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城野宏，在日军占领太原期间，曾任伪山西省公署顾问辅佐官，名义上是汪精卫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应聘者，实质上是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部的政治要员和侵华日军总部安插在汪伪政府内的代理人。抗战胜利后，为继续控制山西，确保并利用山西的丰富资源为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服务，他提出了日俘“残留”山西的理论，诱胁日俘和日侨万余人“残留”山西。这一谬论正好与阎锡山利用日俘维持其统治的想法不谋而合，故深得阎锡山重用，曾任山西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暂编独立第十总队少将总队副、“合谋社”军事组长等多种要职。从8年抗战到3年解放战争，他在山西作恶多端，罪行累累。1949年4月24日，城野宏在解放军解放太原时被俘。作为战犯，他先后被囚禁于太原、抚顺等战犯管理监狱，为时15年。期间，他曾于1956年被太原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1964年，城野宏在抚顺监狱被赦，提前释放回国。
　　
　　（二）
　　城野宏释放后，要求来太原参观，并希望会见老朋友。经抚顺监狱管理处报经公安部批准并委托“红十字会”派人陪同，于1964年3月间，偕另一战犯富永顺大郎(日满间谍，蒋介石国防部二厅北平工作队中校副台长)来太原参观访问。太原市公安局、外事办公室、交际处组成一个接待小组，以红十字会的名义出面接待。根据上级“积极主动，多做工作”、“以礼相待，不得歧视”的精神以及“敢于同他们交朋友，争取他们回国多做中日友好的工作，成为反战力量的宣传员”的要求，我代表外办参加了这一接待工作。事先，我们对这些人的罪恶是有所了解的，因此对他们都极其厌恶。公安部文件通知：城野宏经过15年的改造教育，有一定的悔改表现，认罪态度较好，他表示回国后一定要为“中日世代友好、中日永不战”而尽力。公安部要求我们的认识都要统一到党的政策上来。我们经过学习，包括司机、服务员、厨师和所要去的“旧址”、工厂、人民公社及所要接触的人员，都统一了思想，表示要认真负责地完成好接待任务。
　　公安部通知文件中，还提及“战犯在山西的犯罪事实业经法庭做出结论，本人服刑期间认罪态度较好，获得提前释放，接待中不可纠缠和追究已往的罪行。”指出在太原参观访问期间，要特别注意他们的人身安全，说服干部群众以礼相待，避免发生辱骂、尾追、围攻现象的发生。接待组按照安全保卫的基本原则，做了一些防范工作，教育大家不提及他们过往的罪恶。如果他们主动谈到，我们可以接谈。并将每天的动态、反映编写成“外事简报”，分送有关部门。
　　
　　（三）
　　城野宏等二人抵达后，我们接待组三人带一“华沙”面包车去车站接上，并安排他们人住并州饭店，他们没有想到能“享受到贵客的礼遇”，再三表示：“我们是战犯，中国人民的罪人，得到宽大释放，这次是特来太原向山西人民谢罪的。”城野宏说，他年纪大了，回国后再来山西的机会没有了，他欠山西人民的太多了，怕是这一辈子，再加上子子孙孙也还不清。看上去，他十分伤感。他们希望通过一种形式、拜会有代表性的人物，表达他们向山西人民谢罪的意愿，恳求我们协助安排。城野宏还提出要拜访老朋友赵瑞(日伪时期，曾担任山西省保安队副司令)、冀贡泉(曾担任太原特别军事法庭城野宏的辩护律师)、孙凤翔(曾担任太原特别军事法庭日语翻译)；希望为解放太原攻城部队的死难烈士敬献花圈并致以哀悼；要求参观东山太原战役要塞牛驼寨、风格梁旧址，参观原省公署、日军司令部旧址和新民街旧居等。
　　接待组经过研究并报领导同意，答复他们所提要求可以基本上满足：关于表达谢罪意愿的方式，可以通过接待组来表述，接待组负责接受并处理；关于拜会老朋友，可以安排孙凤翔等2—3位原日语翻译会晤；关于凭吊死难烈士，拟安排在人民公园“革命烈士纪念塔”进行；关于看旧址、旧居和东山战役遗址，均可安排进行。此外，接待组安排陪餐一次，在长风剧场看晋剧一次，增加游览市容一项，每人送一件御寒布大衣，赠送一套太原活动照片。
