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年前，在某个西方国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
　　这个国家的某个省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死了很多人，伤者无数。大家纷纷去救援，去不了现场救援的便捐款。大家都感觉到，这场灾难把一个国家的人团结在一起了。
　　但在捐款潮中，公众发现，有一家私营企业居然不捐款。于是，人群愤怒了，纷纷说那个企业家冷血，对他进行声讨，并号召抵制那家企业。这家企业没有办法，最后捐了款。
　　于是，关于这件事，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为企业家辩护的一方说，公众这是在逼捐，强迫。发生了灾难，当然值得同情，捐款的，确实值得赞赏，但不能反过来，一个人如果不捐你就要谴责他。如果这样，就是在进行道德绑架。
　　另外，这个辩护性的意见说，一个人捐款与否，完全是他的自由，法律并不规定他必须捐。公众逼迫企业家，超出了道德要求的范围，是在以法律义务来要求他，这是不对的。
　　这种辩护性意见有道理吗?如果没有，该如何反驳呢?
　　无独有偶，N多年后，在某个东方国家，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一个小孩子在街上玩，被两辆车先后撞倒、碾压，其中有18个人在路上走过，却都不上去扶一把。结果是，小女孩后来被送到医院，救治无效而死亡。
　　这件事情深深地刺痛了这个国家的国民和政府。为什么人们那么冷漠呢?一个社会的道德，何以沦丧至此?
　　这个时候，很多声音出现了。有人表示理解，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好心得不到好报，反要被诬陷，而法院也曾经判过救人的人做了好事还要赔钱，已经没人敢扶一把了。这就是道德沦丧的原因。另外，很多人大声谴责这18个路人见死不救、冷血，甚至要人肉他们，对他们进行暴力恫吓。
　　总之，旁观者或者把道德沦丧的原因推到制度身上，或者，表现得自己多么有道德。
　　于是，东西方这两个国家都共同出现了一个问题：人与人之间，究竟有怎样的道德关系?一个人的自由，和道德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想问一下：那位不捐款的企业家，有没有道德上的义务捐款々如果不捐款，他该不该被谴责、抵制?
　　显然是有的。一大帮人组成社会，不仅在政治上共同约定成立政府，在道德上，也约定了这两点：不要相互伤害；当一个人处于危难、危险之中时，另一个人有义务去帮一把。政治哲学家们，把这个叫做“自然义务”。
　　但还有一种，叫“补偿义务”。这个道德义务是专门针对强者的。在古代中国的农村，乡绅一般都会出钱来修些学校、道路、桥梁。关于这个，他认为这是他的道德义务，他应该干这些事情。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大家组成一个社会时，他受益于和所有人的社会合作，而且，最关键的是，他比别人更多地利用了这个社会的资源，因此，他比之于别人，就对这个社会负有更多的义务，在弱者出现危难时，他应该去帮一把。
　　就此而言，那位企业家不捐款，显然是在不履行他的道德义务。众人要求他捐，当然也就不是道德绑架了，更不是用法律义务去要求他。
　　而在东方国家的这个例子中，把18个路人不去救人，推到制度身上，说是因为怕赔钱，他们不敢救对不对呢?
　　对，也不对。对是因为，怕出这样的事情，的确可能影响到他们去教人，就是说，制度可以是一个激励或扼杀道德的心理动机的外部条件。不对是因为，道德行为从来就只和一个人内在的同情心、良知等联系在一起，一个人没有道德，一个社会没有道德，可能是与他，以及一个社会本来就没有良心有关，而不全部是制度造成的。准确地说，如果因为有人赔过钱，大家就不敢去救人，那只能说明大家早就在内心里打算放弃道德，只不过，终于找到了合理的借口。
　　我们当然可以看出，这18个路人是没有什么道德感的，比较冷漠。因为他们没有履行他们的道德义务，看到有人处于危险之中，没有去救一把，所以谴责他们是对的。但是，只是谴责他们，而不自我反思一下就不对了。搞暴力恫吓，更是错得离谱。真的很难想象，那些恫吓别人的人会比路人更有道德。
　　他们明显混淆滥用了道德的“律己”和“律他”。
　　上面说过，道德让人用来防止相互伤害、危难时启动救助；但它还可以用来加强个人修养，或防止自己堕落。
　　显然，指向个人修养方面的道德是律己的，和别人无关，不能指责或要求别人的行为按照自己认为的标准规范。但道德当然并不仅仅是律己的，要维护道德秩序，就必须有社会舆论机制。如果一个人道德败坏，都不允许别人去指责，那就在逻辑上取消了具有一定强制性的道德规范，把道德变成了个人修养之类的东西。
　　但是，在打算指责别人之前，有一个约束，就是一个人必须先在道德上审视、剖析自己，同时，看一下别人的道德错误，他能够承担多少责任，这责任，自己有无一分。如此，方能阻止道德律他的滥用。
　　非常清楚，“18冷漠路人”，其实是那个社会所有人的符号，没人跑得掉。正因为如此，预设自己没有问题而谴责他们是苍白的。指向的，应该更多是每个人的自我解剖。
　　编辑／杨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