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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尚延龄先生毕生致力于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和胡风文艺思想研究，成果丰硕，贡献卓著。本文主要对其学术成就和文艺理论研究作了述评。
[关键词]尚延龄;文艺理论;学术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5）24-0043-07
酒泉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尚延龄先生秉承“四不唯”、“两唯”① 的治学理念，长期坚持文艺理论研究。特别在马列主义文艺思想研究和胡风文艺思想研究方面，发表了大量著述，提出了诸多新颖、独到的观点，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新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尚延龄主要生平
尚延龄先后任教于甘肃师范大学、张掖师专、酒泉师范、酒泉教育学院、河西学院。兼任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修辞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丝路论坛》主编、全国教育学院文艺理论研究会西北五省分会秘书长等社会职务。出版独立完成或与人合作论著、编著、教材《马列文艺思想论稿》、《胡风文艺思想新论》、《新编文学原理》等8部，出版担任主审的教材《新编文艺理论教程》一套，发表论文近百篇，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摘载、索引30多篇（次）。出版诗集《依心集》、《跬步集》、《物华咏》、《汉中诗情》等。
1937年12月，尚延龄出生在陕西省洋县贯溪尚家村一户普通农家。其父尚志清、伯父尚辛友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参加过1927年上海工人驱逐军阀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后回洋县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家略有薄田，但生活并不富裕。3岁时父亲因病不治而亡，母亲翟翠彦与尚延龄及两姐一妹相依为命，竭蹶度日。5岁时，虽生活艰难，但母亲坚持送他去邻村私塾上学，此后又在贯溪小学上学。4岁时因意外，左眼几近失明。孤儿寡母，倍受他人歧视。这种处境，反倒激发了他孜孜以求的好学精神，立志好好学习，继承父辈遗风，报答父母深恩。在小学及洋县中学求学时，他星期天帮母亲下地干活，在校刻苦学习，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课余仍好学不倦，惜时如金，阅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新儿女英雄传》、《腹地》等大量文学书籍，培养了他对文学的兴趣。195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兰州大学中文系。
大学四年，尚延龄文学才华初露端倪。期间，他节衣缩食，将零花钱全部用来购买书籍，如饥似渴地读书、潜心分析研究，培养了对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浓厚兴趣。
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对胡风文艺理论思想及“七月派”展开了激烈的批判。1955年胡风和“七月派”作家群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并展开了全国规模的声势浩大的揭发、批判运动，酿成了中国现代文艺史上一次大冤案。这一时期，他主要阅读研究了苏俄文学、文学理论及毛泽东文艺思想等相关论著，并初步研读了胡风文艺理论。在《兰州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上发表了署名兰州大学中文系四年级民间文学小组、实际上由他执笔的《高举民间文学的无产阶级红旗》的文章，还在《甘肃日报》上发表了多篇文艺短论。虽然这些研究和论文都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和时代印记，但显现出他的文学才华和文艺理论研究潜能。同时，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支持下，他与同学编成《中国谚语资料》一书，1961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中、下三册，共计100余万字，是我国收集资料最全的谚语集成。又与同学合著《民间文学概论》，该书送人民文学出版社终审，虽因社会原因未正式出版，却是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第一部民间文学概论专著，显露出尚延龄扎实的文学理论功底和敏锐的思辨探索精神。
1959年，尚延龄大学毕业，工作分配到甘肃师范大学（今西北师范大学），主要从事教育教学辅助工作。1960年调入张掖师专。1962年，张掖师专停办后调入酒泉师范。“文化大革命”中，尚延龄勤奋钻研文艺理论，撰写了大量诗歌评论。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短短两年里，他和学友遴选编辑了《中国谚语选》，②并撰写了关于谚语的长篇论文，作为该书序言。1980年，尚延龄调入张掖师专中文系，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1984年，尚延龄受聘于新组建的酒泉教育学院，担任中文系主任。1992年再度调入张掖师专任教，直到退休。2001年被河西学院返聘授课，依然没有停滞研究和写作。2005年离开教学一线，主要从事诗词创作，作品辑为《依心集》、《跬步集》、《物华咏》、《汉中诗情》等。
尚延龄文艺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产生于新时期。进入新时期，他“多年积蓄的写作和研究的热情”③就爆发了出来，发表了《寓教于乐》④、《入乎其中，出乎其外》⑤ 、《不和谐的音调》⑥、《谈文艺创新》⑦等文章，批判了长期以来在文艺理论界形成的“左”的错误思想，阐发文艺创作的审美特征及创作规律。此后这种研究和写作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一批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胡风文艺思想和美学及文艺批评的论文相继发表。写出了《毛泽东文艺批评标准不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胡风文艺思想新论》、《五把理论刀子：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观照》等长篇论文，构成了他文艺理论研究的基本架构，成为代表性篇章。
1984～1992年在酒泉教育学院工作期间，尚延龄发表了《反映论与文艺主体性》 ⑧、《胡风文艺思想及贡献综论》 ⑨、《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的指导》⑩、《“主观”问题论争回顾》11、《评四十年代中期国统区的一场文艺论争——王戎与邵荃麟、何其芳争辩新识》12、《论“艺术更需要人民”》13、《胡风“五把刀子”之说不是针对毛泽东的》14、《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评价问题——与朱辉军同志商榷》15等文章，对反映论与文艺主体性问题、文艺主观性问题、文艺人民性问题以及胡风文艺思想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系统研究，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他参与编写了《文学概论》16、《新编文学原理》17、《文学概论例释》18等文艺理论教材。 1992年，尚延龄调入张掖师专中文系教授《文学概论》、《美学》等课程。他一边教书一边继续从事文艺理论等研究。先后发表了《毛泽东文艺批评标准不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与周森甲、王善忠等同志商榷》（《西北师大学报》， 1993年第2期）、《胡风现实主义理论的价值与贡献——与马尔科夫“开放体系”比较》（《张掖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论文艺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张掖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等论文，先后出版了《胡风文艺思想新论》及《马列文艺思想论稿》等专著，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反响，被评价为新中国胡风文艺思想重新评价第一人。
二、尚延龄的主要学术成就
尚延龄一生著述颇丰，其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四类：
（一）马列文艺思想研究方面
主要著作有《马列文艺思想论稿》（专著），2002年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全书19万字，采取一般论述与专题论述相结合的方法，结合我国文艺创作实际，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文艺思想，并在某些重要的或有争论的问题上提出了新颖、独到的观点，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重要的论文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的指导》。19 该文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论述了文艺创作必须坚持的方向和宗旨，被甘肃省第三次文代会工作报告列为优秀论文。《毛泽东文艺批评标准不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20该文运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深刻论述了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批判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文艺批评应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观点，对文艺批评标准问题提出了新颖独到的见解。认为我们“应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不再坚持和强调，坚决予以摈弃，更不能继续把它视之为毛泽东文艺批评标准，或者这个标准不可‘割裂’的组成部分而自误误人”。该文获得1996年甘肃省高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与政治观——兼以检视我国现当代文学》，21姊妹篇《论列宁的文学与政治观》。22作者系统考察、深刻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文学与政治的观点，指出“马克思、恩格斯重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同时也重视按照文学的特征和规律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没有把两者的关系庸俗化、简单化，他们既坚持唯物史观，又坚持辨证思维，没有丝毫的唯心观念和机械论。”同时也指出：“列宁重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和联系，重视政治和文学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但他明确提出不应把二者‘划一’和‘等同’，重视文学艺术创作的独有的特征和规律，承认文学艺术的相对独立性和独特功能，坚持要求文学以其特有的审美创造规律去影响社会和政治，不应把二者的关系庸俗化、简单化，文艺并不从属于政治或仅仅服务于政治。”批判了很长一段时期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在文学与政治关系处理上存在的机械狭隘的庸俗化、简单化倾向。对毛泽东《新民民主义论》中关于“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论断的确切性提出了质疑。
