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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巍，理学博士，现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科技知识在古代世界的传播并把世界连为一体的历程。喜爱“上穷碧落下黄泉”，品鉴各个文明在应对相似问题时展现出的智慧。
在15世纪即将结束时，达伽马的船队到达印度标志着欧洲人终于越过西亚各个伊斯兰政权，开始建立与印度和中国等远东地区的直接联系。随之而来的是欧洲人对东方的地理、民族、物产和风俗习惯等各个领域系统性知识的强烈需求，在此之前这些知识要么通过阿拉伯人的著作转手而来——其中不少还是承袭自古典时期的作家，要么来自于教皇派往东方各国使节零零星星的报告。而即便在东方建立长期据点，对当地知识的观察、汇总和细致整理，送抵欧洲，与国家需求相结合，最终对制定下一步政策产生影响，也需要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因此，直到16世纪中叶，我们才逐渐能在各个科学领域看到关于东方世界较为系统严谨的论著。葡萄牙医学家加西亚·德·奥尔塔（Garcia de Orta，约1501-1568）的《印度方药谈话录》（Coloquios dos simplese drogas da India）就是在药学领域填补这项空白的一部重要著作。
迫切求知
16世纪前50年里，在印度逐渐站稳脚跟的葡萄牙人并非没有致力于搜集东方医药知识，相反，由于许多药材都是东西方之间重要的贸易品，对它们的出产和价格情况进行调查的事业从一开始就进行了。托梅·皮莱兹（Tome Pires，1465-1540）和杜阿尔特·巴博萨（Duarte Barbosa，约1480-1521）以通信形式把包括远至中国的各类知识源源不断地传回欧洲。通过他们的亲身观察和对值得信赖的当地人的询问，东方世界的区域轮廓、港口和市场、风俗民情、饮食习惯，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等信息都为葡萄牙政府所知曉。
在频繁的地理、政治和经济报告中，对包括香料和药物在内的新奇热带植物的描述是颇引人兴趣的篇章。这些香药中很多由于此前在葡萄牙药典中占据的崇高地位，而为信息收集者所注目，另一部分对西方人而言则完全是崭新的知识。这些自然界信息来自于充满探索精神的旅行者、水手和商人，并为欧洲人了解世界提供了第一手经验。
对当地知识的了解不仅是欧洲知识精英文化上的需求，同时也是葡萄牙拓展殖民事业的需要。为了维持其在东方的存在，葡萄牙人在果阿等战略要地建立了要塞和贸易站。这些单位都驻扎着官员和士兵。尽管这些人往往是闯荡世界的老手，但要适应南亚热带气候，应对当地特有的疫病仍不容易。因此葡萄牙王室在当地建立了医疗网络，调集药剂师保持欧洲人的健康。在距离本土万里之遥的印度，当局对药剂师的管理丝毫不存在马虎和松弛，他们的行为和所制药剂的质量与价格都受到严格监管，如果被发现药品质量不合格，这些药品者哙被当众焚烧，而药剂师也会被判处高额罚款。
16世纪40年代，或许出于对更好保持局势稳定、了解后续政策制定重点的需要，葡萄牙当局要求居住在东方的监督者、代理商和药剂师们提供与亚洲自然资源的可靠信息。其中25份报告形成了现被称为《埃尔瓦什文献汇编》的文集。这些报告以回复指定问题的形式涵盖了囊括果阿、科钦等葡萄牙的印度据点，以及波斯、锡兰（今斯里兰卡）的商品、自然资源的贸易路线和市场，对香料和药物来源的描述和关于中国、日本等国家的情报。
尽管如此，居住在东方的葡萄牙人仍然需要一本关于印度医药的全面著作，它不仅应当包含能够应对市场监管和了解物品流动路线的信息，同时还要推动各地医疗卫生的规范化。当时从葡萄牙本土调集来的许多医生都仓促上阵，其知识储备无法满足需求，他们也期待着一本翔实的医书帮助他们尽快提升能力。1563年，《印度方药谈话录》终于成功扮演了这个角色，而此前的文献则成为它撰成的知识储备。
