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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国家性科学研究机构，国立中央研究院的院长人选不仅关系本院的健康发展与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中国科学事业未来的发展。在中国科学家群体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必然为其领衔人选的确定发出自己的呼声。而另一方面，作为中央研究院资助方的政府也有自己的期许。政府对创院院长蔡元培的特任是政治与学术的双赢，而对继任代理院长朱家骅的任命则是双方博弈相互妥协的结果。
关键词：中研院；选举；评议会；蔡元培；朱家骅
中图分类号：B029；G321.9 文献标识码：A DOI： 10.3969/j.issn1003-8256.2013.03.005
国立中央研究院（1928-1949，下称中研院）是民国时期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于一体的国家最高学术机构。在时局动荡的背景下，中研院集中了众多国内一流学者在各个学科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杰出成就；在全国范围内选出顶尖人才成立评议会，担负起指导、联络、奖励国内学术研究，促进国内外学术合作与互助的任务，并在第二届评议会的运作下，成功选举首届81名院士，完成国家学院体制建设。作为如此重要的学术机构，其院长人选的自主选拔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本院乃至整个学术界自由与否，并对国内其他乃至后来成立的学术机构起到示范与激励的作用。中研院前两位院长人选的尘埃落定正是学术与政治相互需要与争斗的必然结果，在彰显历史境况的同时也昭示着未来的学术之路。
1 蔡元培首任院长的特任
国民政府对蔡元培首任院长的任命是顺势而为。众所周知，1916年袁世凯死后，在没有王朝、没有支配人物、也没有执政党的情况下，北京政府仍然代表着国家，但却预告了军阀时代的到来。[1]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随后创办黄埔军校，建立国民革命军，为北伐做准备。1926年7月9日，北伐正式开始，蒋介石担任总司令。北伐军进展神速，10月便抵达武汉，先后占领武昌、汉阳、汉口等地。随着北伐的顺利进展，广州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史称武汉国民政府，由国民党“左派”和湖南军阀唐生智控制，要求贯彻“党指挥枪”的原则，企图削弱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权力。经过黄埔建军、两次东征，蒋介石的政治野心同权力一同增长，对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的不满愈来愈明显，开始在南京等地抓捕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分子和异己分子，实行清党，并企图在南京另立政府。蒋的主张得到一些国民党元老的支持。1927年4月1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74次会议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带头推荐蔡元培、李石曾、邓泽如、萧佛成、何应钦、白崇禧、陈可钰、陈铭枢、贺耀组等九人为政治会议委员；胡汉民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蒋企图用中央政治委员会对抗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维护南京政府的合法性，打击党内派系分歧。同日下午会后，与会人员又举行了一个特别会议，商议第二天南京政府成立事项[2]，讨论国民党重大抉择。在此次会议上，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李石曾提议设立中研院，副署议案的还有另两位元老蔡元培和张静江，提案获得通过，并决议由李石曾、蔡元培和张静江负责起草中研院组织法。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蔡元培当选国民政府委员，参加中央政治会议，任中央监察委员。4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76次会议召开，经吴稚晖提议，会议决定设立教育行政委员会作为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构，行使教育部职权。蔡元培、李石曾和汪精卫被任命为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3]。但汪精卫正在武汉，并未担任教育行政委员。5月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90次会议召开，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共同提议建立中研院获得通过，会议决定建立北平研究院和浙江研究院，并率先成立中研院。会议还成立了中研院筹备处，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金湘帆、许崇清、褚民谊为筹备委员。6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02次会议召开，蔡元培提议变更教育行政制度，仿照法国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单位。6月13日，中央政治会议第105次会议召开，蔡元培提议设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并附呈组织大纲，获得通过，“在该会上李石曾还提出请求特任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4]。