（二）胡风文艺思想研究方面
主要著作有《胡风文艺思想新论》，1994年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收录了尚延龄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研究的9篇论文，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述了胡风文艺思想的科学内涵，与国内文艺理论界的权威、名人质疑、辩难，针对批判者所谓胡风“宣扬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对抗毛泽东文艺方向”、“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和纠正。指出胡风对我国文艺理论上的贡献，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他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构建，特别是胡风对现实主义的创作过程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和描述;二是胡风的主体性理论在中国和世界都具有深远的意义;三是胡风坚持不懈地批判机械论，反对“左”的文艺思想。他认为胡风本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所建构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观点独到而精深，是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胡风文艺思想新论》观点的创新性、超前性和科学性，得到学界的高度赞誉和肯定。该书先后荣获1996年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最高奖——兴陇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优秀成果奖。
其中，影响较大的论文有：《胡风文艺思想新论》。23 该文论述了胡风文艺思想、文艺实践的五点鲜明特色：第一，追随和服务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热忱;第二，为现实主义而不懈地坚持和奋斗;第三，对艺术审美特性的熟谙和深知;第四，对鲁迅文艺思想、创作实践的忠诚;第五，探索真理的执着态度。并对胡风文艺思想中的“主观战斗精神”、“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世界观和创作”、“精神奴役的创伤”、“文学遗产”、“民族形式”等六个主要方面的观点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评价。《胡风的“五把理论刀子“：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观照》，24 在1989年武汉召开的全国首届胡风文艺思想学术讨论大会上宣读。该文就胡风在其写作的“意见书”（即《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和《作为参考的建议》）中总结的“五把理论刀子”，即：“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进行了深刻独到的阐述，肯定了胡风文艺思想观点的正确性。《胡风文艺思想及贡献综论》。25该文从胡风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指导思想”、“题材的无比广阔性和风格、个性的多样性”、“真实性的原则”、“对现实主义的继承性”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其思想内涵、基本观点与马尔科夫“开放体系”理论的契合性。同时，对“批判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无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和世界观基础上的区别”、“写真实的问题”、“世界观与创作方法”、“胡风夸大感性活动排斥理性问题”等进行了评述，肯定了胡风文艺思想观点的正确性，并指出其局限性。
（三）文学批评与美学方面
主要论著有：《美的采撷，美的讴歌》、26 《切实 丰富 独到 深刻》、 27《西部文学的新收获——《大漠祭>读后》、 28《毛泽东文艺美学思想研究专集》、29《试论毛泽东美学思想》、30《关于美学的两个基本观点——与朱立元先生商榷》、 31《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接受美学》、32《美学主体间性“转向”商酌》 33等。尤其是《切实 丰富 独到 深刻》和《关于美学的两个基本观点——与朱立元先生商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切实 丰富 独到 深刻》是一篇对《甘肃毛泽东文艺美学思想研究专集》的评论。作者从毛泽东文艺美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与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文艺美学思想丰富、博大、深邃，构成一个科学的、完整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不但要坚持和维护它的科学体系和基本精神，而且要科学阐发、运用毛泽东文艺美学思想，吸收人类现代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发展毛泽东文学美学思想等三个方面评价了《甘肃毛泽东文艺美学思想研究专集》这一理论著述。
《关于美学的两个基本观点——与朱立元先生商榷》是针对朱立元先生主编的《美学》中提出的关于“审美对象具有非实体性”、“美是一种特殊的人生境界”这两个观点作了质疑批驳，指出把马克思所阐明的美感的生成解释为美的生成，把马克思指明的审美主体解释成审美对象，把马克思指明的美的对象的客观实在性、实体性予以漠视和否定，这是有意的曲解。
（四）胡风诗歌论评方面
关于胡风诗歌的评论，尚延龄自己编有《诗经大厄句长城》专集。主要论文有：《一代青年的心路历程——论胡风〈野花与箭〉》，34《开国的绝唱——论胡风〈时间开始了〉》，35《诗坛的奇观——论胡风〈狱中诗草〉》 36等。这些诗评对胡风除了《为了朝鲜，为了人类！》之外的全部诗作的思想性、艺术性及它们的特色一一进行了分析论评，评定了其长期遭受冷落、被忽视的高度思想艺术价值，实为胡风诗歌评论之首创和仅见之作。
三、尚延龄文艺理论研究的突出贡献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文艺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
尚延龄在文艺理论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文艺理论思想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对许多重要问题，尤其是有争论的问题上作了开创性的探索和阐发，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
一是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的审美特性的思想，突破了长期以来学界一般重视和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的研究视域。首先另辟蹊径，以独特的视角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的审美性的思想。以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的审美的社会意识形态”为专题，作了深刻论述，并给予高度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能够准确认识、指出、阐明文艺的审美的意识形态的特质、特性，这不能不说是开天辟地的划时代的睿见卓识，是他们对美学、文艺理论的极大贡献。”37其次，尚延龄从接受美学的新观点、新视角论述阐发了毛泽东、邓小平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认为他们的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消费和接受的理论……而且大大丰富发展了它，形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成体系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艺术接受的美学理论”， 38以全新的视角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的美学特性和美学意义，开学术界对此研究之先河。
二是批驳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歪曲马克思、恩格斯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谬见，充分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科学性。比如马克思、恩格斯的题材观，过去长期被某些人描绘为马克思、恩格斯只重视重大题材的“题材决定论”。作者在研究中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题材的全部论述，以确凿丰富的论据阐明：“马克思、恩格斯重视描写重要的重大题材，十分关心文学表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生活”，“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对题材设置禁区，他们同时认为文学的描写对象是十分广泛的，没有限制的”。 39又比如，有的学者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是“反美学”的“纯政治思维模式”。作者则通过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以“文艺的审美特性”、“论毛泽东美学思想”为专题，对毛泽东关于文艺的审美特性以及文艺反映生活的特殊规律的认识、体察，作了系统深入的论证阐发，肯定了毛泽东美学思想的科学性，对人们正确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科学性，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三是针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提出的“政治和经济决定文化”的观点进行新的阐述。能否正确处理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和文学运动所无法避开的一个重要理论实践课题。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政治决定文艺，文艺从属于政治、服务于政治，成为我党长期的明确的指导思想。这一观念和思想的负面影响到文化大革命达到顶峰。尚延龄通过深入阅读、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述文学与经济、政治关系的全部文本，通过细密论证，得出结论：“文艺从属于政治等理论表述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里都是找不到根据的，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观点有距离的。”40他批评了某些学者所坚持的“从属”论的错误观点，对毛泽东“政治和经济决定文化”的观点进行了全新的阐释。41对毛泽东“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论断的确切性提出了质疑。这无疑是对文艺理论的重要贡献，对文艺拨乱反正、健康发展有极大益处。
