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改革？就是要满足国家的需要，满足人民的需要，这是改革的最高根本。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就是进一步改革最大的发展空间！”
　　
　　临去珠海，台风“浣熊”仍然盘踞在珠江口西岸，记者只得先飞广州，再转车前往。
　　在珠海市政府简朴的配楼八层办公室里，身着深蓝体恤，浅色休闲裤的梁广大与记者亲切寒暄。刚落座记者就迫不及待地向他请教：为何“梁胆大”的称号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受到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的普遍认同。这位目光深邃的长者微微一笑，片刻思忖后将思绪回放到赴任珠海特区之前的岁月。
　　
　　从南海到珠海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中国大地春潮初涌，在珠江三角洲的南海县，人们欣喜地发现家庭养鸡数量超过7只不再被视为资本主义，农副产品和生产资料也不再统购统销。尽管南海已经在“冒天下之大不韪”，但县委书记梁广大依旧认为，群众思想中“怕富不敢富”的桎梏还有待进一步破解。
　　“南海本来是个物产富饶的地方，经过十年浩劫，鱼米之乡居然吃不饱饭，更没多少鱼吃。十年里粮食亩产平均增长1.1公斤，人均收入分配年均只增加了1元多钱，经济发展几乎停滞不前，老百姓很有情绪。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得人心，何况人们也着实等不起了！”梁广大的神情，仿佛又走在稻香盈盈的田间大路。
　　此后，南海县上下的干劲更足，粮食生产节节攀升，多种经营处处开花，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大办工副业，“四个轮子一起转”。缺乏人才，就从社会上广泛招聘，曾经的“地富反坏右”和当年被批斗乃至判过刑的“投机倒把分子”也在“人才”之列，县里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并委以厂长、技术员和供销员等职务，并在年底进行总结和表彰，这些“人才”最多时竟超过三千。
　　“有人说我们是起用‘牛鬼蛇神’，有人说我们的表彰大会是‘投机倒把分子’大会，”梁广大爽朗地笑道，“当然，还有人更是直接将矛头对准我，说我没有被整够”。
　　面对四起的责难和攻击，南海县的干部群众暗暗为梁广大捏一把汗，“梁胆大”的绰号也悄悄地叫开了。担心归担心，老百姓的心却越来越敞亮：到1979年，南海县成为全省经济收入和分配水平最高的一个县，人均收入分配从120元跃升到220元。
　　然而梁广大还不“过瘾”。这年春节临近，他带领县乡干部，抬着6头烧猪、10坛九江双蒸，带着100万响的鞭炮和焰火，敲锣打鼓，到人均收入超400元的大队生产队“祝富贺富”。
　　“我一边饮酒，一边表示，富有功，富光荣，穷不是我们的目的，富才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梁广大眯着眼说，“那天晚上，焰火映红了南海的半边天！”
　　此后，南海逐步将经济发展的方向由农业转向工业，并开始动员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回乡投资兴业。不久，发生在这里的一切引起了胡耀邦的关注，1981年6月30日，他在读到党外人士胡厥文的一份考察报告后奋笔写道：“从生产发展速度和总产值来看，现在全国有两个典型。一个是城市，即常州市；一个是农村，即广东南海”，“我国农村人口现在是8个亿，如果10年后，同样要达到南海的1/3……即将近达到小康之家的社会了。”
　　


　　就在梁广大启用“牛鬼蛇神”大办工副业之际，于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上，习仲勋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利用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而在早些时候的3月5日，珠海县被国务院批复升格为由广东省和佛山地区双重领导的省辖市。
　　同年7月19日，中央下发[1979]50号文件棗《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文件中明确批示：“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11月26日，广东省决定珠海再次升级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特区建设的步履骤然加快。
