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完善IPO稽查机制，让造假上市显出原形，并让造假上市主体或者造假帮凶付出沉重代价，造假上市行为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抑制，投资者才能免受造假上市之苦，IPO也才能赢得越来越多投资者拥护
　　日前证监会主席助理宣昌表示，证监会将坚持问题导向，完善IPO检查机制，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完善IPO检查机制有利于发现造假问题，在此基础上要强化对造假上市各责任主体的处罚力度、形成足够威慑，让市场主体不敢越雷池一步。
　　现场检查对象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首发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抽查抽签中的被抽中企业；二是“即报即审、审过即发”的贫困地区申请IPO企业；三是日常审核中有必要实施现场检查的企业。这其中，今年2月24日和4月28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分别组织完成了对120家首发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抽查的抽签工作，两次分别有6家企业抽中，也即被抽查概率为5%；值得关注的是，12家被抽中的企业中、已有3家企业终止审查。
　　现场检查可发现不少问题，比如去年第四季度证监会开展IPO企业现场检查工作，发现一些企业会计核算不规范，关联方和关联交易披露不完整等。在笔者看来，如果现场检查不是每家必查，或许仍有部分企业抱着侥幸心理，企图蒙混过关、造假上市，建议对每家拟IPO企业都进行现场检查。对投资者来讲，一旦遇到一家企业造假上市，其要追讨赔偿异常艰难，毕竟目前这方面的制度还不太完善，监管部门应切实采取措施，防止企业带病申报、带病过会。
　　目前对IPO造假的处罚力度太小，饱受诟病。行政处罚方面，《证券法》第189条规定了对“骗取发行核准”的处罚条款，“发行人不符合发行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核准，尚未发行证券的，处以30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罚款；已发行证券的，处以非法所募资金金额1%以上5%以下罚款……”第193条规定，“发行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两条规定或有交叉。显然，造假上市最多60万元的行政罚款，与目前几亿数十亿元的收益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因此，行政罚款或许最低也应以亿元为单位，这方面《证券法》修改时应该高度重视。
　　在刑事处罚方面，《刑法》第160条规定“欺诈发行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定罚金；第161条规定“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定罚金。这两条也可能有一定交叉。美国《萨班斯法案》第807节“公众公司欺骗股东的刑事责任”，规定在发行证券过程中欺骗任何人，将被处于25年以下的监禁。因此，A股市场也应强化刑事威慑，将造假上市责任人的最高刑期延长到20年以上。
　　對造假上市未遂的，同样应追究刑事责任。目前企业如果IPO材料造假，但没有获得发行核准、或者没有发行股票，没有严重损害股东等他人利益的情况，就不会触犯上述“欺诈发行罪”等两种罪行。不过，2014年证监会《关于组织对首发企业信息披露质量进行抽查的通知》中规定，经过抽查发现明确的违法违规线索的，涉及犯罪的，将移交司法机关严肃处理，也即造假上市未遂，也或应承担刑事责任。因此，需要对《刑法》予以相应完善，对“造假上市情节严重但未遂”同样应规定刑事责任，其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影响同样极为恶劣。
　　对参与造假上市的中介机构也要加大处罚力度，这方面要考虑强化刑事威慑。虽然《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规定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等未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地履行相关义务，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应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当前《刑法》对保荐人的刑事责任缺乏相应的条文规定，《刑法》在这方面也应完善。此外对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中介人员，也应追究其在造假上市中的刑事责任。
　　一些企业造假上市，还可能得到银行、企业客户的配合，这些主体为了自己的生意或利益，可能还不受证监会管辖范围。这方面应依托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现有制度，将银行、客户配合企业造假上市情况纳入其诚信档案或信用档案，要让其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总之，只有完善IPO稽查机制，让造假上市显出原形，并让造假上市主体或者造假帮凶付出沉重代价，造假上市行为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抑制，投资者才能免受造假上市之苦，IPO也才能赢得越来越多投资者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