6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大学院院长的任命。6月27日，中央政治会议第109次会议通过了大学院组织法草案， 7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条例》，规定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行政机关，内设劳动大学、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观象台等国立学术机关，在浙江、江苏等地实施大学区制。该条例第7条规定：“本院设立中央研究院，其组织条例另定之”[5]。10月1日，中华民国大学院成立，教育行政委员会撤并。至此，筹设中的中研院遂成为大学院的直辖机关之一。蔡元培将中研院致于大学院下属机构，主要为了将中研院置于政治之外。蔡元培计划将全国分为若干个大学区，每个大学区设立一个国立大学，由大学校长兼任地方教育行政，教育经费独立，不受政治和宗教干扰[6]。因为自民国元年至1928年， 除兼署代理的22人次外，共经历教育总长15人次，大多数总长并无办教育之心，少数有心之人也苦于经费和权力不足。蔡元培在《〈大学院公报〉发刊词》中对这种现象作了鞭笞：“十余年来，教育部处于北京腐败空气之中，受其他各部之薰染；长部者又时有不知学术教育为何物、而专鹜营私植党之人，声应气求，积渐腐化”[7]。
根据组织条例，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任命杨铨为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聘请了王世杰等学术界30位知名人士作为中研院新的筹备委员。筹备委员会设在南京成贤街大学院内。1928年4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修正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颁布，重新定名为国立中央研究院，作为中华民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其宗旨在于实行科学研究，指导、联络和奖励全国研究事业，以谋科学之进步、人类之光明。自此，中研院脱离大学院成为独立研究机关。4月23日，国民政府特任蔡元培为国立中研院院长。11月9日，国民政府修正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公布，再次确定中研院直隶于国民政府，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 为何蔡元培努力置于大学院之内的中研院又被独立出来了呢？原因在于有人责难大学院的教育独立，认为是对政府不敬，同时因经费来源和分配问题发生学潮等不愉快事件，导致大学院组织法多次修改，最后和教育部相差无几。而且，宁汉合流后的国民政府设立司法、立法、行政、考试、监察五院，行政院下设有教育部[8]。眼见大学院无法保存，蔡元培于8月17日辞去大学院院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职务等本兼职务，辞呈曰“窃元培一介书生，畏涉政事。前以全国尚未统一，人才不能集中，备员国府，一载于兹。……顷统一告成，万流并进，人才济济，百废俱兴。元培老病之身，不宜再妨贤路。且积劳之后，俾可小息。……愿以余生，专研学术，所以为党国效力者在此”[9]。 10月23日国民政府令改大学院为教育部。
由此可知，蔡元培担任首任院长是学术与政治结合的结果。如果没有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整个民国依旧是军阀割据的话，中研院很可能就像孙中山提倡的中央学术院一样，早早夭折①；或者成为众多无名的小型学术机构中的一员，埋在历史的尘埃中，无人知晓。当北伐部队攻占南京之后，蒋介石等人想在南京另立政府，取代武汉国民政府，必然要争取国民党元老蔡元培等人的支持。在此关键时刻，作为横跨政学两届的名流，蔡元培、李石曾等提出建立中研院，从交易的层面上看，蔡、李等人提出的要求必然得到满足。而且，以蔡、李等人的身份和地位，在对其他人的利益不构成侵害的情况下，他们的提议也不会有人反对。即使有人以北伐尚未成功为由来拒绝，也不合情理，因为北伐军占领南京后，胜利基本在握。从另外一个层面看，民国时期，科学知识分子已经作为一种重要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南京国民政府也想借机笼络知识分子，满足他们建立中研院的夙愿是拉拢他们的最好办法。而且，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科学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改变社会的重要力量。为了自身的统治，为了国家跻身世界民族之林不再受欺压，南京国民政府必然要发展科学。在筹建过程中，蔡元培极力将其至于大学院之下，目的在于免除政治干扰。眼见大学院地位不保后，蔡元培辞去一切政治职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蔡元培对当时政府政治的失望，即使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五院之一的检察院院长也毫不动心，专门致力于中研院，为科学研究保留下一颗种子。由于蔡元培的威望和辞呈的要求，在修正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中再次肯定中研院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的身份和地位。
蔡元培因为在政学两界的无比影响力而担任院长，虽为特任，实则众望所归。蔡元培民主且睿智，充分接受学者们的不同意见，在院部管理上依赖杨铨、丁文江等干才负责具体事务，尊重学者们的学术自由。在其领导下，中研院蓬勃发展，研究所和人员逐渐充实，评议会也依法成立。1937年日本入侵后院所被迫西迁，蔡元培因为年事已高，放弃举家迁昆明的计划，乘外国油轮到香港，借住在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等人租住的宿舍内[10]，化名“周子余”，遥控指挥中研院。1940年3月3日，因操作过度，更受老年丧女之痛，73岁的蔡元培起床后失足跌倒，口吐鲜血，5日与世长辞。
