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1611-1680年），原名仙侣，号天征，后改名渔，字笠翁，一字笠鸿、谪凡。李渔祖籍在浙江兰溪下李村，生于雉皋（即今江苏如皋），是明末清初一位杰出的戏曲和小说作家。
　　李渔乃清代文人，并非悬壶济世的名医，但他博学卓识，兼通医理，其《闲情偶寄·颐养部》谈医论药的那些文字，颇具见地。
　　李渔对付疾病的战略可谓“分三步走”，即“病未至而防之；病将至而止之；病已至而退之”。他这种思路是周密而科学的，人们若能付诸实践，疾病将大为减少，健康水平将有所提高。
　　由于致病原因复杂，医病须有的放矢，所以，李渔主张用药不必拘泥于《本草》，强调“救得命活，便是良医；医得病痊，便是良药”。鉴于很多人生病与精神因素密切相关，李渔特别重视对病人的心理安抚。他指出：本性酷好之物可以当药；其人急需之物可以当药；一心钟爱之人可以当药；一生未见之物可以当药；平日启慕之人可以当药；素常乐为之事可以当药；平生痛恶之物与切齿之人去之也可以当药。
　　他所谈这七种“药”既非人参、天麻等中草药，亦非膏丹丸散之类的中成药，更不是盘尼西林、磺胺、奎宁那样的西药，而是从心理方面宽慰安抚病人的“心药”。李渔这些见解与祖国医学重视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致病原理的理念是一致的。
　　“心药”能给病人以心理安慰，帮助病人战胜疾病，促使病人恢复健康，能产生中西药都不易产生的疗效，发挥起独到的作用。《西厢记》里的崔莺莺和张生“一个在闺中想，一个在书房盼”，相思成病，茶饭不思，及至一日得见，张生心花怒放地说他那病“早医可九分”了。若换成其他任何药品恐怕也不会这么神奇吧？
　　有道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在实验科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医学科学倒是科学，但起初对病人的心理因素却重视不够，每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虽然现在已经逐渐重视起来，但仍不像祖国医学那样立足于“整体观念”，始终把心理、情志作为贯穿疾病发生、发展的重要的一部分。所谓医者父母心、大医精诚等理念，强调的都是要对病人在心理方面给予足够的重视。长久以来，一些老年人生病了愿意看中医，不习惯看西医，原因就在这里。
　　现在心理门诊比较受欢迎，看心理门诊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似乎是对医院里大部分医生忽视心理治疗的一种弥补。现在的职业医生无论中医，还是西医，若能适当重视一下病人的精神心理因素，强化一下精神心理治疗，将会有效地提高医生的医疗效果，也有利于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医家当重视病人的精神心理因素，在运用各种药品和其他医疗手段的同时，也要善于使用“心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