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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怀伦理学的领军人物内尔·诺丁斯强调从家庭开始，建构一种关怀型的亲子关系，对我国中学生家庭教育带来多种启示。
【关键词】传统文化；积极观；关怀伦理
【中图分类号】G631 【文献标识码】A
一、中国家庭模式的传统文化内涵导致父母关爱方式不当
小斯因无法忍受父亲多年的严厉管教（考98分都被骂，吃饭打嗝、夹菜姿势不对也被打）终于在高考结束后跳河自杀，留下了2800字的绝命“说说”和父母无尽的哀痛。四川遂宁高中生艾某因没考好与父亲争执后外出自杀，留下“我走了”的短信。陕西咸阳初一女生因成绩差遭父母埋怨和同学嘲笑，自己向肌肉注射水银险些丧命。
近年来，中学生自杀事件频发并有低龄化倾向，原因何在？我们还须从中国家庭模式的传统文化内涵溯源。
中国古代就以血缘关系构架社会，“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正折射出家与个人的关系。家庭、家族成为个人认同自我身份、壮大个人实力并守护其良性循环以保全姓氏的根基，子女养育就自然成为延续家族肉体生命和文化、社会生命的直接途径。而养育中以“教育”为重，只有芝兰玉树才能振兴家族，教育出贤达子孙是家族的重任，作为人生最初导师的父母就在代代传承的家教文化传统中获得了权威的地位。
当今社会以核心家庭为主，激烈的竞争助长了重智轻德的风气。“中国家庭的行为模式是支配与顺从……另一行为模式是规矩与控制。”[1]为了维护家的利益，中国父母把子女成才当成实现自己生存价值的载体，“父为家君”的长官意志就在强力约束子女的过程中得以实现。这种由文化传统注定的上下级关系直接导致了父母关爱方式的不当，重智商轻情商的教育思想又扼杀了子女“自主”的生机，在中学生家庭中，渐渐形成了两种极端的家教景观。
一种是宠溺型家教。父母包办代替，满足子女不正当的精神和物质需求，优待偏袒、姑息迁就。这种子女最终可能碌碌无为而且狂妄自大，心理脆弱抗压能力低。一种是专制型家教。父母滥施权威，子女言行、成绩稍不合意就责骂挖苦，甚至拳脚相加。如此子女或者变得善于欺骗，或者懦弱内向，或者暴躁叛逆。
当今中学生的压力源多种多样：学习成绩不良，父母下岗或离异，被父母、老师和同学轻视，家庭经济困难等。孩子不愿与家长沟通，家长不了解孩子，就失去了教育孩子的基本前提。挫折导致的自我放纵可能祸及社会，沮丧带来的抑郁则可能引人走向自残甚至自杀之路。
“未成年人选择死亡的一个重要压力源是觉得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人关爱他们。”[2]足见关爱方式不当是子女感受不到关爱的重要原因。
二、诺丁斯关怀伦理对构建民主平等型家庭的作用
诺丁斯在阐述家庭中的关怀伦理时，提出了积极应得观和消极应得观两个相对的概念。她认为，理想家庭会满足孩子两类合理的期待。一类期待“涉及回应基本的明示需要：食物、住所、衣着、医疗、得到保护免受伤害（包括各种形式的蓄意伤害）、情感的支持以及教育机会”；另一类“包括应允支付基本奖金、应允具体的一些非基本的需要或需求、同意提高孩子的独立权限……答应给孩子一些标志着成长的权力等等。”积极应得观要求父母提供动力，使子女做基本可被接受和认可的事，满足子女的合理期待。她指出第二类期待必须由子女用行动来赢得，这正是救助宠溺型家教的良方，也是培养子女主观能动性和必要的服从意识的需要。
对于专制型家教，诺丁斯反对消极应得观的运用。她承认必要时这种观念也将被激活，但“这绝不会迫使我们赞同有意施加痛苦或拒绝满足合理的基本需要，例如食物、住所、身体不受伤害等。”这种观念的内涵是“一个人的行为使其应该遭受痛苦”，因而经常与暴力、惩罚有关。而专横的惩罚往往无助于内化父母对子女的期望，所以她提出惩罚只能偶然使用并以暂时不满足子女的合理期待的方式出现。