　　1980年3月，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在广州举行，决定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5月，中央批转会议纪要，此即为41号文件。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经济特区的地位正式得到法律确认。
　　1982年5月，在坚持“祝富贺富”三年后，梁广大被上调到佛山地委工作，翌年又被调至珠海特区工作。
　　
　　只有一盏红绿灯的城市
　　
　　“实际上，省委最初找我谈话是想让我去海南岛工作，后来还是决定让我去珠海特区工作，因为珠海曾经隶属佛山地区，那里的情况我相对熟悉一些，”谈到珠海，梁广大的语气变得舒缓而深情起来，“上任前，省委领导任仲夷和王宁找我谈话，建议先到深圳看看”。
　　1983年7月，怀揣介绍信的梁广大只身一人来到深圳，梁湘向他介绍了特区建设的有关情况。在之后几天的考察过程中，他尽可能多走多看多问。9月，梁广大被广东省委正式派往珠海工作，10月任代市长。
　　“建市时的珠海工农业产值不足9000万元，工业体系薄弱，只有几个造渔船、织网和五金的小厂，”梁广大两手一摊道，“整个财政不到2000万元，有时干部工资靠省里财政补贴才能勉强发出。市里还曾组织了3个捡破烂的公司，通过捡拾澳门倾倒到关口垃圾堆中的旧电视机、冰箱、电风扇和摩托车来补贴财政，现在想来真是不易呀！”
　　珠海的窘迫现状，也反映在香港的娱乐节目中。当时，香港翡翠台有一个猜谜节目：请小朋友们猜世界上有一个城市只有一盏红绿灯，这个城市在哪里？结果，小朋友们都猜中是珠海。
　　然而，横亘在珠海面前的困难还不仅仅是万事开头难的难。
　　“珠海是珠江出海口，河网纵横，当时从广州到珠海要经过6个比较大的渡口，一百多公里的路一趟单程就要一天多，这样费时费力吓跑了不少投资者，”说到此，梁广大面露庄重道，“都说珠海建设初期就贻误了发展的黄金期，这种评论是片面的，实际上珠海在交通方面实现根本性的改变是在九十年代初，可以说特殊的地理条件是限制珠海发展的主要因素”。
　　


　　具体的现实困难也决定了珠海与深圳的不同发展速度。资料显示：到1983年，深圳特区已完成基本建设投资7.3亿元，已投入使用外资2.4亿美元。蛇口工业区已兴办的23家工厂中有9家已经投产。罗湖和上步30多幢高层商品楼宇和5幢工业大厦抓紧施工，“深圳速度”声闻九皋；与此同时，珠海特区完成基本建设投资为5800万元，建成码头并与香港实现通航。对外签订工业、交通、旅游、住宅项目13个。已投入使用外资1650万美元。
　　困难不可回避，但特区建设的步伐却一刻不能停止。如何尽快打开发展的新局面，梁广大将目光投向中发（1979）50号和中发（1981）27号文件。
　　“我把文件看了好几遍，总体感觉中央办特区是个意义重大的事情。可是如何办，没有经验。当时有人说要建旅游区，有人说要建成出口加工区，还有人说只要搞好三个服务（即为城市、为特区、为出口服务）就可以啦。而深圳又是那样一种发展模式，珠海怎么办？”梁广大说，“思考之后，我觉得首先还是要突破旧观念，再就是明确发展目标和定位”。
　　不久，一场思想大沟通大交流在珠海领导班子中全面展开，讨论结果认为，中央政策还没有用足用好，思想还不够解放，体制尚需理顺等等。
　　这年12月底，思想解放的第一个成果棗珠海经济特区体制调整方案出台：特区管委会多个部门该归口的归口，该合并的合并，该独立的独立，改撤销的撤销。特区管委会与珠海市政府施行两个牌子，一套班子。这让珠海很快摆脱以往管委会与市政府之间互相争论、推诿、掣肘的羁绊，轻装上阵。
　　


　　与此同时，珠海对中央办特区的目的有了认识上的突破，将未来发展定位明晰地锁定在“以工业为主，兼营贸易、农牧渔业、旅游业和房地产业综合发展”的方针上。
　　来年初春，当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鼓励和鞭策的声音回响在南国大地上时，珠海，这座年轻的城市意气风发，阔步走上了新的时代征程。
　　
　　找米下锅
　　
　　“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熟知中国特区由来的人们，都能复述出邓小平关于特区的最早主张。
　　虽说“中央没有钱”，在1984年之前，中央还是给广东三个特区拨付两次开办费合计8000多万元，分到珠海有2400多万元。然而，面对特区百业待兴的巨大资金缺口，这点“米”显然解决不了大问题，不久前还是全国首富县县长的梁广大感到颇为苦恼。
