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沈阳学习工作了40年，虽然几次搬家，但搬来搬去，最终还是回到新乐附近。或许是这个地方吸引我，或许是这个名字让我感兴趣。因为在沈阳历史上的九个别称里，我最喜欢的是“乐郊”一名。因为我希望在城市所居之地最好不在市中心，但也不要太远。不要太远是为了出行方便，不在市中心是因为周边有繁茂草树，有“郊”的野趣，而新乐地区则正好符合这个条件，颇有“乐郊”之感。
　　住在新乐附近，当然就与新乐人有缘，每每外出时都能从他们的部落前经过，站在家中的露台东望，也能看到新乐那地方的迷离云树。为此我还曾撰了一副对联，特请著名画家杨一墨书写：“早起凭栏，一脉乐郊都到眼；晚来把酒，三分无赖正当头。”细想也是，7200年前老祖先选择的部落居住之地，一定是这个地区里最适合人类居住之地，一定是“天人合一”之所。
　　我的随意之想后来也证明是正确的，因为新乐所在地区是沈阳西北角，在冬天沈阳空气相对不好的时候，往往刮的都是西北风，所以这里最先接受来自西北的田野风，是谓上风头。另一点是新乐所在地区是沈阳北部的第一个高台，再往北则是二台子、三台子，所以不管下多大的雨，这个地区从无水患。由此可知，当年新乐人选择部落之地是多么聪明，况且他们临水而居，居住地的台下就是浩荡的浑河。他们在后来形成的“三叠沈水”中的第一叠岸边尽情地享受浑河的波光水影，用河中的水和岸上的黄土，和泥制陶，烹煮食物，为沈阳聚集起了第一个人类部落。
　　20世纪8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后住在新乐附近，距现在的新乐遗址博物馆不到一里地。那期间，有幸认识了住在新乐电工厂的北陵公社农业技术员孟方平先生。当时我很爱吃辽西老家的荞麦面，在1983年第2期的《农业考古》杂志上读到了他的《说荞麦》一文。后来又得知他曾在新乐电工厂里发现了有刻画痕迹的陶片并引起注意，后经文物专家鉴定，这些陶片来自遥远的史前年代。随后，文物部门在这里进行发掘，从而发现了著名的新石器时期古人类文化遗址，考古界将其命名为“新乐遗址”。后来孟先生成为新乐遗址研究的专家。我在写作《发现太阳鸟的人》时，他为我提供过许多资料。
　　对于当年的新乐地区，孟先生曾诗意般地向我描述说：“这里在距今7000年的时候，浑河水浩荡西流，四季温暖，雨量充沛，草木繁茂。新乐人居住的台地上有以柞栎为主的阔叶林，林缘和河边坡地则有山杏、山里红、悬钩子、榛子等野生果树，河流两岸的平川地，则有茂密的榆木林，雨季到来，河水泛滥，水势凶猛，颓岸拔树。枯水季节，河汊纵横，池沼棋布，水族富饶，鸟兽群集。因为浑河，因为这样的自然环境，才养育出了新乐文明。”对照今天沈阳寒冷的冬天和不断干燥的风沙气候，与新乐下层文化所代表的7000年前的世界，真是沧海桑田般的不同。
　　新乐遗址经过考古部门的四次挖掘，在近18万平方米的面积中发掘出房址30余座，出土各类遗物3000多件。遗址分为三个文化层次，其中，被学术界命名为“新乐下层文化”的底层遗址是辽河流域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尖状器、刮削器、石镞和打制的网坠等磨制石器，还有木雕、煤精制品、玉器及陶器等。这里成为史前最重要的古遗址，为沈阳悠久历史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所以，我每次路过新乐文化遗址博物馆，都要看一眼博物馆正门墙壁上那一幅褐色浮雕画，画中间上部两个新乐人正在制陶，一个在拉坯，悠然自得；一个在画花，神情专注。图的下方是制成的陶器，有斜口器、双耳壶、罐和碗。这幅新乐人的制陶图，让我想起了新乐考古出土的六百多件陶器个体，那是新乐遗址的震撼发现。
　　新乐遗址博物馆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几乎所有的沈阳人都知道这里出土了一件木雕鸟，是当时新乐人的图腾。却鲜有人知道，这里还出土了600多件陶器，同时还证明他们制陶的地点就在其居住的部落中。如此数量的陶器，在同时期的部落遗址考古发现中也是比较多的。
