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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辽代鸡冠壶的使用贯穿了整个辽代历史，并随辽亡而消失，具有鲜明的辽代风格，是辽瓷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本文以辽代鸡冠壶的形制为视角，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其形制分类、实用功能及演变关系进行探讨。
【关键词】辽；鸡冠壶；形制；演变
【中图分类号】G262 【文献标识码】A
契丹族源于东胡鲜卑族，为中国古代游牧民族。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后于神册元年（916年）称帝，国号“契丹”，至保大五年（1125年）辽亡，共历二百余年，与五代及北宋并立。
辽代陶瓷器是继承了唐代的传统技术，并深受五代及北宋中原地区烧造工艺影响，同时又能够发展创新的一种独具契丹特色的陶瓷。正因辽瓷有继承也有创新，所以辽瓷有碗、杯、盘、盏等中原器形，也有鸡冠壶、凤首瓶、鸡腿罈等独具民族特色的契丹器形。鸡冠壶这种器形虽非契丹人首创，但因其在辽代得到更广泛的创新发展，将其作为最具辽瓷特色的契丹器形并无争议。
鸡冠壶，又称马镫壶、皮囊壶、马盂，其中鸡冠壶、马镫壶这两种称谓是因其形似鸡冠、马镫而命名，皮囊壶及马盂是以功能角度定名，皮囊壶是仿照游牧民族马上容器“皮囊”而烧制，马盂顾名思义就是马上使用的容器。以功能角度定名，相较以形似定名的似是而非应该更为贴切，但因“鸡冠壶”这一称谓由来已久、约定俗成，故本文仍采用该称谓。本文以辽代鸡冠壶的形制为视角，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其形制分类、实用功能及演变关系进行再次探讨。
一、辽代鸡冠壶的形制分类
辽代鸡冠壶的形制分类，最早有李文信先生提出的扁身单孔式、扁身双孔式、扁身环梁式、圆身环梁式、矮身横梁式五种，其后冯恩学、杨晶、马沙、光远等专家学者均对辽代鸡冠壶的形制分类各有见解。本人认为按提梁型及穿孔型分为两大系列较为合理，这种分类方式既是以鸡冠壶的显著特征划分，同时也兼顾其实用功能，以平行的两大系列各为起点，采用树形立体分类，规避了直接划分五型或七型等过于扁平繁杂的缺点。
（一）提梁型
该系列的鸡冠壶，最显著特点是提系部位为最上部的提梁，其壶身形制多样，提梁形制也非常丰富。
1.横梁式
提梁近似横平并与管状流平齐，壶体形制目前仅见矮身。
矮身横梁式 壶体呈上扁下圆的矮身圆体，其器身正面高度与宽度大体相等，故称矮身，有直管状流，近似横平的提梁与流口大致平齐，有仿皮条装饰。最早见于辽会同四年（941年）耶律羽之墓[1]，出土褐釉及白釉各2件。这种形制可上溯至唐代中原地区，西安唐开元天宝墓葬出土的鸡冠壶、唐邢窑遗址出土的鸡冠壶残片等均为该形制。由此可知，提梁型鸡冠壶并非辽代独有，而是自唐代传播而来，但其在辽代得到广泛应用及发展。
与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矮身横梁鸡冠壶形制相同的，也发现在阜新白玉都辽墓[2]、阜新縣海力板辽墓[3]、康平县后刘东屯辽墓[4]、赤峰上烧锅辽墓[5]等多处辽代早期墓葬。这些墓葬出土的矮身横梁鸡冠壶，形制虽属一型，但细节有细微变化，再结合墓葬时代，可以看出矮身横梁鸡冠壶的演变方向——壶体越来越大，流口及提梁越来越高，壶腹部仿皮页缝合装饰由圆转方且位置逐渐下移。伴随着这种形制演变，直至辽中期，矮身横梁鸡冠壶基本消失。值得一提的是，海力板辽墓在出土矮身横梁鸡冠壶的同时，也发现了扁身单孔鸡冠壶，说明提梁型与穿孔型并无线性继承关系，而是平行并存的。
