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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泽民在新疆工作时期，担任领导工作历时四年多。他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迹，充分展示了一个共产党人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崇高的革命精神。
[关键词]毛泽民；新疆；事迹
毛泽民于一九三八年从延安赴苏联治病途经新疆时，应盛世才邀请，经党中央同意，留在新疆工作，化名周彬。[1]他先后在新疆财政厅和民政厅担任领导工作，历时四年多，为新疆经济事业的发展和各族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他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崇高的革命精神，永远铭记在新疆各族人民心中。
艰苦朴素的楷模
1938年2月，毛泽民担任财政厅副厅长（10月5日改任代厅长）。刚任财政厅长时，毛泽民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个人生活自己料理。后来他搬进两间小平房里居住，并托人请了一个天津老汉，帮他上街买菜、打扫卫生和看管宿舍。毛泽民的生活很简单，早上冲两个鸡蛋，或者喝一碗牛奶，中午吃米饭，晚上回到家里随便对付一点，就外出办事了。他的一日三餐都自己动手。每天吃剩的蔬菜，总是洗净切碎，按湖南人腌泡菜的方法，腌在缸里，一点也不浪费。腌几天后，把底下的揭到上面，再把鲜菜压在底下，不几天，一口小缸腌的满满实实的。
后来，毛泽民与朱旦华结婚了。他们的婚礼是在新疆督办西大楼举行的。当时，盛世才送了一副红色缎幛，上写“组织新家庭，建设新新疆”十个大字。婚礼极为简单，但很多人到他家里贺喜。因房屋很窄客人随来随走，只有陈潭秋、林基路、茅盾等人未走。当时并未预备喜宴，只是在鸿春园买了点菜，简单招待。新房设在只有一间半的小房里。至于新房设备，铺盖仍用新人自己原有的被褥，也未添置新衣服。室内陈列，除了写字台、书架和四把椅子及卧床外，别无他物。婚礼那天，财政厅的秘书等人经过商量，一定要给新人送件礼物。于是就把从南疆带来的一条壁毯派代表送去。第二天，毛泽民亲手将壁毯退回，并且诙谐地说：“盛情领会，完璧归赵。”
婚后，夫妇两个人都很忙，还要自己做饭吃。后来生了毛远新，时间就更紧张了。不要说休息，就连买油盐酱醋的时间都没有，天天吃白水面。厅里准备派一位工友给他料理家务并找一个炊事员给他们做饭。毛泽民坚决不要，他说：“不行，不行，我们厅预算上并未给厅长规定一个炊事员和工友，今天由我开始，那如何能行。”后来厅里再三研究，决定只请工友张德胜师傅帮助干点买油盐酱醋和生炉火之类的事，并派工作人员对毛泽民说：“即使炊事不要，至于每天采买以及一些杂务，你们没有时间，迪化市又没有夜市，下了班，你们到哪里买去。张德胜是你办公室的人，他也同意，又不需要多开支，难道还不行吗？”这样，才硬使毛泽民点了头。毛泽民穿的也很简单。和他共事的人从没有见他添置过一件新衣服。多年来他穿的一直是一套旧西装和一件旧大衣。他在新疆只买过一顶猫皮帽子，戴了四五年。后来在临别时，他把自己的帽子送给张德胜，作为酬谢和纪念。这顶帽子现在还陈列在“毛泽民故居”中。毛泽民的这种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给同他一道工作过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关心他人为重