诺丁斯从身体出发研究孩子与父母、环境的相遇，认为对身体要给予关注与尊重，只有健康地对待自己身体的孩子才会尊重、爱护别人的身体，自残或自杀的中学生显然缺乏对自己身体的关怀。她又指出，父母作为关怀者应该减少权威性的显性控制，而让孩子学会自控（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感情）。诺丁斯所说的关怀是一种由关怀者和被关怀者共同建构的“关系”，因而她也明确了关怀者的责任：“真正的关爱涉及倾听、感动、回应，它根据被关怀者的回应调控自己的行动。”
诺丁斯不仅认为培养孩子身体的快感是培养审美能力的基础，而且强调父母尽量不要体罚孩子，更不要把孩子所受的肉体痛苦视为罪有应得。对于孩子遭受的苦痛，应给予宽慰和安抚。对于“死亡”的认识，她认为应让孩子懂得身体死去的必然性，并认识到死亡是一种减损而非罪有应得。
诺丁斯对身体的高度重视，正是对生命本体重视的体现。合理的期待使被宠坏的孩子能自主解决棘手的问题，培养适应社会的能力；对身体和痛苦、死亡的正确认识则使处在专制统治下的孩子能更冷静理性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和人生。
诺丁斯从“理想的家”出发，指出自我应是有吸引力和能力的习惯性自我、能够维系关怀关系的理想自我、能够引导人持续发展的反思性自我，这不正是民主平等型家庭对长幼双方的要求吗？家长和子女都应争做这样拥有健康人格的自我，多一些对对方的倾听和回应，父母作为关怀者尤其要如此。因为“亲子的关系就像 ‘银行账目’一般，任何打击、难听的话、贬损或伤害自尊就像是‘提款’；每一项接受、回应、倾听、拥抱和鼓励则像是‘存款’。”只有存款日增，父（母）子（女）亲情才会升温，孩子的健康成长才会多一份保障。
三、诺丁斯关怀伦理对我国中学生父母培养子女积极观的启示
当前家教追求对子女智力投资的高回报趋势愈演愈烈，中学生普遍处于难以理解父母关爱的沙漠地带。青春期的中学生，自我成长、自我评价和自尊心的意识比小学生大大增强。尤其是高中生，其情感已具有丰富性、深刻性、强烈性、隐蔽性等特点。正因其会刻意掩饰自己的情绪和真实想法，家长通常难以及时知晓子女所想并对其极端行为进行补救。这就要求父母在家教中多培养子女的“积极观”，重视关怀伦理的作用。 积极观是相对于负性情绪而言的，负性情绪容易导致人失控并形成恶性循环，而积极的潜能存在于每个人内心；父母应在批评孩子不良行为时，努力挖掘孩子深藏的潜能和素质。积极不仅是发挥最高潜能做好每件事的行为，而且是面对挫折时的乐观态度。因为“真正的积极有时包括一种无为，一种面对现实的客观和如实接受，接受该接受的，做自己能做的。”
诺丁斯认为教育者的表率作用、对话、实践和认可对教育至关重要。父母作为家庭教育者，首先应以身作则，心态积极、严慈相济、多反思自身。洛克就说过：“父母是孩子天然绝对的榜样。”虽然父母的文化素质、道德修养、性格倾向、志趣爱好本身参差不齐，但有些修养都可以具备，如正直诚实、尊老爱幼、遵规守法、乐于助人、积极工作、忠诚朴实等。即使没有高雅的志趣，也可以用这些为人处世的基本修养濡养子女的心灵，让孩子在道德生长中感受父母关怀的力量。
对话则是父母和孩子沟通的重要环节。对做错事或遭遇挫折的中学生要么一味放纵庇护，要么不问情由随意惩罚，都不利于他们认识并改正错误。对话时父母不应唠叨、数落、翻旧账，而应就事论事解决问题。为了防患于未然，日常交流中父母可以多根据孩子的兴趣和长处安排一些休闲式活动，比如一起喝茶、做饭、讲故事、听音乐、看书读报，甚至适当上网、看电视，了解孩子的优缺点或是心理障碍所在，促使孩子有内心秘密和压力时能和父母一起商量解决。在对学习和生活经验的分享中，被关怀者自然体验到父母关怀的温情。家教对话还要力避“成绩至上”“牛不喝水强按头”的思想。家长在沟通中探询孩子的兴趣点，量体裁衣帮子女进行学习和职业规划，尊重孩子的兴趣和发展意愿，这是培养子女积极人生观的关键。