2.高梁式
其提梁多高于管状流，且提梁呈半环状以区别于横梁的横平状，器身正面高度大于宽度，相较于矮身横梁鸡冠壶的壶体更为瘦高，流仍為管状，出现圈足。装饰方面，皮页缝合装饰弱化或者消失，有的是增加了牡丹等花卉的划花装饰，有的是以仿皮条及皮扣装饰取而代之。根据壶体形制，又可再分为扁身及圆身。
1）扁身
指上部瘦扁、下部肥圆的壶体形制，具扁身高粱特征的鸡冠壶，再根据提梁的形制，又有环梁、绳梁和折梁的区别。
扁身环梁式。义县清河门辽墓M1[6]出土两件白瓷鸡冠壶，其提梁光素似环、断面为圆形，壶体上扁下圆且上部较宽，此式鸡冠壶即划为扁身环梁式。赤峰大营子辽驸马赠卫国王墓M3[7]出土的白瓷铁彩扁身环梁式鸡冠壶也属此式。
扁身折梁式。提梁断面近乎矩形，呈弯折闭合状，故称折梁。该式鸡冠壶的壶体上扁下圆且上部较瘦，一般有束颈，壶体下部较环梁式更为圆浑，皮条、皮页、皮扣装饰元素丰富，几乎遍布壶身。喀左南公营子辽墓出土的白釉绿彩折梁鸡冠壶即属此式。
扁身绳梁式。提梁为绕绞的麻绳状，断面为圆形。该式鸡冠壶的壶体与折梁式非常相似，只是壶体下腹部更加圆浑凸起，与上部比例加大，装饰元素减少，仅见皮条、皮扣装饰。喀左北岭辽墓M4[8]出土绿釉绳梁鸡冠壶即属此式。
2）圆身
指壶体通体均为近似圆柱状，皮页、皮条及针脚纹等装饰基本消失，多数均为素面，偶有刻划花卉装饰，或于流管口底部饰一圈皮条装饰。圆身鸡冠壶目前仅见捏粱式。
圆身捏梁式。其提梁断面为扁圆形，且有指捏痕迹。多见于辽代晚期墓葬，义县清河门M2出土的2件绿釉圆身捏梁式鸡冠壶、锦州萧孝忠墓[9]出土的2件黄釉圆身捏梁式鸡冠壶、喀左北岭辽墓M3出土的2件黄釉捏梁鸡冠壶均为此式，此外阿鲁科尔沁旗柴达木辽墓、阿鲁科尔沁旗乌兰哈达辽墓、内蒙解放营子辽墓等均有该式出土。
（二）穿孔型
该系列的鸡冠壶，最显著特点是其提系部位为最上部的穿孔，其壶身形制均为上扁下圆的扁身，且壶体肥硕。根据穿孔的数量分为单孔及双孔两种。
1.扁身单孔式
提系部位为单孔鸡冠状，壶体上扁下圆，侧视为三角形。扁身单孔式鸡冠壶，最迟在辽代早期即已出现并流行。该式鸡冠壶，依据壶体特征，又可分为两种，之一的壶体正视为梯形，即上窄下宽，这种鸡冠壶赤峰大营子辽驸马赠卫国王墓、义县清河门M4等辽墓均有出土；之二的壶体正视为长方形，即上下宽度基本相近，这种鸡冠壶赤峰敖汉沙子沟 M1[10]、赤峰大营子辽驸马赠卫国王墓均有出土。 2.扁身双孔式
提系部位为双孔，多配有宝塔形壶盖。其壶体均为扁身，但其形制也有两种，之一的壶体上扁下圆，侧视为三角形，与单孔式相似，见于法库叶茂台M7[11]、赤峰翁旗广德公墓[12]等辽墓；之二的壶体上下厚度基本一致，其侧视近似长方形，见于朝阳耿延毅墓、喀左北岭辽墓M1等辽墓。扁身双孔式鸡冠壶最早见于辽代中期，应为单孔式演变而来。
二、以实用性角度看辽代鸡冠壶形制的演变
前述可知，鸡冠壶并非契丹族独有，早在唐代即已出现提梁型鸡冠壶。鸡冠壶为陶瓷质地，是仿照皮囊容器的样式而烧制的，皮囊容器是游牧民族或称马背民族日常必备的储水容器，通常是马上使用的，鸡冠壶同样继承了作为盛装水或酒的容器这一功能。辽代鸡冠壶的形制多样，决定了其必然有其演变发展的过程，作为实用器，这一演变发展的过程必然深受其实用性的影响。
（一）单孔式和双孔式之间的演变关系
穿孔型鸡冠壶的穿孔，其功能即为通过穿系孔鼻而使鸡冠壶固定于马上。早期契丹族的生活方式为畜牧游猎的游牧状态，鸡冠壶伴随其马上颠簸迁徙，所以牢固性极为重要。以实用角度看，双孔式比单孔式更加适合马上使用，双孔式应从单孔式演变而来。