名医远行
作为这样一部重要医书的作者，加西亚·德·奥尔塔以其渊博的医学知识、严谨的科学态度、优雅的语言风格而受到后人赞扬，但他旅居印度的最初动力却是躲避迫害。
奥尔塔出生时就伴随着苦难。他的父母原是居住在西班牙巴伦西亚的犹太商人。1492年犹太人被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下令整体驱逐出境，5年后他们被迫皈依基督教，但仍暗中保持犹太教信仰，这个群体被区别性地称为“新基督教徒”或者“玛拉诺”（西班牙语意为“猪”）。葡萄牙对犹太人的迫害比近邻要晚一代人的时间，这使奥尔塔有机会在大学接受医学、艺术和哲学教育，随后在里斯本从事了几年医生和教师工作。
在权力日益膨胀的宗教裁判所威胁下，玛拉诺人和同样遭受迫害的西班牙穆斯林（又称摩里斯科人）纷纷远走避难，很多人去了拉丁美洲，而奥尔塔则选择前往印度。1534年9月他到达果阿，在那里他很快获得丰富的热带医学实践经验，先后成为当地苏丹和葡萄牙总督等要人的医生。出色的医术不仅给他带来在印度的舒适生活，还让他获得了总督的秘密赦免。后者使他一度计划返回家乡，但结果却恰好相反，他的母亲和2个姐妹因是犹太人，在里斯本遭到囚禁，是奥尔塔设法把她们营救到了印度。不幸远没有结束，1565年，果阿也设置了一个宗教法庭，开始对公开和秘密的犹太人、印度教徒和新基督教徒实施迫害。在生命最后几年里，奥尔塔尚能幸免于难，但他的姐姐却在他去世的同年被捕，并于次年被判处火刑。1580年，奥尔塔的遗体也被挖出烧毁。
可以说，在颠沛流离和种族迫害中，行医既是奥尔塔的生存之道，也可谓是他不多的精神避难所。他生平多难，在著作里却呈现出一种积极而认真的氛围，这让读者不但能从中汲取知识，还可以如欣赏戏剧般品鉴他的日常生活。
热带药典
奥尔塔在编纂著作时，应当参考了前面提到的那些著作，并把它们融入远至迪奥斯克里德斯、盖伦等希腊、罗马医家，下到伊本·西那等伊斯兰名医的知识背景之中。除此之外，他也使用了许多来自诸如各地医师、商人、士兵、仆役等知情者的口述资料，并借助巧妙的叙述技巧把知识编织到一起。全书以字母顺序排列，每章处理一种或近似的几种药材，对于每种产品，奥尔塔都会提供有关其产地、用途、价格、市场、销售路线和药性运用等方面的详细解说。
从书名即可得知，奥尔塔的著作采用的是对话体，这种复古文体常见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著作。在大多数章节中，知识都是通过另一名医生与奥尔塔的问答进行阐述的，但有时对话也会被突如其来的访客或事件打断，这些突发场景为医书赋予了文学性，同时也成为作者借以进一步阐述的线索。
由于能够接触到一手资料，奥尔塔得以挑战前代权威，纠正许多古典时期以来药典里沿袭的错误。这些错误往往体现着学者从间接源头获取知识带来的局限性。例如对于木香，千百年来的药家一直将其划分成阿拉伯、叙利亚或印度等优劣不同的几种，但奥尔塔指出这些产品实际上者萨于印度西北部，只是经过长途运输后氧化变质的程度不同而已。不同名称更多来自对遥远物种缺乏了解和商人为牟取利润进行曲解等因素的共同作用。
同时，奥尔塔对印度医学也有所吸收，这体现出他认识到所在传统局限性，由此与他者文化对话的开放性。如对于竹黄这种药物，他就引用《印度单方集》等文献指出，前人常把这种竹节分泌物与骨灰相混淆，实际上后者毫无竹黄所拥有的疗效。在讨论胡椒时，他也引入一位匿名药剂师，依据来自莫桑比克和果阿等不同地方进行的观察，对黑白胡椒的来源进行了争辩。
通过敏锐而善意的观察，加西亚·德·奥尔塔完成了《印度方药谈话录》这部汇通欧洲、伊斯兰和印度不同医学传统的重要著作，从而为欧洲学界填补了热带医学的空白。由于书中蕴含知识的新颖性，以及所显示的收集、验证和传播相关自然界知识的新方法，使得它很快在整个欧洲传播开来，并对随后百余年医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时间也最终洗去了奥尔塔身份带来的污名，在葡萄牙和印度果阿，许多医疗机构、公园广场都以他命名，甚至他还一度出现在葡萄牙货币上，这显示了后人对这名医学家的尊崇。
