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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近代史都从鸦片战争开始，在鸦片战争后很长时间，中国从上到下，从统治者到一般民众，都未认清它的本质。尽管这场战争实质上是先进文明的全新挑战，但中国有这样的传统，即每当一次深刻的变革降临，保守力量便视其为历史的循环往复。如果清政府的认识是清醒的，那么它就有变革的广阔空间和动力，而最有危机感的统治阶层，将充当起变革的先行者。但是，整个王朝上层却是无动于衷，甚至对变革的提议进行了压制。
谈到鸦片战争必谈到林则徐，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得来的是一片叫骂之声，作为其思想的延伸，魏源的《海国图志》问世之后，也一度遭到排斥和冷遇。而在日本，这本书在两三年之内就翻刻了21版之多。
启蒙中国人的书，却被中国从上到下拒绝，无意中启蒙了日本人，这个历史悲剧可谓沉痛：传统的华夏中心观，或曰狭隘的民族主义，成了中国进步的一个重要障碍，而且从上到下，莫不如此。
过了20年之后，林则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才通过引进洋枪洋炮重新开始，但这并非国家政策，而是地方政策，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官员取得了一部分权力、发起洋务运动之后，才陆续开始的。洋务运动意味着清政府将变革的动力，从中央朝廷，下降到地方官员，变为一个地方政策，而且是由少数地方官员来做。
清王朝是满族入关，统治着比他多得多的汉族人，所以从来很警惕，直到太平天国起义，曾、左、李才凭借着湘军、淮军掌握了权力。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他们感受到洋枪洋炮的威力，于是要求引进，这时《海国图志》才被人记起，他们把这本书找出来大量翻刻，希望官员都要读，真正地用上洋枪洋炮。
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哪个政府不是尽量让武器最先进？然而学历史就是要有个历史感，如果我们还原情境就知道，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化运动，步履维艰。比如电报，从李鸿章1868年提议到朝廷1880年赞同，用了12年；比如修铁路，从1872年提出，到19世纪80年代真正开始运转，经过了至少15年。其中的因果始末，不再赘述，从几次大争论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特点：反对派根本不从技术层面反驳你，而是高屋建瓴地将论战提升到道德层面，说你卖国、用夷变夏、溃夷夏之防……那些锐意革新者，此时只有招架之功。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泛道德主义，把一个纯技术的问题转移到道德和国体上去，他们什么事都要分：中国的，外国的，外国可以用，中国能不能用……这个思维很深厚，当年真正阻碍进步的，恰是这种闭目塞听者。
难道非要特别高瞻远瞩，才能领悟到西方文明的先进吗？绝对不是，其好处，任何一个正常的政府都能看到，但清朝却被传统观念所缚，耽误了至少十年，这还仅仅是器物。至于政治改革，过程就恐怕更加曲折，因为改革要侵犯很多人的利益，更何况成效不是立杆见影的。
传统乎？私利乎？
说政治改革，必然提到甲午战争，庞大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其原因何在？我想，一边是满不在乎；一边是天皇带头削减开支购买兵舰，从体制角度观之，孰胜孰败，早成定局。这给中国人很大的刺激，因为中国人最瞧不起的就是日本。政治体制变革势在必行，而变革的动力，又在此期间进一步下移。
鸦片战争以来，本应由清王朝做出的、器物层次的变革，经过20年后让地方官来做；现在，本来应当由官员发起的政治改革，接力棒最终交到了几个无权的读书人（康有为、梁启超）手中。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政策，只要掌权者反对，便注定不会有任何进展。一群无权之人拥戴一个无权的皇帝，陷入了同慈禧太后为首的实权集团的较量，要想成功，其可得乎？
为什么说这势在必行的政治体制变革会触犯慈禧的利益？我们知道，日本君主立宪重要的是财政，就是政府不能随便用钱，一定要经过国会的辩论、公开，定下来了，就谁也不能动了。中国的传统观念就是，我是掌权的，掌权的标志之一就是想怎么用钱就怎么用，怎么能让被统治者来约束我呢？这个观念她根本没法接受。
1898年9月，慈禧发动了政变，把光绪囚禁。档案中有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慈禧发动政变的那天晚上，召来光绪和一些大臣，大臣跪在右边，光绪跪在左边：“康有为之法，能胜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及尔！”光绪就说：“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光绪所谓的洋人之法就是“师夷长技”，昔日的“长技”是武器，今日的“长技”是制度，只有学习他的制度，我们才能够强大。
但一句话把光绪驳得哑口无言：“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这又是一种泛道德的伦理观念。我们总是这样，每逢变革，总是要上纲上线。看上去，慈禧是一个唯传统主义者，但最讽刺的是，往前推23年，她的儿子同治皇帝死了，她的态度可不尽然。因为同治没有子嗣，按照清制，必须从皇帝的下一辈人中另立新君，但慈禧坚决反对，必须得从她儿子的同辈人中找一个人当皇帝，这就是后来的光绪。
如果是她的孙辈当皇帝，她就是太皇太后，就失去了权力。因此纵使皇位继承法是如何神圣，也一定要变，谁反对，她就给予制裁。
