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普遍理解创新的重要性。然而，很少有人认识到，创新议程被为数不多的投资者和企业群体掌握，而他们的价值观和利益不一定反映社会需求。
　　在如今的发达经济体中，私营企业承担了大部分的研发工作。商界在研发总支出中所占份额各不相同，从新加坡的60%、美国的72%到韩国的78%不等。
　　事实的另一面是，公共部门为私人研发提供了必要条件，如社会、法律和教育基础设施。私营部门的创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它依靠由公共基金资助的大学所培养的科学人才。国家通过派发专利赋予创新者垄断权，并通过劳动合同法确保私人研发的收益。再者，私人研发通过税收抵免和其他政策，得到国家的大量补贴。
　　技术变革的方向不是固定的，它是由激励机制、价值观和权力分配塑造的。私营企业的优先考量，往往导致它们对具有长期回报的技术投资不足，比如能够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又如，制药公司为了获得更好的回报，往往会着重开发针对发达经济体罕见疾病的高价药物，而不是影响贫穷国家数百万人的热带疾病的疫苗。
　　此外，公司为了增加对资本及经营管理的回报，往往会对自动化技术进行过度投资，最终牺牲员工的利益。正如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和帕斯夸尔·雷斯特雷波指出的，这可能会产生“平庸的技术”，不仅对提高生产力没有太大的作用，还会让员工的处境更糟。
　　对自动化技术的执着，也有可能把最聪明的投资者引入歧途。2016年，埃隆·马斯克宣布将在一个新的全自动汽车工厂，制造特斯拉Model 3轿车。两年后，计划陷入困境，新工厂出现了严重瓶颈，表明实际产量将远远低于公司的目标。马斯克被迫在工厂里建立一条新的流水线，全由工人运行。他在推特上承认：“人类被低估了。”
　　创新者的优先考量，自然由他们自身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形成。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哈佛商学院教授乔希·勒纳和拉马纳·南达，对创新者与普通人的价值观和优先考量，进行了量化比较。
　　在美国，风险投资在初创企业创新融资中的份额过高。风险投资行业高度集中，前5%的投资者占了融资的50%。再者，由于经常为其他投资者把关，顶级风投公司的影响力甚至更大。
　　旧金山湾区、大纽约和大波士顿三个地区的风投行业，约占美国风投行业的2/3。顶级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也有超过90%来自这三个地区。这可能导致其他地区的创新活动“空心化”。
　　大部分做出投资决定的人拥有相近的出身和教育背景。勒纳和南达报告称，在顶级风险投资公司担任至少一个董事会职位的人当中，就有3/4曾就读常春藤大学、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或斯坦福大学；将近1/3的人毕业于哈佛或斯坦福商学院。因此，不出意料的话，该群体做出的投资决定，将受到他们的社会背景影响。
　　公共创新项目在优先考量上也普遍具有偏向性。在美國，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是高科技创新项目的最大支持者。顾名思义，它面向军事应用技术，优先考量显然围绕着国防事项。或许最大的遗漏是，目前没有一个国家有专门资助“劳动友好型”技术开发的项目。
　　如果技术创新是为了服务社会，它的走向必须反映社会的优先事项。由于大家普遍认为改变技术的进程是一件困难的工作，因此政府回避了他们在这方面的责任。然而，我们还未尝试足够的方法将科技引向正确的方向。创新至关重要，不应该仅由创新者决定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