　　通过参观访问和我们的友好接待，这两个前日本战犯深感中国人民的宽大胸怀，也进一步看到了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奋发进取的革命精神和建设成就，从而受到了深刻教育。城野宏说：“参观太原后，我的思想又比抚顺监狱大大提高了一倍，百闻不如一见，中国人民团结战斗的精神风貌和他们建设美好生活的成就真使我们难以置信。我在有生之年要全身心地总结历史经验，揭露军国主义，现在我说什么赔情道歉的话也是空的，我回去后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中日友好的使者!”他还在一张白纸上用中文工整地写下“今日的战争罪犯，明天的友好使者”两句话交给我们。
　　
　　（四）　 城野宏同意通过我把忏悔的意愿记录下来，告诉山西人民。他对参加侵华战争，操纵伪山西公署制订和推行镇压、奴化山西人民的罪恶行径，特别是对抗战胜利后提出和协迫日伪“残留”山西的动机和经过，帮助阎锡山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发动内战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作了细致的叙述。但他毕竟是个战犯，所谈观点、史料，我在编写简报时都进行了鉴别和分析。兹择其“自供”要点如下。
　　“……过和平而幸福的生活，以自己的主权来治理自己的事情，这是人民的基本愿望和当然的权利。而我却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身份，毫无理由地拿起武器侵入神圣的中国领土，侵犯了中国主权并破坏了中国人民和平幸福的生活……
　　“……我以伪省政府顾问辅佐官的身份，制定全省施政大纲，使伪政府适应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体制，扩大和加强保安队来推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日本投降后，我又掀起‘残留运动’，以便为日本军国主义再次发动侵华战争作好它的前进基地，干涉中国内政，违反中国法律来推行反革命战争。我是一个侵略罪犯，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在山西的具体策划者、组织者和执行者。
　　“宣传战争是一种破坏人类的罪行。我领导伪省政府宣传处，或发行日文新闻《周报》，或以讲演来鼓吹、宣传侵略战争，驱使中国和日本的人民走上了战争的道路。
　　“在作战行动中使用俘虏或虐待俘虏，是违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的犯罪行为。而我就是用俘虏编成了保安队直属大队，使用于日本军的作战……。
　　“强迫人民参加和本国敌对的作战行动是国际法所禁止的事情。而我就违反了这个法律，强征4万余名中国人当兵，编人保安队，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以中国人打中国人，以华制华)的这个恶毒的侵略政策的工具，驱使作战行动中，让他们去奢杀他们自己的同胞。
　　“我还利用伪保安队和伪警察队掠夺中国人民大量的财物。仅在1944和1945两年中，在山西掠夺的粮食即达15万吨。如1944年秋在忻县扫荡，不仅是粮食，而且还以收买物质为名，甚至连棉花、麻、古铜、铁都加以掠夺了，并且在其它各县也都是这样的。另外，我还派遣直属大队协助掠夺了宁武的煤炭和定襄的铁矿，掠夺了无数牲畜，破坏了生产，使无辜人民陷人饥寒交迫、以草根树皮充饥的悲惨境地。仅1943年在高平县一个地方，就有190余名居民被饿死，有些人竟陷于吃人肉的悲惨境地。
