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大学课程中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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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课程已经大规模进入大学讲坛。直接以马克思主义命名、以完整面目出现的并不多见,大部分是分散寄身于社会主义史、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进化史、哲学史等名目之下。这一现象与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席卷思想文化领域的大背景密切相关。在当时政治环境不利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能顽强地存在于大学课程中,为当下马克思主义教育提供了两点启示:一是应强化马克思主义课程的学理性;二是应继续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功能。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学课程;专业课;学理
  [中图分类号]G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3-0068-06
  众所周知,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逐渐在高校理论课程中占据中心地位,成为主流话语。但鲜为人知的是,早在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已经进入大学讲坛,在高等教育中生根。1930年代,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主要是社会学、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被不少大学列入了课程表。一批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素的教授学者热衷于开设和讲授相关课程,颇受青年学生的欢迎。本文主要依据《民国史料丛刊》中高等教育部分的数据信息,试图对1930年代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相关课程的情形进行粗略的考察分析,并寻求对当前高校教育的一些启示。
  一、1930年代大学课程中的马克思主义概况
  在1930年代,作为马克思主义发源地的北京大学开设了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课程。1935北京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开设“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教授人是秦瓒,“本课为研究科目,注重与习者之自修而加以辅导,所拟定之范围如下:(一)马克思的哲学;(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三)马克思的批评者,参考书随时指定不具载”[1]255-256。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开设“唯物史观”课程:“本门研究之内容为(一)唯物论在马克思学说中之地位(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三)各社会形态之发展与唯物论(四)唯心论与唯物论之异点等”。公民副科开设社会学课程,讲授“社会学内之重要理论与事实,如社会形态、社会起源、社会演化、社会问题等”[2]165,228。但总体说来,直接以马克思主义命名、以完整面目出现的并不多见,大部分是分散寄身于社会主义史、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进化史、哲学史等名目之下。
  首先为数最多的是社会主义史。其教学内容或将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劳工运动、社会改造联系起来,或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学说来介绍。详见表1。
  其次是经济学科目中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这些经济学、经济史课程中包括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详见表2。
  再次为政治学中涉及的马克思主义部分。在此,马克思主义主要被作为一种政治学说和政治思想来讲授。详见表3。
  复次为社会学科目中的马克思主义。此部分主要涉及的还是社会主义,另有社会发展史的内容。详见表4。
  最后,在哲学史课程中也存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主要是唯物论和辩证法。详见表5。
  此外,还有一些专门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如教育领域,1934年北平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系开设的近代教育思潮课程中就包括唯物主义的教育思潮[2]103。1930年暨南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系开设的近代教育思潮课程中包括“(四)社会主义”[13]170。这里就不再详举了。
  二、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大学课程中广泛存在的原因分析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大规模地进入大学讲坛,大学课程为什么存在如此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相关科目,而且受到学生的广泛欢迎?这与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声势和影响力相关。193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的特殊时期。1927年大革命结束后,共产主义运动转入低潮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功能有所减弱。政治运动的低潮却造成了思想运动的高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学理价值日益为人们所看重,成为新兴社会科学中的主角。正如时人所言,从1927年到“九一八”事变期间,“虽是共产主义事实在中国失败之时,却是共产主义理论在中国胜利之时。这是共产主义思潮在中国登峰造极之时。”[27]在外部政治环境极为恶劣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像一阵旋风一样迅速席卷了整个思想文化界。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系统传播的最主要标志即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著作的大量翻译出版。据统计,1928—1930年,全国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就达近40种之多[28]。除以单行本发行原著外,编译马克思的文章的文集也不断推出。1930年4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辩证法经典》,由程始仁编译,收录马克思列宁有关唯物辩证法的文字10种。此外,介绍评说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也纷纷涌现,上海泰东书局在1928—1930年出版了一套“马克思研究丛书”,共10册。总之,名目繁多,数量庞大。
