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新华书店得丁玲回忆录《魍魉世界、风雪人间》一书；又闻丁玲纪念馆在黑龙江省鹤岗市落成的消息，使我又回忆起在北大荒宝泉岭农场认识丁玲那些难忘的岁月。
　　1958年，我作为准右派(中右)从军队下放北大荒宝泉岭农场五分场第二生产队劳动改造。因为我拼命干活表现突出，在生产队拥戴为青年突击队队长。干出了成绩后，从生产队调到总场机关粮食出口科工作。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物资产品、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之际，要我参加农场主要农副产品(如粮食、豆类、畜禽蛋乳等)的销售工作和掌握大量售奖售商品票证(粮油票、布票、棉花票以及烟票副食品定量供应票等)，这是信任也是责任。在粮豆上交，调运出口的繁忙季节，我奔走于生产队、分场、萝北、鹤岗市之间，协调关系，解决处理发生的问题。在这个时期农场汽车队的大部分汽车都由我调度，以保证上交粮有计划地顺利进行。
　　一次，场长高大钧去二分场检查工作，我有事顺便跟场长乘车前去。路上，我问场长，听说丁玲要从汤原农场到我们场来有这事吗?(这是从农场办公室秘书石安树那里知道的。石和我是老乡，我们都爱好文学，他间或有诗作在《农垦报》发表)他说，是他要丁玲来的，像丁玲这样的人，政治上要求应该严格。养鸡是劳动，写文章也是劳动嘛。既然中央、农垦部、农垦总局同意她回北京，为什么不让她写写垦区，写写农垦战士!她已经在汤原农场生活劳动好几年了，她难道不想写这一段生活?
　　1964年，丁玲、陈明夫妇(陈明1961年摘右派帽子)来到宝泉岭农场，住在总场招待所101号房间。这是一个一卧一厅的套间房，条件较好。这个农场经过几年的建设，总场部已形成一个小城镇格局。场部办公楼和招待所俱为两层楼房。新建成的工人文化宫，有四层楼高。在荒原上耸立起这座巍然大厦，十分雄伟壮观。不过，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刚有好转，生活还十分艰苦，基本生活资料凭证供应，我们机关干部的口粮标准，每月28．5斤，食油每月四两，肉、蛋、白粮只在节日定量供应。平时，商店只凭票(证明)供应产妇和重病人，以及特殊供应户(高干、高级知识分子)特需晶。生活资料不是有钱就可以买到的。高场长把丁玲夫妇安排在小食堂就餐(小食堂是招待客人的食堂，鸡鸭鱼蛋，牛羊猪肉，由我们粮食出口科特批调拨，保证供应)。他们没有吃食堂，却自己做饭吃。
　　丁玲夫妇的到来，没有引起大家特别的注意，一则是工作繁忙，生活紧张；再则，农垦系统内劳动改造的右派并非个别。丁玲和陈明都安排在总场工会工作。丁玲负责妇女、家属工作，陈明负责业余文化活动。机关干部开全体会议的时候，他们也参加，大家都很自然、很随便，不疏远也不亲热，表现得很平静。但是经过许多次政治运动的人，谁心里都有个小九九，见绳惊蛇，人人自危，人们变得麻木胆小起来。谁又能保证何年何月何日何时，不撞在阶级斗争的枪口上?