2 朱家骅代理院长的选举与任命
继蔡元培之后的院长是否也是由国民政府特任呢？并非如此。原来在评议会成立之后拟定了后续院长的产生办法，当院长辞职或出缺时由评议会选出院长候选人三人，呈请国民政府遴选。蔡元培去世正赶上第一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召开之时。在其去世当晚，在重庆的竺可桢等人得消息后开始议论继任人选。陈源在1940年4月21日给胡适的信中说：“本来是开会推选第二任评议员的，忽然最大的任务成为推选院长候选人。那时候许多朋友谈论的题目，差不多离不了这一问题。”[11]史学家陈寅恪公开宣称来重庆只为了投胡适先生一票② 。胡适当时任驻美大使，在国外获了不少荣誉博士学位，且不愿被蒋介石左右，自评任驻美大使是“做了过河卒子”[12]。因此被奉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认为是院长的最佳人选，傅斯年也是胡适的支持者之一，其后来给胡适的信中所言“我辈友人，以为蔡先生之继承者，当然是我公，又以为从学院之身分上说，举先生最适宜，无非表示表示学界之正气、理想、不屈等义”[13]； “有人主张既然蔡元培是由北大校长转为大学院和中研院院长，现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就应该名正言顺地继任”[14]，吴稚晖也有人提，同时有人反对认为其不感兴趣而且年龄大、主张不同；还有李石曾等其他学者的呼声。总体上胡适、翁文灏、王世杰、朱家骅和任鸿隽的呼声较高。
上述五人均为海归，且横跨政学两届。胡适博士师从哲学家杜威，二十七岁就毕业回国担任北大教授，后相继任北大教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中国公学校长、北大文学院院长、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驻美大使等职。翁文灏博士毕业于比利时鲁汶大学，先后任地质研究所教授、国际地质学会副会长、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清华大学代理校长（半年时间）、行政院秘书长、经济部长等职[15]。王世杰博士毕业于巴黎大学，先后任北大教授、代理教务长、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湖北省教育厅厅长、武大首任校长、教育部长、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长等职。朱家骅博士毕业于柏林大学，历任北大教授、广东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教育厅长、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中山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教育部长、交通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等职。任鸿隽曾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府秘书，留美期间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获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北大教授、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东南大学副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四川大学校长等。
但是，1940年3月16日评议会秘书翁文灏接到陈布雷的信函，说蒋介石希望选举顾孟余为院长。顾早年留学柏林大学学习经济学，回国后任教北大，1925年底任广东大学校长，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常委、铁道部长、交通部长、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等要职。作为汪精卫的智囊团成员，曾于1929年3月被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开除党籍（后又恢复）。当抗战形式严峻时，汪精卫、陈公博投敌叛变，顾孟余当即发表声明，与之分道扬镳，随即从香港回重庆。为了安慰顾孟余，同时也是为了拉拢汪系中的可能人员，蒋介石授意陈布雷要运作选举顾孟余为院长。此举还有一个深层次原因，蒋介石认为中研院应归行政院管辖，院长不宜由评议会选举[16]，但因拉拢知识分子之需，便没有更改评议会选举院长的规程。 3月17日，评议会秘书翁文灏向已到重庆的评议员傅斯年等谈及陈布雷前一天来函，要求选举顾孟余。傅斯年、汪敬熙、李四光等颇为愤慨，认为于法不符，而且违背学术独立的精神。傅斯年反应强烈，“我个人觉得顾余不错，但除非北大出身或任教者，教界多不识他，恐怕举不出来。”他对汪敬煕说：“我可以举他一票，你呢？”汪敬煕回答：“我决不投他票，他只是个politician（政客）！”[11]475翁文灏身为经济部长，内心也想兼任中研院院长[17]，有了傅斯年等人的反对后，正好依此为由去询问陈布雷，并向陈表示评议会要依法办事[18]。17日下午，翁文灏又去向傅斯年、任鸿隽、李四光、汪敬熙以及王世杰通报走访情形，并商谈选举院长事。王世杰表示他有二个“良心”① 。21日晚，总干事任鸿隽和评议会秘书翁文灏宴请到会的评议员。晚宴上，陈寅恪大谈学术自由，认为院长必由在外国有学术声望的人出任，意在为胡适拉票；任鸿隽则说在国外任要职者，不能回国任职，可以不选，意思是投胡适的票不起作用。傅斯年担心大家都坚持自己的主张的话，会一时找不出合适人选，便强调“若与政府太无关系，亦圈不上，办不下去”，提醒大家要现实一些[11]475。于是胡先骕提议模拟投票，结果翁文灏得21票，胡适20票，朱家骅19票[19]，李四光6票，吴稚晖、秉志、傅斯年、马君武、竺可桢等各得一、两票，顾孟余一票未得。