四是对邓小平文艺思想作了高度评价和论述。尚延龄指出：邓小平文艺理论“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邓小平所创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虽然创建并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但他们不可能或未能来得及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的开展和发展进行具体全面的论述。毛泽东的《讲话》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但它毕竟论述的是民主根据地的文艺工作，有其时代的对象的规定性，而且有不确切的表述。”邓小平“总结几十年来我国文学艺术发展的经验教训，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时代特点，拨乱反正，指航导向，提出了一整套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方针、理论、原则，成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文学艺术和文艺理论批评的科学指导思想……显示了党领导文艺的成熟”。 42他还指出：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处理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于是迎来了20世纪我国文艺最繁荣的时期。缜密而有说服力的论证，精警的独到的认识和论断，是学术界的先声。
五是在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上，大胆质疑毛泽东关于政治标准第一、文艺标准第二的观点。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是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观点。在这一思想观点的指导下，又经过诸多学者专家的错误引申和发挥，形成了轻视或降低艺术要求和艺术品位的非艺术化倾向，对文艺创作产生了负面影响。新时期，仍有人坚持这一标准。尚延龄勇敢坚决地否定毛泽东“第一、第二”的观点。他认为，过分地不恰当地强调政治对文艺的作用，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偏颇，“第一”、“第二”之说也是这种偏颇的表现。毛泽东作为诗词、散文作家，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他对文学创作的特殊规律有相当的体会、认识和把握。政治决定论和对文艺审美创作规律的体认之间是有矛盾的，这种矛盾或龃龉会在论述中表现出来。作者的慧眼发现了这种龃龉。他认为，在《讲话》中，“第一”、“第二”之说与三个“统一”、两个“反对”的论断（“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显然是不一致或矛盾的。并依据新出版的《毛泽东文艺选集》阐明：“第一”、“第二”之说是毛泽东仅见的个别词句，而且是不确切的表述，而三个“统一”才是毛泽东一贯品评作品的标准和尺度，是属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科学体系的理论和主张。 43从一个新的视角作出新的科学论断，对推动新时期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批评的健康发展和繁荣有重要作用。 （二）对胡风文艺理论思想的重新评价
一是为胡风问题正本清源作了大量的理论阐述。
胡风是我国著名的文艺评论家、诗人、翻译家，他的文艺理论著述在20世纪40年代即产生了国际影响，有“中国的别林斯基”的美誉。
1952年文艺界整风，有人要求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展开批评。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胡风派主要成员舒芜在《长江日报》上的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编者按语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对此，胡风表示异议，并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对其文艺思想进行讨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周扬召集在京的部分文艺界人士同胡风举行了座谈。胡风不承认自己的文艺思想有什么错误。中共中央认为他坚持的错误文艺理论，在一些文艺工作者中有不良影响，决定对其文艺思想做公开批判。1953年初，《文艺报》陆续发表了林默涵、何其芳等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人民日报》同时作了转载。胡风不服，1954年7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三十万言书”），对批评进行了反驳。 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出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报告认为胡风写给中央的报告诬蔑党提出的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是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列举了胡风及其文艺派别五个方面的错误思想，认为胡风给中央的报告和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是“很有系统地、坚决地宣传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他的这种思想是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报告》请求对胡风的思想“展开讨论和批判”，并对胡风小集团中“可能隐藏的坏分子”“加以注意和考查”。26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宣部的报告，并指出，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从2月开始，各地纷纷召开文艺界人士、高校师生座谈会、讨论会，开展对胡风思想的批判。《人民日报》、《文艺报》、《光明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文章，也展开了对胡风思想的批判。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也多次举行活动，批判胡风的思想。5月13日，《人民日报》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为题，公布了舒芜辑录的部分胡风在解放前写给他的信以及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并加编者按语指出：“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于是，胡风等人被打成了“反党集团”，全国立即掀起了声讨“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 5月18日，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人民日报》又将胡风同一些人在解放后的来往信件分类摘录，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第三批材料予以公布。随后，这三批材料又汇编成书，由毛泽东作序发行全国。全国展开了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批发的《中央对处理胡风集团的指示》，指出“胡风集团现大体判明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个集团的阴谋活动，实际上老早就是蒋介石匪帮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一部”。要求各级党委（党组）提高警惕领导全党为肃清“胡风集团及其思想而斗争”。“彻底清查胡风集团在各地的组织和活动情况，并坚决加以处理”。
1965年11月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胡风有期徒刑14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胡风夫妇被送到成都西边的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护劳动。1967年11月，胡风被四川省公安厅押至成都，再度入狱。1970年1月，胡风以“写反动诗词”和“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会加判无期徒刑，不准上诉。1978年，胡风被释放出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审查结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件错案。胡风在平反后，担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 1985年6月8日，胡风因病逝世，终年83岁。
