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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7年《中篇小说选刊》福建作家专号的七部中篇小说，风格完全不同，无论是花是草，都保持了个体的差异性，这座小说花园的丰富性，因此是有保证了。
陈希我的《精血》一如既往地不乏暧昧。男老师觉得自己的初三女学生像鹅，陈希我没说是“母鹅”，但你可以相信，他指的就是母鹅。母鹅的丰肥，正是说这个女孩有着少女不该有的丰满，或者说，一种婆娘而非少女气息。自感鹤立鸡群的男老师当然不会喜欢这样一个女孩，但不妨碍他拿来做暂时的充饥和发泄，这是被压抑的力比多的移情。他的饥渴并不在于性，而在于出国愿望的受阻，是自我实现的饥渴，这注定了他即便得到她也不可能爱惜，反而是憎恶，憎恶她使他又下坠了一层。
《精血》也一如既往地体现出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凶狠。小说字里行间都在透露出一个“破”字，好像在狠狠地诅咒：这个破世界，這些破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只能用它来寻找更黑。活在发狠的绝望中的男老师，对女学生发泄的是命运的不公，发泄完之后从没打算承担责任，反而觉得是理所应当，因为，他的苦难必须得到补偿。而她，一只不知鸿鹄之志的麻雀，却把改变命运的机会押到了他身上，而且是真的爱他。他原本什么都不爱，这下更感觉她的爱就是黏住他的冰凉的鼻涕。甚至，跟她之间的肉欲都让他厌恶，觉得自己并没真的快活过。想甩掉她，可她怀孕了。这使他愈加怨恨自己的命运，以及雪上加霜的她。他正苦于无法解决掉她的时候，幸运地得知她也在瞒着他找许老师补课，他立刻找到了心理上的逃路，以莫须有的理由把她的怀孕嫁祸于许老师了。他心理上的逃脱术一用再用，直至自怜他是被戴了绿帽子的冤大头、被女孩算计了的受害者。小说终究没有明说女孩跟许老师有没有他以为的那种关系，因为这已经不重要了，利己主义者总归是要做出利己的理解，必要的时候完全可以自欺欺人。直到女孩坠海之后，他还在自欺欺人地做着合理的开脱，拖延着不去施救，致使女孩怀着他的孩子死去了。
小说把他的报应安排成未来时——2015年，男老师如愿去了美国——首先是美国人嫌弃他的德行，他混得不好；其次是他一直未婚无子，因为有性功能障碍。三十年后，他回来了，变得虔诚了，一回来就直奔码头，询问三十年前跳海自杀的女生肚子里的胎儿。可是，当时并没有人发现死者怀了身孕。他此时之所以在意起“这是我的孩子”，是因为精液让他联系到血，射精让他感觉疼痛，他无法再有孩子了。当年他千方百计让女生拿掉孩子时，他的朋友对他说过一句话：“你的精血，是要亏的！这是你第一个孩子，是要亏你一辈子运气的！”也许是这句话给了他心理暗示，他认为自己的人生至今不如意，都是因为亏了精血。他考虑的还是自己是否如意的问题，仍未学会考虑别人。心中无神，便无罪恶感，最后也只能靠报应来使他低头了。这就是他的虔诚的本质。小说最终并未触及罪与罚的灵魂问题，也没上升到宗教般的精神叩问，而是匪夷所思地倒向“精血同源”的中医理论来寻求因果报应。
陈希我的写作敢于针砭人性，且毫不留情，又从不标榜自己的批判性，这是可贵的。他似乎有一股冒犯的欲望，文本内部经常有一股乱窜的气。敢于对人性冒犯，不按牌理出牌，固然容易触到人性的暗面，但也不容易找到救赎。破与立之间的制衡，也是作家内心力量的较量。那些黑暗的珠子也许是存在的，但最后要有一个明亮的绳头把它们拎起来，才能令人消除不安与不适，放下心来。雨果的《悲惨世界》中，沙威自恃为正义之剑的持有者，一生誓将冉·阿让投进牢狱，可当他最终看清冉·阿让善的本性后，多年的信念轰然瓦解。他放走了冉·阿让，这与他警察的职责是相悖的，但他宁愿自杀以“谢罪”，也要这么做。雨果用不可思议的逆转，来结束了沙威与冉·阿让之间艰难的人格较量，支撑他的，就是人道主义的力量！雨果的伟大就在这里。陈希我的写作，基本上是不做精神提升的，不知是没有提升的愿望，还是找不到提升的切实力量。他更多是为否定性的力量所驱使，没有什么敬意，也没有什么温度，比如他写男主人公，连精液都是冰冷的，与激情无关，跟鼻涕无异；小说为了说明他的冷血而做的那些开脱性的心理推演，都是略嫌粗疏和概念化的。你把什么都否定了，自己站在哪里？空心人问题，可能是陈希我创作的一个黑洞。
二