毛泽民当上财政厅长后，为了发展新疆财政金融事业，培养财经管理人才，开办了一个财经学校。他亲自任校长当教员，给学生上课。所有的学生都觉得毛泽民爱学生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勤杂人员也像对家人一样。有一次，一个炊事员因为提意见的问题和另一个炊事员争吵起来，毛泽民前去劝架。结果，这个炊事员反向毛泽民发了一通火，还出言不恭，不三不四地说了许多不相干的话。这如果搁在别人，何况又处在厅长的地位，那还了得！可是毛泽民还是心平气和地讲道理。毛泽民说：“你看，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有缺点，别人提出来，这是好事，这是别人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否则他就不提了。他不提了，我们的缺点自己不知道，也就改正不了。他是你的老朋友、老同事，才给你提出来的。你不接受意见，这完全辜负了他的一片好心。再说你的缺点克服不了，下次还会再犯，发展下去，说不定要犯大错误！到那时你再犯悔就晚了。你能听懂我的意思吗？”旁边围了许多人，都为之感动。这时这个炊事员已经泣不成声，双手紧紧握住毛泽民的手，流着眼泪连声说：“我懂了！我懂了！”这个炊事员姓李，大家都叫他李师傅。自打这日起，他彻底改掉了爱动肝火的毛病，变得和蔼客气起来，对人诚恳热情，简直成了另一个人。从此，财经学校广泛流传这样一句话：“做人要学周校长，改过要学李师傅。”
毛泽民有一种让人不能忘怀的舍己救人的精神。他常常不顾个人的安危把有关同志和人员从死亡的边缘或水深火热之中全力拯救出来。有个民族干部叫霍加耶夫，毛泽民对他说：“由于工作需要，你马上离开这里，到塔城去。”甚至对因该走哪条路，什么时候走，先到什么地方，与什么人接头，毛泽民都做了详细的交代。当时霍加耶夫并没有想通。认为工作上没有什么大错误为什么非得走不可，因此意见很大。事后他才知道要是迟走一步，就被盛世才逮捕下大狱了，能否活下来，不得而知。他真是感激涕零！还有一次，盛世才制造政治阴谋，把王发浩也牵连进去了。这个消息毛泽民知道后，挺身而出，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担保王发浩是一个老实的司机，绝没有越轨行为。于是王发浩的名字从黑名单上消去了。王发浩知道这件事后，深感毛泽民的救命之恩。王发浩说：“我就是肝脑涂地也得听周厅长的话，我做不好工作怎么对的起周厅长呢？”
老百姓的官
毛泽民刚到迪化（乌鲁木齐）不久，发现有的商号门首挂着一块上写“当”字的大木牌，店内没有商品，只有一堵很高的栏柜。经调查研究，才知道这种商号叫“当铺”。当时，全城有八九家当铺。于是，他就留心这种行业的活动。不少贫穷劳动人民因为挣不到吃饭钱，只好把自己脚上的靴子，身上穿的旧衣服，甚至赖以维生的工具拿到当铺，当上个块儿八角好吃一顿饭。当时的当铺有统一规定，能当一元的物品只当两角，每月利息为10%。当一天，就收一月利息，当三十一天就收两月利息，当满三月不赎，即为“死档”，当主再无赎取权利，物品可由当铺标价拍卖。毛泽民对这种高利剥削行为深恶痛绝，本想取缔当铺行业，但又考虑劳动人民一时确有困难，于是责成省银行在南大街闹市地区开设官营“公济当”，每月利息为3%，按日计息，永不“死当”。当主如果确实无钱赎取，只收1%的保管费。“公济当”开设以后，有困难的劳动人民无不拍手称快，而那些高利剥削的私营当铺只得关门停业。
毛泽民在担任财政厅厅长期间，为了改善机关人员和工厂工人的生活，运用他在安源创办职工消费合作社的经验，在迪化创办了一处“公务员消费合作社”。靠工资维持生活的在职人员，凭着“社员购物本”，可以以最低的价格，从消费合作社购买供养全家人口的米面、食油、茶糖和布匹……。毛泽民所用的米面等生活用品也都是凭证让张德胜老汉从消费合作社购买的。每当他发现米面质量下降，总是亲自到消费合作社询问、查找原因，帮助解决问题。一次，张德胜买来的面粉较差，蒸出的馒头又硬又黑。毛泽民问清情况后，先让秘书打电话通知合作社领导：“周厅长最近要来检查工作。”三天后，毛泽民带来了一小包买来的面粉样品，来到合作社。他首先听了经理的汇报，然后去仓库检查。可是，仓库的面粉都很好。他又询问买粮的群众。有人告诉他：“三天前，面粉很黑，这两天好了。”毛泽民当众从衣袋里掏出一包样品，让大家看。大伙都说：“前几天卖的就是这种粉。”经理依仗自己是盛世才的叔叔，满不在乎地说：“以后改进！”毛泽民严肃地说：“不行，把卖次面的日子查清楚，群众要求调换的一律调换，不愿调换的在下月买粮时按价退款！”可是他自己买的次面，却没拿去调换，也没要求退款。