22日，首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在重庆嘉陵宾馆举行，到会者近30人，王世杰任临时主席。开会前先举行已故议长蔡元培追悼仪式，由总干事任鸿隽报告蔡元培病状、临终情形、治丧概况和将来纪念蔡元培的各种办法[10]528。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杨公达宣读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蒋中正的训词，以及司法院院长居正和教育部长陈立夫分别致辞后，评议会秘书和总干事分别作报告。下午由各所所长和第二届评议员选举筹备委员会相继报告。晚上蒋介石与各位评议员共进晚宴，“除李四光、汪敬熙、王世杰、林可胜等4人外，出席评议员皆到，“蒋对于未见过诸人一一问询” [20]。不知蒋是否向各位评议员暗示自己意愿。陈寅恪晚宴后作诗一首《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诗云：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21]。
23日上午选举新院长，临时主席王世杰为避嫌放弃投票，结果翁文灏、朱家骅各得24票，胡适20票，李四光6票，任鸿隽4票，竺可桢2票，顾孟余得l票[19]321。翁文灏、朱家骅和胡适当选院长候选人。按照选举规程，应将三人报国民政府。可能因选举前对胡适呼声的影响，或因担心事务太忙无暇顾及，朱家骅在选举结束后再三言辞，中研院也一直未将选举结果上报。直到7月，因预算问题需要院长出面主持，才将结果送出。① 私底下王世杰在选举第二天就去向蒋汇报结果和原委。蒋介石笑了一下。第二天蒋对孔祥熙说：“他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给他回来罢。”[11]476孔祥熙对胡适担任大使非常不满。究其原因，“大概言之，一则是两人气质根本不同，一为学者，清高自持；一为政客，贪鄙营私。凡政客都以私结党，非其党羽，必相排斥。二则是傅斯年数次上书蒋介石，指斥孔氏一家劣迹。傅与胡关系密切，无人不知，孔氏很可能因傅而疑胡。三则是胡适与陈光甫合作经办第二次滇锡借款，孔祥熙于达成协议后，要求改变滇锡作抵的条件。胡适力拒之。这也增加了孔氏的不满。”[22]孔祥熙借机将调胡适回国的信息发出。胡适得知之后，7月22日给王世杰写信，有回国之意，实则试探将其调回国的虚实。王世杰接到胡信件，觉得事态严重，立马送陈布雷和翁文灏。可能商议之后觉得需要报告蒋，于是王世杰又送给蒋介石过目[11]471。此时胡适在美国的大使位置对蒋来说至关重要，蒋一直为期望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帮助抵抗日本侵略，而此时美国尚未对日宣战，美总统罗斯福多次在致蒋信中称赞胡适[22]801。蒋介石“深以为然”，要求王世杰澄清所谓“外电所传”[11]471。蒋对孔祥熙说让胡适回来，那是因为一帮学者违抗旨意，一时气话而已，并非真要胡适回来。因此当听说胡适真要回国，马上命手下人澄清。
蒋的生气还体现在中研院选举报告递上来之后，迟迟不见批复，实则给一帮学者假以颜色。当然，也可能蒋介石难以抉择，三位候选人之间胡适名气最大，呼声最高。② 但胡适位置重要不能回国，翁文灏和朱家骅都身居要职，委任任何一个都非最好办法。思虑再三，以中研院内有人坚决反对翁文灏为由[23]，9月18日任命朱家骅为代理院长。这可能是蒋看来最好的选择，惩罚翁文灏办事不力 ③的同时也未对其构成心理伤害，同时兼顾到学者们的要求，更表达了对学者们违抗自己意志的惩罚，以示中研院的无足轻重。朱家骅对代理一事颇为不悦[18]225，立刻呈辞，被蒋介石谕批“此事重要，勉为其难”[24]，加上中研院需有人主事，只好接受并确实担任起这一重任。
作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院长必须是学者，不能是与学术毫无关联的纯粹官员；但又不能是不问世事、没有组织管理能力、不获政府青睐的纯学者。因此，中研院院长的最佳人选应该是在政府中有人脉的学者。中研院评议会关于院长选举的设计就兼顾到这一点。选举规程规定由评议会匿名投票选举三位候选人，再由国民政府从中遴选任命。由全国最优秀学者组成的评议会必然推选出学者型院长候选人，政府的任命权仅限于在评议会推选的候选人中任命。两者的相互制约保证了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平衡，既有学术独立，也有政治控制，但都不享有绝对地位。事实证明学者们选择的明智，朱家骅担任院长之后，对中研院的学术自由给予可能的维护，他说：“各国对国家学院，都超然组合，不涉行政范围，用意是在尊重‘学术自由’的原则，使其可以自由发展”、“一个国家的学术不能独立，就是一个国家独立的条件还没完备。”[25]朱家骅当时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他认为国民党要发展，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夯实基础，并于1940年2月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专门成立学校党务科，先后任命杜元载、杨西昆为科长，发展知识分子入党[24]49。闻名学界的西南联大也建起了校党部，姚从吾、陈雪屏等纷纷入党[24]71。但朱从未在中研院建立党务系统，充分说明其尊重蔡元培已建立的学术独立传统。 3 结语