在15世纪即将结束时，达伽马的船队到达印度标志着欧洲人终于越过西亚各个伊斯兰政权，开始建立与印度和中国等远东地区的直接联系。随之而来的是欧洲人对东方的地理、民族、物产和风俗习惯等各个领域系统性知识的强烈需求，在此之前这些知识要么通过阿拉伯人的著作转手而来——其中不少还是承袭自古典时期的作家，要么来自于教皇派往东方各国使节零零星星的报告。而即便在东方建立长期据点，对当地知识的观察、汇总和细致整理，送抵欧洲，与国家需求相结合，最终对制定下一步政策产生影响，也需要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因此，直到16世纪中叶，我们才逐渐能在各个科学领域看到关于东方世界较为系统严谨的论著。葡萄牙医学家加西亚·德·奥尔塔（Garcia de Orta，约1501-1568）的《印度方药谈话录》（Coloquios dos simplese drogas da India）就是在药学领域填补这项空白的一部重要著作。
迫切求知
16世纪前50年里，在印度逐渐站稳脚跟的葡萄牙人并非没有致力于搜集东方医药知识，相反，由于许多药材都是东西方之间重要的贸易品，对它们的出产和价格情况进行调查的事业从一开始就进行了。托梅·皮莱兹（Tome Pires，1465-1540）和杜阿尔特·巴博萨（Duarte Barbosa，约1480-1521）以通信形式把包括远至中国的各类知识源源不断地传回欧洲。通过他们的亲身观察和对值得信赖的当地人的询问，东方世界的区域轮廓、港口和市场、风俗民情、饮食习惯，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等信息都为葡萄牙政府所知曉。
在频繁的地理、政治和经济报告中，对包括香料和药物在内的新奇热带植物的描述是颇引人兴趣的篇章。这些香药中很多由于此前在葡萄牙药典中占据的崇高地位，而为信息收集者所注目，另一部分对西方人而言则完全是崭新的知识。这些自然界信息来自于充满探索精神的旅行者、水手和商人，并为欧洲人了解世界提供了第一手经验。
对当地知识的了解不仅是欧洲知识精英文化上的需求，同时也是葡萄牙拓展殖民事业的需要。为了维持其在东方的存在，葡萄牙人在果阿等战略要地建立了要塞和贸易站。这些单位都驻扎着官员和士兵。尽管这些人往往是闯荡世界的老手，但要适应南亚热带气候，应对当地特有的疫病仍不容易。因此葡萄牙王室在当地建立了医疗网络，调集药剂师保持欧洲人的健康。在距离本土万里之遥的印度，当局对药剂师的管理丝毫不存在马虎和松弛，他们的行为和所制药剂的质量与价格都受到严格监管，如果被发现药品质量不合格，这些药品者哙被当众焚烧，而药剂师也会被判处高额罚款。
16世纪40年代，或许出于对更好保持局势稳定、了解后续政策制定重点的需要，葡萄牙当局要求居住在东方的监督者、代理商和药剂师们提供与亚洲自然资源的可靠信息。其中25份报告形成了现被称为《埃尔瓦什文献汇编》的文集。这些报告以回复指定问题的形式涵盖了囊括果阿、科钦等葡萄牙的印度据点，以及波斯、锡兰（今斯里兰卡）的商品、自然资源的贸易路线和市场，对香料和药物来源的描述和关于中国、日本等国家的情报。
尽管如此，居住在东方的葡萄牙人仍然需要一本关于印度医药的全面著作，它不仅应当包含能够应对市场监管和了解物品流动路线的信息，同时还要推动各地医疗卫生的规范化。当时从葡萄牙本土调集来的许多医生都仓促上阵，其知识储备无法满足需求，他们也期待着一本翔实的医书帮助他们尽快提升能力。1563年，《印度方药谈话录》终于成功扮演了这个角色，而此前的文献则成为它撰成的知识储备。
名医远行
作为这样一部重要医书的作者，加西亚·德·奥尔塔以其渊博的医学知识、严谨的科学态度、优雅的语言风格而受到后人赞扬，但他旅居印度的最初动力却是躲避迫害。
