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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众多文物中，有三块看起来并不起眼的银元，但在其背后却隐藏着一段极不平凡的红色故事。
进步青年初识党
故事的主人公叫肖林，1914年出生于江津县两岔场（现江津区李市镇）。他父亲虽是农民，却深知文化的重要性。肖林到了读书识字的年龄，就被父亲送到当地一所小学堂读书。不久，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江津聚奎小学，后来又进入重庆求精中学学习。在学校，肖林受到进步思想影响，参加学生运动，但也因此被校方劝退，只得返回江津。
回到江津后，肖林在白沙镇一所小学做临时校工。在这里，他结识了当时在校任教的周敦琬（后来成为江津县地下党第一任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个女委员）。在这个有“江津才女”之称的女教师的帮助下，肖林开始在该校上课，还练习写诗。这段时间，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还在多个报刊上发表过一些进步文章。
1936年，经朋友介绍，肖林进入由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工作;1937年4月，肖林调任上海民生公司任采购员。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时，肖林正在上海工作，他热血沸腾地和朋友们一起参加了上海战地服务团。后来，肖林还组织了进步团体“人力社”，出版《人力周刊》，一边积极宣传抗日，一边进行诗歌创作。
1939年2月，肖林从上海回到重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老友饶友瑚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的房东饶国模之女。于是，在饶友瑚的介绍下，早就心向共产党的肖林于1939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民生公司秘书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向党组织提供经济情报。
周恩来当面交付重任
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为解决工作经费问题，决定建立党的“第三战线”，也就是经济战线。这一时期，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经济封锁，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需供应和各地办事处的运行经费十分紧张，再加上物价上涨，开支不断增加。为适应持久战的需要，加大力度开展地下经济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当时，南方局要求川东地下党物色、挑选具有经济才能、党性强的同志下海经商，为党筹措经费。
1941年3月，已经在党的经济战线崭露头角的肖林被选中了。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办事处处长钱之光接待了他，周恩来又亲自向肖林宣布了南方局党委的决定：肖林从现在开始从事经商活动，组织关系从现在开始归钱之光单线联系。
周恩来特别强调：“你去做生意就是要赚钱，你赚的钱不是为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
面对艰巨而复杂的新任务，肖林没有退缩，他向周恩来说了一句简单而又有分量的话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是对我党性的考验，我坚决完成任务！”
回江津下海经商
接到任务后，肖林首先从学习金融知识开始，熟悉资金拆借、黄金美钞买卖等知识。
1941年4月，肖林与妻子王敏卿回到江津，创办了“恒源字号”商行，还在重庆开设了分号，在湖北宜昌开设了办事处。商行的主要业务就是从湖北的三斗坪贩运土纱到江津，又从江津贩运食糖、柑橘等到重庆销售。
王敏卿家里常年从事药材生意，是远近闻名的大户。她年轻漂亮，非常能干，早年在重庆农校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曾经常和文学打交道的肖林，突然间变成了“生意人”，不少亲友都不理解、不支持。但这些，比起党交给肖林的任务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
肖林夫妇不顾亲友的非议，起早贪黑，寻求商机，细心地操持着每一笔生意。肖林颇具经商才能，他扬长避短，能屈能伸，机智果敢，“恒源字号”的生意越做越大。
为筹集更多经费，壮大革命队伍，肖林经钱之光批准，决定扩大业务，与上海大生公司合作，在重庆注资开了一家大生公司，增加五金、木材、西药等业务。
在江津期间，只要钱之光下达指令，需要用钱，肖林总能满足组织的需求。在肖林夫妇的脑海里，铭记着周恩来给他们定下的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决不能误事。
随党东迁辟新局
1946年，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中共代表团随之东迁。这一年，钱之光告诉肖林：立即将公司全部业务转到上海，扩大业务范围。重新打开局面需要的开支和经费可能会增加，但是党现在不可能增加投资，自己要想办法解决一切困难。