　　“事实上特区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被推向市场，”梁广大说，“后来我逐步意识到珠海发展相对慢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不能完全认识市场，不敢贷款，墨守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传统思维”。
　　1984年，珠海一口气向国内外银行分别借款近两亿人民币和3000万美元，一些基础建设项目得以启动。到1987年时，相关投入已接近30亿元（含外债）。然而新问题很快产生。
　　“这些钱都是商业性贷款，三年之内就要还上，可是三年之内道路、港口、电厂还没有建设好，更不要说产生效益，拿什么还？”梁广大无奈笑道，“那段时间银行行长见了我都要躲着走”。
　　不过，善于观察的梁广大很快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特区设立以来珠海发展最快的行业是房地产业，而且是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走到哪里，开发商就跟到哪里。房地产公司各个肥得流油，但特区设立8年来，这个行业所上缴的各种税费仅为2556.6万元。也就是说，政府投资到基础设施建设创造出来的投资环境和所开发出来土地变成宝地升之后，几乎全部被房地产公司获利占有。
　　意识到土地的商品价值后，市政府召集房地产商座谈，指出政府投入巨资创造良好环境使房地产业兴旺发展，希望各公司多为政府着想，合理积极上缴税费。
　　“我记得其中一个老总很大方地对我承诺，‘梁市长，我的钱就是政府的钱，我的腰包就是政府的腰包，市长要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房地产商们的承诺让梁广大着实高兴了一阵子。但等到第二年，市政府还是没有收到任何一家房地产公司上缴的钱。市政府又召集房地产商座谈，这次梁广大没有听到豪言承诺，而是直呼困难没有钱拿的“哭穷”。
　　


　　显然，让房地产商主动缴钱是不现实的。不过，土地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实现升值却将使用和开发权拱手相让棗这样的事情政府再也不会去干了。
　　从1988年起，珠海市政府投入近30亿元，在确保被征地农民利益的前提下，将全市土地包括围垦造地都统征起来，逐步走上了投入——回收——再投入——再回收的良性循环轨道。
　　资料显示：1980年至1995年，珠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500多亿元，其中依靠市自筹、自我积累、自我滚动投资占到54.7%。
　　“政府通过这种方式转让的第一块地就实现收入4000多万元，仅这一项就比房地产公司8年内上缴费用总和还要多出一千多万元”。谈到此处，梁广大的语速略显加快，脸上露出欣悦之色。
　　手中有米，心中不慌。有了“底气”又不乏胆略的梁广大开始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天地间。
　　
　　命运工程
　　
　　1992年12月28日上午10时，一声沉闷的巨响让周围数公里地动山摇，爆炸区急升起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后来人们听说，这次爆破的威力相当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的60%，也正是这冲天一爆，让珠海大机场的梦想成为现实。
　　从近现代区域性中心城市发展规律看，现代化的立体交通网络是决定一个城市参与区域、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竞争的前提因素，而这样一些工程往往决定了一个城市命运前途。改革开放初期，受制于河网纵横阻隔，进出只有一条泥沙公路，在与“同胞兄弟”深圳之间发展差距越拉越大的珠海，对此尤为感同身受。此后，随着珠海知名度逐渐提高，国外一些大财团开始到珠海考察并洽谈投资项目，但都乘兴而来，失望而去。与一次次机遇擦肩而过的珠海再也不能坐失良机。
　　从1983年首次向广东省提出建飞机场报告，到1992年5月珠海机场获得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立项，再到1995年5月30日正式通航，通往蓝天梦想的道路漫漫但珠海走得毅然执着。