中研院两任院长的产生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无论蔡元培还是朱家骅都是政学两界两栖人士，在内部管理上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和工作方式，同时争取政府支持，成为嫁接政府和学者们的桥梁和纽带，在学术自由和政治统治之间达到平衡，给中研院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也是中研院在大陆时期取得杰出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学术考评量化饱受诟病的今天，对于如何构建新的体制，营造宽松的科研环境同时又兼顾行政主导，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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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中央研究院（1928-1949，下称中研院）是民国时期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于一体的国家最高学术机构。在时局动荡的背景下，中研院集中了众多国内一流学者在各个学科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杰出成就；在全国范围内选出顶尖人才成立评议会，担负起指导、联络、奖励国内学术研究，促进国内外学术合作与互助的任务，并在第二届评议会的运作下，成功选举首届81名院士，完成国家学院体制建设。作为如此重要的学术机构，其院长人选的自主选拔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本院乃至整个学术界自由与否，并对国内其他乃至后来成立的学术机构起到示范与激励的作用。中研院前两位院长人选的尘埃落定正是学术与政治相互需要与争斗的必然结果，在彰显历史境况的同时也昭示着未来的学术之路。
1 蔡元培首任院长的特任
国民政府对蔡元培首任院长的任命是顺势而为。众所周知，1916年袁世凯死后，在没有王朝、没有支配人物、也没有执政党的情况下，北京政府仍然代表着国家，但却预告了军阀时代的到来。[1]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随后创办黄埔军校，建立国民革命军，为北伐做准备。1926年7月9日，北伐正式开始，蒋介石担任总司令。北伐军进展神速，10月便抵达武汉，先后占领武昌、汉阳、汉口等地。随着北伐的顺利进展，广州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史称武汉国民政府，由国民党“左派”和湖南军阀唐生智控制，要求贯彻“党指挥枪”的原则，企图削弱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权力。经过黄埔建军、两次东征，蒋介石的政治野心同权力一同增长，对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的不满愈来愈明显，开始在南京等地抓捕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分子和异己分子，实行清党，并企图在南京另立政府。蒋的主张得到一些国民党元老的支持。1927年4月1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74次会议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带头推荐蔡元培、李石曾、邓泽如、萧佛成、何应钦、白崇禧、陈可钰、陈铭枢、贺耀组等九人为政治会议委员；胡汉民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蒋企图用中央政治委员会对抗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维护南京政府的合法性，打击党内派系分歧。同日下午会后，与会人员又举行了一个特别会议，商议第二天南京政府成立事项[2]，讨论国民党重大抉择。在此次会议上，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李石曾提议设立中研院，副署议案的还有另两位元老蔡元培和张静江，提案获得通过，并决议由李石曾、蔡元培和张静江负责起草中研院组织法。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蔡元培当选国民政府委员，参加中央政治会议，任中央监察委员。4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76次会议召开，经吴稚晖提议，会议决定设立教育行政委员会作为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构，行使教育部职权。蔡元培、李石曾和汪精卫被任命为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3]。但汪精卫正在武汉，并未担任教育行政委员。5月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90次会议召开，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共同提议建立中研院获得通过，会议决定建立北平研究院和浙江研究院，并率先成立中研院。会议还成立了中研院筹备处，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金湘帆、许崇清、褚民谊为筹备委员。6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02次会议召开，蔡元培提议变更教育行政制度，仿照法国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单位。6月13日，中央政治会议第105次会议召开，蔡元培提议设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并附呈组织大纲，获得通过，“在该会上李石曾还提出请求特任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4]。6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大学院院长的任命。