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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新华书店得丁玲回忆录《魍魉世界、风雪人间》一书;又闻丁玲纪念馆在黑龙江省鹤岗市落成的消息,使我又回忆起在北大荒宝泉岭农场认识丁玲那些难忘的岁月。
1958年,我作为准右派(中右)从军队下放北大荒宝泉岭农场五分场第二生产队劳动改造。因为我拼命干活表现突出,在生产队拥戴为青年突击队队长。干出了成绩后,从生产队调到总场机关粮食出口科工作。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物资产品、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之际,要我参加农场主要农副产品(如粮食、豆类、畜禽蛋乳等)的销售工作和掌握大量售奖售商品票证(粮油票、布票、棉花票以及烟票副食品定量供应票等),这是信任也是责任。在粮豆上交,调运出口的繁忙季节,我奔走于生产队、分场、萝北、鹤岗市之间,协调关系,解决处理发生的问题。在这个时期农场汽车队的大部分汽车都由我调度,以保证上交粮有计划地顺利进行。
一次,场长高大钧去二分场检查工作,我有事顺便跟场长乘车前去。路上,我问场长,听说丁玲要从汤原农场到我们场来有这事吗?(这是从农场办公室秘书石安树那里知道的。石和我是老乡,我们都爱好文学,他间或有诗作在《农垦报》发表)他说,是他要丁玲来的,像丁玲这样的人,政治上要求应该严格。养鸡是劳动,写文章也是劳动嘛。既然中央、农垦部、农垦总局同意她回北京,为什么不让她写写垦区,写写农垦战士!她已经在汤原农场生活劳动好几年了,她难道不想写这一段生活?
1964年,丁玲、陈明夫妇(陈明1961年摘右派帽子)来到宝泉岭农场,住在总场招待所101号房间。这是一个一卧一厅的套间房,条件较好。这个农场经过几年的建设,总场部已形成一个小城镇格局。场部办公楼和招待所俱为两层楼房。新建成的工人文化宫,有四层楼高。在荒原上耸立起这座巍然大厦,十分雄伟壮观。不过,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刚有好转,生活还十分艰苦,基本生活资料凭证供应,我们机关干部的口粮标准,每月28.5斤,食油每月四两,肉、蛋、白粮只在节日定量供应。平时,商店只凭票(证明)供应产妇和重病人,以及特殊供应户(高干、高级知识分子)特需晶。生活资料不是有钱就可以买到的。高场长把丁玲夫妇安排在小食堂就餐(小食堂是招待客人的食堂,鸡鸭鱼蛋,牛羊猪肉,由我们粮食出口科特批调拨,保证供应)。他们没有吃食堂,却自己做饭吃。
丁玲夫妇的到来,没有引起大家特别的注意,一则是工作繁忙,生活紧张;再则,农垦系统内劳动改造的右派并非个别。丁玲和陈明都安排在总场工会工作。丁玲负责妇女、家属工作,陈明负责业余文化活动。机关干部开全体会议的时候,他们也参加,大家都很自然、很随便,不疏远也不亲热,表现得很平静。但是经过许多次政治运动的人,谁心里都有个小九九,见绳惊蛇,人人自危,人们变得麻木胆小起来。谁又能保证何年何月何日何时,不撞在阶级斗争的枪口上?
这年,我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妻子董秀英原在场部商店工作,国家精减职工时,她被动员退职了。有一次,工会妇女主任老贾见到我,问我妻子原来是不是在十六军幼儿园工作过,我说是。她要我动员妻子参加一委(场部第一居民委员会)幼儿园组建工作,我含含糊糊,不答应也不推辞。因为,我和妻子都对精减有意见,来农场前有的不是职工的这次没精减,而原是职工的偏偏被涮了,想不通。
一个星期天,妇女主任在门外叫我,我出去,看见她和丁玲在篱笆外站着,请她们进屋,她们不肯。贾主任说,要我妻子下午两点到家属委员会开会。丁玲问我:“你就是何亚东,你经常给《农垦报》写新闻通讯报道很不错嘛,也可以写写别的,像散文,小说什么的。”我说怕写不成,她说不要紧,多写写就能行。农场的材料还是很丰富的……在她的启发鼓励下,1965年以后我先后在《东北农垦》报、《合江农垦》报,发表了几篇随笔散文和短篇小说。 妻子开会回来跟我讲,场妇女主任,一委家属主任和丁玲都希望她参加幼儿园工作,丁玲负责六委、一委家属工作,帮助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开展帮贫扶困、文化生活等。我说这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应该参加。她问我怎样称呼丁玲为好?我说机关的人有叫丁玲的,也有叫老丁的,家属中年轻人叫大娘的多,她已经60多岁,过去又是有影响的作家,现在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就叫大娘,别人愿叫啥叫啥,不管它。从此,妻和丁玲接触较多,对丁玲的思想意识,学识修养,工作方法、态度,待人处事都有很好的印象,而且非常佩服她用讲故事的方法教育人,解决家属中的一些纠纷,大家都爱听丁玲讲故事。她也讲她的一对儿女,非常想念他们,因为她的“问题”影响儿女,非常揪心,说到动情之处,家属们无不同情唏嘘,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可怜天下父母心,而她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身处荒原,远离亲人,其情其境,问天问地夫复何言!