扁身单孔鸡冠壶的壶体上扁下圆，以穿孔捆系于马上后，因其壶身浑圆，必然导致随颠簸而滚动位移。此外仅有一孔，固定点单一，导致壶体极易悠荡。再加上单孔式以一孔捆系，承重点过于集中，颠簸中易發生豁口脱落。这一系列缺点，催生了扁身双孔鸡冠壶的出现。
扁身双孔鸡冠壶相较单孔式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多了一个孔，以双孔固定，固定点增加使得壶身更加稳定，双孔分散受力，更增加了牢固性。双孔式的壶体，出现了上下厚度基本一致的形制，更加扁平，使壶体能更加贴合马身而不易滚动。这些优点，使双孔式的实用性极大增强。此外，双孔式多配宝塔形壶盖，可防止壶内液体溢出，靠近壶盖的孔也可同时作为栓系固定壶盖的作用，以防壶盖掉落丢失。
依据现有考古发现，扁身单孔式在辽建国之前即已流行，例如内蒙科左后旗呼斯淖尔契丹墓[13]，墓中出土有磨光黑陶单孔鸡冠壶。而扁身双孔鸡冠壶最早发现于辽代中期。先有单孔后有双孔，再次印证了双孔是由单孔演变而来的观点。
（二）穿孔型和提梁型之间的演变关系
穿孔型鸡冠壶与提梁型鸡冠壶，二者均早在辽建国之前即已出现。究其渊源，穿孔型来源于辽建国前的早期契丹族，应为本民族自创的形制；提梁型则受晚唐中原地区的影响传播而来。二者的出现到流行发展，应为平行并存的关系，比如阜新县海力板辽墓就同时出土了穿孔型和提梁型。但是二者的消失的时间并不相同，提梁型鸡冠壶的流行时间，贯穿了整个辽代早、中、晚期，而穿孔型鸡冠壶至辽代中期以后即再无发现，也就是说，二者并存至辽代中期后，穿孔型就逐渐被提梁型取代，直至消失。这与当时契丹人的生活方式逐渐改变密切相关。
契丹族为游牧民族，“畋鱼以食、皮毛以衣、马逐水草、人仰湩酪”。自辽太宗耶律德光占据“燕云十六州”并逐渐南下进入汉地，后设立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等“五京”区划。随着大量中原汉地被纳入辽国版图，生活在当地的汉人、流亡到北方的汉人以及大批战俘和掠夺来的人口均在契丹人的统治之下，民族融合由此开始。辽国在政治上采用“番汉分制”的政策，《辽史·百官志》中记载：“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因俗而治，得其宜矣”。分俗而治，游牧和定居并存，导致适合捆系于马上的穿孔型鸡冠壶和适合定居生活的提梁型鸡冠壶能够长期并存于辽。
随着民族融合的逐步深入、农业的发展和城郭的兴建，契丹人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步由单纯的游猎向定居型的半农半牧转变。因为在定居生活中，穿孔型鸡冠壶的壶底窄小导致重心不稳，不适于摆放，而且上部穿孔更不便于用手直接把持与提拿，最终自辽中期以后，穿孔型鸡冠壶消失，被提梁型鸡冠壶彻底取代。自辽代晚期直至辽亡，辽墓内再未发现穿孔型鸡冠壶。
三、结语
鸡冠壶绝大多数出土于契丹贵族的墓葬之中，常被视为契丹国俗的代表性器物，因其丰富多变且具时代特征，可作为辽墓断代的重要依据。辽代鸡冠壶的使用贯穿了整个辽代历史，并随辽亡而消失，其形制、装饰、釉色等方面均具有鲜明的辽代风格，是辽瓷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所以，对辽代鸡冠壶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契丹族人建立的辽国在社会经济、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丧葬习俗以及民族融合等方面的发展轨迹。
参考文献：
[1]齐小光，王建国，从艳双.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6（1）：4-32，97-100，1-2.