  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是在一种极为不利的政治环境中出现的。当时国民政府推行文化专制,打压具有左派倾向的书刊的出版发行。1929年6月,国民政府又连续颁布了3项查禁书刊的法令,即《查禁反动刊物令》《取缔销售共产主义书籍办法》和《取缔销售共产书籍法令》,对不合国民党当局意识形态的书刊要求一律查封。随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宣传品审查条例》中明确规定:“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宣传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及其他主义,而攻击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的宣传品为“反动宣传品”[29]75。1930年颁布了《出版法》,1931年10月颁布的《出版法施行细则二十五条》,作了具体规定。同年11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颁布《宣传品审查标准》,1934年又公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依据这些条文,当局查禁了大批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书籍。仅1931年被查禁的此类书刊就有200余种。1936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印发的《中央取缔社会科学反动书刊一览》,查禁676种,1929年至1935年中以“共产党刊”为罪名查封的有近500多种,其中包括不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在马克思主义作品被列为禁书的情况下,仍能不断刊行,显示出马克思主义顽强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吸引力[30]288-289。   这种局面的出现,首先与当时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上升有关。此前,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术界一直受到排斥和敌视。但1929—1930年的世界大萧条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危机扭转了这种状况。马克思的历史判断得到了证实。“1929年的大萧条结束了无视或蔑视地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时期。193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31]32。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愿望相当强烈,行动相当自觉,西方学坛的风吹草动,立即会影响到中国国内的学术气候。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的独占鳌头确实是时代使然、环境使然。
  其次,马克思主义是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新权威,被视为最先进的科学。时人指出:“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全世界上占着胜利,在社会科学上不必说,就是在自然科学上,也是如此。只有根据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然科学方能获得稳固的基础,脱离现在西欧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的危机,而进入新的发展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已经证明是贯通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思想的唯一正确的基础。”[32]21马克思主义在科学上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时人的眼中,“整个科学只有依据于马克思主义之上,方能得着稳固的基础,社会科学无庸说,即使自然科学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发展上最伟大最具体的结晶物。近代历史的发展以及科学的进步,完全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力,正因为他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斗争的理论而且还是科学上唯一正确的理论。”[33]“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化最高发展的结晶,是科学发达,科学方法应用之结果。”“唯物史观在中国已具有最大的权威。”[34]
  再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提供了一种前景美好的社会改造方案。近代以来,中国为追求独立富强,先后从器物、制度、文化等层面改造旧社会,但都未能取得根本性的成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的主张超越于政治革命、文化革命之上,能提供一种最彻底的解决方案。另外,社会主义苏联的建设成就也似乎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正在变成现实。因此,马克思主义获得了大批知识分子的信从。
  由于以上原因,国共分途之后,马克思主义不但没有蛰伏地下,反而扶摇直上。“1928至1932年一短短时期中,除了普罗文化的口号而外,便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之介绍。这是新书业的黄金时代,在这时,一个教员或一个学生书架上如没有几本马克思的书总要被人瞧不起了。”“旧哲学虽然仍在某些讲坛上有其势力,但一般的学者,都自动地转变了。而新哲学在有个时期,有些地方,已由民间爬进了大学,甚至在课程上都列有辩证法那样的科目。如果口里不讲几句辩证法或唯物论,一定不受学生欢迎”[35]。亲历者何兹全回忆说:“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学术界,思想界,史学界,我的感觉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独步天下的时代。上海的新书店,如雨后春笋,出现很多,都是出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书。旧的老牌书店,如商务,如中华,都一时黯然无色。老的学术界,思想界,史学界有影响的学者,如胡适等,一时都只能退避三舍。”[36]
  1930年代大学讲坛上的马克思主义热潮与1949年后全国范围的马列主义学习运动存在巨大差异,产生背景也全然不同,但毫无疑问,1930年代的热潮给当时的青年学生提供了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其意义是不应被低估的。
  三、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进入大学课程的两点启示
  一是应当强化马克思主义课程的学理性。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进入大学讲坛,由于马克思主义尚处于在野地位甚至非法地位,所以并无行政力量的强力推动,然而它却广受青年学生的欢迎,对青年学生的思想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专业课而不是思政课而存在的。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内容分散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科目之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派学说而存在,并不凌驾于其他学理之上。再者,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专业课,所以是可以自由讨论的,是可以批评的,是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的,不存在强制灌输的问题。1949年后,出于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教育越来越走向思政课的轨道,甚至原本属于专业课的部分也思政化了。这种倾向造成了很大的弊端。如果能将专业课与思政课作合理区分,特别是加强思政课的学理性,可能对提升当前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质量和效率有所助益。
  二是应当继续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功能。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广受知识分子的追捧,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洞察。由于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在野地位,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社会存在的种种乱象予以无所顾忌的抨击针砭,深得人们的共鸣。马克思主义成为分析认识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一种利器。今天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已全然不同,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和社会功能并没有丧失。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中经济基础的作用,重视各阶层、集团的利益关系,这对分析当前的社会仍然是有效的,比仅从经济规律、市场规律着眼要深刻得多、高明得多。当前要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活力就必须与实践密切结合,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当代社会、当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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