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近年来发起猛攻，2020年GDP突破2.5万亿，备受热议，成都、郑州等中部城市也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我们无法忽视中国西部城市在工业制造业等方面的突飞猛进，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们崛起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全球制造业过去的不断转移。但后疫情时代，一些国家依然可能会推进逆全球化趋势，也会强化企业收缩产业链或多元化产业链的动机。
　　制造业资本不会永远青睐同一个地方，尤其是当成本和要素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时候。那么，位于中国中西部城市的制造业是否会被其他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东南亚国家所替代？中国中西部城市如何更好地与东南亚竞争？

产业转移的全球竞争

　　重庆、成都、郑州等城市抓住了全球产业竞争，走在了属于自己的道路上，凭借先进制造业崛起，无疑是振奋人心的。
　　在传统的概念里，全球产业链具有三级分工：消费、生产、资源，对应不同的国家区域，生产国从资源国购买资源进行生产，再卖到消费国。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一个生产国的角色。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中国通过廉价的劳动力、具有吸引力的优惠政策，形成制造业巨大的洼地优势，把全世界的产能吸引到了中国。
　　20世纪，全球总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第一次产业转移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将纺织、钢铁等传统制造业向日本、西德转移，进行海外投资以及资本运输。第二次产业转移则在20世纪70到80年代，日本、西德将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推动了“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发展。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发生了第三次产业转移。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經济体将失去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国家。
　　那一时期，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加工贸易，产业链相对较短。产品的零部件、原材料从全世界运到中国沿海，又从中国沿海把整机销售到世界，依靠的是沿海地区强大的区位条件和物流优势。因此佛山、东莞这类外贸明星城市工业和制造业非常发达。
　　但在产业由中国沿海地区向内陆转移的过程中，制造业的产业链逐渐发生了变化。比如重庆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产量约占全球的40%。重要的是，笔记本电脑生产企业英业达、富士康、仁宝、纬创等已在重庆落地研发中心。
　　当然，对于重庆等这几座迅速崛起的中西部内陆城市，区位优势也是十分重要的，它们大部分位于长江流域。此外，成都、郑州等城市在空港经济方面逐步发力，增强了产业链中的资源配置能力。
　　再看看东南亚国家的发展现状，从国家工业增加值来看，东南亚国家工业增加值远不及中国。有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现价工业增加值为5.59万亿美元，印度体量为7153亿美元，仅为中国的12.8%；泰国、菲律宾、越南体量则更小，分别为1815亿美元、1136亿美元和903亿美元，为中国的3.3%、2%和1.6%。

印度工业生产能力约为中国制造业第一大省广东省的1.3倍。泰国、菲律宾、越南工业生产能力可位列中国省市第9、第16、第18位，分别与湖南、重庆、内蒙古相当。

　　从整体趋势上来看，这几个国家的增速也远低于中国。有研究者计算过，如果将中国各地工业增加值折算为美元，印度工业生产能力约为中国制造业第一大省广东省的1.3倍。泰国、菲律宾、越南工业生产能力可位列中国省市第9、第16、第18位，分别与湖南、重庆、内蒙古相当。

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

　　全球产业链就好比串联电路，一环扣一环，中国一直尝试通过产业升级，在全球制造业的产业链上不断攀登高附加值环节。从美国的加税目录也可以看出，它主要针对中国的先进制造业，因为它们都代表着国家的硬实力。
　　中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阶段，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孕育着大量消费升级需求，在这足够大的市场中，将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创新点。
　　这些年，中国劳动力涨幅大于东南亚国家，劳动力绝对成本优势在逐步削弱。2010年，中国的制造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约为381美元/月，为美国的9.8%，而到了2018年，这一比例攀升至19.6%。8年间，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上涨138.8%。2018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制造业薪资是泰国的约2倍，菲律宾、越南的约3倍。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对劳动力的要求，随着全球产业链的升级也发生了变化，整体趋势是逐步由“人口红利”过渡到“人才红利”。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劳动力质量上，中国受教育程度遥遥领先，2010年中国超过60%的人口受过中等以上教育。
　　而泰国、越南、菲律宾、印度等国劳动力中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比例，均与中国存在约20个百分点甚至更高的差距。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教育普及程度近几年仍在不断提高。受教育程度是衡量劳动力质量的重要指标，与产出能力具有正向关系。
　　中国劳动力生产率也稳步提高，与东南亚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依然具有相对成本较低的优势。因为中国劳动力生产率在8年间提高30.7%，从2010年的4315美元/人上升到2018年的5638美元/人。
　　事实上，类似于全球手机及电子产业已经渗透到了一定阶段、增长趋缓，“代工帝国”们也摸到了天花板，试图通过转型来重新定义自己。比如被誉为世界工厂的富士康早已不满足于“苹果代工厂”的头衔，一直在寻求更多业绩增长点，譬如数字医疗、机器人和汽车等领域。
　　2021年开年的第一个月，富士康先后与拜腾、吉利联合发布消息，为前者提供制造工艺、运营管理经验和产业链资源，加速推进拜腾汽车旗下首款车型M-Byte的量产工作，与后者成立一家合资公司，为第三方汽车企业代工。 　　汽车代工，其复杂程度完全不同于“电子厂”，很有可能成为一家企业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过渡到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关键。
　　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大企业之间的竞争。中国出口产品不断向价值链上游攀升，象征着中国制造业将进一步走向高附加值领域。2020年11月，机电产品出口占比提升至62.0%、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提升至32.1%，集成电路、计算机、医疗器械等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强劲，同比增速分别达26.4%、31.2%和 19.5%。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劳动力生产率仍有一段距离—2018年为美国的61.9%，德国的71.2%，日本的62.1%。但与东南亚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菲律宾、越南以及泰国，并且不断拉大差距。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劳动薪资增长，但中国制造业，尤其是在高端技术产业方面依然具有相对成本较低的优势。