[2]袁海波.辽宁阜新县白玉都辽墓[J].考古，1985（10）：958- 959，956.
[3]李宇峰.阜新海力板辽墓[J].辽海文物学刊，1991（1）：106-119.
[4]张少青.辽宁康平县后刘东屯辽墓[J].考古，1986（10）：922-925.
[5]项春松.上烧锅辽墓群[J].内蒙古文物考古，1982（2）：35-42.
[6]李文信.义县清河门辽墓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54（2）：163-202，274-297.
[7]鄭绍宗.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56（3）：1-26，131-140.
[8]武家昌.喀左北岭辽墓[J].辽海文物学刊，1986（1）：32-51.
[9]雁羽.锦西西孤山辽萧孝忠墓清理简报[J].考古，1960（2）：34-35.
[10]邵国田.内蒙古敖汉旗沙子沟、大横沟辽墓[J].考古，1987（10）：889-904.
[11]冯永谦.叶茂台辽墓出土的陶瓷器[J].文物，1975（12）：40-48，97-98.
[12]项春松.内蒙古翁牛特旗辽代广德公墓[J].北方文物，1989（4）：41-44.
[13]张柏忠.内蒙科左左后旗呼斯淖尔契丹墓[J].文物，1983（9）：23-46.
作者简介：田野（1976-），男，满族，馆员，研究方向：考古及博物馆学。
【关键词】辽；鸡冠壶；形制；演变
【中图分类号】G262 【文献标识码】A
契丹族源于东胡鲜卑族，为中国古代游牧民族。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后于神册元年（916年）称帝，国号“契丹”，至保大五年（1125年）辽亡，共历二百余年，与五代及北宋并立。
辽代陶瓷器是继承了唐代的传统技术，并深受五代及北宋中原地区烧造工艺影响，同时又能够发展创新的一种独具契丹特色的陶瓷。正因辽瓷有继承也有创新，所以辽瓷有碗、杯、盘、盏等中原器形，也有鸡冠壶、凤首瓶、鸡腿罈等独具民族特色的契丹器形。鸡冠壶这种器形虽非契丹人首创，但因其在辽代得到更广泛的创新发展，将其作为最具辽瓷特色的契丹器形并无争议。
鸡冠壶，又称马镫壶、皮囊壶、马盂，其中鸡冠壶、马镫壶这两种称谓是因其形似鸡冠、马镫而命名，皮囊壶及马盂是以功能角度定名，皮囊壶是仿照游牧民族马上容器“皮囊”而烧制，马盂顾名思义就是马上使用的容器。以功能角度定名，相较以形似定名的似是而非应该更为贴切，但因“鸡冠壶”这一称谓由来已久、约定俗成，故本文仍采用该称谓。本文以辽代鸡冠壶的形制为视角，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其形制分类、实用功能及演变关系进行再次探讨。
一、辽代鸡冠壶的形制分类
辽代鸡冠壶的形制分类，最早有李文信先生提出的扁身单孔式、扁身双孔式、扁身环梁式、圆身环梁式、矮身横梁式五种，其后冯恩学、杨晶、马沙、光远等专家学者均对辽代鸡冠壶的形制分类各有见解。本人认为按提梁型及穿孔型分为两大系列较为合理，这种分类方式既是以鸡冠壶的显著特征划分，同时也兼顾其实用功能，以平行的两大系列各为起点，采用树形立体分类，规避了直接划分五型或七型等过于扁平繁杂的缺点。
（一）提梁型
该系列的鸡冠壶，最显著特点是提系部位为最上部的提梁，其壶身形制多样，提梁形制也非常丰富。
1.横梁式