1965年冬,我三岁女儿冬梅患气管炎很重,医生说要用土霉素(是当时最好的新药)。因为该药分拨来的数量少,由院长亲自控制使用,院长不批准任何人都不许动用。在医院我没有找到院长,办公室人说他到鹤岗去了,即是说就是回来也是晚上了,还可能不回来。小女喘得厉害,这可怎么办?妻和我急得不知所措。正在这时,在医院走廊遇见丁玲也来看病,我们跟她打招呼,说起女儿的病,她说她是来取药的,昨天院长给她批了5克土霉素,还没有取,她要我们先拿去用,我们推辞,她说服我们:“孩子有病,带给大人的痛苦超过孩子,孩子的病好了,才能真正解除大人的痛苦。”她身处逆境还处处想到他人,这是一颗多么伟大的慈母之心啊!
农场有个业余文工团,编制属总场基建工程队,有演出任务,到工会排练,平时参加工程队劳动,文工团集合了一批文化“右派”,如吴歌(原河南作曲家)、谌笛(原辽宁诗人)、叶枫、陈文绍(原《上海文学》编辑)等。演出的节目以自编自演为主,也演如《槐树湾》等剧。陈明在工会分工开展文娱活动,他曾经是电影《六号门》故事片的编导,对戏剧有较深的功力,自然是团里编导主力。节目彩排时,一般邀请领导、机关干部观看把关,我是机关工会委员,《农垦报》特约通讯员,这些活动我是应邀参加的。在征求意见时,工会主席苗贡九,秘书郎石林都很尊重陈明和丁玲的意见。在这些场合丁玲和陈明往往坐在一起,有时交换一下意见,一般是陈明发言,丁玲很少发言。这可能就是她自己说的“我很懂得自己的身份”吧。
1965年金秋,农场场长、党委书记高大钧调到东北农垦总局任副局长。1966年春,他到宝泉岭农场检查工作。我们粮食科科长张桂成跟我谈,要调我到总局粮食处工作,是高副局长的意思,征求我的意见,我有些犹豫,他也不愿意我走,但高局长提出来怎好推托。他为我前途着想主张我去总局。不久,我调到总局粮食处工作,我妻子复职一事,在场长姜廷庚和科长张桂成的帮助下得到解决,并且一同调到总局进行了安排。
1966年夏,中国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时间乌云蔽空,雷鸣电闪,中国进入了一个黑暗恐怖时期。
1967年春,红色风暴漫卷大江南北,武斗逐步升级,因为我出身不好,不敢落在运动的后面,也不敢冲在运动前面。此外,还有一些工作要有人去做(当时叫抓革命促生产),这样就轮到我了。、春耕大忙时节,农场不忙生产就忙武斗,宝泉岭农场两派斗争非常激烈,可是有一批小麦良种必需从宝泉岭农场调给依兰农场,这是总局计划安排的。不熟悉宝泉岭的人去调种非但办不成事,还可能被误认为参加派性斗争。我受命前往,带着车队经鹤岗到宝泉岭受到“革命造反派”的盘查,因有人认识我放行。到农场,我首先声明,我是来抓革命促生产的,不带任何观点。这天,正好碰上文化宫召开“揭批斗争三反分子姜廷庚(场长)大会”。我混在人群中。看见陪斗的人中有丁玲,同样胸前吊了一块大牌子,她头发篷乱,面色灰暗,大弯腰站着,实在难以支撑,头往上刚抬起一点,就被造反派再把头摁下去,六十多岁的老人遭此大难。谁无父母,人性何在?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的在苦难中的丁玲。后来,知道她文革中遭受的凌辱折磨,惨无人道的苦道,令人发指……
丁玲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以后,不是鸣冤诉屈,不是消极沉伦。一个耄耋老人,在最后的七年内,忍着病痛,争分夺秒,想要抢回损夫的时光,拿起搁置二十多年之久的纤笔,先后写了近百万字新作,因劳累而倒在自己的岗位上。她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
我们永远怀念你,丁玲同志!
