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走出的仲曦东、刘锦琳大使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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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仲是他们结婚之后不久,她和同志们对老伴的共有称呼,其间既有同志般的情谊,又有夫妻间的敬重。在他们相扶相偕走过的岁月里,这个现在看起来老土的称呼在他们之间却显出别样的踏实和温暖。
  
  一见钟情,终成革命伴侣
  
  1940年初春,刚刚过完14岁生日的刘锦琳第一次邂逅了仲曦东,那时,她刚进胶东区的“鲁迅剧团”当了一名文工团员。虽然仅是初次相识,两人却拉呱了半天,仲曦东显然给刘锦琳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正是这个第一次,为后来两人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再次见到仲曦东,已经是1941年秋天了。那次是在山东文登县,仲曦东作关于“皖南事变”的报告,刘锦琳是听众。1942年7月,仲曦东调任胶东军区第一军分区政委。剧团搞了几场欢送晚会,演出名为《农村曲》的歌剧,刘锦琳扮演剧中的女主角。革命队伍真是锻炼人,仅仅两年的时间,刘锦琳就能担纲演出了,这肯定吸引了仲曦东的目光。
  这次演出结束的时候,仲曦东托人送给刘锦琳一封信。信封上工工整整地写着:“送给朋友的一份礼物。”刘锦琳想不出会是什么礼物,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份学习计划。打头的是一番道理:一个革命青年不仅要有革命热情,还要有革命的理论。要学习革命理论使自己从一个不完全自觉的革命者,成为一个完全自觉的革命战士。后面还按学习计划开列了一份书单,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还有一些苏联小说,如《铁流》等等。刘锦琳朦朦胧胧地体会到了蕴涵在信中的心思,有了一种被人喜欢着的感觉。
  又经过4年的遥相守望,几经周折,1946年两人终成眷属。此后,夫妻两人在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一系列战役一路往南,仍旧是聚少离多。然而这份革命战争中锻造的深厚感情从未褪色,不论条件艰苦还是环境险恶,仲曦东和刘锦琳都选择了共同面对。
  
  夫唱妇随,出任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
  
  1961年,由老上级陈老总推荐,外交部调仲曦东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刘锦琳也顺理成章地转换角色,成了大使夫人。
  当时国内经济形势并不好,国际上与西方国家几乎隔绝,与苏联的关系持续恶化,也就是说国内外各方面的形势相当困难。捷克斯洛伐克是同我国最早建交的国家之一,但碍于与苏联的特殊关系,至少在正式场合有意识地同我国拉开一些距离。在这样的时刻上任大使,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
  


  赴任之前,周总理专门抽出时间和他们交谈,除提出一些必须注意的问题外,还提出要学习驻在国的语言,要广交朋友,要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于学习语言,周总理先是严肃地说,一个驻在国的大使不懂人家的语言,时时处处靠翻译,那工作起来不仅不方便,而且效果、效率上都会大打折扣。随后他又轻松地说,我们这些土八路也要穿上洋装,学学叽里呱啦的洋话喽,这叫到什么山会唱什么歌啊!即便如此,赴任后他们还是发现,受大的国际环境限制,使馆同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门几乎没有双边的活动。大多是各国驻捷克斯洛伐克使团惯常的集体活动,如每年例行的布拉格之春音乐会,外交官狩猎活动等。使馆主动提出要搞的活动也受到限制,“走出去,请进来”的方针很难彻底执行。即使想以“旅游”的方式去某地搞些小型活动,也要由官方批准。即使经过批准,要与当地人士交谈,也是浅尝辄止,最多是寒暄几句。时间一长,大使夫妇也清楚了其中的部分原因。一些熟悉的官员说:“你们应该理解我们,捷克国家小,资源少,不能和中国一样。我们是在夹缝里求生存呀。”“莫斯科一打喷嚏,布拉格就感冒”虽然是他们私下常说的一句玩笑话,但很清楚地说明他们这样对待中国也是不得己而为之。即使这样,大使夫妇还是尽力争取多参加一些活动,并借到工厂、农村参观的机会,向基层人民宣传我国的外交政策,说明中苏分歧的由来,争取人家的理解。这也是我国外交着眼于人民群众政策的延续。
  中捷友好合作社就是这一政策的最好体现。这个合作社的社长在1958年曾到中国访问,他是一个非常朴实的农民,对中国的友好感情始终如一,并没有因为局势的变化而褪色。使馆过年过节,都会把他请来一起庆祝。大使夫妇也经常去他的农庄。每次他都热情招待,带着他们四处参观,吃饭时几乎是倾其所有,像葡萄酒、李子酒、各式香肠等等常常摆满一桌子。后来,刘锦琳常常回忆,人民之间的友谊是最真挚的,也是最值得珍惜的。
  当时捷克人排了一出中国的《西厢记》。翻译陪同刘锦琳去看戏,不想对方把刘锦琳的的身份听错了,把她当成大使了。人家的女市长赶紧陪着她参观、看戏,还让她讲话。到了最后他们才搞清楚她是大使夫人,他们一样很热情。他们很不容易,在当时的形势下,只是看了捷文版的《西厢记》剧本,就演出了,这本身就是成功。
  一年后,仲曦东大使回国述职。完成在北京预先安排的汇报和学习,离回到工作岗位去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夫妇俩抓紧时间回了趟在南京的家。什么时候都是工作第一,千里迢迢从国外回来,可回到国内,家里的情况究竟如何几乎是一无所知。那时候,他们与国内都是工作上的联系。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也根本不考虑什么顺便问问家里的情况。即使家里人带来的一点消息,也都是好消息,生怕他们分心。而在人们眼里外交官是非常风光的职业,留下的影像也都是迎来送往、觥筹交错、西装革履、笑容满面,而背后的辛酸艰苦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出国前,他们的小儿子待征还胖乎乎的,可才一年没见,就瘦得没了模样,面对长时间未见的父母,说话竟然有气无力的。其他几个儿女也是病的病,伤的伤,刘锦琳这位走过硝烟的女战士,当场落下泪来,她蹲下身搂着孩子们,喃喃地说:“妈不走了,妈再不走了。”
  