提梁近似横平并与管状流平齐，壶体形制目前仅见矮身。
矮身横梁式 壶体呈上扁下圆的矮身圆体，其器身正面高度与宽度大体相等，故称矮身，有直管状流，近似横平的提梁与流口大致平齐，有仿皮条装饰。最早见于辽会同四年（941年）耶律羽之墓[1]，出土褐釉及白釉各2件。这种形制可上溯至唐代中原地区，西安唐开元天宝墓葬出土的鸡冠壶、唐邢窑遗址出土的鸡冠壶残片等均为该形制。由此可知，提梁型鸡冠壶并非辽代独有，而是自唐代传播而来，但其在辽代得到广泛应用及发展。
与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矮身横梁鸡冠壶形制相同的，也发现在阜新白玉都辽墓[2]、阜新縣海力板辽墓[3]、康平县后刘东屯辽墓[4]、赤峰上烧锅辽墓[5]等多处辽代早期墓葬。这些墓葬出土的矮身横梁鸡冠壶，形制虽属一型，但细节有细微变化，再结合墓葬时代，可以看出矮身横梁鸡冠壶的演变方向——壶体越来越大，流口及提梁越来越高，壶腹部仿皮页缝合装饰由圆转方且位置逐渐下移。伴随着这种形制演变，直至辽中期，矮身横梁鸡冠壶基本消失。值得一提的是，海力板辽墓在出土矮身横梁鸡冠壶的同时，也发现了扁身单孔鸡冠壶，说明提梁型与穿孔型并无线性继承关系，而是平行并存的。
2.高梁式
其提梁多高于管状流，且提梁呈半环状以区别于横梁的横平状，器身正面高度大于宽度，相较于矮身横梁鸡冠壶的壶体更为瘦高，流仍為管状，出现圈足。装饰方面，皮页缝合装饰弱化或者消失，有的是增加了牡丹等花卉的划花装饰，有的是以仿皮条及皮扣装饰取而代之。根据壶体形制，又可再分为扁身及圆身。
1）扁身
指上部瘦扁、下部肥圆的壶体形制，具扁身高粱特征的鸡冠壶，再根据提梁的形制，又有环梁、绳梁和折梁的区别。
扁身环梁式。义县清河门辽墓M1[6]出土两件白瓷鸡冠壶，其提梁光素似环、断面为圆形，壶体上扁下圆且上部较宽，此式鸡冠壶即划为扁身环梁式。赤峰大营子辽驸马赠卫国王墓M3[7]出土的白瓷铁彩扁身环梁式鸡冠壶也属此式。
扁身折梁式。提梁断面近乎矩形，呈弯折闭合状，故称折梁。该式鸡冠壶的壶体上扁下圆且上部较瘦，一般有束颈，壶体下部较环梁式更为圆浑，皮条、皮页、皮扣装饰元素丰富，几乎遍布壶身。喀左南公营子辽墓出土的白釉绿彩折梁鸡冠壶即属此式。
扁身绳梁式。提梁为绕绞的麻绳状，断面为圆形。该式鸡冠壶的壶体与折梁式非常相似，只是壶体下腹部更加圆浑凸起，与上部比例加大，装饰元素减少，仅见皮条、皮扣装饰。喀左北岭辽墓M4[8]出土绿釉绳梁鸡冠壶即属此式。
2）圆身
指壶体通体均为近似圆柱状，皮页、皮条及针脚纹等装饰基本消失，多数均为素面，偶有刻划花卉装饰，或于流管口底部饰一圈皮条装饰。圆身鸡冠壶目前仅见捏粱式。
圆身捏梁式。其提梁断面为扁圆形，且有指捏痕迹。多见于辽代晚期墓葬，义县清河门M2出土的2件绿釉圆身捏梁式鸡冠壶、锦州萧孝忠墓[9]出土的2件黄釉圆身捏梁式鸡冠壶、喀左北岭辽墓M3出土的2件黄釉捏梁鸡冠壶均为此式，此外阿鲁科尔沁旗柴达木辽墓、阿鲁科尔沁旗乌兰哈达辽墓、内蒙解放营子辽墓等均有该式出土。
（二）穿孔型
该系列的鸡冠壶，最显著特点是其提系部位为最上部的穿孔，其壶身形制均为上扁下圆的扁身，且壶体肥硕。根据穿孔的数量分为单孔及双孔两种。
1.扁身单孔式
提系部位为单孔鸡冠状，壶体上扁下圆，侧视为三角形。扁身单孔式鸡冠壶，最迟在辽代早期即已出现并流行。该式鸡冠壶，依据壶体特征，又可分为两种，之一的壶体正视为梯形，即上窄下宽，这种鸡冠壶赤峰大营子辽驸马赠卫国王墓、义县清河门M4等辽墓均有出土；之二的壶体正视为长方形，即上下宽度基本相近，这种鸡冠壶赤峰敖汉沙子沟 M1[10]、赤峰大营子辽驸马赠卫国王墓均有出土。 2.扁身双孔式