杨少衡的《你可以相信》是一篇不错的官场小说。小说充分体现出杨少衡对于官场生态的稔熟以及入骨的了解，那些处处留心的观察和体悟，显然不是一天两天的积累。官员之间的话里机锋，是软是硬，是真是假，局外人是拿捏不出的，写官场小说，必得深谙其中之道，方能依葫芦画瓢。杨少衡写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官场：人在宦海，看起来风光无限，实则随时翻船，暗流涌动，步步惊心。官场上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甚至眼风语气，可能都是微言大义。一句玩笑都会心惊肉跳，冷汗淋漓，不知是无意还是大有深意；短信都比电报简洁：“放心小心”“好了”，就这几个字，蕴含着巨大的危险或分量。为官就是把自己扔进炼铁高炉，同僚之间，经常是伴君如伴虎，良知与智商随时进行博弈。
杨少衡擅写矛盾。《你可以相信》的矛盾在两个焦点上：李金明被“双规”和腾龙中心拆猪圈。李金明是副市长迟克东提拔起来的副县长，他被“双规”就牵扯到迟克东。腾龙中心老总庄振平是市委书记（暂时兼市长）严海防一手扶持起来的，现在省里抓流域综合整治，腾龙中心的猪圈污染河水，划入被拆之列。这两件事就是两股绳，紧紧地拧在一起，每一件事情的推进，都影响到迟克东和严海防的关系。严海防主张严查李金明，迟克东主张拆腾龙中心的猪圈，这两件事把两个人咬合在一起了。杨少衡是深入官场内部去观察和表现权力的运作，官场逻辑组织得纹理细密，官场动态推演得环环相扣，写得扎实到位，引人入胜。
杨少衡擅写悬念。李金明被“双规”，据传，是受贿，而且交代中涉及迟可东。他究竟有没有受贿？有没有交代迟克东？我们跟迟克东一起，探寻他不知道的；同时，还要探寻迟克东知道但“不可告人”，因而我们也不知道的。小说用的是剥洋葱的方式，一层层靠近事件核心，但核心又未必是我们以为的那样。事件明朗之前，迟克东是在悬崖边上，我们跟踪着迟克东的起伏纠结，看等待他的是什么，不由自主地就跟他有了一种共命意识。就是这种悬念构成巨大张力，吸引我们去紧张阅读。 《你可以相信》还是一种信念的胜利。迟克东扛住严海防的压力，坚决主张拆猪圈，就是出于一个信念：让河水干净一点。严海防批评他“务虚”，他说：“人总有一点心愿。”他认为这关乎河水，也关乎公正。在官场上，他有过惶惑，总问自己可以相信什么，最终他为自己找到的答案是：“世间应有公正，你可以相信。”严海防有魄力有能力，是工作狂人，但迟克东提醒他，要多一点情怀，从更大角度考虑问题。李金明案虽已了结，但上报材料中可能留下迟克东一笔，等待迟克东的是什么仍很难说。毕竟他打了那个电话，自忖确有责任，他不知自己能够掌控的时间还有多少，决意不再等待，尽快去把猪圈拆了，给老百姓留下一条干净的河。信念在迟克东身上取胜了。小说结尾，严海防吩咐在上报材料中删除迟可东的内容。不光迟克东，读者也很意外，严海防说，迟可东虽有责任，却无私心，为官有想法，处事有分寸，既能坚持理念，也会接受教训，非一般人可比，不应被无谓伤害。严海防最终守住了良知的底线，也算有自己的信念。
《你可以相信》力图廓清那些在官场上层层裹挟的东西，直面官场纷繁现实，但又不坠落到底，而是有所坚持，是一篇有力道又有分寸的现实主义官场小说。
三
李西闽的《以博尔赫斯命名的房间》结构独特，它在纪实的生活基调上，嵌入了一个恐怖的故事；或者说，在散文的底板上，添上了一幅小说的油画。小说中的小说、套中套，这种模式并非创新，但大多这样写的路数是：小说中那些在被嵌入的小说之外的部分，也很显然是小说。而李西闽这篇小说的不同在于，那之外的部分是散文，非常生活化的散文。主人公受桂城纸的时代书店的邀请，到书店的“住在书店”旅馆写作，住在一间以博尔赫斯命名的房间——这一切是在桂林真实存在的。到来之后，当地或路过的作家朋友们纷纷聚来吃饭喝酒，出现的也都是真实存在的作家，让你有理由相信那些饭局也是真实的。驻店作家是要写作的，主人公就开始写一篇叫《白牙》的悬疑恐怖小说，他进出着这篇小说，同时也进出着生活，现实与虚幻开始交织。庄生梦蝶还是蝶梦庄生？真幻之间，恍惚迷离。他所住的博尔赫斯房间里，放着博尔赫斯的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也给出了迷宫式的暗示。
《白牙》并非李西闽一篇独立的小说，它的存在就是在这篇《以博尔赫斯命名的房间》里才有意义。《白牙》的悬疑恐怖布置得摄人心魄，读者听得见一吸一合的喘息，心房扩大如宇宙，心跳放大至惊人。恐怖小说就是靠氛围营造，人物往往是横空出世的，来处去处社会关系时代背景都不需要太具体，《白牙》符合恐怖小说类型的基本规律。《以博尔赫斯命名的房间》中《白牙》之外的现实部分，最后也发生了突转：有人死了。平常的生活变得不平常起来，跟小说靠拢。
李西闽要用这些亦真亦幻的东西来表达什么？可能他本人也是茫然的吧？但是，茫然，不正是他所表达的吗？是的，他表达的就是关于存在的茫然。在经历生死临界的大难之后，他对于自身的存在变得怀疑和不确定，好像在某一个模糊地带游走，而这篇小说的纪实与虚构，也是一種游走。他说：“小说也是一种梦境，它是现实更深处的谜团。我还是分不清现实和梦境，像有时分不清黑和白，美和丑，香和臭。有可能我就是一缕魂魄，一次飞机失事后飘出的一缕魂魄。”李西闽在错综的迷宫中寻找着方向，他所传达的，也许就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杯弓蛇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迷乱恐慌的心理状态，但他传达出来了，就达到了内心的安抚与疏解。