6月27日，中央政治会议第109次会议通过了大学院组织法草案， 7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条例》，规定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行政机关，内设劳动大学、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观象台等国立学术机关，在浙江、江苏等地实施大学区制。该条例第7条规定：“本院设立中央研究院，其组织条例另定之”[5]。10月1日，中华民国大学院成立，教育行政委员会撤并。至此，筹设中的中研院遂成为大学院的直辖机关之一。蔡元培将中研院致于大学院下属机构，主要为了将中研院置于政治之外。蔡元培计划将全国分为若干个大学区，每个大学区设立一个国立大学，由大学校长兼任地方教育行政，教育经费独立，不受政治和宗教干扰[6]。因为自民国元年至1928年， 除兼署代理的22人次外，共经历教育总长15人次，大多数总长并无办教育之心，少数有心之人也苦于经费和权力不足。蔡元培在《〈大学院公报〉发刊词》中对这种现象作了鞭笞：“十余年来，教育部处于北京腐败空气之中，受其他各部之薰染；长部者又时有不知学术教育为何物、而专鹜营私植党之人，声应气求，积渐腐化”[7]。
根据组织条例，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任命杨铨为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聘请了王世杰等学术界30位知名人士作为中研院新的筹备委员。筹备委员会设在南京成贤街大学院内。1928年4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修正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颁布，重新定名为国立中央研究院，作为中华民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其宗旨在于实行科学研究，指导、联络和奖励全国研究事业，以谋科学之进步、人类之光明。自此，中研院脱离大学院成为独立研究机关。4月23日，国民政府特任蔡元培为国立中研院院长。11月9日，国民政府修正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公布，再次确定中研院直隶于国民政府，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 为何蔡元培努力置于大学院之内的中研院又被独立出来了呢？原因在于有人责难大学院的教育独立，认为是对政府不敬，同时因经费来源和分配问题发生学潮等不愉快事件，导致大学院组织法多次修改，最后和教育部相差无几。而且，宁汉合流后的国民政府设立司法、立法、行政、考试、监察五院，行政院下设有教育部[8]。眼见大学院无法保存，蔡元培于8月17日辞去大学院院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职务等本兼职务，辞呈曰“窃元培一介书生，畏涉政事。前以全国尚未统一，人才不能集中，备员国府，一载于兹。……顷统一告成，万流并进，人才济济，百废俱兴。元培老病之身，不宜再妨贤路。且积劳之后，俾可小息。……愿以余生，专研学术，所以为党国效力者在此”[9]。 10月23日国民政府令改大学院为教育部。
由此可知，蔡元培担任首任院长是学术与政治结合的结果。如果没有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整个民国依旧是军阀割据的话，中研院很可能就像孙中山提倡的中央学术院一样，早早夭折①；或者成为众多无名的小型学术机构中的一员，埋在历史的尘埃中，无人知晓。当北伐部队攻占南京之后，蒋介石等人想在南京另立政府，取代武汉国民政府，必然要争取国民党元老蔡元培等人的支持。在此关键时刻，作为横跨政学两届的名流，蔡元培、李石曾等提出建立中研院，从交易的层面上看，蔡、李等人提出的要求必然得到满足。而且，以蔡、李等人的身份和地位，在对其他人的利益不构成侵害的情况下，他们的提议也不会有人反对。即使有人以北伐尚未成功为由来拒绝，也不合情理，因为北伐军占领南京后，胜利基本在握。从另外一个层面看，民国时期，科学知识分子已经作为一种重要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南京国民政府也想借机笼络知识分子，满足他们建立中研院的夙愿是拉拢他们的最好办法。而且，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科学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改变社会的重要力量。为了自身的统治，为了国家跻身世界民族之林不再受欺压，南京国民政府必然要发展科学。在筹建过程中，蔡元培极力将其至于大学院之下，目的在于免除政治干扰。眼见大学院地位不保后，蔡元培辞去一切政治职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蔡元培对当时政府政治的失望，即使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五院之一的检察院院长也毫不动心，专门致力于中研院，为科学研究保留下一颗种子。由于蔡元培的威望和辞呈的要求，在修正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中再次肯定中研院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的身份和地位。
蔡元培因为在政学两界的无比影响力而担任院长，虽为特任，实则众望所归。蔡元培民主且睿智，充分接受学者们的不同意见，在院部管理上依赖杨铨、丁文江等干才负责具体事务，尊重学者们的学术自由。在其领导下，中研院蓬勃发展，研究所和人员逐渐充实，评议会也依法成立。1937年日本入侵后院所被迫西迁，蔡元培因为年事已高，放弃举家迁昆明的计划，乘外国油轮到香港，借住在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等人租住的宿舍内[10]，化名“周子余”，遥控指挥中研院。1940年3月3日，因操作过度，更受老年丧女之痛，73岁的蔡元培起床后失足跌倒，口吐鲜血，5日与世长辞。
2 朱家骅代理院长的选举与任命
