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众多文物中,有三块看起来并不起眼的银元,但在其背后却隐藏着一段极不平凡的红色故事。
进步青年初识党
故事的主人公叫肖林,1914年出生于江津县两岔场(现江津区李市镇)。他父亲虽是农民,却深知文化的重要性。肖林到了读书识字的年龄,就被父亲送到当地一所小学堂读书。不久,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江津聚奎小学,后来又进入重庆求精中学学习。在学校,肖林受到进步思想影响,参加学生运动,但也因此被校方劝退,只得返回江津。
回到江津后,肖林在白沙镇一所小学做临时校工。在这里,他结识了当时在校任教的周敦琬(后来成为江津县地下党第一任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个女委员)。在这个有“江津才女”之称的女教师的帮助下,肖林开始在该校上课,还练习写诗。这段时间,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还在多个报刊上发表过一些进步文章。
1936年,经朋友介绍,肖林进入由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工作;1937年4月,肖林调任上海民生公司任采购员。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时,肖林正在上海工作,他热血沸腾地和朋友们一起参加了上海战地服务团。后来,肖林还组织了进步团体“人力社”,出版《人力周刊》,一边积极宣传抗日,一边进行诗歌创作。
1939年2月,肖林从上海回到重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老友饶友瑚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的房东饶国模之女。于是,在饶友瑚的介绍下,早就心向共产党的肖林于1939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民生公司秘书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向党组织提供经济情报。
周恩来当面交付重任
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为解决工作经费问题,决定建立党的“第三战线”,也就是经济战线。这一时期,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经济封锁,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需供应和各地办事处的运行经费十分紧张,再加上物价上涨,开支不断增加。为适应持久战的需要,加大力度开展地下经济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当时,南方局要求川东地下党物色、挑选具有经济才能、党性强的同志下海经商,为党筹措经费。
1941年3月,已经在党的经济战线崭露头角的肖林被选中了。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办事处处长钱之光接待了他,周恩来又亲自向肖林宣布了南方局党委的决定:肖林从现在开始从事经商活动,组织关系从现在开始归钱之光单线联系。
周恩来特别强调:“你去做生意就是要赚钱,你赚的钱不是为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
面对艰巨而复杂的新任务,肖林没有退缩,他向周恩来说了一句简单而又有分量的话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是对我党性的考验,我坚决完成任务!”
回江津下海经商
接到任务后,肖林首先从学习金融知识开始,熟悉资金拆借、黄金美钞买卖等知识。
1941年4月,肖林与妻子王敏卿回到江津,创办了“恒源字号”商行,还在重庆开设了分号,在湖北宜昌开设了办事处。商行的主要业务就是从湖北的三斗坪贩运土纱到江津,又从江津贩运食糖、柑橘等到重庆销售。
王敏卿家里常年从事药材生意,是远近闻名的大户。她年轻漂亮,非常能干,早年在重庆农校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曾经常和文学打交道的肖林,突然间变成了“生意人”,不少亲友都不理解、不支持。但这些,比起党交给肖林的任务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
肖林夫妇不顾亲友的非议,起早贪黑,寻求商机,细心地操持着每一笔生意。肖林颇具经商才能,他扬长避短,能屈能伸,机智果敢,“恒源字号”的生意越做越大。
为筹集更多经费,壮大革命队伍,肖林经钱之光批准,决定扩大业务,与上海大生公司合作,在重庆注资开了一家大生公司,增加五金、木材、西药等业务。
在江津期间,只要钱之光下达指令,需要用钱,肖林总能满足组织的需求。在肖林夫妇的脑海里,铭记着周恩来给他们定下的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决不能误事。
随党东迁辟新局
1946年,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中共代表团随之东迁。这一年,钱之光告诉肖林:立即将公司全部业务转到上海,扩大业务范围。重新打开局面需要的开支和经费可能会增加,但是党现在不可能增加投资,自己要想办法解决一切困难。
1946年5月初,肖林开始把自己的业务逐步向上海转移。8月,肖林到上海后,新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名为“华益”,寓意“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并在青岛、徐州、蚌埠等地设立了公司的分支机构。