《有人来了》在须一瓜的写作中可能是个特例，它很不“须一瓜”。《有人来了》充分显示出，须一瓜对宠物世界的熟稔，跟陈少衡对于官场世界的熟稔，有得一比。小说通过猫狗鸟等宠物的眼睛，来反客为主地看待主人，进而围绕着拆除丝瓜架、葡萄架等违章搭盖事件来观察人的世界。有句话说，狗眼看人低，这次应验了，而且，它们看低得很有说服力。你看，人明明住在宠物们不屑的钢筋水泥中，闻着宠物们不屑的味道，却把住处自诩为“挪威森林”。人自以为过的是“神仙日子”，却被鹦鹉三得子干干脆脆地评价为“放屁”。人为了“创文明城市”，一定要捣毁宠物们和主人共同的乐园，恰恰是打着文明的旗号反文明。人自诩为统治世界的灵长类动物，而在宠物们看来：“凡是不披毛的东西，大都脑子不好使，一起住以后你就会发现，他们不止是脑子，而是样样都很糟糕，真是综合性的弱势群体。脑力之外，他们的视力、嗅觉、听力、体力、耐力，统统乏善可陈。”也许是有道理的吧？至少，人自以为是的文明，就离本真的文明相去甚远。人貌似强大，实际上远比宠物们弱小。比如，执法的人来了，靠宠物们的出色表现，才营造了表面的和谐，使主人的拆违行动暂时逃过一劫，主人甚至由此得到启发，动起“让宠物去和亲”的下作念头。大人吓唬小孩子，经常说的是：老虎来了！可是，他们自己怕的却是人，对于主人们来说，最危险的信号是：有人来了！执法的人来了，就意味着“乐园”即将不保。在本真自然的和谐面前，人才是可耻可怕的入侵者。
人因循着人统治动物的思维惯性，以及人与动物之间强势与弱势的心理定位，总是“以我观物”。有一天，视角逆转一下，“以物观我”，世界的主被动秩序和意味就被彻底颠覆与解构了。狗眼看人，看到的竟是可悲与荒谬。宠物对人，才是怀着深深的悲悯。主人种了人心果，戴胜鸟要来吃果，主人要保果，但两年的人鸟持久战却战出了亲情，主人们快乐地抱怨着达成了共识：让戴胜鸟吃吧、吃吧。这真是让人生出温暖的心酸。人与鸟之间，尚有温情；可人与人之间，却存在那么难以化解的危机。楼上的锥子落下来伤到过姥爷，大家提出统一格式做个安全顶，仍然行不通。最后，执法的人来了，不仅要拆违，还要带走狗狗，抗争不过的姥爷上到楼顶，把自己化作锥子坠落了下来。在人与宠物的相互依恋中，竟是人比宠物脆弱。可能因为，宠物可以把自己交给人，人却不能把自己交给宠物吧？姥爷跳楼的余响把一个问号留给了大家：城市因此文明了吗？小说中，有一个农村入城的隔壁老头永远在找他的牛，这无疑隐喻着某种自然失落的寻找，可是，在城市找牛，无异缘木求鱼，他能找得到吗？ 四
江子辰的《快乐天堂》追问的是：人有选择“有尊严的死亡”的权利吗？有尊严的死亡，这是比安乐死更高一层的要求，不仅要无痛苦，而且要有尊严。它要建立在人对死亡有选择权的前提之下，死亡必须是一个主动的选择，如泰戈尔诗所写：“假如您愿意，您就熄了灯吧。我将明白您的黑暗，而且将喜爱它。”老余的夫人去世了，孩子长大远离了，世界已经不需要他，他也不再需要世界，活不活着，对他来说已经不是多大问题了。相反，他看到植物人老友死一般地活着，觉得真不如一只狗来得体面，狗感觉到自己不行了，就会找个隐秘的地方静静等待死亡。老余不愿自己的最后一程走得这么不堪，他来到曾经插队过的归山，要在山中为自己掘墓，并做好机关，知道自己快不行时，就安静地自我埋葬。出生不由自主，死亡不能再任人摆布，这是他的颇有点存在主义的死亡哲学。“好死”还是“赖活着”，是不同的生死观。可以肯定，“好死”不等于消极，而恰恰是活得认真的体现，只有活得认真的人，才会死得认真，所谓事死如事生。
老余把自己的坟墓预备在了开满鲜花的洪姑娘墓旁。这样安恬地归去，他能不视死如归吗？可是，先归去的是老叶，他抢占了老余的快乐天堂。当年，老余和老叶都爱慕着新分来的师范毕业生洪艳艳，叶老师弹着吉他，三人在夕阳下，唱着当时流行的苏联歌曲《山楂树》。这美丽的场景恍若眼前，可老余和老叶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而洪姑娘早已在多年前死去，只余坟冢。睡在洪姑娘身旁的鲜花丛中的老叶，比活着幸福太多了，老余简直嫉妒他的坐享其成。可是，老余被捕了，必须在法庭上交代谋害老叶的过程。老余开始时无法承认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后来突然间想开了：反正是求死，何不顺水推舟？也是殊途同归了。