在胡风问题未平反之前，尚延龄本着探索真理、认识真理、执着于真理的信念，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对胡风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胡风文艺思想新论》重新全面审视和评价胡风文艺思想和理论观点，对于过去长期批判否定的观点逐一审视和分析评说，指出：在“主观战斗精神”论、创作题材论、“世界观和创作关系”论、描写“精神奴役的创伤”论、关于“文学遗产”、关于“民族形式”等六个问题上，胡风除了在后两个问题上存在着人所共知的偏颇外，对其余问题所持的立场和观点在今天仍然经得起反复推敲。尚延龄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有片面的见解”，“但胡风文艺观点的主导方面、基础方面可以说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而且不乏独到深刻的见解”，44恢复了胡风文艺思想的本来面目。1986年5月，尚延龄完成了长篇论文《胡风文艺思想的特色》，系统阐述了胡风文艺思想的五点鲜明特色，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两年后的1988年7月，党中央正式下发文件为胡风文艺思想平反，撤销了过去加于胡风的“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不实之词。而尚延龄在党中央为胡风文艺思想平反之前就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提出了诸多与党中央文件观点一致的看法，足见其对胡风文艺思想研究和评论具的超前性和开拓性。
二是对胡风“五把理论刀子”的论断进行了反驳。
胡风问题定性为反党集团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把胡风《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45的主要观点定性为“五把理论刀子”。尚延龄重新审视了“三十万言”书，对双方观点和理论逻辑的仔细考辨，写了诸多文章，对其论断进行了系统反驳。1988年5月，尚延龄完成了《“五把理论刀子”：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观照》的长篇论文，指出“过去常常笼统地说胡风把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视为宰杀作家和读者的五把‘理论刀子’，这是很不恰当的，与胡风原意十分遥远。因为胡风并不反对共产主义世界观等”。 46胡风关于“五把理论刀子”的称说和评论，是“富有真理意义的”，“是辐射着强烈的真理光辉的”。 47两个月后，即1988年7月，党中央下发的为胡风文艺思想平反的文件写道：“经复查，所谓‘胡风把党向作家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到工农兵生活中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等正确的指导思想，说成是插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的论断，与胡风同志的原意有出入，应予撤销。”尚延龄的结论和党中央文件的精神和说法基本一致，而其文章又先于党中央文件。 三是对胡风的文艺理论思想和文艺实践活动进行了重新评价。
尚延龄通过对胡风文艺理论批评的认真研究，总结概括了胡风文艺思想和文艺实践活动的六点独特贡献。第一，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构建，特别是对现实主义的创作过程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和描述;第二，主体性理论在中国和世界的意义;第三，坚持不懈地批判机械论，反对“左”的文艺思想;第四，杰出的鲁迅研究者;第五，扶植文学新人，培育“七月流派”;第六，文化性格的启迪意义。48同时，尚延龄概括了胡风文艺思想、文艺实践的五点鲜明特色：第一，追随和服务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热忱;第二，为现实主义而不懈地坚持和奋斗;第三，对艺术审美特性的熟谙和深知;第四，对鲁迅文艺思想、创作实践的忠诚;第五，探索真理的执着态度。对胡风理论及其贡献的研究，都是在这一研究领域的首创之见。既是实事求是的论说，又是对胡风文艺理论批评价值和贡献的高度评价。
尚延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重新评价，对于恢复实事求是的学风、文风，对解放长期被禁锢的文艺思想，解放文艺生产力，开风气之先，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学界评论尚延龄的文艺理研究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探索真理的执着态度和理论勇气”;“二是求新务实的创造精神和科学态度”;“三是深刻缜密的理论解析和逻辑思辨”。 49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文艺思想的研究及独到认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研究和评价及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受到知名诗人、学者、专家及读者、报刊的高度评价和关注。著名诗人、学者、评论家绿原评论《新论》一书说：“先生坚持‘四不唯’的原则，通过充分说理开展讨论，把一些多年来越批越糊涂的问题说得清清楚楚，为进一步研究胡风文艺思想扫清了道路，是对中国文艺理论界的一大贡献。”《编辑参考》评价作者 “对胡风文艺思想作了重新评价”。 50《文摘报》1988年8月第545期评价尚延龄：“在学术界第一次论述了胡风文艺思想文艺实践的五点鲜明特色。”《鲁迅研究月刊》1986年第7期评论《胡风文艺思想新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各个方面都作了考察和论述，观点鲜明，富有新意。”《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以《“胡风”第一枝》为题评价《胡风文艺思想新论》是“胡风文艺思想研究开拓之作，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资深理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曾担任延安《解放日报》编辑的黎辛先生评论《马列文艺思想论稿》“是一部阐述马列主义经典文艺著述，并结合我国文艺创作评论与研究的实际进行研讨的好书”，“具有现实性与指导性，有自己的独特高见”。51甘肃省委宣传部主编的《甘肃当代文艺五十年》设专节评论尚延龄的文艺理论研究成果和文艺思想。肯定他多有“首创之论”和“前所未有的立论”。韩国学者鲁贞银把尚延龄的《胡风文艺思想新论》列为他研究的重要参考书。这些评论都肯定了尚延龄文艺思想理论研究的开拓性、独创性、科学性以及探索真理的理论勇气，显示了其研究成果的价值。
[注 释]
①四不唯，即：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不唯我;两唯，即：唯实际、唯科学。
②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初版。
③《不息集》序言，内部出版，2007年9月。
④《甘肃日报》，1978年9月7日。
⑤《甘肃日报》，1979年4月10日。
⑥《甘肃日报》，1979年7月23日。
⑦《甘肃日报》，1980年7月3日。
⑧《阴山学刊》，1989年第1期。
⑨《宝鸡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年第6期。
⑩19《甘肃理论学刊》，1990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文艺理论》1990年第6期索引。
11《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
12《九江师专学报》，1990年第4期。
13《阴山学刊》，1991年第1期。
14《甘肃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
15《张掖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
16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7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8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0《西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文艺理论》1993年第5期全文登载，《新华文摘》1994年第2期索引。
21《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22《甘肃电大学报》，2001年第4期。
23《丝路论坛》1987年第1、2期，上海《编辑参考》1988年第2期摘载，《新华文摘》1988年第3期索引。
24《丝路论坛》，1989年第1期。
25《宝鸡师院学报》，1989年第4期。被《新华文摘》1990年第3期索引;被《高校文科学报文摘》1989年第4期索引。
26《争鸣》，1993年第3期。
27《文学理论与批评》，1994年第5期。并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文艺理论》1994年第4期索引。
28《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1期。
291993年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30《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31《甘肃电大学报》，2002年第4期。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美学》2003年第3期索引，并于2006年第3期再次索引。
321991年大庆召开的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年会上宣读，并收入《甘肃毛泽东文艺美学思想研究专辑》，1993年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被《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通讯》第18期摘载。并获得1996年甘肃省高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33《河西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美学》2007年第5期索引。
34《河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35《河西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36《河西学院学报》，2009年第9期。
37383940414243尚延龄：《马列文艺思想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第122～123页，第23页，第200页，第32页，第52～54页，第4页，第135页。
44464748《胡风文艺思想新论》，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81页、第108页、第133页、第36～40页。
45“意见书”或“三十万言书”。主要分四部分：一、几年来的经过简况;二、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三、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四、作为参考的建议。前面附有给党中央毛、刘、周等领导同志的信。共约28万字。
49李文衡主编：《甘肃当代文艺五十年》文艺理论批评卷第三章第八节“尚延龄的文艺理论研究”专题，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 。