华益贸易公司一开张,便从上海采购了大批日用工业品,由民生公司的轮船运往重庆,批发给当地的百货商店。谁先到货,谁就赚钱。肖林利用他原来在民生公司的资源,获利颇多。他还同山东解放区在上海的经济实体联合,大量从山东运进花生油、粉丝、水果等批发给十六铺地货行出售,然后买回布匹、药品等物资运到解放区。
当时,山东解放区缴获了大量黄金、美钞和法币,而法币在解放区完全就是废纸。于是,一项暗运黄金、美钞和法币的行动开始了。肖林将黄金、美钞和法币装入盛花生油的油桶内,秘密运到上海。
美鈔供华益贸易公司开展业务活动使用,法币由肖林转交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而黄金大多是一两一个的小元宝,有的还盖有“烟台”字样,在市面上进行交易,很容易引起警方注意。于是,肖林找到专做黄金生意的经纪人,把那些小元宝改铸成上海通行的十两金条,方便党组织使用。
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从上海撤退时,身兼财务委员会书记的董必武和办事处成员每人套上马甲或腰袋,内装金条若干,将3000多两黄金随身带走。
只留三块银元
肖林夫妇搭建的“秘密地下金库”为党的事业提供了坚强的物质基础。王敏卿曾回忆说:“我们是身着华丽衣饰的神秘送款人,身后跟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公司会计王凤祥。送款人和接款人都心照不宣,谁也不能打听对方的情况。”
肖林、王敏卿夫妇共为党筹措了多少经费,并没有明确统计。现在只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当“华益”等地下经济机构宣告撤销时,他们共计向中共中央上交的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其他固定资产折价1000多万美元。
但肖林只留下三块银元作为纪念。1997年,肖林将那留作纪念的三块银元捐赠给了当时的重庆市博物馆。
肖林用实际行动完美诠释了什么是“忠诚干净担当”。
肖林和夫人王敏卿常说:“我们什么样的钱没见过?那时候常把装着金条的小盒子存放在家里,但那都是党的财产,一分一厘也不能挪用。虽说都是在经商,但我们跟其他公司不一样,我们是在为党挣钱。”
(作者单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进步青年初识党
故事的主人公叫肖林,1914年出生于江津县两岔场(现江津区李市镇)。他父亲虽是农民,却深知文化的重要性。肖林到了读书识字的年龄,就被父亲送到当地一所小学堂读书。不久,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江津聚奎小学,后来又进入重庆求精中学学习。在学校,肖林受到进步思想影响,参加学生运动,但也因此被校方劝退,只得返回江津。
回到江津后,肖林在白沙镇一所小学做临时校工。在这里,他结识了当时在校任教的周敦琬(后来成为江津县地下党第一任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个女委员)。在这个有“江津才女”之称的女教师的帮助下,肖林开始在该校上课,还练习写诗。这段时间,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还在多个报刊上发表过一些进步文章。
1936年,经朋友介绍,肖林进入由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工作;1937年4月,肖林调任上海民生公司任采购员。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时,肖林正在上海工作,他热血沸腾地和朋友们一起参加了上海战地服务团。后来,肖林还组织了进步团体“人力社”,出版《人力周刊》,一边积极宣传抗日,一边进行诗歌创作。
1939年2月,肖林从上海回到重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老友饶友瑚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的房东饶国模之女。于是,在饶友瑚的介绍下,早就心向共产党的肖林于1939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民生公司秘书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向党组织提供经济情报。
周恩来当面交付重任
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为解决工作经费问题,决定建立党的“第三战线”,也就是经济战线。这一时期,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经济封锁,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需供应和各地办事处的运行经费十分紧张,再加上物价上涨,开支不断增加。为适应持久战的需要,加大力度开展地下经济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当时,南方局要求川东地下党物色、挑选具有经济才能、党性强的同志下海经商,为党筹措经费。
1941年3月,已经在党的经济战线崭露头角的肖林被选中了。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办事处处长钱之光接待了他,周恩来又亲自向肖林宣布了南方局党委的决定:肖林从现在开始从事经商活动,组织关系从现在开始归钱之光单线联系。
周恩来特别强调:“你去做生意就是要赚钱,你赚的钱不是为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
面对艰巨而复杂的新任务,肖林没有退缩,他向周恩来说了一句简单而又有分量的话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是对我党性的考验,我坚决完成任务!”