　　“珠海机场一开工建设，有人就指责说这是典型的重复建设，实际上是他们不清楚其中原委。最早澳门和珠海是要进行合作建设国际机场，到了上报国家申请立项时，澳门方面退出合作。后来，待澳门再次提出建设机场时，珠海机场已经动工时。更何况珠海机场的39亿投入，全部是我们自己负担，”谈到此处，梁广大语气尤显坚定，“至于说珠海机场是否过于超前，我认为这样一个大机场完全发挥其功能是需要一定周期，我1998年卸任时机场年客流量是80万人次，2007年与香港合作后上升了60万人次，2008年预期再增长50%。等到2015年，珠海机场的潜力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发挥。而且，我始终认为超前总比滞后好！”
　　就在绘就于蓝天上的梦想渐成现实时，另一个承载珠海蔚蓝之梦的珠海港建设也迎来了新的高潮。
　　扼守珠江八大出海口“五门”的珠海市域面积为7660平方公里，而其中海域面积就占到6030平方公里，海岸线总长691公里，距离大西国际水道仅1海里。自上世纪初叶，清廷宣布香洲为自由港，民国总理唐绍仪宣布唐家自由港开放，这片土地便见证和参与了珠江口繁荣兴盛的起起落落。改革开放后，随着九洲港等中小泊位港口的建成，珠海作为一个港口城市的地位日益显要。然而，随着国际航海运输业不断向大运能深泊位趋势发展，海域面积远远大于陆域面积的珠海显然不甘于“小打小闹”。
　　


　　1988年11月，经过五次慎重选址的深水良港——珠海港被确定在高栏列岛建设，与之配套的大电厂也同时启动。1997年11月，《珠海港总体布局规划》正式通过国家审查，珠海港被确定为我国华南沿海的主枢纽港之一。到2007年，珠海港港口吞吐量完成3712万吨，集装箱吞吐量完成63万TEU。
　　1989年，依托港口开发，珠海市吹响开发西部的号角，提出了“大港口、大工业、大经济、大繁荣”的战略决策，直到今天，人们依旧能从珠海正在实施的“工业西进、城市西拓”战略中，看到20年来一座港口对于一个城市深远影响的清晰脉络。
　　海上运输特性决定了港口必须具备大进大出的运输能力，铁路无疑是港口向经济腹地纵深联结的最佳方式。1997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广珠铁路动工。此后又经历了十年漫长等待，2007年9月，珠江西岸各城市热切盼望的广珠铁路终于复工。
　　如果说，机场、港口、铁路等命运工程是建设特区所必须具备的现实基础条件，那么建设伶仃洋大桥的构想就多少有些浪漫色彩，也让人们着实领教了梁广大与众不同的胆识。
　　“最早建伶仃洋大桥的设想是为了更便于与香港合作。由于受珠江口的阻隔，没有航运时，每个集装箱绕经广州到香港，要花费6000多港币，后来有了虎门渡轮，也要3000多元，而且需要一天时间，费时费财”，谈到伶仃洋大桥，梁广大精神为之一振，他说，“一座大桥把两个特别行政区、两个经济特区连在一起，同时又打通了国家沿海高速公路大动脉，必将对珠海乃至整个珠江三角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1989年2月，在珠海举办的春节外商联谊茶话会上，建伶仃洋大桥的设想被公诸于众。社会各界哗然，人们纷纷认为在宽阔的珠江口建设一座全长53公里，造价超过100亿元的庞然巨桥，这只是梁广大放的一颗“卫星”。但政府的决心非常坚定，从这年5月起，珠海市政府即按基建程序全面开展大桥筹建工作。此后历经9年的执著上报请批，1997年12月底，国家计委正式批准珠海伶仃洋大桥项目立项。此后，由于诸多因素，伶仃洋大桥最终未能建成。但这个跨越的梦想却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中。据悉，目前该大桥的建设依然是粤港澳三地积极争取建设的重大项目，只是大桥的名字成了港珠澳大桥。
　　


　　“当时看来，这个大桥为世界少有，因此人们接受起来有个过程，现在连接洋山深水港的东海大桥建成了，长36公里的杭州湾大桥建成了，回头再看伶仃洋大桥也就不足为奇了”，梁广大轻轻叹口气，“我看这个大桥还得建”。
　　如今，尽管珠海的现代化交通网络还有待完善，尽管珠海的铁路梦刚刚照亮现实，尽管珠海的大桥梦依然需要耐心等待，但2000年以来，从广东省两任省委书记对珠海提出的要求，到国务院对珠海城市发展总体规划的批复，珠海一直被定位在“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地位上，足可以说明，这些建设周期动辄数年、规模宏伟、牵动全局的命运工程，对一个城市成长的深远意义却随着岁月的打磨越来越显重要，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厚积”，珠海必将会在不久的将来会给世界一个精彩跨越。
　　
　　胆子大，才能步子大
　　
　　有人注意到，在同样的工作岗位上，在相隔8年时间里两次接待邓小平南巡，中国惟有梁广大。