提系部位为双孔，多配有宝塔形壶盖。其壶体均为扁身，但其形制也有两种，之一的壶体上扁下圆，侧视为三角形，与单孔式相似，见于法库叶茂台M7[11]、赤峰翁旗广德公墓[12]等辽墓；之二的壶体上下厚度基本一致，其侧视近似长方形，见于朝阳耿延毅墓、喀左北岭辽墓M1等辽墓。扁身双孔式鸡冠壶最早见于辽代中期，应为单孔式演变而来。
二、以实用性角度看辽代鸡冠壶形制的演变
前述可知，鸡冠壶并非契丹族独有，早在唐代即已出现提梁型鸡冠壶。鸡冠壶为陶瓷质地，是仿照皮囊容器的样式而烧制的，皮囊容器是游牧民族或称马背民族日常必备的储水容器，通常是马上使用的，鸡冠壶同样继承了作为盛装水或酒的容器这一功能。辽代鸡冠壶的形制多样，决定了其必然有其演变发展的过程，作为实用器，这一演变发展的过程必然深受其实用性的影响。
（一）单孔式和双孔式之间的演变关系
穿孔型鸡冠壶的穿孔，其功能即为通过穿系孔鼻而使鸡冠壶固定于马上。早期契丹族的生活方式为畜牧游猎的游牧状态，鸡冠壶伴随其马上颠簸迁徙，所以牢固性极为重要。以实用角度看，双孔式比单孔式更加适合马上使用，双孔式应从单孔式演变而来。
扁身单孔鸡冠壶的壶体上扁下圆，以穿孔捆系于马上后，因其壶身浑圆，必然导致随颠簸而滚动位移。此外仅有一孔，固定点单一，导致壶体极易悠荡。再加上单孔式以一孔捆系，承重点过于集中，颠簸中易發生豁口脱落。这一系列缺点，催生了扁身双孔鸡冠壶的出现。
扁身双孔鸡冠壶相较单孔式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多了一个孔，以双孔固定，固定点增加使得壶身更加稳定，双孔分散受力，更增加了牢固性。双孔式的壶体，出现了上下厚度基本一致的形制，更加扁平，使壶体能更加贴合马身而不易滚动。这些优点，使双孔式的实用性极大增强。此外，双孔式多配宝塔形壶盖，可防止壶内液体溢出，靠近壶盖的孔也可同时作为栓系固定壶盖的作用，以防壶盖掉落丢失。
依据现有考古发现，扁身单孔式在辽建国之前即已流行，例如内蒙科左后旗呼斯淖尔契丹墓[13]，墓中出土有磨光黑陶单孔鸡冠壶。而扁身双孔鸡冠壶最早发现于辽代中期。先有单孔后有双孔，再次印证了双孔是由单孔演变而来的观点。
（二）穿孔型和提梁型之间的演变关系
穿孔型鸡冠壶与提梁型鸡冠壶，二者均早在辽建国之前即已出现。究其渊源，穿孔型来源于辽建国前的早期契丹族，应为本民族自创的形制；提梁型则受晚唐中原地区的影响传播而来。二者的出现到流行发展，应为平行并存的关系，比如阜新县海力板辽墓就同时出土了穿孔型和提梁型。但是二者的消失的时间并不相同，提梁型鸡冠壶的流行时间，贯穿了整个辽代早、中、晚期，而穿孔型鸡冠壶至辽代中期以后即再无发现，也就是说，二者并存至辽代中期后，穿孔型就逐渐被提梁型取代，直至消失。这与当时契丹人的生活方式逐渐改变密切相关。
契丹族为游牧民族，“畋鱼以食、皮毛以衣、马逐水草、人仰湩酪”。自辽太宗耶律德光占据“燕云十六州”并逐渐南下进入汉地，后设立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等“五京”区划。随着大量中原汉地被纳入辽国版图，生活在当地的汉人、流亡到北方的汉人以及大批战俘和掠夺来的人口均在契丹人的统治之下，民族融合由此开始。辽国在政治上采用“番汉分制”的政策，《辽史·百官志》中记载：“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因俗而治，得其宜矣”。分俗而治，游牧和定居并存，导致适合捆系于马上的穿孔型鸡冠壶和适合定居生活的提梁型鸡冠壶能够长期并存于辽。