回江津下海经商
接到任务后,肖林首先从学习金融知识开始,熟悉资金拆借、黄金美钞买卖等知识。
1941年4月,肖林与妻子王敏卿回到江津,创办了“恒源字号”商行,还在重庆开设了分号,在湖北宜昌开设了办事处。商行的主要业务就是从湖北的三斗坪贩运土纱到江津,又从江津贩运食糖、柑橘等到重庆销售。
王敏卿家里常年从事药材生意,是远近闻名的大户。她年轻漂亮,非常能干,早年在重庆农校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曾经常和文学打交道的肖林,突然间变成了“生意人”,不少亲友都不理解、不支持。但这些,比起党交给肖林的任务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
肖林夫妇不顾亲友的非议,起早贪黑,寻求商机,细心地操持着每一笔生意。肖林颇具经商才能,他扬长避短,能屈能伸,机智果敢,“恒源字号”的生意越做越大。
为筹集更多经费,壮大革命队伍,肖林经钱之光批准,决定扩大业务,与上海大生公司合作,在重庆注资开了一家大生公司,增加五金、木材、西药等业务。
在江津期间,只要钱之光下达指令,需要用钱,肖林总能满足组织的需求。在肖林夫妇的脑海里,铭记着周恩来给他们定下的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决不能误事。
随党东迁辟新局
1946年,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中共代表团随之东迁。这一年,钱之光告诉肖林:立即将公司全部业务转到上海,扩大业务范围。重新打开局面需要的开支和经费可能会增加,但是党现在不可能增加投资,自己要想办法解决一切困难。
1946年5月初,肖林开始把自己的业务逐步向上海转移。8月,肖林到上海后,新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名为“华益”,寓意“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并在青岛、徐州、蚌埠等地设立了公司的分支机构。
华益贸易公司一开张,便从上海采购了大批日用工业品,由民生公司的轮船运往重庆,批发给当地的百货商店。谁先到货,谁就赚钱。肖林利用他原来在民生公司的资源,获利颇多。他还同山东解放区在上海的经济实体联合,大量从山东运进花生油、粉丝、水果等批发给十六铺地货行出售,然后买回布匹、药品等物资运到解放区。
当时,山东解放区缴获了大量黄金、美钞和法币,而法币在解放区完全就是废纸。于是,一项暗运黄金、美钞和法币的行动开始了。肖林将黄金、美钞和法币装入盛花生油的油桶内,秘密运到上海。
美鈔供华益贸易公司开展业务活动使用,法币由肖林转交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而黄金大多是一两一个的小元宝,有的还盖有“烟台”字样,在市面上进行交易,很容易引起警方注意。于是,肖林找到专做黄金生意的经纪人,把那些小元宝改铸成上海通行的十两金条,方便党组织使用。
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从上海撤退时,身兼财务委员会书记的董必武和办事处成员每人套上马甲或腰袋,内装金条若干,将3000多两黄金随身带走。
只留三块银元
肖林夫妇搭建的“秘密地下金库”为党的事业提供了坚强的物质基础。王敏卿曾回忆说:“我们是身着华丽衣饰的神秘送款人,身后跟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公司会计王凤祥。送款人和接款人都心照不宣,谁也不能打听对方的情况。”
肖林、王敏卿夫妇共为党筹措了多少经费,并没有明确统计。现在只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当“华益”等地下经济机构宣告撤销时,他们共计向中共中央上交的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其他固定资产折价1000多万美元。
但肖林只留下三块银元作为纪念。1997年,肖林将那留作纪念的三块银元捐赠给了当时的重庆市博物馆。
肖林用实际行动完美诠释了什么是“忠诚干净担当”。
肖林和夫人王敏卿常说:“我们什么样的钱没见过?那时候常把装着金条的小盒子存放在家里,但那都是党的财产,一分一厘也不能挪用。虽说都是在经商,但我们跟其他公司不一样,我们是在为党挣钱。”
(作者单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