实践则是引导孩子参与一些有价值的活动。可以是与文化课学习有关的家庭知识竞赛或考查；可以是与生活知识相关的家务活动；可以是孩子感兴趣的课外艺术课程。更可以带领孩子接触社会，陪同他们去购物旅游、参加社区活动、扶助弱势群体等。在关怀实践中，中学生不仅与他人的身体、温馨的家和社区、美丽的大自然相遇，更与社会文化环境相遇。他们学会尊重、同情、宽容、爱护、客观评价别人。施与关怀的孩子更懂得感恩父母和生活。当中学生作为关怀者回应他人时，更易肯定自己的社会价值从而拥有积极的人生观。关怀实践不仅不会耽误孩子的学习时间，反而会让他更惜时、节俭、守规则，并珍惜当下拥有的一切有利成长的条件。
最后一点是认可。当子女在学习或生活实践中接近或处于“最近发展区”时，父母应多用鼓励的言行，引导孩子展望自己成功的前景，鼓励他们表现更好的自我。认可的对象不能只是成绩，不能本着“一好遮百丑”的思想；而要鼓励子女实现智能和人格的双重发展。
好父母是一所好学校。铃木曾经说过：“赋予厚爱，大器可成。”这厚爱既非娇生惯养也非粗暴压服，而是由父母和子女对双方的优点和缺点共担责任，由父母率先垂范，培养子女成为可靠的关怀型自我。
“大人要做的就是用自己的积极性来回应孩子的积极性。”当关怀伦理指导下的家庭积极观形成后，中学生会找到对“尘世中的天堂”的归属感，这个天堂就是具有可接受性的关爱的“家”。
参考文献
[1]缪建东.家庭教育社会学[M].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2]龙达祥，龙达宝.生活哲学趣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编辑：马梦杰）
【关键词】传统文化；积极观；关怀伦理
【中图分类号】G631 【文献标识码】A
一、中国家庭模式的传统文化内涵导致父母关爱方式不当
小斯因无法忍受父亲多年的严厉管教（考98分都被骂，吃饭打嗝、夹菜姿势不对也被打）终于在高考结束后跳河自杀，留下了2800字的绝命“说说”和父母无尽的哀痛。四川遂宁高中生艾某因没考好与父亲争执后外出自杀，留下“我走了”的短信。陕西咸阳初一女生因成绩差遭父母埋怨和同学嘲笑，自己向肌肉注射水银险些丧命。
近年来，中学生自杀事件频发并有低龄化倾向，原因何在？我们还须从中国家庭模式的传统文化内涵溯源。
中国古代就以血缘关系构架社会，“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正折射出家与个人的关系。家庭、家族成为个人认同自我身份、壮大个人实力并守护其良性循环以保全姓氏的根基，子女养育就自然成为延续家族肉体生命和文化、社会生命的直接途径。而养育中以“教育”为重，只有芝兰玉树才能振兴家族，教育出贤达子孙是家族的重任，作为人生最初导师的父母就在代代传承的家教文化传统中获得了权威的地位。
当今社会以核心家庭为主，激烈的竞争助长了重智轻德的风气。“中国家庭的行为模式是支配与顺从……另一行为模式是规矩与控制。”[1]为了维护家的利益，中国父母把子女成才当成实现自己生存价值的载体，“父为家君”的长官意志就在强力约束子女的过程中得以实现。这种由文化传统注定的上下级关系直接导致了父母关爱方式的不当，重智商轻情商的教育思想又扼杀了子女“自主”的生机，在中学生家庭中，渐渐形成了两种极端的家教景观。