　　“我进行侵略战争和反革命战争而杀害了无数的爱国战士和和平居民。我在1948年的太原战役中，指挥教导总队违反国际法而施放了毒气弹。仅在牛驼寨前面，就杀死了1600余名解放军战士。这件事我是负有策划和指挥命令责任的，并且在东山一带与伪三十军、十九军共同杀伤1．6万人。因为掠夺和进行反革命战争的结果，市民以豆饼当饭吃，连豆粉也吃不上的市民饿死在南门外，野狗吃着丢弃的婴儿和尸体。我犯下了这种人道上所不能饶恕的罪行。当我想到被我这双手杀掉和迫害的人们的亲人和同胞们的心情时，我心里感到惭愧得抬不起头来。我是中国人民的仇敌，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重大罪犯。我这样的人都得到了曾被我加害过的中国人耐心而温暖的教导，使我知道了什么是正确的，并给予了我们这些侵略者温暖的人道主义待遇。我穿的衣服，我吃的饭都是被我杀害了人们的妻子、父母或被我迫害过的人流着汗而辛勤劳动得来的!还有这次来太原，你们把我当宾客接待，路费要报销、吃饭、住宿免费，这也是人民的血汗啊!中国人民是多么伟大、多么善良啊!我过去就是以这些中国人民为敌，以你们的父兄为敌，杀害他们，迫害他们，使他们遭受了不能容忍的灾难。我一生完全是错了，我的确有罪，我郑重地向山西人民请罪。
　　“我痛恨我自己。我痛恨使我犯下这些罪行的日本帝国主义。我过去认为依靠战争占领中国，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就是日本的利益，就是爱国行为，而自己也能依此立身处世，得到光荣名誉。可是，不正义的侵略战争毕竟要被人民所打倒。日本人民也承受了巨大的灾难。我不能允许再有第二次的侵略战争，我不能允许中国人民和我的日本同胞们重新蒙受战争的灾难。
　　“这次中国政府让我参观了太原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人民的幸福生活。这里是我曾经进行过镇压和掠夺的战争中的太原，已经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了。我感到了战争与和平这两个现实的对比，并使我知道了和平是如何的珍贵。我发誓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为保卫和平、反对战争而奋斗到底!我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并且不论对任何人也要肯定自己的罪行，我要确切地讲清楚作为一个人来说是不应该犯的罪行。”
　　
　　（五）
　　城野宏还告诉我说，他在监狱里写了一些文章，准备回国在《中央公论》上发表。几年后，北京的陪同同志果真转来了城野宏1965年在东京《中央公论》12月号上发表的正题为《世界上最大的陆军诞生记》，副题为《人民军队胜利之秘密》文章的中文译本。城野宏非常惊异地写道：
　　“用最新的美式武器装备起来的600万大军，在4年的时间里，即被90万装备低劣的军队所全歼。完全可以说，这是世界上有史以来的军事奇迹。可是在15年前，这一奇迹竟然在中国的大陆上变成了现实。以往日的常识，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正因为不能理解，所以有人认为其胜利殊属可疑，或相反地把它视为近乎神秘莫测的超自然的魔术。前一种看法，是盲目崇拜苏联军队的力量，而小看了中国人的力量，说什么大概有苏军的支援，实际上不是中国人干的。苏联的武器源源不断地运进了中国，从而压倒了美同的武器等。实际上，整个中国内战苏联没有支援解放军一枪一弹，他们主要靠战利品武装自己。后一种看法则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只要一提‘共产主义’，天下大势就会立即逆转，史无前例的大军只要念一句咒语就会突然被消灭。由于战争本来是极为现实的东西，所以根本不容幻想，也没有什么魔术的作用。我们完全是利用现实中的人和武器，在现实世界的大地上进行战争的，不以自己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冷酷现实，给我们带来了失败，给解放军带来了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取胜的原因，似乎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最初，大体上是把双方的兵力、装备、训练和指挥的优劣等军事因素来进行比较研究。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占优势，所以便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即占优势的一方为什么会失败呢?其原因总是说不清楚，而其疑问则越来越大。