  当时正在困难时期,即将回捷克时,刘锦琳就和老仲商量,一定要请全家人吃上一顿饱饭。那个时候到军人俱乐部吃顿饺子,已经算得上很奢侈了。结果孩子们狼吞虎咽,上来一盘,风卷残云一般眨眼就光了。当时,还没有这方面的机器,人家手工做起来根本供应不上。大使夫妇坐看孩子们的狼狈相,真是哭笑不得。没办法,只好改吃面条了。刘锦琳更是满腹酸楚硬往肚子里咽。临走的那天,他们唯一没有生病的儿子继征,从学校骑车赶来相送。半路,撞上一辆三轮车,把头给撞破了。这一下又勾起了刘锦琳的伤心事,她眼泪汪汪地跟老仲说:“曦东,孩子们太可怜了,你一个人回捷克吧,我要留下照顾这些孩子。”
  老仲还算冷静,忙说:“你现在不是家庭妇女,是大使夫人。”
  “孩子们生病的生病,受伤的受伤,我怎能放心地走呢?说什么我也不去了。”
  老仲劝道:“这不是你我个人能决定的,是组织安排,不去哪行呀!再说了,你也知道,外交工作中,夫人很重要。不带夫人,许多工作没法开展哪。尤其是捷克这种状况,更少不了你啊!”
  老仲说的确实是事实,他们到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官方的活动很少,夫人外交成为很重要的部分。刘锦琳和捷克总理夫人,以及各位部长夫人多有来往,她们避开意识形态问题,仅仅聊些家常,交谈些风土人情,以此增加友谊,加强联系。如果少了这一块,各方面的管道恐怕是难以顺畅。这时候,继征的话让刘锦琳转变了想法:“妈妈,你放心吧,我没关系。我们大家都会好好的。”刘锦琳狠狠心,头也不敢回地走了。她生怕一回头再没有放下儿女门的勇气。
  
  一腔热血,修建坦赞铁路
  
  1969年6月,在捷克使馆工作了七年之后,仲曦东转任驻坦桑尼亚大使。
  当时,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已进入关键阶段。其中,这里面还存在有美国援建公路与中国援建铁路之间的竞争,且公路与铁路有一处交叉点,谁先修过交叉点,不仅是工程方面占便宜,而且在竞争中也将取得优势。可由于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地形复杂,施工面临许多困难。虽然周总理一再指示要加强机械施工,但无奈我国施工设备落后,仍然采取“人海”战术。施工高峰时,现场工人多达近3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与陈毅商议,决定派出一位得力的大使去领导铁路施工。陈毅提议派仲曦东去,周总理同意。陈毅马上说:“总理,可他正在挨批啊!”
  “告诉造反派头头,国事当前,赶快放人!”周恩来斩钉截铁。就这样,仲曦东很快去了非洲,刘锦琳过了一段时间才前往与他会合。刘锦琳出发前,邓颖超还特别交待说,非洲的“小咬”又多又厉害,要多带些清凉油。
  仲曦东一到非洲,就雷厉风行地在铁路工地上一天到晚督战,不知疲倦地四处解决问题。热了,就跳进河里洗个澡;饿了,就在工地食堂抓根油条,边走边吃。有一次,老仲陪同铁道部副部长郭曾视察一处工地。吃了根油条后,感觉胸口发闷,司机还以为是油条太干噎住了,忙帮着捶背。可不起作用,仲曦东毫不在意:“没事,抓紧吧,咱们再到下面一个点去看看。”
  


  他哪里知道,病魔正偷偷地向他袭来。他仍坚持着奔波了600多公里,天黑才返回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此时,仲曦东的病情越发沉重。可使馆没有心电图机,好在第二天一早,医疗队用直升飞机送来了心电图机。做完心电图,医生发现是广泛前壁心肌梗死——心脏已到了危险的边缘……可他仍要去办公,医生坚决阻止了:“大使,你现在的心脏很脆弱,必须躺下治疗,千万别动!”陈毅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北京阜外医院的心脏病专家陈再嘉前往抢救。无奈我国的飞机当时无法直航非洲,必须在巴基斯坦转航。周总理考虑很周到,他怕误事,指示使馆往国内发电报汇报病情,由陈再嘉在北京根据病情打电报指挥抢救……
  仲曦东病情稳定后,得知中国铁路修在了美国公路的前面,很是欣慰。仲曦东确实应该欣慰,坦赞铁路的建成不仅为中国重返联合国拉了票,而且对一批非洲国家与中国建交起到了重要的在作用。
  1972年,老仲回国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结束了大使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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