1946年5月初，肖林开始把自己的业务逐步向上海转移。8月，肖林到上海后，新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名为“华益”，寓意“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并在青岛、徐州、蚌埠等地设立了公司的分支机构。
华益贸易公司一开张，便从上海采购了大批日用工业品，由民生公司的轮船运往重庆，批发给当地的百货商店。谁先到货，谁就赚钱。肖林利用他原来在民生公司的资源，获利颇多。他还同山东解放区在上海的经济实体联合，大量从山东运进花生油、粉丝、水果等批发给十六铺地货行出售，然后买回布匹、药品等物资运到解放区。
当时，山东解放区缴获了大量黄金、美钞和法币，而法币在解放区完全就是废纸。于是，一项暗运黄金、美钞和法币的行动开始了。肖林将黄金、美钞和法币装入盛花生油的油桶内，秘密运到上海。
美鈔供华益贸易公司开展业务活动使用，法币由肖林转交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而黄金大多是一两一个的小元宝，有的还盖有“烟台”字样，在市面上进行交易，很容易引起警方注意。于是，肖林找到专做黄金生意的经纪人，把那些小元宝改铸成上海通行的十两金条，方便党组织使用。
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从上海撤退时，身兼财务委员会书记的董必武和办事处成员每人套上马甲或腰袋，内装金条若干，将3000多两黄金随身带走。
只留三块银元
肖林夫妇搭建的“秘密地下金库”为党的事业提供了坚强的物质基础。王敏卿曾回忆说：“我们是身着华丽衣饰的神秘送款人，身后跟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公司会计王凤祥。送款人和接款人都心照不宣，谁也不能打听对方的情况。”
肖林、王敏卿夫妇共为党筹措了多少经费，并没有明确统计。现在只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当“华益”等地下经济机构宣告撤销时，他们共计向中共中央上交的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其他固定资产折价1000多万美元。
但肖林只留下三块银元作为纪念。1997年，肖林将那留作纪念的三块银元捐赠给了当时的重庆市博物馆。
肖林用实际行动完美诠释了什么是“忠诚干净担当”。
肖林和夫人王敏卿常说：“我们什么样的钱没见过？那时候常把装着金条的小盒子存放在家里，但那都是党的财产，一分一厘也不能挪用。虽说都是在经商，但我们跟其他公司不一样，我们是在为党挣钱。”
（作者单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进步青年初识党
故事的主人公叫肖林，1914年出生于江津县两岔场（现江津区李市镇）。他父亲虽是农民，却深知文化的重要性。肖林到了读书识字的年龄，就被父亲送到当地一所小学堂读书。不久，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江津聚奎小学，后来又进入重庆求精中学学习。在学校，肖林受到进步思想影响，参加学生运动，但也因此被校方劝退，只得返回江津。
回到江津后，肖林在白沙镇一所小学做临时校工。在这里，他结识了当时在校任教的周敦琬（后来成为江津县地下党第一任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个女委员）。在这个有“江津才女”之称的女教师的帮助下，肖林开始在该校上课，还练习写诗。这段时间，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还在多个报刊上发表过一些进步文章。
1936年，经朋友介绍，肖林进入由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工作;1937年4月，肖林调任上海民生公司任采购员。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时，肖林正在上海工作，他热血沸腾地和朋友们一起参加了上海战地服务团。后来，肖林还组织了进步团体“人力社”，出版《人力周刊》，一边积极宣传抗日，一边进行诗歌创作。
1939年2月，肖林从上海回到重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老友饶友瑚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的房东饶国模之女。于是，在饶友瑚的介绍下，早就心向共产党的肖林于1939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民生公司秘书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向党组织提供经济情报。
周恩来当面交付重任
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为解决工作经费问题，决定建立党的“第三战线”，也就是经济战线。这一时期，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经济封锁，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需供应和各地办事处的运行经费十分紧张，再加上物价上涨，开支不断增加。为适应持久战的需要，加大力度开展地下经济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当时，南方局要求川东地下党物色、挑选具有经济才能、党性强的同志下海经商，为党筹措经费。