　　“从我自己与解放军作战吃了败仗的体验中，要解释在中国进行的那场即使在世界上也无与伦比的大规模内战及其结果，只凭陈旧的‘先验论’是解释不通的。而且，日本在对中国实行长期的殖民统治中所 形成的无数偏见，更是成为理解这一现象的障碍。
　　“日本人认为中国人懦弱、没有骨气，都是没有国家观念的利己主义者。其原因，一方面是他们对被征服者有一种轻蔑感，总觉得被征服者比自己低下得多，另一方面是征服者的自我陶醉。其实在中国，喜欢与日本人接近的往往是一些想通过与征服者接近得到好处的人们。而讨厌这种做法的人们，是不会正面接近日本人的。并且，从整体上看，接近的是极其少数，不接近的才是大多数。而有骨气的中国人是这一种人的核心。我通过在战役中接触中国人，深切地感到了这一点。同日本人合作的中国人，同日本人在人缘关系上的确是密切的，但在国家与民族意识的强烈感方面，站在抗日方面的人民远比同我们合作的人强得多。从抗战到解放战争，直到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壮大和1949年的全国性的胜利，归根结蒂是这一系列民族性沸腾所积累的顶点。 　“在中国，统治农村的是占人口约10％的地主；他们横行霸道，从佃农手中夺走占其收获量6—7成的佃租，掌握着对农民生杀掠夺的大权，我在监狱里看过歌剧《白毛女》，就是其真实写照。而占人口约80％以上的佃农和贫农则无土地耕种，劳动一年养活不了家口，处于贫苦状态。如果不知道中国地主阶级统治的残酷性，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共产党能够抓住农民的心理，宜传自己是维护他们利益的革命者，而农民为什么会要如此集中全力去打倒蒋介石政权。而地主往往是与日本人合作，受国民党庇护的，他们的子女好多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务，欺压老百姓。为此，共产党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雇农，这对于占人口80％的人们来说，共产党简直就是救世主，所以他们自然会踊跃地跟着中共。但是，我遇过好多次这样的事，地主的孩子或亲友在国民党军队中当军官，他们带领阎锡山的军队打回老家，收回被分出的土地，重新确立地主的统治，还把土改中的贫雇农积极分子抓起来，或加以杀害。那时的情况是，共产党一来就能分到土地，生活也好了，可是阎锡山的军队一来，不但得到的土地被没收，甚至连身家性命也有危险。所以贫雇农们便很快得出结论，除了自己参加解放军，用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及家属的生命和土地之外，是别无它途的。正因为这样，共产党只要进入一个新地区，开展土地改革时，当地的青年便要求参军。这不仅是山西，连东北、华北都是这样，解放军可以扩大军队，吸取无限人力资源。由于财产遭到我们的抢劫，房屋被烧毁，村民们对我们早就怀有刻骨的仇恨，所以他们以必死的复仇心理，参加解放军，积极训练，并以惊人的勇敢袭击我军。敌军来了就要蒙受灾难，由于这是实实在在的教训，所以即使共产党不宜传，附近村庄听到这种传闻，也会感到敌人来袭的可怕局面。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村民们积极主动帮助解放军，并协助作战。在敌我交错的地方，我们失去了一切手足和耳目，根本得不到解放军的真实情报，完全成了瞎子和聋子。相反，贫雇农都成了解放军的监视哨，我军的行动全部被解放军所掌握。当我们占优势时，解放军立即退避，不进行战斗；当我们处于劣势时，解放军便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进行实质袭击，在短时间内完成歼灭战。1948年，临汾告急，阎锡山派亲训师团去救援，但该师团在平遥以南遭到突然袭击，被几倍于我们的解放军完全包围歼灭，日本人指挥官有的被打死，有的成了俘虏……。