50《编辑参考》，1988年第2期。
51尚延龄：《马列文艺思想论稿》序言，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
[关键词]尚延龄;文艺理论;学术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5）24-0043-07
酒泉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尚延龄先生秉承“四不唯”、“两唯”① 的治学理念，长期坚持文艺理论研究。特别在马列主义文艺思想研究和胡风文艺思想研究方面，发表了大量著述，提出了诸多新颖、独到的观点，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新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尚延龄主要生平
尚延龄先后任教于甘肃师范大学、张掖师专、酒泉师范、酒泉教育学院、河西学院。兼任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修辞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丝路论坛》主编、全国教育学院文艺理论研究会西北五省分会秘书长等社会职务。出版独立完成或与人合作论著、编著、教材《马列文艺思想论稿》、《胡风文艺思想新论》、《新编文学原理》等8部，出版担任主审的教材《新编文艺理论教程》一套，发表论文近百篇，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摘载、索引30多篇（次）。出版诗集《依心集》、《跬步集》、《物华咏》、《汉中诗情》等。
1937年12月，尚延龄出生在陕西省洋县贯溪尚家村一户普通农家。其父尚志清、伯父尚辛友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参加过1927年上海工人驱逐军阀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后回洋县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家略有薄田，但生活并不富裕。3岁时父亲因病不治而亡，母亲翟翠彦与尚延龄及两姐一妹相依为命，竭蹶度日。5岁时，虽生活艰难，但母亲坚持送他去邻村私塾上学，此后又在贯溪小学上学。4岁时因意外，左眼几近失明。孤儿寡母，倍受他人歧视。这种处境，反倒激发了他孜孜以求的好学精神，立志好好学习，继承父辈遗风，报答父母深恩。在小学及洋县中学求学时，他星期天帮母亲下地干活，在校刻苦学习，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课余仍好学不倦，惜时如金，阅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新儿女英雄传》、《腹地》等大量文学书籍，培养了他对文学的兴趣。195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兰州大学中文系。
大学四年，尚延龄文学才华初露端倪。期间，他节衣缩食，将零花钱全部用来购买书籍，如饥似渴地读书、潜心分析研究，培养了对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浓厚兴趣。
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对胡风文艺理论思想及“七月派”展开了激烈的批判。1955年胡风和“七月派”作家群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并展开了全国规模的声势浩大的揭发、批判运动，酿成了中国现代文艺史上一次大冤案。这一时期，他主要阅读研究了苏俄文学、文学理论及毛泽东文艺思想等相关论著，并初步研读了胡风文艺理论。在《兰州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上发表了署名兰州大学中文系四年级民间文学小组、实际上由他执笔的《高举民间文学的无产阶级红旗》的文章，还在《甘肃日报》上发表了多篇文艺短论。虽然这些研究和论文都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和时代印记，但显现出他的文学才华和文艺理论研究潜能。同时，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支持下，他与同学编成《中国谚语资料》一书，1961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中、下三册，共计100余万字，是我国收集资料最全的谚语集成。又与同学合著《民间文学概论》，该书送人民文学出版社终审，虽因社会原因未正式出版，却是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第一部民间文学概论专著，显露出尚延龄扎实的文学理论功底和敏锐的思辨探索精神。
1959年，尚延龄大学毕业，工作分配到甘肃师范大学（今西北师范大学），主要从事教育教学辅助工作。1960年调入张掖师专。1962年，张掖师专停办后调入酒泉师范。“文化大革命”中，尚延龄勤奋钻研文艺理论，撰写了大量诗歌评论。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短短两年里，他和学友遴选编辑了《中国谚语选》，②并撰写了关于谚语的长篇论文，作为该书序言。1980年，尚延龄调入张掖师专中文系，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1984年，尚延龄受聘于新组建的酒泉教育学院，担任中文系主任。1992年再度调入张掖师专任教，直到退休。2001年被河西学院返聘授课，依然没有停滞研究和写作。2005年离开教学一线，主要从事诗词创作，作品辑为《依心集》、《跬步集》、《物华咏》、《汉中诗情》等。
尚延龄文艺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产生于新时期。进入新时期，他“多年积蓄的写作和研究的热情”③就爆发了出来，发表了《寓教于乐》④、《入乎其中，出乎其外》⑤ 、《不和谐的音调》⑥、《谈文艺创新》⑦等文章，批判了长期以来在文艺理论界形成的“左”的错误思想，阐发文艺创作的审美特征及创作规律。此后这种研究和写作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一批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胡风文艺思想和美学及文艺批评的论文相继发表。写出了《毛泽东文艺批评标准不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胡风文艺思想新论》、《五把理论刀子：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观照》等长篇论文，构成了他文艺理论研究的基本架构，成为代表性篇章。
1984～1992年在酒泉教育学院工作期间，尚延龄发表了《反映论与文艺主体性》 ⑧、《胡风文艺思想及贡献综论》 ⑨、《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的指导》⑩、《“主观”问题论争回顾》11、《评四十年代中期国统区的一场文艺论争——王戎与邵荃麟、何其芳争辩新识》12、《论“艺术更需要人民”》13、《胡风“五把刀子”之说不是针对毛泽东的》14、《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评价问题——与朱辉军同志商榷》15等文章，对反映论与文艺主体性问题、文艺主观性问题、文艺人民性问题以及胡风文艺思想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系统研究，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他参与编写了《文学概论》16、《新编文学原理》17、《文学概论例释》18等文艺理论教材。 1992年，尚延龄调入张掖师专中文系教授《文学概论》、《美学》等课程。他一边教书一边继续从事文艺理论等研究。先后发表了《毛泽东文艺批评标准不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与周森甲、王善忠等同志商榷》（《西北师大学报》， 1993年第2期）、《胡风现实主义理论的价值与贡献——与马尔科夫“开放体系”比较》（《张掖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论文艺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张掖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等论文，先后出版了《胡风文艺思想新论》及《马列文艺思想论稿》等专著，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反响，被评价为新中国胡风文艺思想重新评价第一人。
二、尚延龄的主要学术成就
尚延龄一生著述颇丰，其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四类：
（一）马列文艺思想研究方面
主要著作有《马列文艺思想论稿》（专著），2002年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全书19万字，采取一般论述与专题论述相结合的方法，结合我国文艺创作实际，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文艺思想，并在某些重要的或有争论的问题上提出了新颖、独到的观点，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重要的论文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的指导》。19 该文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论述了文艺创作必须坚持的方向和宗旨，被甘肃省第三次文代会工作报告列为优秀论文。《毛泽东文艺批评标准不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20该文运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深刻论述了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批判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文艺批评应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观点，对文艺批评标准问题提出了新颖独到的见解。认为我们“应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不再坚持和强调，坚决予以摈弃，更不能继续把它视之为毛泽东文艺批评标准，或者这个标准不可‘割裂’的组成部分而自误误人”。该文获得1996年甘肃省高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与政治观——兼以检视我国现当代文学》，21姊妹篇《论列宁的文学与政治观》。22作者系统考察、深刻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文学与政治的观点，指出“马克思、恩格斯重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同时也重视按照文学的特征和规律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没有把两者的关系庸俗化、简单化，他们既坚持唯物史观，又坚持辨证思维，没有丝毫的唯心观念和机械论。”同时也指出：“列宁重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和联系，重视政治和文学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但他明确提出不应把二者‘划一’和‘等同’，重视文学艺术创作的独有的特征和规律，承认文学艺术的相对独立性和独特功能，坚持要求文学以其特有的审美创造规律去影响社会和政治，不应把二者的关系庸俗化、简单化，文艺并不从属于政治或仅仅服务于政治。”批判了很长一段时期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在文学与政治关系处理上存在的机械狭隘的庸俗化、简单化倾向。对毛泽东《新民民主义论》中关于“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论断的确切性提出了质疑。