小说非常达观地面对死亡问题，有哲学探讨的意味。小说提到，母狗生了小狗就要送人，正如儿女不会一辈子跟父母过，人和狗都认命了。但作者无意于批判空巢的现实问题，而是以平静安然的态度来探讨人之必然老死的宿命，以及如何完成这宿命。生已完成，面对人世黯然，死亡之手反而是温暖的抚慰，死亡不足惜，亦不可怕，相反，苟延残喘是毫无意义，也是不人道的。既然自主死亡是人道的，探讨自主死亡也就不必是灰色的，这篇积极探讨死亡的小说也就有了存在的意义。
鸿琳的《檀河旧事》写得酣畅淋漓，非常好读。小说中晃动着莫言“红高粱”系列的影子，“我爷爷”“我继奶奶”，还有，被剖腹挖心而死的陈彬大叔：陈彬大叔面不改色，骂不绝口，至死方休。他的心脏被徐泰定当了下酒的菜。——是不是想起莫言笔下的罗汉大爷？
《檀河旧事》写了许多山林间的打打杀杀，但打着杀着，不经意间就拐到了正道上。“我父亲”是好汉一条，但危急时刻也可以钻狗洞，而且一钻就钻出一段美丽姻缘来。小说写白云苍狗，世事无常，朝野官匪，成王败寇……你正叹争战何时休，就来了翻云覆雨手，把历史的缝隙弥合了。人在历史舞台间转圜，时代与政治往往于不经意间露峥嵘，鸿琳以很强的历史意识来调度这一切，比如，他写：王鹤亭在邓小平南方谈话那年去世，无疾而终；还写：“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那天，小镇彩旗飘扬，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万人空巷。万里之外的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正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小历史与大历史，就这样碰头了，让你对于时代有了更深的感知。
小说结尾可圈可点，远走台湾的邱怀远以爱国台商的身份回到家乡投资，与“我父亲”在通往清源寺的山路上相逢。“我父亲”下意识地去摸枪，却只摸到自己的皮腰带。这一笔荡得悠远，一下子就拉开一个阔大的历史时空。“我父亲”是到清源寺来看望慧空尼姑的，她是当年被邱怀远戕害过，而又有恩于“我父亲”的人。在两个已然老去的仇人的静静对视中，清源寺响起悠扬的钟声。站得比他们更高的，似乎是慧空尼姑。在世事无常之中，宗教意味着有常吗？可是这宗教的背后，却是四大皆空。这个空空的落幕，很漂亮。
陈美者的《神仙脚》写得有点恍惚和飘浮，人物似乎没扎下根，可能因为女主人公是一个具有特殊精神状态的人吧？它所表达的问题是永恒性的，人希望洞悉并掌握命运，却被命运所吞没，于是不甘地委屈着心酸着，对自我与亲人悲悯嗟叹，但又如无法阻挡日落一样无可奈何。女主人公生来是油麻菜籽的命，却长了一副俊美的模样，因而有了改变命运的可能。贫穷是一只手，主宰着她错过真爱，嫁进小康之家。命运刚刚有一丝转机便露出狰狞，她成了购物狂，又偶然间发现丈夫的私情，便一声不响地精神崩溃了。家道随即败落，丈夫染上赌博，她被送进精神病院。她的变疯简直没有道理，如果不用家族遗传来解释的话——她的姑姑也是精神病患者。这个善良单纯又神经质的女子很像丹麦电影《良心三部曲》之一的《破浪而出》中的贝丝，贝丝为了爱的信念而牺牲自己、行为异常，遭人唾弃，最后也是被送进精神病院。好像一种莫名其妙的燃烧，就把这些女子断送了，令人难过又不解。《神仙脚》中那个圆脸大男孩似的丈夫其实对妻子还是不错的，不乏温存，尤其他从监狱出来，去精神病院领回妻子时；可是，他越是温存，就越使人感到心酸，因为，生活的轨道终究无法改变。如果他是一个纯然的恶棍，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了，我们反而没有那么难过。
生活的滑坡是从她成为购物狂开始的，那么，她为什么会成为购物狂呢？“我总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但也没有能力知道自己该去哪里。于是，买衣服成了我唯一的精神出口。”她要以此来把自己和普通村姑区别开。这种冲动似乎很没有来由，但又其来有自，她的父亲也是一个叫人哭笑不得的人：读书又不坚持读完，做农民又不做个纯粹的农民，养家也没想着怎么发财。父亲临死时说：“我这辈子都被封锁住了。”父女之间，精神上原本一脈相承，都是感觉被命运辜负和封锁的人。她爬到山上寻找神仙的脚印，幻想踩进这个脚印，就可以跨出山头，离开自己脚下的土地。可即便是神仙，也必须有两只脚才能走路，而神仙的另一只脚在另一个山头。
伊萨克·狄尼森说：“所有的悲伤都可以忍受，只要你把它们放在一个故事里。”《神仙脚》给人的感觉是悲伤很大，而故事很轻，最终就成了一个倾诉大于故事的小说。
前段时间读孙郁先生的《世情与远思》一文，颇感震动。文中表示，入世而又有佛心，梦而不失现实感怀，既有世情又有远思，是汉语作家的伟大传统；可是，观照当今，文本中有高远情思之外化、文本后有大悲凉的作家，实在是少之又少。读这七篇小说，让我想起孙郁先生此文。或许，在一个信息纷繁热气腾腾的时代里写作，作家更需要一个寥廓悠远的精神时空吧？