一种是宠溺型家教。父母包办代替，满足子女不正当的精神和物质需求，优待偏袒、姑息迁就。这种子女最终可能碌碌无为而且狂妄自大，心理脆弱抗压能力低。一种是专制型家教。父母滥施权威，子女言行、成绩稍不合意就责骂挖苦，甚至拳脚相加。如此子女或者变得善于欺骗，或者懦弱内向，或者暴躁叛逆。
当今中学生的压力源多种多样：学习成绩不良，父母下岗或离异，被父母、老师和同学轻视，家庭经济困难等。孩子不愿与家长沟通，家长不了解孩子，就失去了教育孩子的基本前提。挫折导致的自我放纵可能祸及社会，沮丧带来的抑郁则可能引人走向自残甚至自杀之路。
“未成年人选择死亡的一个重要压力源是觉得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人关爱他们。”[2]足见关爱方式不当是子女感受不到关爱的重要原因。
二、诺丁斯关怀伦理对构建民主平等型家庭的作用
诺丁斯在阐述家庭中的关怀伦理时，提出了积极应得观和消极应得观两个相对的概念。她认为，理想家庭会满足孩子两类合理的期待。一类期待“涉及回应基本的明示需要：食物、住所、衣着、医疗、得到保护免受伤害（包括各种形式的蓄意伤害）、情感的支持以及教育机会”；另一类“包括应允支付基本奖金、应允具体的一些非基本的需要或需求、同意提高孩子的独立权限……答应给孩子一些标志着成长的权力等等。”积极应得观要求父母提供动力，使子女做基本可被接受和认可的事，满足子女的合理期待。她指出第二类期待必须由子女用行动来赢得，这正是救助宠溺型家教的良方，也是培养子女主观能动性和必要的服从意识的需要。
对于专制型家教，诺丁斯反对消极应得观的运用。她承认必要时这种观念也将被激活，但“这绝不会迫使我们赞同有意施加痛苦或拒绝满足合理的基本需要，例如食物、住所、身体不受伤害等。”这种观念的内涵是“一个人的行为使其应该遭受痛苦”，因而经常与暴力、惩罚有关。而专横的惩罚往往无助于内化父母对子女的期望，所以她提出惩罚只能偶然使用并以暂时不满足子女的合理期待的方式出现。
诺丁斯从身体出发研究孩子与父母、环境的相遇，认为对身体要给予关注与尊重，只有健康地对待自己身体的孩子才会尊重、爱护别人的身体，自残或自杀的中学生显然缺乏对自己身体的关怀。她又指出，父母作为关怀者应该减少权威性的显性控制，而让孩子学会自控（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感情）。诺丁斯所说的关怀是一种由关怀者和被关怀者共同建构的“关系”，因而她也明确了关怀者的责任：“真正的关爱涉及倾听、感动、回应，它根据被关怀者的回应调控自己的行动。”
诺丁斯不仅认为培养孩子身体的快感是培养审美能力的基础，而且强调父母尽量不要体罚孩子，更不要把孩子所受的肉体痛苦视为罪有应得。对于孩子遭受的苦痛，应给予宽慰和安抚。对于“死亡”的认识，她认为应让孩子懂得身体死去的必然性，并认识到死亡是一种减损而非罪有应得。
诺丁斯对身体的高度重视，正是对生命本体重视的体现。合理的期待使被宠坏的孩子能自主解决棘手的问题，培养适应社会的能力；对身体和痛苦、死亡的正确认识则使处在专制统治下的孩子能更冷静理性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和人生。
诺丁斯从“理想的家”出发，指出自我应是有吸引力和能力的习惯性自我、能够维系关怀关系的理想自我、能够引导人持续发展的反思性自我，这不正是民主平等型家庭对长幼双方的要求吗？家长和子女都应争做这样拥有健康人格的自我，多一些对对方的倾听和回应，父母作为关怀者尤其要如此。因为“亲子的关系就像 ‘银行账目’一般，任何打击、难听的话、贬损或伤害自尊就像是‘提款’；每一项接受、回应、倾听、拥抱和鼓励则像是‘存款’。”只有存款日增，父（母）子（女）亲情才会升温，孩子的健康成长才会多一份保障。
三、诺丁斯关怀伦理对我国中学生父母培养子女积极观的启示