随着民族融合的逐步深入、农业的发展和城郭的兴建，契丹人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步由单纯的游猎向定居型的半农半牧转变。因为在定居生活中，穿孔型鸡冠壶的壶底窄小导致重心不稳，不适于摆放，而且上部穿孔更不便于用手直接把持与提拿，最终自辽中期以后，穿孔型鸡冠壶消失，被提梁型鸡冠壶彻底取代。自辽代晚期直至辽亡，辽墓内再未发现穿孔型鸡冠壶。
三、结语
鸡冠壶绝大多数出土于契丹贵族的墓葬之中，常被视为契丹国俗的代表性器物，因其丰富多变且具时代特征，可作为辽墓断代的重要依据。辽代鸡冠壶的使用贯穿了整个辽代历史，并随辽亡而消失，其形制、装饰、釉色等方面均具有鲜明的辽代风格，是辽瓷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所以，对辽代鸡冠壶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契丹族人建立的辽国在社会经济、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丧葬习俗以及民族融合等方面的发展轨迹。
参考文献：
[1]齐小光，王建国，从艳双.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6（1）：4-32，97-1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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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宇峰.阜新海力板辽墓[J].辽海文物学刊，1991（1）：106-119.
[4]张少青.辽宁康平县后刘东屯辽墓[J].考古，1986（10）：922-925.
[5]项春松.上烧锅辽墓群[J].内蒙古文物考古，1982（2）：35-42.
[6]李文信.义县清河门辽墓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54（2）：163-202，274-297.
[7]鄭绍宗.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56（3）：1-26，131-140.
[8]武家昌.喀左北岭辽墓[J].辽海文物学刊，1986（1）：32-51.
[9]雁羽.锦西西孤山辽萧孝忠墓清理简报[J].考古，1960（2）：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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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田野（1976-），男，满族，馆员，研究方向：考古及博物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