1958年,我作为准右派(中右)从军队下放北大荒宝泉岭农场五分场第二生产队劳动改造。因为我拼命干活表现突出,在生产队拥戴为青年突击队队长。干出了成绩后,从生产队调到总场机关粮食出口科工作。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物资产品、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之际,要我参加农场主要农副产品(如粮食、豆类、畜禽蛋乳等)的销售工作和掌握大量售奖售商品票证(粮油票、布票、棉花票以及烟票副食品定量供应票等),这是信任也是责任。在粮豆上交,调运出口的繁忙季节,我奔走于生产队、分场、萝北、鹤岗市之间,协调关系,解决处理发生的问题。在这个时期农场汽车队的大部分汽车都由我调度,以保证上交粮有计划地顺利进行。
一次,场长高大钧去二分场检查工作,我有事顺便跟场长乘车前去。路上,我问场长,听说丁玲要从汤原农场到我们场来有这事吗?(这是从农场办公室秘书石安树那里知道的。石和我是老乡,我们都爱好文学,他间或有诗作在《农垦报》发表)他说,是他要丁玲来的,像丁玲这样的人,政治上要求应该严格。养鸡是劳动,写文章也是劳动嘛。既然中央、农垦部、农垦总局同意她回北京,为什么不让她写写垦区,写写农垦战士!她已经在汤原农场生活劳动好几年了,她难道不想写这一段生活?
1964年,丁玲、陈明夫妇(陈明1961年摘右派帽子)来到宝泉岭农场,住在总场招待所101号房间。这是一个一卧一厅的套间房,条件较好。这个农场经过几年的建设,总场部已形成一个小城镇格局。场部办公楼和招待所俱为两层楼房。新建成的工人文化宫,有四层楼高。在荒原上耸立起这座巍然大厦,十分雄伟壮观。不过,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刚有好转,生活还十分艰苦,基本生活资料凭证供应,我们机关干部的口粮标准,每月28.5斤,食油每月四两,肉、蛋、白粮只在节日定量供应。平时,商店只凭票(证明)供应产妇和重病人,以及特殊供应户(高干、高级知识分子)特需晶。生活资料不是有钱就可以买到的。高场长把丁玲夫妇安排在小食堂就餐(小食堂是招待客人的食堂,鸡鸭鱼蛋,牛羊猪肉,由我们粮食出口科特批调拨,保证供应)。他们没有吃食堂,却自己做饭吃。
丁玲夫妇的到来,没有引起大家特别的注意,一则是工作繁忙,生活紧张;再则,农垦系统内劳动改造的右派并非个别。丁玲和陈明都安排在总场工会工作。丁玲负责妇女、家属工作,陈明负责业余文化活动。机关干部开全体会议的时候,他们也参加,大家都很自然、很随便,不疏远也不亲热,表现得很平静。但是经过许多次政治运动的人,谁心里都有个小九九,见绳惊蛇,人人自危,人们变得麻木胆小起来。谁又能保证何年何月何日何时,不撞在阶级斗争的枪口上?
这年,我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妻子董秀英原在场部商店工作,国家精减职工时,她被动员退职了。有一次,工会妇女主任老贾见到我,问我妻子原来是不是在十六军幼儿园工作过,我说是。她要我动员妻子参加一委(场部第一居民委员会)幼儿园组建工作,我含含糊糊,不答应也不推辞。因为,我和妻子都对精减有意见,来农场前有的不是职工的这次没精减,而原是职工的偏偏被涮了,想不通。
一个星期天,妇女主任在门外叫我,我出去,看见她和丁玲在篱笆外站着,请她们进屋,她们不肯。贾主任说,要我妻子下午两点到家属委员会开会。丁玲问我:“你就是何亚东,你经常给《农垦报》写新闻通讯报道很不错嘛,也可以写写别的,像散文,小说什么的。”我说怕写不成,她说不要紧,多写写就能行。农场的材料还是很丰富的……在她的启发鼓励下,1965年以后我先后在《东北农垦》报、《合江农垦》报,发表了几篇随笔散文和短篇小说。 妻子开会回来跟我讲,场妇女主任,一委家属主任和丁玲都希望她参加幼儿园工作,丁玲负责六委、一委家属工作,帮助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开展帮贫扶困、文化生活等。我说这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应该参加。她问我怎样称呼丁玲为好?我说机关的人有叫丁玲的,也有叫老丁的,家属中年轻人叫大娘的多,她已经60多岁,过去又是有影响的作家,现在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就叫大娘,别人愿叫啥叫啥,不管它。从此,妻和丁玲接触较多,对丁玲的思想意识,学识修养,工作方法、态度,待人处事都有很好的印象,而且非常佩服她用讲故事的方法教育人,解决家属中的一些纠纷,大家都爱听丁玲讲故事。她也讲她的一对儿女,非常想念他们,因为她的“问题”影响儿女,非常揪心,说到动情之处,家属们无不同情唏嘘,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可怜天下父母心,而她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身处荒原,远离亲人,其情其境,问天问地夫复何言!