（二）胡风文艺思想研究方面
主要著作有《胡风文艺思想新论》，1994年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收录了尚延龄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研究的9篇论文，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述了胡风文艺思想的科学内涵，与国内文艺理论界的权威、名人质疑、辩难，针对批判者所谓胡风“宣扬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对抗毛泽东文艺方向”、“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和纠正。指出胡风对我国文艺理论上的贡献，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他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构建，特别是胡风对现实主义的创作过程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和描述;二是胡风的主体性理论在中国和世界都具有深远的意义;三是胡风坚持不懈地批判机械论，反对“左”的文艺思想。他认为胡风本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所建构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观点独到而精深，是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胡风文艺思想新论》观点的创新性、超前性和科学性，得到学界的高度赞誉和肯定。该书先后荣获1996年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最高奖——兴陇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优秀成果奖。
其中，影响较大的论文有：《胡风文艺思想新论》。23 该文论述了胡风文艺思想、文艺实践的五点鲜明特色：第一，追随和服务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热忱;第二，为现实主义而不懈地坚持和奋斗;第三，对艺术审美特性的熟谙和深知;第四，对鲁迅文艺思想、创作实践的忠诚;第五，探索真理的执着态度。并对胡风文艺思想中的“主观战斗精神”、“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世界观和创作”、“精神奴役的创伤”、“文学遗产”、“民族形式”等六个主要方面的观点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评价。《胡风的“五把理论刀子“：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观照》，24 在1989年武汉召开的全国首届胡风文艺思想学术讨论大会上宣读。该文就胡风在其写作的“意见书”（即《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和《作为参考的建议》）中总结的“五把理论刀子”，即：“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进行了深刻独到的阐述，肯定了胡风文艺思想观点的正确性。《胡风文艺思想及贡献综论》。25该文从胡风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指导思想”、“题材的无比广阔性和风格、个性的多样性”、“真实性的原则”、“对现实主义的继承性”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其思想内涵、基本观点与马尔科夫“开放体系”理论的契合性。同时，对“批判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无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和世界观基础上的区别”、“写真实的问题”、“世界观与创作方法”、“胡风夸大感性活动排斥理性问题”等进行了评述，肯定了胡风文艺思想观点的正确性，并指出其局限性。
（三）文学批评与美学方面
主要论著有：《美的采撷，美的讴歌》、26 《切实 丰富 独到 深刻》、 27《西部文学的新收获——《大漠祭>读后》、 28《毛泽东文艺美学思想研究专集》、29《试论毛泽东美学思想》、30《关于美学的两个基本观点——与朱立元先生商榷》、 31《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接受美学》、32《美学主体间性“转向”商酌》 33等。尤其是《切实 丰富 独到 深刻》和《关于美学的两个基本观点——与朱立元先生商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切实 丰富 独到 深刻》是一篇对《甘肃毛泽东文艺美学思想研究专集》的评论。作者从毛泽东文艺美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与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文艺美学思想丰富、博大、深邃，构成一个科学的、完整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不但要坚持和维护它的科学体系和基本精神，而且要科学阐发、运用毛泽东文艺美学思想，吸收人类现代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发展毛泽东文学美学思想等三个方面评价了《甘肃毛泽东文艺美学思想研究专集》这一理论著述。
《关于美学的两个基本观点——与朱立元先生商榷》是针对朱立元先生主编的《美学》中提出的关于“审美对象具有非实体性”、“美是一种特殊的人生境界”这两个观点作了质疑批驳，指出把马克思所阐明的美感的生成解释为美的生成，把马克思指明的审美主体解释成审美对象，把马克思指明的美的对象的客观实在性、实体性予以漠视和否定，这是有意的曲解。
（四）胡风诗歌论评方面
关于胡风诗歌的评论，尚延龄自己编有《诗经大厄句长城》专集。主要论文有：《一代青年的心路历程——论胡风〈野花与箭〉》，34《开国的绝唱——论胡风〈时间开始了〉》，35《诗坛的奇观——论胡风〈狱中诗草〉》 36等。这些诗评对胡风除了《为了朝鲜，为了人类！》之外的全部诗作的思想性、艺术性及它们的特色一一进行了分析论评，评定了其长期遭受冷落、被忽视的高度思想艺术价值，实为胡风诗歌评论之首创和仅见之作。
三、尚延龄文艺理论研究的突出贡献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文艺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
尚延龄在文艺理论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文艺理论思想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对许多重要问题，尤其是有争论的问题上作了开创性的探索和阐发，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
一是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的审美特性的思想，突破了长期以来学界一般重视和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的研究视域。首先另辟蹊径，以独特的视角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的审美性的思想。以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的审美的社会意识形态”为专题，作了深刻论述，并给予高度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能够准确认识、指出、阐明文艺的审美的意识形态的特质、特性，这不能不说是开天辟地的划时代的睿见卓识，是他们对美学、文艺理论的极大贡献。”37其次，尚延龄从接受美学的新观点、新视角论述阐发了毛泽东、邓小平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认为他们的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消费和接受的理论……而且大大丰富发展了它，形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成体系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艺术接受的美学理论”， 38以全新的视角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的美学特性和美学意义，开学术界对此研究之先河。
二是批驳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歪曲马克思、恩格斯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谬见，充分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科学性。比如马克思、恩格斯的题材观，过去长期被某些人描绘为马克思、恩格斯只重视重大题材的“题材决定论”。作者在研究中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题材的全部论述，以确凿丰富的论据阐明：“马克思、恩格斯重视描写重要的重大题材，十分关心文学表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生活”，“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对题材设置禁区，他们同时认为文学的描写对象是十分广泛的，没有限制的”。 39又比如，有的学者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是“反美学”的“纯政治思维模式”。作者则通过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以“文艺的审美特性”、“论毛泽东美学思想”为专题，对毛泽东关于文艺的审美特性以及文艺反映生活的特殊规律的认识、体察，作了系统深入的论证阐发，肯定了毛泽东美学思想的科学性，对人们正确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科学性，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三是针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提出的“政治和经济决定文化”的观点进行新的阐述。能否正确处理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和文学运动所无法避开的一个重要理论实践课题。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政治决定文艺，文艺从属于政治、服务于政治，成为我党长期的明确的指导思想。这一观念和思想的负面影响到文化大革命达到顶峰。尚延龄通过深入阅读、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述文学与经济、政治关系的全部文本，通过细密论证，得出结论：“文艺从属于政治等理论表述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里都是找不到根据的，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观点有距离的。”40他批评了某些学者所坚持的“从属”论的错误观点，对毛泽东“政治和经济决定文化”的观点进行了全新的阐释。41对毛泽东“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论断的确切性提出了质疑。这无疑是对文艺理论的重要贡献，对文艺拨乱反正、健康发展有极大益处。