责任编辑 石华鹏
2017年《中篇小说选刊》福建作家专号的七部中篇小说，风格完全不同，无论是花是草，都保持了个体的差异性，这座小说花园的丰富性，因此是有保证了。
陈希我的《精血》一如既往地不乏暧昧。男老师觉得自己的初三女学生像鹅，陈希我没说是“母鹅”，但你可以相信，他指的就是母鹅。母鹅的丰肥，正是说这个女孩有着少女不该有的丰满，或者说，一种婆娘而非少女气息。自感鹤立鸡群的男老师当然不会喜欢这样一个女孩，但不妨碍他拿来做暂时的充饥和发泄，这是被压抑的力比多的移情。他的饥渴并不在于性，而在于出国愿望的受阻，是自我实现的饥渴，这注定了他即便得到她也不可能爱惜，反而是憎恶，憎恶她使他又下坠了一层。
《精血》也一如既往地体现出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凶狠。小说字里行间都在透露出一个“破”字，好像在狠狠地诅咒：这个破世界，這些破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只能用它来寻找更黑。活在发狠的绝望中的男老师，对女学生发泄的是命运的不公，发泄完之后从没打算承担责任，反而觉得是理所应当，因为，他的苦难必须得到补偿。而她，一只不知鸿鹄之志的麻雀，却把改变命运的机会押到了他身上，而且是真的爱他。他原本什么都不爱，这下更感觉她的爱就是黏住他的冰凉的鼻涕。甚至，跟她之间的肉欲都让他厌恶，觉得自己并没真的快活过。想甩掉她，可她怀孕了。这使他愈加怨恨自己的命运，以及雪上加霜的她。他正苦于无法解决掉她的时候，幸运地得知她也在瞒着他找许老师补课，他立刻找到了心理上的逃路，以莫须有的理由把她的怀孕嫁祸于许老师了。他心理上的逃脱术一用再用，直至自怜他是被戴了绿帽子的冤大头、被女孩算计了的受害者。小说终究没有明说女孩跟许老师有没有他以为的那种关系，因为这已经不重要了，利己主义者总归是要做出利己的理解，必要的时候完全可以自欺欺人。直到女孩坠海之后，他还在自欺欺人地做着合理的开脱，拖延着不去施救，致使女孩怀着他的孩子死去了。
小说把他的报应安排成未来时——2015年，男老师如愿去了美国——首先是美国人嫌弃他的德行，他混得不好；其次是他一直未婚无子，因为有性功能障碍。三十年后，他回来了，变得虔诚了，一回来就直奔码头，询问三十年前跳海自杀的女生肚子里的胎儿。可是，当时并没有人发现死者怀了身孕。他此时之所以在意起“这是我的孩子”，是因为精液让他联系到血，射精让他感觉疼痛，他无法再有孩子了。当年他千方百计让女生拿掉孩子时，他的朋友对他说过一句话：“你的精血，是要亏的！这是你第一个孩子，是要亏你一辈子运气的！”也许是这句话给了他心理暗示，他认为自己的人生至今不如意，都是因为亏了精血。他考虑的还是自己是否如意的问题，仍未学会考虑别人。心中无神，便无罪恶感，最后也只能靠报应来使他低头了。这就是他的虔诚的本质。小说最终并未触及罪与罚的灵魂问题，也没上升到宗教般的精神叩问，而是匪夷所思地倒向“精血同源”的中医理论来寻求因果报应。
陈希我的写作敢于针砭人性，且毫不留情，又从不标榜自己的批判性，这是可贵的。他似乎有一股冒犯的欲望，文本内部经常有一股乱窜的气。敢于对人性冒犯，不按牌理出牌，固然容易触到人性的暗面，但也不容易找到救赎。破与立之间的制衡，也是作家内心力量的较量。那些黑暗的珠子也许是存在的，但最后要有一个明亮的绳头把它们拎起来，才能令人消除不安与不适，放下心来。雨果的《悲惨世界》中，沙威自恃为正义之剑的持有者，一生誓将冉·阿让投进牢狱，可当他最终看清冉·阿让善的本性后，多年的信念轰然瓦解。他放走了冉·阿让，这与他警察的职责是相悖的，但他宁愿自杀以“谢罪”，也要这么做。雨果用不可思议的逆转，来结束了沙威与冉·阿让之间艰难的人格较量，支撑他的，就是人道主义的力量！雨果的伟大就在这里。陈希我的写作，基本上是不做精神提升的，不知是没有提升的愿望，还是找不到提升的切实力量。他更多是为否定性的力量所驱使，没有什么敬意，也没有什么温度，比如他写男主人公，连精液都是冰冷的，与激情无关，跟鼻涕无异；小说为了说明他的冷血而做的那些开脱性的心理推演，都是略嫌粗疏和概念化的。你把什么都否定了，自己站在哪里？空心人问题，可能是陈希我创作的一个黑洞。
二
杨少衡的《你可以相信》是一篇不错的官场小说。小说充分体现出杨少衡对于官场生态的稔熟以及入骨的了解，那些处处留心的观察和体悟，显然不是一天两天的积累。官员之间的话里机锋，是软是硬，是真是假，局外人是拿捏不出的，写官场小说，必得深谙其中之道，方能依葫芦画瓢。杨少衡写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官场：人在宦海，看起来风光无限，实则随时翻船，暗流涌动，步步惊心。官场上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甚至眼风语气，可能都是微言大义。一句玩笑都会心惊肉跳，冷汗淋漓，不知是无意还是大有深意；短信都比电报简洁：“放心小心”“好了”，就这几个字，蕴含着巨大的危险或分量。为官就是把自己扔进炼铁高炉，同僚之间，经常是伴君如伴虎，良知与智商随时进行博弈。