　　“通过这次战争，我深深感到群众支持的理性力量。我们常在总体方面占据优势，但在主要战场上，却总是处于绝对的劣势。由于主动性被夺去，所以我们终于陷入全面的决败。这就是群众支持的具体作用。在祁县城外的战斗中，我方的火力虽然远为强大，但在构筑野战阵地的速度方面，却总是落后于对方。村里的群众卸下自己家里的门板，盖在壕沟上，很快就为解放军筑起了掩体。解放军在作战的弹药、粮食等后勤供应方面，统统都是群众负担。他们甚至胃着枪林弹雨往前线运送。收容伤亡人员、看护和往后方护送伤兵筹工作，也是由志愿的群众进行的。解放军部队一开始行军，要到的村庄在事前就备好了饭菜和茶水、鸡蛋，所以行军的速度显著提高。
　　“解放军部队消耗的粮食、被服、鞋子乃至日用晶。几乎全都由农民心甘情愿提供。在共产党占领地区，不管到哪里，都使用名为“粮票”的东西来调配粮食。对农民来说，因给解放军交纳的“公粮”只占其总收获量的一成，与给地主的高达六七成的收成相比，负担很轻，所以踊跃交纳。手榴弹、地雷、弹药等武器的制造，大部分也是依靠广大农村的手工业者操作的。
　　“农村中的年轻人为了不让土改中分到的土地被地主夺走，都踊跃报名参军保卫。这是解放军主要的兵力来源。与此同时，群众还组织民兵，直接参加战斗，守卫后方根据地，确保供应线。即使是只有长矛、大刀的民兵，遇到白刃战，也发挥了数量上的绝大威力。他们与正规军相配合，形成数倍与我们的兵力，或者进衙佯动，使我们弄错主攻方向。群众还是解放军的情报人。他们既能封锁我方的侦察人员，又是我方情报队进行活动的屏障。熟悉地形的群众，都愿充当解放军的向导。群众还组织演出艺术慰问团来鼓舞士气。一些亲属被国民党杀害，房子被烧，家畜被抢以及遭到非法拷打的群众的控诉声，使那些具有同样身世的解放军加倍仇恨国民党，从而增强了他们的战斗性。
　　“类似这样的支持，我们是完全没有的，从而深感孤立。我们为了确保运输线，不得不抽调许多兵力，就连看护和向后方运送伤病员，也必须由军队本身负担。而且，由于留在后方的兵力多被解放军各个奇袭所全歼，所以后方日益占用大量的兵力。这样，一个师即使有1．2万人的兵力，能够参加前线战斗的，有时竟减至半数以下。
　　“由此看来，群众的支持，绝不是单纯的精神声援的问题。通过国共之战，使我深感如此与群众打成一片，并得到群众支持的军队，是多么有利而强大，而没有这样的支持，是何等的软弱，我最终找到了解放军取胜的答案是：解放军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每一个士兵都是有觉悟的战士’，‘因为士气旺盛就无往而不胜’……”
　　
　　（六）
　　在太原短暂的五天参观访问，城野宏又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参拜了“解放太原死难烈土纪念塔”，并敬献了花圈，在牛驼寨战争遗址向牺牲的解放军默哀致敬，忏悔了罪行。临别时，他写下了向山西人民的“告别词”，请求转达他对山西人民的忏悔，表达他对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告别词》中说：
　　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长时间来，受到母亲般的照顾。实在感谢！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新中国渡过的愉快的生活和你们所表示的仁慈。今天要离开你们，里很难过，但是我不会总是感到难过，因为我现在满怀着向斯的人生前途进军的喜悦和感激之情，我的心里充满着美好的希望！
　　我回到祖国以后，一定向日本人民转速中国的真实情况和你们的友谊，一同携起手来，为和平、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而奋斗不息!
　　伟大的新中国和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之间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它们必将获得胜利，我们的希望必将实现。我将怀着勇气和坚定的信念，誓死捍卫中日友好！
　　祝福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功……。
　　(贵编 晓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