制造业配套至关重要

　　短期内，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制造业的替代有限。但从长期来讲，东南亚国家的发展仍存在一定的挑战。比如中国能源成本已不占优势。能源价格是企业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柴油、汽油零售价与印度相近，越南、泰国、菲律宾均相对比之下更具优势。
　　这些年，一些韩国和日本企业纷纷南下设厂。随着中国手机产业的崛起，三星手机在中国竞争失势，韩国早已布局东南亚，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
　　2019年豐田曾发布过消息，决定在缅甸迪拉瓦建立新厂房。彼时，正值缅甸政府提高进口壁垒，试图建立当地的汽车产业。此前丰田也考虑在缅甸建厂，除了缅甸，丰田在泰国、印尼等国家也有工厂布局，但这些地区无一例外都拥有同样的劣势，当地市场相对较小，相关供应商的配套不是很充足。所以丰田计划在当地进一步建设供应链，实现零部件的本土化。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大陆地区物流绩效综合指数达到3.61，在全球范围内名列前茅，印度、菲律宾、泰国、越南分别为3.13、2.93、3.41、3.27。

　　但在丰田当年的目标中，中国依然是最重要的市场。中国是许多大企业最重要的市场，但已不再是唯一重要的生产基地了。富士康也是如此，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的网通产品，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主要原因在于苹果已经规划在中国及海外搭建两套供应链体系，贸易安全是主因之一。
　　对中国而言，庞大的经济纵深确实使得中国拥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产业配套能力。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220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且产业链条非常完备。随着下游企业步入数字化升级，传统的工业制造业模式有可能面临终结，制造业内需潜力也将不断释放。
　　制造业配套，很重要一点就是国家基础设施水平的建设，正如丰田长期以来在东南亚布局的顾虑。
　　世界经济论坛数据显示，2019年，越南、泰国、菲律宾等国在交通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不同维度上都与中国存在明显差距，尤其是内外畅通的综合运输大通道。
　　另外在物流方面，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大陆地区物流绩效综合指数达到3.61，在全球范围内名列前茅，印度、菲律宾、泰国、越南分别为3.13、2.93、3.41、3.27。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重庆是中欧班列的开拓者，它正成为重庆及整个内陆地区一条稳定、高效的货物通道，以此来构建国际物流分拨网络体系。
　　2020年，中欧班列（渝新欧）“中国邮政号”专列顺利首发。此后，以中欧班列（渝新欧）为载体，重庆承担起疏运国际邮包尤其是中欧间国际邮包的重任。目前，中欧班列（渝新欧）已成功疏运全国总量1/3、欧洲将近七成的国际邮包，这种影响还能扩大到整个成渝城市群，为中西部城市提供强有力的枢纽竞争力。
　　但竞争远未结束。短期内，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制造业的替代有限。在未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中西部城市依靠强大的制造业配套，包括产业链、物流、金融等，还是能够拉开与国外的成本差距，守住这一点至关重要。
　　对于一座城市、一个国家而言，成为制造业的强者，融入世界的开放道路是大国经济走向繁荣的必由之路。在面对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时，更需依托于强大的市场，未雨绸缪，放大优势，将主动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