继蔡元培之后的院长是否也是由国民政府特任呢？并非如此。原来在评议会成立之后拟定了后续院长的产生办法，当院长辞职或出缺时由评议会选出院长候选人三人，呈请国民政府遴选。蔡元培去世正赶上第一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召开之时。在其去世当晚，在重庆的竺可桢等人得消息后开始议论继任人选。陈源在1940年4月21日给胡适的信中说：“本来是开会推选第二任评议员的，忽然最大的任务成为推选院长候选人。那时候许多朋友谈论的题目，差不多离不了这一问题。”[11]史学家陈寅恪公开宣称来重庆只为了投胡适先生一票② 。胡适当时任驻美大使，在国外获了不少荣誉博士学位，且不愿被蒋介石左右，自评任驻美大使是“做了过河卒子”[12]。因此被奉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认为是院长的最佳人选，傅斯年也是胡适的支持者之一，其后来给胡适的信中所言“我辈友人，以为蔡先生之继承者，当然是我公，又以为从学院之身分上说，举先生最适宜，无非表示表示学界之正气、理想、不屈等义”[13]； “有人主张既然蔡元培是由北大校长转为大学院和中研院院长，现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就应该名正言顺地继任”[14]，吴稚晖也有人提，同时有人反对认为其不感兴趣而且年龄大、主张不同；还有李石曾等其他学者的呼声。总体上胡适、翁文灏、王世杰、朱家骅和任鸿隽的呼声较高。
上述五人均为海归，且横跨政学两届。胡适博士师从哲学家杜威，二十七岁就毕业回国担任北大教授，后相继任北大教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中国公学校长、北大文学院院长、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驻美大使等职。翁文灏博士毕业于比利时鲁汶大学，先后任地质研究所教授、国际地质学会副会长、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清华大学代理校长（半年时间）、行政院秘书长、经济部长等职[15]。王世杰博士毕业于巴黎大学，先后任北大教授、代理教务长、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湖北省教育厅厅长、武大首任校长、教育部长、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长等职。朱家骅博士毕业于柏林大学，历任北大教授、广东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教育厅长、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中山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教育部长、交通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等职。任鸿隽曾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府秘书，留美期间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获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北大教授、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东南大学副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四川大学校长等。
但是，1940年3月16日评议会秘书翁文灏接到陈布雷的信函，说蒋介石希望选举顾孟余为院长。顾早年留学柏林大学学习经济学，回国后任教北大，1925年底任广东大学校长，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常委、铁道部长、交通部长、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等要职。作为汪精卫的智囊团成员，曾于1929年3月被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开除党籍（后又恢复）。当抗战形式严峻时，汪精卫、陈公博投敌叛变，顾孟余当即发表声明，与之分道扬镳，随即从香港回重庆。为了安慰顾孟余，同时也是为了拉拢汪系中的可能人员，蒋介石授意陈布雷要运作选举顾孟余为院长。此举还有一个深层次原因，蒋介石认为中研院应归行政院管辖，院长不宜由评议会选举[16]，但因拉拢知识分子之需，便没有更改评议会选举院长的规程。 3月17日，评议会秘书翁文灏向已到重庆的评议员傅斯年等谈及陈布雷前一天来函，要求选举顾孟余。傅斯年、汪敬熙、李四光等颇为愤慨，认为于法不符，而且违背学术独立的精神。傅斯年反应强烈，“我个人觉得顾余不错，但除非北大出身或任教者，教界多不识他，恐怕举不出来。”他对汪敬煕说：“我可以举他一票，你呢？”汪敬煕回答：“我决不投他票，他只是个politician（政客）！”[11]475翁文灏身为经济部长，内心也想兼任中研院院长[17]，有了傅斯年等人的反对后，正好依此为由去询问陈布雷，并向陈表示评议会要依法办事[18]。17日下午，翁文灏又去向傅斯年、任鸿隽、李四光、汪敬熙以及王世杰通报走访情形，并商谈选举院长事。王世杰表示他有二个“良心”① 。21日晚，总干事任鸿隽和评议会秘书翁文灏宴请到会的评议员。晚宴上，陈寅恪大谈学术自由，认为院长必由在外国有学术声望的人出任，意在为胡适拉票；任鸿隽则说在国外任要职者，不能回国任职，可以不选，意思是投胡适的票不起作用。傅斯年担心大家都坚持自己的主张的话，会一时找不出合适人选，便强调“若与政府太无关系，亦圈不上，办不下去”，提醒大家要现实一些[11]475。于是胡先骕提议模拟投票，结果翁文灏得21票，胡适20票，朱家骅19票[19]，李四光6票，吴稚晖、秉志、傅斯年、马君武、竺可桢等各得一、两票，顾孟余一票未得。