1965年冬,我三岁女儿冬梅患气管炎很重,医生说要用土霉素(是当时最好的新药)。因为该药分拨来的数量少,由院长亲自控制使用,院长不批准任何人都不许动用。在医院我没有找到院长,办公室人说他到鹤岗去了,即是说就是回来也是晚上了,还可能不回来。小女喘得厉害,这可怎么办?妻和我急得不知所措。正在这时,在医院走廊遇见丁玲也来看病,我们跟她打招呼,说起女儿的病,她说她是来取药的,昨天院长给她批了5克土霉素,还没有取,她要我们先拿去用,我们推辞,她说服我们:“孩子有病,带给大人的痛苦超过孩子,孩子的病好了,才能真正解除大人的痛苦。”她身处逆境还处处想到他人,这是一颗多么伟大的慈母之心啊!
农场有个业余文工团,编制属总场基建工程队,有演出任务,到工会排练,平时参加工程队劳动,文工团集合了一批文化“右派”,如吴歌(原河南作曲家)、谌笛(原辽宁诗人)、叶枫、陈文绍(原《上海文学》编辑)等。演出的节目以自编自演为主,也演如《槐树湾》等剧。陈明在工会分工开展文娱活动,他曾经是电影《六号门》故事片的编导,对戏剧有较深的功力,自然是团里编导主力。节目彩排时,一般邀请领导、机关干部观看把关,我是机关工会委员,《农垦报》特约通讯员,这些活动我是应邀参加的。在征求意见时,工会主席苗贡九,秘书郎石林都很尊重陈明和丁玲的意见。在这些场合丁玲和陈明往往坐在一起,有时交换一下意见,一般是陈明发言,丁玲很少发言。这可能就是她自己说的“我很懂得自己的身份”吧。
1965年金秋,农场场长、党委书记高大钧调到东北农垦总局任副局长。1966年春,他到宝泉岭农场检查工作。我们粮食科科长张桂成跟我谈,要调我到总局粮食处工作,是高副局长的意思,征求我的意见,我有些犹豫,他也不愿意我走,但高局长提出来怎好推托。他为我前途着想主张我去总局。不久,我调到总局粮食处工作,我妻子复职一事,在场长姜廷庚和科长张桂成的帮助下得到解决,并且一同调到总局进行了安排。
1966年夏,中国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时间乌云蔽空,雷鸣电闪,中国进入了一个黑暗恐怖时期。
1967年春,红色风暴漫卷大江南北,武斗逐步升级,因为我出身不好,不敢落在运动的后面,也不敢冲在运动前面。此外,还有一些工作要有人去做(当时叫抓革命促生产),这样就轮到我了。、春耕大忙时节,农场不忙生产就忙武斗,宝泉岭农场两派斗争非常激烈,可是有一批小麦良种必需从宝泉岭农场调给依兰农场,这是总局计划安排的。不熟悉宝泉岭的人去调种非但办不成事,还可能被误认为参加派性斗争。我受命前往,带着车队经鹤岗到宝泉岭受到“革命造反派”的盘查,因有人认识我放行。到农场,我首先声明,我是来抓革命促生产的,不带任何观点。这天,正好碰上文化宫召开“揭批斗争三反分子姜廷庚(场长)大会”。我混在人群中。看见陪斗的人中有丁玲,同样胸前吊了一块大牌子,她头发篷乱,面色灰暗,大弯腰站着,实在难以支撑,头往上刚抬起一点,就被造反派再把头摁下去,六十多岁的老人遭此大难。谁无父母,人性何在?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的在苦难中的丁玲。后来,知道她文革中遭受的凌辱折磨,惨无人道的苦道,令人发指……
丁玲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以后,不是鸣冤诉屈,不是消极沉伦。一个耄耋老人,在最后的七年内,忍着病痛,争分夺秒,想要抢回损夫的时光,拿起搁置二十多年之久的纤笔,先后写了近百万字新作,因劳累而倒在自己的岗位上。她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
我们永远怀念你,丁玲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