　　1984年的中国，平稳而不平凡。改革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逐步推开，无论是国家还是百姓都为眼前的巨变所鼓舞。也就在这个时候，一股质疑改革开放的潮流开始涌动并达到高潮。
　　“当时普遍的思想争论，一个是特区是不是搞资本主义复辟；一个是特区除了五星红旗外红色的，其余全部变了颜色；第三种观点更为严重，说特区是旧社会的租界，社会上的黄赌毒，走私贩私都是由这里引起的。”梁广大一脸严峻道，“还有些人提出，改革开放不能这样搞了，要‘收’了。在这样的环境下，特区到了很危急的地步，随时有被‘翻烧饼’的危险”。
　　面对来势汹汹的声讨，特区需要一种声音的肯定，中国需要一种声音的肯定。
　　1984年1月26日，当南国的木棉花再吐新芽的时候，邓小平在杨尚昆、王震，中顾委委员刘田夫和广东省长梁灵光陪同下，乘部队舰艇在珠海市唐家湾的一个军用码头登岸。到中山的温泉宾馆休息三天后，1月29日，邓小平来到珠海。
　　“当时的珠海还没有完全展开建设，刚刚引进了几个项目，九洲大道还是条黄土路，与深圳相比差距很大，”谈到邓小平第一次南巡，梁广大不由得兴奋起来，“在车上一边走我一边向他汇报。主要谈了办特区以来所做的工作和开始引进外资，同时也谈了存在的问题，比如投资环境未跟上，干部有顾虑不敢与资本家打交道，不敢举债等等。他听了以后当时没表态”。
　　参观完珠海毛纺厂和通讯公司零部件厂后，中午的接待工作在新建的珠海宾馆翠城餐厅进行。午饭前，邓小平与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及在场的官员亲切交谈，气氛融洽。屏风后，珠海宾馆总经理张倩玲早已准备好了文房四宝，想请邓小平题词。邓小平和蔼沉着地看着珠海的官员问：“写什么好啊？”。珠海的官员说：“你看了珠海特区就写对特区评价之类的话……”。话音刚落邓小平立即站起，健步走向摆好宣纸和笔墨砚台的桌子，一挥而就写下了“珠海经济特区好”。
　　“当时的珠海一切还处于起步阶段，他这样写实际上是高瞻远瞩地鼓励我们”，梁广大说。
　　在这次南巡期间，邓小平发表了很多重要讲话，其中三个意见切中了当时的要害：第一，特区不是收不收的问题，而是放不够的问题；第二，怎么把特区办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第三，还要提倡大胆地干，大胆地闯。这些观点犹如长风涤空，让改革开放的前景豁然开朗。3月26日，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区和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把厦门特区范围扩大，同时开放沿海14个开放城市。
　　在1984年的春天，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汽笛长鸣，劈波斩浪驶向时代的更深处。
　　同样是在春天，同样是从深圳乘坐快艇前往的路线。1992年1月23日，88岁的邓小平再次来到珠海。梁广大和珠海市委副书记黄静专程赶到深圳迎接。见面后，梁广大走上前握住邓小平的手说，“小平同志，我们盼您盼了很久！珠海人民盼您盼了很久！”邓小平微笑着说：“我也希望来看看”。
　　1992年，改革开放已进入第14个年头，也就在此前的几年中，中国经历了由于国外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考验。国际方面，对中国进行所谓的“经济制裁”已经进行了3年，“和平演变”势力十分嚣张；在国内，经济发展始终徘徊在5%上下，“左”的思潮来势汹汹，姓“资”姓“社”的问题，两极分化的问题，经济特区要不要办下去的问题，成为思想交锋的新内容。
　　回忆当时情景，仿佛一切历历在目，梁广大说：“小平同志在蛇口上船前，省委书记谢非把我拉到一边说，小平同志好像有话要说。这样吧，我汇报省的，你汇报珠海特区的，我们大家抓紧时间拣重点汇报，不要超过15分钟，多留出时间请小平同志讲。”
　　上船后，在二层前舱的客厅里，谢非铺开广东省地图向邓小平汇报工作。约十多分钟后，梁广大接着汇报珠海的情况。
　　


　　“小平同志戴上眼镜，一边看地图，一边听谢非和我汇报。我们汇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又谈存在的问题、当时的思想状况和外商对我们的各种看法等等。我们汇报时小平同志不断插话，不断提出真知灼见，有时比我们说得还多，他一停下来我们就汇报，当时我们两个都如实的，实事求是的，有什么问题说什么问题，压抑了的思想、看不惯的都谈了。小平同志听了汇报十分兴奋和高兴” ，此时的梁广大再次激动起来，“当他谈到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市场经济不是不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准时，我们热烈鼓掌。我当时谈了十多个观点，他一个个批驳，很多关键问题他都帮我们一个个解决，摘掉了很多帽子，我们的思想一下子豁然开朗啦！”