奥尔塔出生时就伴随着苦难。他的父母原是居住在西班牙巴伦西亚的犹太商人。1492年犹太人被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下令整体驱逐出境，5年后他们被迫皈依基督教，但仍暗中保持犹太教信仰，这个群体被区别性地称为“新基督教徒”或者“玛拉诺”（西班牙语意为“猪”）。葡萄牙对犹太人的迫害比近邻要晚一代人的时间，这使奥尔塔有机会在大学接受医学、艺术和哲学教育，随后在里斯本从事了几年医生和教师工作。
在权力日益膨胀的宗教裁判所威胁下，玛拉诺人和同样遭受迫害的西班牙穆斯林（又称摩里斯科人）纷纷远走避难，很多人去了拉丁美洲，而奥尔塔则选择前往印度。1534年9月他到达果阿，在那里他很快获得丰富的热带医学实践经验，先后成为当地苏丹和葡萄牙总督等要人的医生。出色的医术不仅给他带来在印度的舒适生活，还让他获得了总督的秘密赦免。后者使他一度计划返回家乡，但结果却恰好相反，他的母亲和2个姐妹因是犹太人，在里斯本遭到囚禁，是奥尔塔设法把她们营救到了印度。不幸远没有结束，1565年，果阿也设置了一个宗教法庭，开始对公开和秘密的犹太人、印度教徒和新基督教徒实施迫害。在生命最后几年里，奥尔塔尚能幸免于难，但他的姐姐却在他去世的同年被捕，并于次年被判处火刑。1580年，奥尔塔的遗体也被挖出烧毁。
可以说，在颠沛流离和种族迫害中，行医既是奥尔塔的生存之道，也可谓是他不多的精神避难所。他生平多难，在著作里却呈现出一种积极而认真的氛围，这让读者不但能从中汲取知识，还可以如欣赏戏剧般品鉴他的日常生活。
热带药典
奥尔塔在编纂著作时，应当参考了前面提到的那些著作，并把它们融入远至迪奥斯克里德斯、盖伦等希腊、罗马医家，下到伊本·西那等伊斯兰名医的知识背景之中。除此之外，他也使用了许多来自诸如各地医师、商人、士兵、仆役等知情者的口述资料，并借助巧妙的叙述技巧把知识编织到一起。全书以字母顺序排列，每章处理一种或近似的几种药材，对于每种产品，奥尔塔都会提供有关其产地、用途、价格、市场、销售路线和药性运用等方面的详细解说。
从书名即可得知，奥尔塔的著作采用的是对话体，这种复古文体常见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著作。在大多数章节中，知识都是通过另一名医生与奥尔塔的问答进行阐述的，但有时对话也会被突如其来的访客或事件打断，这些突发场景为医书赋予了文学性，同时也成为作者借以进一步阐述的线索。
由于能够接触到一手资料，奥尔塔得以挑战前代权威，纠正许多古典时期以来药典里沿袭的错误。这些错误往往体现着学者从间接源头获取知识带来的局限性。例如对于木香，千百年来的药家一直将其划分成阿拉伯、叙利亚或印度等优劣不同的几种，但奥尔塔指出这些产品实际上者萨于印度西北部，只是经过长途运输后氧化变质的程度不同而已。不同名称更多来自对遥远物种缺乏了解和商人为牟取利润进行曲解等因素的共同作用。
同时，奥尔塔对印度医学也有所吸收，这体现出他认识到所在传统局限性，由此与他者文化对话的开放性。如对于竹黄这种药物，他就引用《印度单方集》等文献指出，前人常把这种竹节分泌物与骨灰相混淆，实际上后者毫无竹黄所拥有的疗效。在讨论胡椒时，他也引入一位匿名药剂师，依据来自莫桑比克和果阿等不同地方进行的观察，对黑白胡椒的来源进行了争辩。
通过敏锐而善意的观察，加西亚·德·奥尔塔完成了《印度方药谈话录》这部汇通欧洲、伊斯兰和印度不同医学传统的重要著作，从而为欧洲学界填补了热带医学的空白。由于书中蕴含知识的新颖性，以及所显示的收集、验证和传播相关自然界知识的新方法，使得它很快在整个欧洲传播开来，并对随后百余年医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时间也最终洗去了奥尔塔身份带来的污名，在葡萄牙和印度果阿，许多医疗机构、公园广场都以他命名，甚至他还一度出现在葡萄牙货币上，这显示了后人对这名医学家的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