参考文献：
[1]朱旦华：《回忆毛泽民》，见《抗战时期在新疆财经战线的中国共产党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8页。
[关键词]毛泽民；新疆；事迹
毛泽民于一九三八年从延安赴苏联治病途经新疆时，应盛世才邀请，经党中央同意，留在新疆工作，化名周彬。[1]他先后在新疆财政厅和民政厅担任领导工作，历时四年多，为新疆经济事业的发展和各族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他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崇高的革命精神，永远铭记在新疆各族人民心中。
艰苦朴素的楷模
1938年2月，毛泽民担任财政厅副厅长（10月5日改任代厅长）。刚任财政厅长时，毛泽民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个人生活自己料理。后来他搬进两间小平房里居住，并托人请了一个天津老汉，帮他上街买菜、打扫卫生和看管宿舍。毛泽民的生活很简单，早上冲两个鸡蛋，或者喝一碗牛奶，中午吃米饭，晚上回到家里随便对付一点，就外出办事了。他的一日三餐都自己动手。每天吃剩的蔬菜，总是洗净切碎，按湖南人腌泡菜的方法，腌在缸里，一点也不浪费。腌几天后，把底下的揭到上面，再把鲜菜压在底下，不几天，一口小缸腌的满满实实的。
后来，毛泽民与朱旦华结婚了。他们的婚礼是在新疆督办西大楼举行的。当时，盛世才送了一副红色缎幛，上写“组织新家庭，建设新新疆”十个大字。婚礼极为简单，但很多人到他家里贺喜。因房屋很窄客人随来随走，只有陈潭秋、林基路、茅盾等人未走。当时并未预备喜宴，只是在鸿春园买了点菜，简单招待。新房设在只有一间半的小房里。至于新房设备，铺盖仍用新人自己原有的被褥，也未添置新衣服。室内陈列，除了写字台、书架和四把椅子及卧床外，别无他物。婚礼那天，财政厅的秘书等人经过商量，一定要给新人送件礼物。于是就把从南疆带来的一条壁毯派代表送去。第二天，毛泽民亲手将壁毯退回，并且诙谐地说：“盛情领会，完璧归赵。”
婚后，夫妇两个人都很忙，还要自己做饭吃。后来生了毛远新，时间就更紧张了。不要说休息，就连买油盐酱醋的时间都没有，天天吃白水面。厅里准备派一位工友给他料理家务并找一个炊事员给他们做饭。毛泽民坚决不要，他说：“不行，不行，我们厅预算上并未给厅长规定一个炊事员和工友，今天由我开始，那如何能行。”后来厅里再三研究，决定只请工友张德胜师傅帮助干点买油盐酱醋和生炉火之类的事，并派工作人员对毛泽民说：“即使炊事不要，至于每天采买以及一些杂务，你们没有时间，迪化市又没有夜市，下了班，你们到哪里买去。张德胜是你办公室的人，他也同意，又不需要多开支，难道还不行吗？”这样，才硬使毛泽民点了头。毛泽民穿的也很简单。和他共事的人从没有见他添置过一件新衣服。多年来他穿的一直是一套旧西装和一件旧大衣。他在新疆只买过一顶猫皮帽子，戴了四五年。后来在临别时，他把自己的帽子送给张德胜，作为酬谢和纪念。这顶帽子现在还陈列在“毛泽民故居”中。毛泽民的这种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给同他一道工作过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关心他人为重
毛泽民当上财政厅长后，为了发展新疆财政金融事业，培养财经管理人才，开办了一个财经学校。他亲自任校长当教员，给学生上课。所有的学生都觉得毛泽民爱学生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勤杂人员也像对家人一样。有一次，一个炊事员因为提意见的问题和另一个炊事员争吵起来，毛泽民前去劝架。结果，这个炊事员反向毛泽民发了一通火，还出言不恭，不三不四地说了许多不相干的话。这如果搁在别人，何况又处在厅长的地位，那还了得！可是毛泽民还是心平气和地讲道理。