四是对邓小平文艺思想作了高度评价和论述。尚延龄指出：邓小平文艺理论“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邓小平所创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虽然创建并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但他们不可能或未能来得及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的开展和发展进行具体全面的论述。毛泽东的《讲话》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但它毕竟论述的是民主根据地的文艺工作，有其时代的对象的规定性，而且有不确切的表述。”邓小平“总结几十年来我国文学艺术发展的经验教训，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时代特点，拨乱反正，指航导向，提出了一整套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方针、理论、原则，成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文学艺术和文艺理论批评的科学指导思想……显示了党领导文艺的成熟”。 42他还指出：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处理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于是迎来了20世纪我国文艺最繁荣的时期。缜密而有说服力的论证，精警的独到的认识和论断，是学术界的先声。
五是在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上，大胆质疑毛泽东关于政治标准第一、文艺标准第二的观点。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是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观点。在这一思想观点的指导下，又经过诸多学者专家的错误引申和发挥，形成了轻视或降低艺术要求和艺术品位的非艺术化倾向，对文艺创作产生了负面影响。新时期，仍有人坚持这一标准。尚延龄勇敢坚决地否定毛泽东“第一、第二”的观点。他认为，过分地不恰当地强调政治对文艺的作用，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偏颇，“第一”、“第二”之说也是这种偏颇的表现。毛泽东作为诗词、散文作家，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他对文学创作的特殊规律有相当的体会、认识和把握。政治决定论和对文艺审美创作规律的体认之间是有矛盾的，这种矛盾或龃龉会在论述中表现出来。作者的慧眼发现了这种龃龉。他认为，在《讲话》中，“第一”、“第二”之说与三个“统一”、两个“反对”的论断（“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显然是不一致或矛盾的。并依据新出版的《毛泽东文艺选集》阐明：“第一”、“第二”之说是毛泽东仅见的个别词句，而且是不确切的表述，而三个“统一”才是毛泽东一贯品评作品的标准和尺度，是属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科学体系的理论和主张。 43从一个新的视角作出新的科学论断，对推动新时期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批评的健康发展和繁荣有重要作用。 （二）对胡风文艺理论思想的重新评价
一是为胡风问题正本清源作了大量的理论阐述。
胡风是我国著名的文艺评论家、诗人、翻译家，他的文艺理论著述在20世纪40年代即产生了国际影响，有“中国的别林斯基”的美誉。
1952年文艺界整风，有人要求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展开批评。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胡风派主要成员舒芜在《长江日报》上的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编者按语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对此，胡风表示异议，并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对其文艺思想进行讨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周扬召集在京的部分文艺界人士同胡风举行了座谈。胡风不承认自己的文艺思想有什么错误。中共中央认为他坚持的错误文艺理论，在一些文艺工作者中有不良影响，决定对其文艺思想做公开批判。1953年初，《文艺报》陆续发表了林默涵、何其芳等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人民日报》同时作了转载。胡风不服，1954年7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三十万言书”），对批评进行了反驳。 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出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报告认为胡风写给中央的报告诬蔑党提出的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是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列举了胡风及其文艺派别五个方面的错误思想，认为胡风给中央的报告和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是“很有系统地、坚决地宣传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他的这种思想是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报告》请求对胡风的思想“展开讨论和批判”，并对胡风小集团中“可能隐藏的坏分子”“加以注意和考查”。26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宣部的报告，并指出，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从2月开始，各地纷纷召开文艺界人士、高校师生座谈会、讨论会，开展对胡风思想的批判。《人民日报》、《文艺报》、《光明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文章，也展开了对胡风思想的批判。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也多次举行活动，批判胡风的思想。5月13日，《人民日报》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为题，公布了舒芜辑录的部分胡风在解放前写给他的信以及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并加编者按语指出：“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于是，胡风等人被打成了“反党集团”，全国立即掀起了声讨“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 5月18日，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人民日报》又将胡风同一些人在解放后的来往信件分类摘录，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第三批材料予以公布。随后，这三批材料又汇编成书，由毛泽东作序发行全国。全国展开了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批发的《中央对处理胡风集团的指示》，指出“胡风集团现大体判明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个集团的阴谋活动，实际上老早就是蒋介石匪帮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一部”。要求各级党委（党组）提高警惕领导全党为肃清“胡风集团及其思想而斗争”。“彻底清查胡风集团在各地的组织和活动情况，并坚决加以处理”。
1965年11月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胡风有期徒刑14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胡风夫妇被送到成都西边的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护劳动。1967年11月，胡风被四川省公安厅押至成都，再度入狱。1970年1月，胡风以“写反动诗词”和“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会加判无期徒刑，不准上诉。1978年，胡风被释放出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审查结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件错案。胡风在平反后，担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 1985年6月8日，胡风因病逝世，终年83岁。