1941年3月，已经在党的经济战线崭露头角的肖林被选中了。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办事处处长钱之光接待了他，周恩来又亲自向肖林宣布了南方局党委的决定：肖林从现在开始从事经商活动，组织关系从现在开始归钱之光单线联系。
周恩来特别强调：“你去做生意就是要赚钱，你赚的钱不是为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
面对艰巨而复杂的新任务，肖林没有退缩，他向周恩来说了一句简单而又有分量的话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是对我党性的考验，我坚决完成任务！”
回江津下海经商
接到任务后，肖林首先从学习金融知识开始，熟悉资金拆借、黄金美钞买卖等知识。
1941年4月，肖林与妻子王敏卿回到江津，创办了“恒源字号”商行，还在重庆开设了分号，在湖北宜昌开设了办事处。商行的主要业务就是从湖北的三斗坪贩运土纱到江津，又从江津贩运食糖、柑橘等到重庆销售。
王敏卿家里常年从事药材生意，是远近闻名的大户。她年轻漂亮，非常能干，早年在重庆农校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曾经常和文学打交道的肖林，突然间变成了“生意人”，不少亲友都不理解、不支持。但这些，比起党交给肖林的任务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
肖林夫妇不顾亲友的非议，起早贪黑，寻求商机，细心地操持着每一笔生意。肖林颇具经商才能，他扬长避短，能屈能伸，机智果敢，“恒源字号”的生意越做越大。
为筹集更多经费，壮大革命队伍，肖林经钱之光批准，决定扩大业务，与上海大生公司合作，在重庆注资开了一家大生公司，增加五金、木材、西药等业务。
在江津期间，只要钱之光下达指令，需要用钱，肖林总能满足组织的需求。在肖林夫妇的脑海里，铭记着周恩来给他们定下的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决不能误事。
随党东迁辟新局
1946年，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中共代表团随之东迁。这一年，钱之光告诉肖林：立即将公司全部业务转到上海，扩大业务范围。重新打开局面需要的开支和经费可能会增加，但是党现在不可能增加投资，自己要想办法解决一切困难。
1946年5月初，肖林开始把自己的业务逐步向上海转移。8月，肖林到上海后，新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名为“华益”，寓意“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并在青岛、徐州、蚌埠等地设立了公司的分支机构。
华益贸易公司一开张，便从上海采购了大批日用工业品，由民生公司的轮船运往重庆，批发给当地的百货商店。谁先到货，谁就赚钱。肖林利用他原来在民生公司的资源，获利颇多。他还同山东解放区在上海的经济实体联合，大量从山东运进花生油、粉丝、水果等批发给十六铺地货行出售，然后买回布匹、药品等物资运到解放区。
当时，山东解放区缴获了大量黄金、美钞和法币，而法币在解放区完全就是废纸。于是，一项暗运黄金、美钞和法币的行动开始了。肖林将黄金、美钞和法币装入盛花生油的油桶内，秘密运到上海。
美鈔供华益贸易公司开展业务活动使用，法币由肖林转交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而黄金大多是一两一个的小元宝，有的还盖有“烟台”字样，在市面上进行交易，很容易引起警方注意。于是，肖林找到专做黄金生意的经纪人，把那些小元宝改铸成上海通行的十两金条，方便党组织使用。
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从上海撤退时，身兼财务委员会书记的董必武和办事处成员每人套上马甲或腰袋，内装金条若干，将3000多两黄金随身带走。
只留三块银元
肖林夫妇搭建的“秘密地下金库”为党的事业提供了坚强的物质基础。王敏卿曾回忆说：“我们是身着华丽衣饰的神秘送款人，身后跟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公司会计王凤祥。送款人和接款人都心照不宣，谁也不能打听对方的情况。”
肖林、王敏卿夫妇共为党筹措了多少经费，并没有明确统计。现在只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当“华益”等地下经济机构宣告撤销时，他们共计向中共中央上交的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其他固定资产折价1000多万美元。
但肖林只留下三块银元作为纪念。1997年，肖林将那留作纪念的三块银元捐赠给了当时的重庆市博物馆。
肖林用实际行动完美诠释了什么是“忠诚干净担当”。
肖林和夫人王敏卿常说：“我们什么样的钱没见过？那时候常把装着金条的小盒子存放在家里，但那都是党的财产，一分一厘也不能挪用。虽说都是在经商，但我们跟其他公司不一样，我们是在为党挣钱。”
（作者单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