　　一个多小时的航行很快结束，船上的讨论依然继续，浑然不知船已靠岸。直到邓楠跑进来说：“你们还在聊啊，人家等你们很久了。”
　　在随后的7天里，邓小平先后参观了珠海市容、珠海生物化学制药厂、亚洲仿真系统公司、江海电子公司，并登上了拱北口岸粤海大厦最高处的旋转餐厅。他一路看一路讲，解答了市场经济姓社姓资、两极分化、先富后富等一系列问题。珠海8年间的变化也让邓小平颇感欣慰，他不无幽默地说：“这里很像新加坡呀。这么好的地方，谁都会来。我要是外商的话，我也会来这里投资的”。
　　“小平同志的这次讲话内容非常振奋人心，我当时就在想怎么能尽早公诸于众。于是我就请《大公报》、《澳门日报》等几家港澳媒体主编过来，给了他们一些当时的图片”，梁广大笑道，“相关内容于2月16日刊登，港澳各界一下子轰动了！”
　　阴霾一扫而光，珠海随即以百万奖金、房子、汽车重奖科技人员，并指明，房子、车子和奖金的一半归首席获奖者。这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中国社会不啻是原子弹，震荡全国，在观念上进了一大步。
　　而这对于整个珠海特区新一轮发展来说，还只是精彩乐章前的一个序曲。
　　
　　改革还有很大空间
　　
　　1998年11月7日，在珠海特区工作16年的梁广大卸任，告别会上他发自内心地向珠海的干部群众深深鞠了五个躬，在场的人们为与他们朝夕相处了16年的老市长、老书记报以热烈持久的掌声。
　　而就在掌声响起之前，珠海发生了两件事。一件事是，1997年9月，珠海市委宣传部、珠海特区报、珠江晚报社和珠海市统计局，联合组织了一次大型读者问卷调查。尽管问卷只列了32个问题，但却涉及国家政策、政府工作、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生活环境和个人成长环境。这其中，珠海的发展要站在全局的角度为未来定位——这一观点的支持率为92．5%，此外，86.8%的珠海人认为珠海的基础设施有气魄，93.8%的珠海人认为珠海的基础设施建设极大改善了投资环境，80.6%的珠海人认为珠海城建规划好，97.2%的珠海人喜欢珠海自然环境的优美。
　　另一件事是，联合国人居中心1998年7月27日发表的一份新闻公报说，中国珠海市获得该中心的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行动奖。公报说，珠海经受住了人口迅速增长的考验，从一个贫穷渔村发展成为一个环境和居民生活质量都得到全面提高的城市，成绩斐然。公报还说，珠海为中国其他城市的建设树立了榜样，也是全球全面改善人居质量的模范城市。
　　离开珠海后，梁广大履新全国人大常委，但他对珠江口西岸那座清丽宁静城市的思念却一刻未曾停止。正式退休后他返回珠海，继续为这座城市，为这个充满激情与无限希冀的时代奉献余热。
　　梁广大说：“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屹立世界之林，受到世界的尊重，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我们想不到。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需要认真总结经验，这样才能巩固成果，继续发展”。
　　他认为，国家和地方所制定的规章制度要适应社会的发展，不能一成不变，那样的话只能保护一些部门利益，会损害到老百姓和国家的利益，不利于国家发展，从而影响改革开放进程。主要表现就是许多人变得保守。以为自己亲身经历或参与了改革开放，有了满足感，却没了责任感。对改革开放没有了激情，没有了勇气，总认为是别人需要改革而不是自己，自己则是巩固部门权力。30年的改革有许多经验教训，各个部门都立了许多规矩，有些是必要的。但它们应该跟随新的形势，针对新的问题不断完善，动态地处理问题。“打着改革的旗号束缚改革！这让我们很着急！”梁广大说。
　　采访临近结束时已是傍晚时分，梁广大身后的窗外是一座山，在夕阳余晖的掩映下，山上葱茏的树木更显生机盎然。
　　他目光坚定地说：“什么叫改革？就是要满足国家的需要，满足人民的需要，这是改革的最高根本。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就是进一步改革最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