　　据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介绍：“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出土的陶器大部分集中出土于房址内东北角，少数在四周柱洞附近，又是大小不同的倒置套在一起。这些陶器印纹清晰，像是储备之物。在集中出土骨器的附近，地面上堆放着细沙，这些细沙除研磨穿孔之外，就可能是制作陶器所用的掺和料。一些骨器作为制陶工具的可能性也比较大。”这说明，新乐遗址既是当年新乐人的居住地，也是他们的制陶作坊。曾任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的周阳生先生在《新乐遗址考古发现与发掘始末》一文中说：“二号房址出土陶器的完整程度出乎人们意料，二号房址出土的陶器除个别器物被现代沟打破遗失而外，绝大部分陶器都可以完整地复原，竟有40件之多，这与一号房址出土的近200件个体中仅可修复几件完整陶器的情况，形成明显的反差。二號房址的陶器大部分集中出土在东壁下的北端，其中还发现有大中小三个陶器套在一起的现象，还有些陶器的底部甚至没有使用或磨损痕迹，很像一个陶器储藏室，其完整程度是遗址发掘中极其少见的现象。”陶器制作出来，一时使用不了，还能储存，这说明当时新乐人的陶器生产已有相当的制作规模，除了自用还有剩余。不仅如此，从这些出土陶器中，更可看出7000多年前的新乐人在陶器制作上已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且器型多样、纹饰简约，表现出祖先高超的制陶技术与生存智慧。
　　新乐出土的陶器主要以夹砂红褐陶为主，约占陶器的90%以上，少数为夹砂灰陶和夹砂黑陶，还有极少数的泥质红褐陶、泥质灰褐陶和夹滑石陶等。工艺皆为手制，以泥片接筑法制成，如主要器型深腹罐都是先制底后加壁，可能已使用慢轮。器型规整，陶壁薄厚均匀，内壁压光，外壁通体施纹。大型陶器如深腹罐高可在50厘米以上，而且器壁仅厚1厘米左右，堪称奇迹。小型陶器如小碗只有残高0.3厘米。这些陶器火候较低，胎质较疏松。

　　新乐遗址出土的陶器器型多样，有深腹罐、斜口器、敛口罐、高足钵、陶瓮、陶碗、陶塑、疑似纺锤等。这些陶器大部分都有纹饰，其中主要是压印“之”字纹和弦纹，也有器型多种纹饰互见，交替使用。
　　在新乐所出土的陶器中，最著名的则是斜口器，这是新乐考古出土的600多件陶器中最珍贵的器物，学界又俗称其为“火簸箕”，认定其为新乐人贮存火种的器具。新乐出土的“火簸箕”有多件，大体都是敞口、斜壁、小平底，有的斜口呈“凹”形，有的斜口呈“U”形，总体为簸箕状。典型的高31厘米，一侧斜口如簸箕，口沿外侧作两条“之”字纹带。“火簸箕”大多发现在边灶旁，这为“火簸箕”的用途研究提供了新线索。考古学界在“火簸箕”的用途上常有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是盛水的，有的认为是采果的，还有人认为是当簸箕或撮子用的。由于“火簸箕”发现在火膛边，可进一步证明这类器物是用来移置火种或撮灰之用的，所以学界通俗地称它为“火簸箕”。关于“火簸箕”的用途与意义，姜念思先生在《沈阳考古发现六十年概述》中有过精确的论述：“新乐遗址出土的斜口器是一种器型很独特的器物，其功能推测是用来保存火种的。与此相似的器物还发现于辽西的红山、富河和小河沿文化，在吉林左家山遗址中也有出土。但上述文化的年代都晚于新乐文化，说明它们的斜口器可能源自新乐文化，由此可见新乐文化的广泛影响。”
　　类似“火簸箕”这种火种器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人类贮存火种的容器，它具有便捷、实用的功能，不仅降低了火灾发生率，并有助于火种的到处挪动。而新乐遗址出土的“火簸箕”，其簸箕形设计更有利于火种的贮存、移置与播撒，同时这种红夹砂陶还有耐高温等特点，因此在人类用火史上占有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