当前家教追求对子女智力投资的高回报趋势愈演愈烈，中学生普遍处于难以理解父母关爱的沙漠地带。青春期的中学生，自我成长、自我评价和自尊心的意识比小学生大大增强。尤其是高中生，其情感已具有丰富性、深刻性、强烈性、隐蔽性等特点。正因其会刻意掩饰自己的情绪和真实想法，家长通常难以及时知晓子女所想并对其极端行为进行补救。这就要求父母在家教中多培养子女的“积极观”，重视关怀伦理的作用。 积极观是相对于负性情绪而言的，负性情绪容易导致人失控并形成恶性循环，而积极的潜能存在于每个人内心；父母应在批评孩子不良行为时，努力挖掘孩子深藏的潜能和素质。积极不仅是发挥最高潜能做好每件事的行为，而且是面对挫折时的乐观态度。因为“真正的积极有时包括一种无为，一种面对现实的客观和如实接受，接受该接受的，做自己能做的。”
诺丁斯认为教育者的表率作用、对话、实践和认可对教育至关重要。父母作为家庭教育者，首先应以身作则，心态积极、严慈相济、多反思自身。洛克就说过：“父母是孩子天然绝对的榜样。”虽然父母的文化素质、道德修养、性格倾向、志趣爱好本身参差不齐，但有些修养都可以具备，如正直诚实、尊老爱幼、遵规守法、乐于助人、积极工作、忠诚朴实等。即使没有高雅的志趣，也可以用这些为人处世的基本修养濡养子女的心灵，让孩子在道德生长中感受父母关怀的力量。
对话则是父母和孩子沟通的重要环节。对做错事或遭遇挫折的中学生要么一味放纵庇护，要么不问情由随意惩罚，都不利于他们认识并改正错误。对话时父母不应唠叨、数落、翻旧账，而应就事论事解决问题。为了防患于未然，日常交流中父母可以多根据孩子的兴趣和长处安排一些休闲式活动，比如一起喝茶、做饭、讲故事、听音乐、看书读报，甚至适当上网、看电视，了解孩子的优缺点或是心理障碍所在，促使孩子有内心秘密和压力时能和父母一起商量解决。在对学习和生活经验的分享中，被关怀者自然体验到父母关怀的温情。家教对话还要力避“成绩至上”“牛不喝水强按头”的思想。家长在沟通中探询孩子的兴趣点，量体裁衣帮子女进行学习和职业规划，尊重孩子的兴趣和发展意愿，这是培养子女积极人生观的关键。
实践则是引导孩子参与一些有价值的活动。可以是与文化课学习有关的家庭知识竞赛或考查；可以是与生活知识相关的家务活动；可以是孩子感兴趣的课外艺术课程。更可以带领孩子接触社会，陪同他们去购物旅游、参加社区活动、扶助弱势群体等。在关怀实践中，中学生不仅与他人的身体、温馨的家和社区、美丽的大自然相遇，更与社会文化环境相遇。他们学会尊重、同情、宽容、爱护、客观评价别人。施与关怀的孩子更懂得感恩父母和生活。当中学生作为关怀者回应他人时，更易肯定自己的社会价值从而拥有积极的人生观。关怀实践不仅不会耽误孩子的学习时间，反而会让他更惜时、节俭、守规则，并珍惜当下拥有的一切有利成长的条件。
最后一点是认可。当子女在学习或生活实践中接近或处于“最近发展区”时，父母应多用鼓励的言行，引导孩子展望自己成功的前景，鼓励他们表现更好的自我。认可的对象不能只是成绩，不能本着“一好遮百丑”的思想；而要鼓励子女实现智能和人格的双重发展。
好父母是一所好学校。铃木曾经说过：“赋予厚爱，大器可成。”这厚爱既非娇生惯养也非粗暴压服，而是由父母和子女对双方的优点和缺点共担责任，由父母率先垂范，培养子女成为可靠的关怀型自我。
“大人要做的就是用自己的积极性来回应孩子的积极性。”当关怀伦理指导下的家庭积极观形成后，中学生会找到对“尘世中的天堂”的归属感，这个天堂就是具有可接受性的关爱的“家”。
参考文献
[1]缪建东.家庭教育社会学[M].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2]龙达祥，龙达宝.生活哲学趣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编辑：马梦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