杨少衡擅写矛盾。《你可以相信》的矛盾在两个焦点上：李金明被“双规”和腾龙中心拆猪圈。李金明是副市长迟克东提拔起来的副县长，他被“双规”就牵扯到迟克东。腾龙中心老总庄振平是市委书记（暂时兼市长）严海防一手扶持起来的，现在省里抓流域综合整治，腾龙中心的猪圈污染河水，划入被拆之列。这两件事就是两股绳，紧紧地拧在一起，每一件事情的推进，都影响到迟克东和严海防的关系。严海防主张严查李金明，迟克东主张拆腾龙中心的猪圈，这两件事把两个人咬合在一起了。杨少衡是深入官场内部去观察和表现权力的运作，官场逻辑组织得纹理细密，官场动态推演得环环相扣，写得扎实到位，引人入胜。
杨少衡擅写悬念。李金明被“双规”，据传，是受贿，而且交代中涉及迟可东。他究竟有没有受贿？有没有交代迟克东？我们跟迟克东一起，探寻他不知道的；同时，还要探寻迟克东知道但“不可告人”，因而我们也不知道的。小说用的是剥洋葱的方式，一层层靠近事件核心，但核心又未必是我们以为的那样。事件明朗之前，迟克东是在悬崖边上，我们跟踪着迟克东的起伏纠结，看等待他的是什么，不由自主地就跟他有了一种共命意识。就是这种悬念构成巨大张力，吸引我们去紧张阅读。 《你可以相信》还是一种信念的胜利。迟克东扛住严海防的压力，坚决主张拆猪圈，就是出于一个信念：让河水干净一点。严海防批评他“务虚”，他说：“人总有一点心愿。”他认为这关乎河水，也关乎公正。在官场上，他有过惶惑，总问自己可以相信什么，最终他为自己找到的答案是：“世间应有公正，你可以相信。”严海防有魄力有能力，是工作狂人，但迟克东提醒他，要多一点情怀，从更大角度考虑问题。李金明案虽已了结，但上报材料中可能留下迟克东一笔，等待迟克东的是什么仍很难说。毕竟他打了那个电话，自忖确有责任，他不知自己能够掌控的时间还有多少，决意不再等待，尽快去把猪圈拆了，给老百姓留下一条干净的河。信念在迟克东身上取胜了。小说结尾，严海防吩咐在上报材料中删除迟可东的内容。不光迟克东，读者也很意外，严海防说，迟可东虽有责任，却无私心，为官有想法，处事有分寸，既能坚持理念，也会接受教训，非一般人可比，不应被无谓伤害。严海防最终守住了良知的底线，也算有自己的信念。
《你可以相信》力图廓清那些在官场上层层裹挟的东西，直面官场纷繁现实，但又不坠落到底，而是有所坚持，是一篇有力道又有分寸的现实主义官场小说。
三
李西闽的《以博尔赫斯命名的房间》结构独特，它在纪实的生活基调上，嵌入了一个恐怖的故事；或者说，在散文的底板上，添上了一幅小说的油画。小说中的小说、套中套，这种模式并非创新，但大多这样写的路数是：小说中那些在被嵌入的小说之外的部分，也很显然是小说。而李西闽这篇小说的不同在于，那之外的部分是散文，非常生活化的散文。主人公受桂城纸的时代书店的邀请，到书店的“住在书店”旅馆写作，住在一间以博尔赫斯命名的房间——这一切是在桂林真实存在的。到来之后，当地或路过的作家朋友们纷纷聚来吃饭喝酒，出现的也都是真实存在的作家，让你有理由相信那些饭局也是真实的。驻店作家是要写作的，主人公就开始写一篇叫《白牙》的悬疑恐怖小说，他进出着这篇小说，同时也进出着生活，现实与虚幻开始交织。庄生梦蝶还是蝶梦庄生？真幻之间，恍惚迷离。他所住的博尔赫斯房间里，放着博尔赫斯的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也给出了迷宫式的暗示。
《白牙》并非李西闽一篇独立的小说，它的存在就是在这篇《以博尔赫斯命名的房间》里才有意义。《白牙》的悬疑恐怖布置得摄人心魄，读者听得见一吸一合的喘息，心房扩大如宇宙，心跳放大至惊人。恐怖小说就是靠氛围营造，人物往往是横空出世的，来处去处社会关系时代背景都不需要太具体，《白牙》符合恐怖小说类型的基本规律。《以博尔赫斯命名的房间》中《白牙》之外的现实部分，最后也发生了突转：有人死了。平常的生活变得不平常起来，跟小说靠拢。
李西闽要用这些亦真亦幻的东西来表达什么？可能他本人也是茫然的吧？但是，茫然，不正是他所表达的吗？是的，他表达的就是关于存在的茫然。在经历生死临界的大难之后，他对于自身的存在变得怀疑和不确定，好像在某一个模糊地带游走，而这篇小说的纪实与虚构，也是一種游走。他说：“小说也是一种梦境，它是现实更深处的谜团。我还是分不清现实和梦境，像有时分不清黑和白，美和丑，香和臭。有可能我就是一缕魂魄，一次飞机失事后飘出的一缕魂魄。”李西闽在错综的迷宫中寻找着方向，他所传达的，也许就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杯弓蛇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迷乱恐慌的心理状态，但他传达出来了，就达到了内心的安抚与疏解。