毛泽民说：“你看，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有缺点，别人提出来，这是好事，这是别人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否则他就不提了。他不提了，我们的缺点自己不知道，也就改正不了。他是你的老朋友、老同事，才给你提出来的。你不接受意见，这完全辜负了他的一片好心。再说你的缺点克服不了，下次还会再犯，发展下去，说不定要犯大错误！到那时你再犯悔就晚了。你能听懂我的意思吗？”旁边围了许多人，都为之感动。这时这个炊事员已经泣不成声，双手紧紧握住毛泽民的手，流着眼泪连声说：“我懂了！我懂了！”这个炊事员姓李，大家都叫他李师傅。自打这日起，他彻底改掉了爱动肝火的毛病，变得和蔼客气起来，对人诚恳热情，简直成了另一个人。从此，财经学校广泛流传这样一句话：“做人要学周校长，改过要学李师傅。”
毛泽民有一种让人不能忘怀的舍己救人的精神。他常常不顾个人的安危把有关同志和人员从死亡的边缘或水深火热之中全力拯救出来。有个民族干部叫霍加耶夫，毛泽民对他说：“由于工作需要，你马上离开这里，到塔城去。”甚至对因该走哪条路，什么时候走，先到什么地方，与什么人接头，毛泽民都做了详细的交代。当时霍加耶夫并没有想通。认为工作上没有什么大错误为什么非得走不可，因此意见很大。事后他才知道要是迟走一步，就被盛世才逮捕下大狱了，能否活下来，不得而知。他真是感激涕零！还有一次，盛世才制造政治阴谋，把王发浩也牵连进去了。这个消息毛泽民知道后，挺身而出，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担保王发浩是一个老实的司机，绝没有越轨行为。于是王发浩的名字从黑名单上消去了。王发浩知道这件事后，深感毛泽民的救命之恩。王发浩说：“我就是肝脑涂地也得听周厅长的话，我做不好工作怎么对的起周厅长呢？”
老百姓的官
毛泽民刚到迪化（乌鲁木齐）不久，发现有的商号门首挂着一块上写“当”字的大木牌，店内没有商品，只有一堵很高的栏柜。经调查研究，才知道这种商号叫“当铺”。当时，全城有八九家当铺。于是，他就留心这种行业的活动。不少贫穷劳动人民因为挣不到吃饭钱，只好把自己脚上的靴子，身上穿的旧衣服，甚至赖以维生的工具拿到当铺，当上个块儿八角好吃一顿饭。当时的当铺有统一规定，能当一元的物品只当两角，每月利息为10%。当一天，就收一月利息，当三十一天就收两月利息，当满三月不赎，即为“死档”，当主再无赎取权利，物品可由当铺标价拍卖。毛泽民对这种高利剥削行为深恶痛绝，本想取缔当铺行业，但又考虑劳动人民一时确有困难，于是责成省银行在南大街闹市地区开设官营“公济当”，每月利息为3%，按日计息，永不“死当”。当主如果确实无钱赎取，只收1%的保管费。“公济当”开设以后，有困难的劳动人民无不拍手称快，而那些高利剥削的私营当铺只得关门停业。
毛泽民在担任财政厅厅长期间，为了改善机关人员和工厂工人的生活，运用他在安源创办职工消费合作社的经验，在迪化创办了一处“公务员消费合作社”。靠工资维持生活的在职人员，凭着“社员购物本”，可以以最低的价格，从消费合作社购买供养全家人口的米面、食油、茶糖和布匹……。毛泽民所用的米面等生活用品也都是凭证让张德胜老汉从消费合作社购买的。每当他发现米面质量下降，总是亲自到消费合作社询问、查找原因，帮助解决问题。一次，张德胜买来的面粉较差，蒸出的馒头又硬又黑。毛泽民问清情况后，先让秘书打电话通知合作社领导：“周厅长最近要来检查工作。”三天后，毛泽民带来了一小包买来的面粉样品，来到合作社。他首先听了经理的汇报，然后去仓库检查。可是，仓库的面粉都很好。他又询问买粮的群众。有人告诉他：“三天前，面粉很黑，这两天好了。”毛泽民当众从衣袋里掏出一包样品，让大家看。大伙都说：“前几天卖的就是这种粉。”经理依仗自己是盛世才的叔叔，满不在乎地说：“以后改进！”毛泽民严肃地说：“不行，把卖次面的日子查清楚，群众要求调换的一律调换，不愿调换的在下月买粮时按价退款！”可是他自己买的次面，却没拿去调换，也没要求退款。
参考文献：
[1]朱旦华：《回忆毛泽民》，见《抗战时期在新疆财经战线的中国共产党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