　　这年，我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妻子董秀英原在场部商店工作，国家精减职工时，她被动员退职了。有一次，工会妇女主任老贾见到我，问我妻子原来是不是在十六军幼儿园工作过，我说是。她要我动员妻子参加一委(场部第一居民委员会)幼儿园组建工作，我含含糊糊，不答应也不推辞。因为，我和妻子都对精减有意见，来农场前有的不是职工的这次没精减，而原是职工的偏偏被涮了，想不通。
　　一个星期天，妇女主任在门外叫我，我出去，看见她和丁玲在篱笆外站着，请她们进屋，她们不肯。贾主任说，要我妻子下午两点到家属委员会开会。丁玲问我：“你就是何亚东，你经常给《农垦报》写新闻通讯报道很不错嘛，也可以写写别的，像散文，小说什么的。”我说怕写不成，她说不要紧，多写写就能行。农场的材料还是很丰富的……在她的启发鼓励下，1965年以后我先后在《东北农垦》报、《合江农垦》报，发表了几篇随笔散文和短篇小说。 妻子开会回来跟我讲，场妇女主任，一委家属主任和丁玲都希望她参加幼儿园工作，丁玲负责六委、一委家属工作，帮助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开展帮贫扶困、文化生活等。我说这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应该参加。她问我怎样称呼丁玲为好?我说机关的人有叫丁玲的，也有叫老丁的，家属中年轻人叫大娘的多，她已经60多岁，过去又是有影响的作家，现在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就叫大娘，别人愿叫啥叫啥，不管它。从此，妻和丁玲接触较多，对丁玲的思想意识，学识修养，工作方法、态度，待人处事都有很好的印象，而且非常佩服她用讲故事的方法教育人，解决家属中的一些纠纷，大家都爱听丁玲讲故事。她也讲她的一对儿女，非常想念他们，因为她的“问题”影响儿女，非常揪心，说到动情之处，家属们无不同情唏嘘，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可怜天下父母心，而她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身处荒原，远离亲人，其情其境，问天问地夫复何言！
　　1965年冬，我三岁女儿冬梅患气管炎很重，医生说要用土霉素(是当时最好的新药)。因为该药分拨来的数量少，由院长亲自控制使用，院长不批准任何人都不许动用。在医院我没有找到院长，办公室人说他到鹤岗去了，即是说就是回来也是晚上了，还可能不回来。小女喘得厉害，这可怎么办?妻和我急得不知所措。正在这时，在医院走廊遇见丁玲也来看病，我们跟她打招呼，说起女儿的病，她说她是来取药的，昨天院长给她批了5克土霉素，还没有取，她要我们先拿去用，我们推辞，她说服我们：“孩子有病，带给大人的痛苦超过孩子，孩子的病好了，才能真正解除大人的痛苦。”她身处逆境还处处想到他人，这是一颗多么伟大的慈母之心啊!
　　农场有个业余文工团，编制属总场基建工程队，有演出任务，到工会排练，平时参加工程队劳动，文工团集合了一批文化“右派”，如吴歌(原河南作曲家)、谌笛(原辽宁诗人)、叶枫、陈文绍(原《上海文学》编辑)等。演出的节目以自编自演为主，也演如《槐树湾》等剧。陈明在工会分工开展文娱活动，他曾经是电影《六号门》故事片的编导，对戏剧有较深的功力，自然是团里编导主力。节目彩排时，一般邀请领导、机关干部观看把关，我是机关工会委员，《农垦报》特约通讯员，这些活动我是应邀参加的。在征求意见时，工会主席苗贡九，秘书郎石林都很尊重陈明和丁玲的意见。在这些场合丁玲和陈明往往坐在一起，有时交换一下意见，一般是陈明发言，丁玲很少发言。这可能就是她自己说的“我很懂得自己的身份”吧。
　　1965年金秋，农场场长、党委书记高大钧调到东北农垦总局任副局长。1966年春，他到宝泉岭农场检查工作。我们粮食科科长张桂成跟我谈，要调我到总局粮食处工作，是高副局长的意思，征求我的意见，我有些犹豫，他也不愿意我走，但高局长提出来怎好推托。他为我前途着想主张我去总局。不久，我调到总局粮食处工作，我妻子复职一事，在场长姜廷庚和科长张桂成的帮助下得到解决，并且一同调到总局进行了安排。
　　1966年夏，中国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时间乌云蔽空，雷鸣电闪，中国进入了一个黑暗恐怖时期。
　　1967年春，红色风暴漫卷大江南北，武斗逐步升级，因为我出身不好，不敢落在运动的后面，也不敢冲在运动前面。此外，还有一些工作要有人去做(当时叫抓革命促生产)，这样就轮到我了。、春耕大忙时节，农场不忙生产就忙武斗，宝泉岭农场两派斗争非常激烈，可是有一批小麦良种必需从宝泉岭农场调给依兰农场，这是总局计划安排的。不熟悉宝泉岭的人去调种非但办不成事，还可能被误认为参加派性斗争。我受命前往，带着车队经鹤岗到宝泉岭受到“革命造反派”的盘查，因有人认识我放行。到农场，我首先声明，我是来抓革命促生产的，不带任何观点。这天，正好碰上文化宫召开“揭批斗争三反分子姜廷庚(场长)大会”。我混在人群中。看见陪斗的人中有丁玲，同样胸前吊了一块大牌子，她头发篷乱，面色灰暗，大弯腰站着，实在难以支撑，头往上刚抬起一点，就被造反派再把头摁下去，六十多岁的老人遭此大难。谁无父母，人性何在?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的在苦难中的丁玲。后来，知道她文革中遭受的凌辱折磨，惨无人道的苦道，令人发指……
　　丁玲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以后，不是鸣冤诉屈，不是消极沉伦。一个耄耋老人，在最后的七年内，忍着病痛，争分夺秒，想要抢回损夫的时光，拿起搁置二十多年之久的纤笔，先后写了近百万字新作，因劳累而倒在自己的岗位上。她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
　　我们永远怀念你，丁玲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