，在乌克兰问题上达到最高峰，结果导致冷战后最激烈的一场地缘政治冲突。
从新版《对外政策构想》中可以看出，普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充满“焦虑”，认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环境“从未如此复杂”，也从未遇到过如此多的“挑战与威胁”，而这种压力的来源就是西方。新版《对外政策构想》第一次引入“软实力”概念，主张利用承办一系列国际活动，特别是索契冬奥会来全面展示俄罗斯文化、科学、体育的魅力，塑造全新的国际形象。这说明普京选择的不再是用追随和让步“取悦”西方，而是用自己的“独特性”赢得更加广阔的国际空间，普京对西方的“反击”已经从军事、政治领域扩展到思想、文化领域。
俄罗斯为什么选择与西方对抗
克里米亚危机让国际社会看到了另外一个俄罗斯，在西方猜测普京会像以往一样保持克制时，他却出人意料地重拳出击，不仅轻松“拿下”克里米亚，还进一步搅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局势。普京强硬的政策得到国内多数民众的广泛支持，其激烈的言辞丝毫不再顾及西方的颜面。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与西方的正面对抗已不可避免。普京外交的“逆转”，主要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一是对西方政策的极度不信任。由于美欧坚持错误地认识和对待俄罗斯，不放弃弱俄、防俄的政策，导致俄罗斯强压之下的剧烈“反弹”。俄罗斯相当一部分政治精英原本对西方存有幻想，普京本人也不反对与西方建立“伙伴”关系，但西方在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的做法让普京深感失望，也激发了俄罗斯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二是认为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增强。在普京看来，西方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进程，西方已无法再掌控世界，俄罗斯有很大的外交空间，不应惧怕西方的围堵。况且西方在很多国际问题上离不开俄罗斯的参与，比如伊朗、叙利亚、阿富汗等问题，甚至朝鲜半岛的危机处置等。 三是手握丰富的战略资源。由于欧洲国家1/4的天然气、1/5的石油来自俄罗斯，这种依赖关系短期内很难改变，欧洲国家不可能采取与美国相同的对俄政策。俄罗斯实际上并不担心西方的经济制裁，独特的经济结构虽然拖累了现代化进程，但也让俄罗斯拥有更大的主动权，底气很足。
四是独联体地区的现状也让俄罗斯很有紧迫感。苏联解体已经20多年，独联体国家与俄罗斯的经济、人文联系越来越弱，其中包括乌克兰。由于不少独联体国家对俄罗斯还具有特殊的军事安全意义，如果不尽快整合这个地区，俄罗斯就会完全失去崛起的战略依托。
在决定接纳克里米亚之前，3月18日，普京在对议会讲话时提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国当时处境如此恶劣，根本无法维护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无法忍受“令人发指的历史不公”。普京毫不讳言，这种“不公”是西方一手制造的，俄罗斯今后不准备再继续“忍受”下去。可以预见，对抗将成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主旋律。与其说俄罗斯外交的调整是方向的变化，不如说是态度、手段的變化，俄罗斯更加务实，维护自身利益更加坚定，“利益至上”成了普京外交的新标签。
俄罗斯采取的策略是与西方斗而不破，保持外交接触，也不切断经济联系，同时加大周边地区的外交力度。应该明确的是，西方始终还是俄罗斯外交当中的重点，只不过这个重点领域今后的麻烦会更多。俄罗斯希望把对抗局限在俄美之间，通过否定美国对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的决定权，实现国际秩序的调整甚至是重建，增强俄罗斯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在发布新版《对外政策构想》的前一天，普京在俄罗斯安全委员会成员会议上就表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不会改变。他说：“这首先是公开性、可预见性、实用主义，捍卫俄罗斯利益，当然还有不进行任何对立。”
经历与西方关系的变化，普京主导下的俄罗斯逐渐确立了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实用主义外交战略。普京曾说过，“俄罗斯人的朋友是俄罗斯”，其现实主义的态度可见一斑。任何外交政策的调整，其本质都源于俄罗斯对地缘政治客观条件和国家利益的考量。虽然今后俄美关系再次“重启”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要在尊重和承认俄罗斯现有的重要战略利益的基础之上。问题是，俄罗斯与美国、欧盟甚至北约的“博弈”，损害的是乌克兰这样的“从属国”的利益。如果无视这一点，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依旧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