《有人来了》在须一瓜的写作中可能是个特例，它很不“须一瓜”。《有人来了》充分显示出，须一瓜对宠物世界的熟稔，跟陈少衡对于官场世界的熟稔，有得一比。小说通过猫狗鸟等宠物的眼睛，来反客为主地看待主人，进而围绕着拆除丝瓜架、葡萄架等违章搭盖事件来观察人的世界。有句话说，狗眼看人低，这次应验了，而且，它们看低得很有说服力。你看，人明明住在宠物们不屑的钢筋水泥中，闻着宠物们不屑的味道，却把住处自诩为“挪威森林”。人自以为过的是“神仙日子”，却被鹦鹉三得子干干脆脆地评价为“放屁”。人为了“创文明城市”，一定要捣毁宠物们和主人共同的乐园，恰恰是打着文明的旗号反文明。人自诩为统治世界的灵长类动物，而在宠物们看来：“凡是不披毛的东西，大都脑子不好使，一起住以后你就会发现，他们不止是脑子，而是样样都很糟糕，真是综合性的弱势群体。脑力之外，他们的视力、嗅觉、听力、体力、耐力，统统乏善可陈。”也许是有道理的吧？至少，人自以为是的文明，就离本真的文明相去甚远。人貌似强大，实际上远比宠物们弱小。比如，执法的人来了，靠宠物们的出色表现，才营造了表面的和谐，使主人的拆违行动暂时逃过一劫，主人甚至由此得到启发，动起“让宠物去和亲”的下作念头。大人吓唬小孩子，经常说的是：老虎来了！可是，他们自己怕的却是人，对于主人们来说，最危险的信号是：有人来了！执法的人来了，就意味着“乐园”即将不保。在本真自然的和谐面前，人才是可耻可怕的入侵者。
人因循着人统治动物的思维惯性，以及人与动物之间强势与弱势的心理定位，总是“以我观物”。有一天，视角逆转一下，“以物观我”，世界的主被动秩序和意味就被彻底颠覆与解构了。狗眼看人，看到的竟是可悲与荒谬。宠物对人，才是怀着深深的悲悯。主人种了人心果，戴胜鸟要来吃果，主人要保果，但两年的人鸟持久战却战出了亲情，主人们快乐地抱怨着达成了共识：让戴胜鸟吃吧、吃吧。这真是让人生出温暖的心酸。人与鸟之间，尚有温情；可人与人之间，却存在那么难以化解的危机。楼上的锥子落下来伤到过姥爷，大家提出统一格式做个安全顶，仍然行不通。最后，执法的人来了，不仅要拆违，还要带走狗狗，抗争不过的姥爷上到楼顶，把自己化作锥子坠落了下来。在人与宠物的相互依恋中，竟是人比宠物脆弱。可能因为，宠物可以把自己交给人，人却不能把自己交给宠物吧？姥爷跳楼的余响把一个问号留给了大家：城市因此文明了吗？小说中，有一个农村入城的隔壁老头永远在找他的牛，这无疑隐喻着某种自然失落的寻找，可是，在城市找牛，无异缘木求鱼，他能找得到吗？ 四
江子辰的《快乐天堂》追问的是：人有选择“有尊严的死亡”的权利吗？有尊严的死亡，这是比安乐死更高一层的要求，不仅要无痛苦，而且要有尊严。它要建立在人对死亡有选择权的前提之下，死亡必须是一个主动的选择，如泰戈尔诗所写：“假如您愿意，您就熄了灯吧。我将明白您的黑暗，而且将喜爱它。”老余的夫人去世了，孩子长大远离了，世界已经不需要他，他也不再需要世界，活不活着，对他来说已经不是多大问题了。相反，他看到植物人老友死一般地活着，觉得真不如一只狗来得体面，狗感觉到自己不行了，就会找个隐秘的地方静静等待死亡。老余不愿自己的最后一程走得这么不堪，他来到曾经插队过的归山，要在山中为自己掘墓，并做好机关，知道自己快不行时，就安静地自我埋葬。出生不由自主，死亡不能再任人摆布，这是他的颇有点存在主义的死亡哲学。“好死”还是“赖活着”，是不同的生死观。可以肯定，“好死”不等于消极，而恰恰是活得认真的体现，只有活得认真的人，才会死得认真，所谓事死如事生。
老余把自己的坟墓预备在了开满鲜花的洪姑娘墓旁。这样安恬地归去，他能不视死如归吗？可是，先归去的是老叶，他抢占了老余的快乐天堂。当年，老余和老叶都爱慕着新分来的师范毕业生洪艳艳，叶老师弹着吉他，三人在夕阳下，唱着当时流行的苏联歌曲《山楂树》。这美丽的场景恍若眼前，可老余和老叶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而洪姑娘早已在多年前死去，只余坟冢。睡在洪姑娘身旁的鲜花丛中的老叶，比活着幸福太多了，老余简直嫉妒他的坐享其成。可是，老余被捕了，必须在法庭上交代谋害老叶的过程。老余开始时无法承认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后来突然间想开了：反正是求死，何不顺水推舟？也是殊途同归了。
小说非常达观地面对死亡问题，有哲学探讨的意味。小说提到，母狗生了小狗就要送人，正如儿女不会一辈子跟父母过，人和狗都认命了。但作者无意于批判空巢的现实问题，而是以平静安然的态度来探讨人之必然老死的宿命，以及如何完成这宿命。生已完成，面对人世黯然，死亡之手反而是温暖的抚慰，死亡不足惜，亦不可怕，相反，苟延残喘是毫无意义，也是不人道的。既然自主死亡是人道的，探讨自主死亡也就不必是灰色的，这篇积极探讨死亡的小说也就有了存在的意义。