22日，首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在重庆嘉陵宾馆举行，到会者近30人，王世杰任临时主席。开会前先举行已故议长蔡元培追悼仪式，由总干事任鸿隽报告蔡元培病状、临终情形、治丧概况和将来纪念蔡元培的各种办法[10]528。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杨公达宣读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蒋中正的训词，以及司法院院长居正和教育部长陈立夫分别致辞后，评议会秘书和总干事分别作报告。下午由各所所长和第二届评议员选举筹备委员会相继报告。晚上蒋介石与各位评议员共进晚宴，“除李四光、汪敬熙、王世杰、林可胜等4人外，出席评议员皆到，“蒋对于未见过诸人一一问询” [20]。不知蒋是否向各位评议员暗示自己意愿。陈寅恪晚宴后作诗一首《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诗云：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21]。
23日上午选举新院长，临时主席王世杰为避嫌放弃投票，结果翁文灏、朱家骅各得24票，胡适20票，李四光6票，任鸿隽4票，竺可桢2票，顾孟余得l票[19]321。翁文灏、朱家骅和胡适当选院长候选人。按照选举规程，应将三人报国民政府。可能因选举前对胡适呼声的影响，或因担心事务太忙无暇顾及，朱家骅在选举结束后再三言辞，中研院也一直未将选举结果上报。直到7月，因预算问题需要院长出面主持，才将结果送出。① 私底下王世杰在选举第二天就去向蒋汇报结果和原委。蒋介石笑了一下。第二天蒋对孔祥熙说：“他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给他回来罢。”[11]476孔祥熙对胡适担任大使非常不满。究其原因，“大概言之，一则是两人气质根本不同，一为学者，清高自持；一为政客，贪鄙营私。凡政客都以私结党，非其党羽，必相排斥。二则是傅斯年数次上书蒋介石，指斥孔氏一家劣迹。傅与胡关系密切，无人不知，孔氏很可能因傅而疑胡。三则是胡适与陈光甫合作经办第二次滇锡借款，孔祥熙于达成协议后，要求改变滇锡作抵的条件。胡适力拒之。这也增加了孔氏的不满。”[22]孔祥熙借机将调胡适回国的信息发出。胡适得知之后，7月22日给王世杰写信，有回国之意，实则试探将其调回国的虚实。王世杰接到胡信件，觉得事态严重，立马送陈布雷和翁文灏。可能商议之后觉得需要报告蒋，于是王世杰又送给蒋介石过目[11]471。此时胡适在美国的大使位置对蒋来说至关重要，蒋一直为期望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帮助抵抗日本侵略，而此时美国尚未对日宣战，美总统罗斯福多次在致蒋信中称赞胡适[22]801。蒋介石“深以为然”，要求王世杰澄清所谓“外电所传”[11]471。蒋对孔祥熙说让胡适回来，那是因为一帮学者违抗旨意，一时气话而已，并非真要胡适回来。因此当听说胡适真要回国，马上命手下人澄清。
蒋的生气还体现在中研院选举报告递上来之后，迟迟不见批复，实则给一帮学者假以颜色。当然，也可能蒋介石难以抉择，三位候选人之间胡适名气最大，呼声最高。② 但胡适位置重要不能回国，翁文灏和朱家骅都身居要职，委任任何一个都非最好办法。思虑再三，以中研院内有人坚决反对翁文灏为由[23]，9月18日任命朱家骅为代理院长。这可能是蒋看来最好的选择，惩罚翁文灏办事不力 ③的同时也未对其构成心理伤害，同时兼顾到学者们的要求，更表达了对学者们违抗自己意志的惩罚，以示中研院的无足轻重。朱家骅对代理一事颇为不悦[18]225，立刻呈辞，被蒋介石谕批“此事重要，勉为其难”[24]，加上中研院需有人主事，只好接受并确实担任起这一重任。
作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院长必须是学者，不能是与学术毫无关联的纯粹官员；但又不能是不问世事、没有组织管理能力、不获政府青睐的纯学者。因此，中研院院长的最佳人选应该是在政府中有人脉的学者。中研院评议会关于院长选举的设计就兼顾到这一点。选举规程规定由评议会匿名投票选举三位候选人，再由国民政府从中遴选任命。由全国最优秀学者组成的评议会必然推选出学者型院长候选人，政府的任命权仅限于在评议会推选的候选人中任命。两者的相互制约保证了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平衡，既有学术独立，也有政治控制，但都不享有绝对地位。事实证明学者们选择的明智，朱家骅担任院长之后，对中研院的学术自由给予可能的维护，他说：“各国对国家学院，都超然组合，不涉行政范围，用意是在尊重‘学术自由’的原则，使其可以自由发展”、“一个国家的学术不能独立，就是一个国家独立的条件还没完备。”[25]朱家骅当时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他认为国民党要发展，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夯实基础，并于1940年2月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专门成立学校党务科，先后任命杜元载、杨西昆为科长，发展知识分子入党[24]49。闻名学界的西南联大也建起了校党部，姚从吾、陈雪屏等纷纷入党[24]71。但朱从未在中研院建立党务系统，充分说明其尊重蔡元培已建立的学术独立传统。 3 结语
中研院两任院长的产生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无论蔡元培还是朱家骅都是政学两界两栖人士，在内部管理上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和工作方式，同时争取政府支持，成为嫁接政府和学者们的桥梁和纽带，在学术自由和政治统治之间达到平衡，给中研院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也是中研院在大陆时期取得杰出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学术考评量化饱受诟病的今天，对于如何构建新的体制，营造宽松的科研环境同时又兼顾行政主导，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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