在胡风问题未平反之前，尚延龄本着探索真理、认识真理、执着于真理的信念，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对胡风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胡风文艺思想新论》重新全面审视和评价胡风文艺思想和理论观点，对于过去长期批判否定的观点逐一审视和分析评说，指出：在“主观战斗精神”论、创作题材论、“世界观和创作关系”论、描写“精神奴役的创伤”论、关于“文学遗产”、关于“民族形式”等六个问题上，胡风除了在后两个问题上存在着人所共知的偏颇外，对其余问题所持的立场和观点在今天仍然经得起反复推敲。尚延龄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有片面的见解”，“但胡风文艺观点的主导方面、基础方面可以说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而且不乏独到深刻的见解”，44恢复了胡风文艺思想的本来面目。1986年5月，尚延龄完成了长篇论文《胡风文艺思想的特色》，系统阐述了胡风文艺思想的五点鲜明特色，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两年后的1988年7月，党中央正式下发文件为胡风文艺思想平反，撤销了过去加于胡风的“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不实之词。而尚延龄在党中央为胡风文艺思想平反之前就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提出了诸多与党中央文件观点一致的看法，足见其对胡风文艺思想研究和评论具的超前性和开拓性。
二是对胡风“五把理论刀子”的论断进行了反驳。
胡风问题定性为反党集团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把胡风《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45的主要观点定性为“五把理论刀子”。尚延龄重新审视了“三十万言”书，对双方观点和理论逻辑的仔细考辨，写了诸多文章，对其论断进行了系统反驳。1988年5月，尚延龄完成了《“五把理论刀子”：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观照》的长篇论文，指出“过去常常笼统地说胡风把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视为宰杀作家和读者的五把‘理论刀子’，这是很不恰当的，与胡风原意十分遥远。因为胡风并不反对共产主义世界观等”。 46胡风关于“五把理论刀子”的称说和评论，是“富有真理意义的”，“是辐射着强烈的真理光辉的”。 47两个月后，即1988年7月，党中央下发的为胡风文艺思想平反的文件写道：“经复查，所谓‘胡风把党向作家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到工农兵生活中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等正确的指导思想，说成是插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的论断，与胡风同志的原意有出入，应予撤销。”尚延龄的结论和党中央文件的精神和说法基本一致，而其文章又先于党中央文件。 三是对胡风的文艺理论思想和文艺实践活动进行了重新评价。
尚延龄通过对胡风文艺理论批评的认真研究，总结概括了胡风文艺思想和文艺实践活动的六点独特贡献。第一，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构建，特别是对现实主义的创作过程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和描述;第二，主体性理论在中国和世界的意义;第三，坚持不懈地批判机械论，反对“左”的文艺思想;第四，杰出的鲁迅研究者;第五，扶植文学新人，培育“七月流派”;第六，文化性格的启迪意义。48同时，尚延龄概括了胡风文艺思想、文艺实践的五点鲜明特色：第一，追随和服务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热忱;第二，为现实主义而不懈地坚持和奋斗;第三，对艺术审美特性的熟谙和深知;第四，对鲁迅文艺思想、创作实践的忠诚;第五，探索真理的执着态度。对胡风理论及其贡献的研究，都是在这一研究领域的首创之见。既是实事求是的论说，又是对胡风文艺理论批评价值和贡献的高度评价。
尚延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重新评价，对于恢复实事求是的学风、文风，对解放长期被禁锢的文艺思想，解放文艺生产力，开风气之先，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学界评论尚延龄的文艺理研究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探索真理的执着态度和理论勇气”;“二是求新务实的创造精神和科学态度”;“三是深刻缜密的理论解析和逻辑思辨”。 49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文艺思想的研究及独到认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研究和评价及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受到知名诗人、学者、专家及读者、报刊的高度评价和关注。著名诗人、学者、评论家绿原评论《新论》一书说：“先生坚持‘四不唯’的原则，通过充分说理开展讨论，把一些多年来越批越糊涂的问题说得清清楚楚，为进一步研究胡风文艺思想扫清了道路，是对中国文艺理论界的一大贡献。”《编辑参考》评价作者 “对胡风文艺思想作了重新评价”。 50《文摘报》1988年8月第545期评价尚延龄：“在学术界第一次论述了胡风文艺思想文艺实践的五点鲜明特色。”《鲁迅研究月刊》1986年第7期评论《胡风文艺思想新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各个方面都作了考察和论述，观点鲜明，富有新意。”《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以《“胡风”第一枝》为题评价《胡风文艺思想新论》是“胡风文艺思想研究开拓之作，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资深理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曾担任延安《解放日报》编辑的黎辛先生评论《马列文艺思想论稿》“是一部阐述马列主义经典文艺著述，并结合我国文艺创作评论与研究的实际进行研讨的好书”，“具有现实性与指导性，有自己的独特高见”。51甘肃省委宣传部主编的《甘肃当代文艺五十年》设专节评论尚延龄的文艺理论研究成果和文艺思想。肯定他多有“首创之论”和“前所未有的立论”。韩国学者鲁贞银把尚延龄的《胡风文艺思想新论》列为他研究的重要参考书。这些评论都肯定了尚延龄文艺思想理论研究的开拓性、独创性、科学性以及探索真理的理论勇气，显示了其研究成果的价值。
[注 释]
①四不唯，即：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不唯我;两唯，即：唯实际、唯科学。
②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初版。
③《不息集》序言，内部出版，2007年9月。
④《甘肃日报》，1978年9月7日。
⑤《甘肃日报》，1979年4月10日。
⑥《甘肃日报》，1979年7月23日。
⑦《甘肃日报》，1980年7月3日。
⑧《阴山学刊》，1989年第1期。
⑨《宝鸡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年第6期。
⑩19《甘肃理论学刊》，1990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文艺理论》1990年第6期索引。
11《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
12《九江师专学报》，1990年第4期。
13《阴山学刊》，1991年第1期。
14《甘肃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
15《张掖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
16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7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8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0《西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文艺理论》1993年第5期全文登载，《新华文摘》1994年第2期索引。
21《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22《甘肃电大学报》，2001年第4期。
23《丝路论坛》1987年第1、2期，上海《编辑参考》1988年第2期摘载，《新华文摘》1988年第3期索引。
24《丝路论坛》，1989年第1期。
25《宝鸡师院学报》，1989年第4期。被《新华文摘》1990年第3期索引;被《高校文科学报文摘》1989年第4期索引。
26《争鸣》，1993年第3期。
27《文学理论与批评》，1994年第5期。并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文艺理论》1994年第4期索引。
28《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1期。
291993年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30《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31《甘肃电大学报》，2002年第4期。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美学》2003年第3期索引，并于2006年第3期再次索引。
321991年大庆召开的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年会上宣读，并收入《甘肃毛泽东文艺美学思想研究专辑》，1993年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被《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通讯》第18期摘载。并获得1996年甘肃省高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33《河西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美学》2007年第5期索引。
34《河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35《河西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36《河西学院学报》，2009年第9期。
37383940414243尚延龄：《马列文艺思想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第122～123页，第23页，第200页，第32页，第52～54页，第4页，第135页。
44464748《胡风文艺思想新论》，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81页、第108页、第133页、第36～40页。
45“意见书”或“三十万言书”。主要分四部分：一、几年来的经过简况;二、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三、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四、作为参考的建议。前面附有给党中央毛、刘、周等领导同志的信。共约28万字。
49李文衡主编：《甘肃当代文艺五十年》文艺理论批评卷第三章第八节“尚延龄的文艺理论研究”专题，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 。
50《编辑参考》，1988年第2期。
51尚延龄：《马列文艺思想论稿》序言，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