鸿琳的《檀河旧事》写得酣畅淋漓，非常好读。小说中晃动着莫言“红高粱”系列的影子，“我爷爷”“我继奶奶”，还有，被剖腹挖心而死的陈彬大叔：陈彬大叔面不改色，骂不绝口，至死方休。他的心脏被徐泰定当了下酒的菜。——是不是想起莫言笔下的罗汉大爷？
《檀河旧事》写了许多山林间的打打杀杀，但打着杀着，不经意间就拐到了正道上。“我父亲”是好汉一条，但危急时刻也可以钻狗洞，而且一钻就钻出一段美丽姻缘来。小说写白云苍狗，世事无常，朝野官匪，成王败寇……你正叹争战何时休，就来了翻云覆雨手，把历史的缝隙弥合了。人在历史舞台间转圜，时代与政治往往于不经意间露峥嵘，鸿琳以很强的历史意识来调度这一切，比如，他写：王鹤亭在邓小平南方谈话那年去世，无疾而终；还写：“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那天，小镇彩旗飘扬，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万人空巷。万里之外的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正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小历史与大历史，就这样碰头了，让你对于时代有了更深的感知。
小说结尾可圈可点，远走台湾的邱怀远以爱国台商的身份回到家乡投资，与“我父亲”在通往清源寺的山路上相逢。“我父亲”下意识地去摸枪，却只摸到自己的皮腰带。这一笔荡得悠远，一下子就拉开一个阔大的历史时空。“我父亲”是到清源寺来看望慧空尼姑的，她是当年被邱怀远戕害过，而又有恩于“我父亲”的人。在两个已然老去的仇人的静静对视中，清源寺响起悠扬的钟声。站得比他们更高的，似乎是慧空尼姑。在世事无常之中，宗教意味着有常吗？可是这宗教的背后，却是四大皆空。这个空空的落幕，很漂亮。
陈美者的《神仙脚》写得有点恍惚和飘浮，人物似乎没扎下根，可能因为女主人公是一个具有特殊精神状态的人吧？它所表达的问题是永恒性的，人希望洞悉并掌握命运，却被命运所吞没，于是不甘地委屈着心酸着，对自我与亲人悲悯嗟叹，但又如无法阻挡日落一样无可奈何。女主人公生来是油麻菜籽的命，却长了一副俊美的模样，因而有了改变命运的可能。贫穷是一只手，主宰着她错过真爱，嫁进小康之家。命运刚刚有一丝转机便露出狰狞，她成了购物狂，又偶然间发现丈夫的私情，便一声不响地精神崩溃了。家道随即败落，丈夫染上赌博，她被送进精神病院。她的变疯简直没有道理，如果不用家族遗传来解释的话——她的姑姑也是精神病患者。这个善良单纯又神经质的女子很像丹麦电影《良心三部曲》之一的《破浪而出》中的贝丝，贝丝为了爱的信念而牺牲自己、行为异常，遭人唾弃，最后也是被送进精神病院。好像一种莫名其妙的燃烧，就把这些女子断送了，令人难过又不解。《神仙脚》中那个圆脸大男孩似的丈夫其实对妻子还是不错的，不乏温存，尤其他从监狱出来，去精神病院领回妻子时；可是，他越是温存，就越使人感到心酸，因为，生活的轨道终究无法改变。如果他是一个纯然的恶棍，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了，我们反而没有那么难过。
生活的滑坡是从她成为购物狂开始的，那么，她为什么会成为购物狂呢？“我总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但也没有能力知道自己该去哪里。于是，买衣服成了我唯一的精神出口。”她要以此来把自己和普通村姑区别开。这种冲动似乎很没有来由，但又其来有自，她的父亲也是一个叫人哭笑不得的人：读书又不坚持读完，做农民又不做个纯粹的农民，养家也没想着怎么发财。父亲临死时说：“我这辈子都被封锁住了。”父女之间，精神上原本一脈相承，都是感觉被命运辜负和封锁的人。她爬到山上寻找神仙的脚印，幻想踩进这个脚印，就可以跨出山头，离开自己脚下的土地。可即便是神仙，也必须有两只脚才能走路，而神仙的另一只脚在另一个山头。
伊萨克·狄尼森说：“所有的悲伤都可以忍受，只要你把它们放在一个故事里。”《神仙脚》给人的感觉是悲伤很大，而故事很轻，最终就成了一个倾诉大于故事的小说。
前段时间读孙郁先生的《世情与远思》一文，颇感震动。文中表示，入世而又有佛心，梦而不失现实感怀，既有世情又有远思，是汉语作家的伟大传统；可是，观照当今，文本中有高远情思之外化、文本后有大悲凉的作家，实在是少之又少。读这七篇小说，让我想起孙郁先生此文。或许，在一个信息纷繁热气腾腾的时代里写作，作家更需要一个寥廓悠远的精神时空吧？
责任编辑 石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