到1898年，改革成了利益的触及点，这时“祖宗之法不能变”就成了她的借口。看到慈禧的态度前后迥异，所以就觉得，学历史就是对传统多一份思考，一说恢复传统、发扬传统，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谁在发声？提倡的是什么传统？真实目的何在？这些都是耐人寻味的。
实际上，戊戌变法是体制内的人要改革，而且手段不是推翻，只是希望通过改革，使政权更好地延续。但慈禧放手镇压之后，变革的动力就会更往下移：康梁已经是体制边缘，如果再往下移，就移到体制外了。这时，变革恐怕不能称之为变革，唤作“革命”更为贴切。这时便是体制外的孙中山们露头的时期——当你不主动变革的时候，革命的组织和萌芽，便会自然涌现。
“反动复反动”
慈禧抓到光绪之后面临着如何处置的问题。废掉，无疑是最好的打算。但是废光绪，慈禧遇到的主要阻力是列强。所以慈禧特别恨外国人，一直想找个力量来抗衡，而这一力量，就是华北的义和团。 义和团本身对侵略者就满腔怒火，再有最高权力者的扶持，因此行为过激，就毫不奇怪：不仅要打杀外国人、教民，连中国人戴眼镜、上洋学堂的、用铅笔的，统统在打杀名单之列。在此期间，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也死于非命。
列强此时咄咄逼人，面对战与和，慈禧的态度非常坚决。有个大臣说：“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胜，况八强国乎？”结果这个人被直接处斩。
但事实证明，无论义和团还是清军都不是八国联军的对手，北京沦陷，慈禧带着光绪西逃，随后迫于无奈，只得在1901年宣布新政。新政大体而言，就是1898年维新的翻版。其虽间隔不过三年，但经过了庚子之乱，变革的空间已经极端狭窄，主动权和人心所向更是截然不同的。在海外，康梁一直处于低潮，但是从1903年，尤其到1905年，立宪运动突然高涨，不仅海外，国内这些商人、士绅、读书人都支持立宪，原因何在？
这时候爆发了日俄战争，为什么它对中国政治影响如此深刻？日俄一开打，中国就在预测谁胜。梁启超等主张立宪的人就主张日本能胜，因为日本制度最先进。反对君主立宪的，就说俄国能胜，俄国是君主专制，效率更高，一句话全民就动员起来了。结果打了一年多，日本胜。一个亚洲的黄种人的国家，只要制度先进，竟然能打败一个白种人的国家。这就使很多中国人意识到向日本学习，才是真正的救国之路。
如果说戊戌变法的时候，支持立宪的人是少数，那么此刻的变化就可谓天翻地覆。同时，革命的力量也在发展。有一批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军事，他们看到日俄战争的起因就是沙俄占了东北的领土，便打算组织武装替朝廷争回土地。朝廷拒绝了，觉得这些学生自己掌握武装，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这使一批学生从爱国走向了革命。孙中山对此感触颇深，因为孙的活动之前都是在华侨、会党之中，学生从来不予理睬。这次他到东京，发现有许多学生主动来找他，孙中山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同盟会。
于是，1905年成了中国的关键之年，三种力量正式形成：第一种力量就是清王朝，它的观点是维持现状；第二种是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这种人力量很大，认为中国需要改革，而不是革命；第三种就是新形成的革命力量。于是，中国未来的前途，陷入了微妙的“三国演义”之中，只要一方出错，就会引起另两方的力量变动。
首先在海外，是革命派和改革派在激烈地斗争。梁启超反复论证，革命会带来大流血、大暴力、大动荡，结果如何不得而知，只有相信清王朝会自上而下地改革，才是中国最好的前途。人都是有理性的，在社会震荡最小的情况下，又取得和革命完全相同的结果，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支持梁启超的人特别多，清政府看到立宪派声势浩大，也感觉到了压力，于是慈禧在1906年秋天宣布“预备立宪”，此举一出，万众欢腾。人们自信此举能避免革命，同时带来社会结构的改善。紧接着慈禧又宣布，现有行政体制落后，因此需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建立一些现代化的机构，作为政治改革的铺垫。这时慈禧就让他最能干、也是最信任的官员来主持行政改革，此人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当时是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编练六镇新军，身兼八职。总领改革之人自然非他莫属，但其中的官制改革却是最触犯官员利益的内容所在，如理藩院、鸿胪寺，事实上已完全无用，大量满清权贵安插其中。但裁撤哪个机构，哪里的官员就群起反对。最后，慈禧宣告妥协，袁世凯靠推掉大部分职务保全了自己。所以说，袁世凯是知进退——当然，后来称帝是另外一码事。
既然慈禧已经宣布要政治改革，她就让另外一些人来主导，同时又画了个圈，军机处不能撤，太监不能撤，一共五个方面，这就是“五不准”。结果虽然经过“改官制”，满族权贵占有的权力反而更大。方案一出，舆论哗然，梁启超给康有为写信：我和孙中山在日本争夺留学生，之前，支持我的学生多，改官制的结果宣布，孙中山反而占据上风。所以我刚才说的，在1905年之后形成的、改革和革命的赛跑，革命还远远在改革后面，但此事一出，包括保皇派的一位领袖徐佛苏，他的文章还在和孙中山论辩，但在给梁启超的信中，便已然透露出了信心不足：朝廷“反动复反动”，是没有什么指望了。立宪派的首领都如此，一般学生会怎么看？因此在这个关头，支持孙中山的人数猛增。
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赛跑，革命派大有奋起直追之势。梁启超看到了这个后果，在1907年的文章《现政府与革命党》中提到：“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一切原因追根究底，都可以归为政府的不改革。
清政府在1908年提出了一个“预备立宪”草案，它模仿日本明治宪法，又不同于后者。其中清朝皇帝的权力比天皇还大，人民的权利则有减无增，我们知道，明治宪法对公民的限制已是颇为森严，在宋教仁等革命者眼中，日本只是半立宪国。而在立宪派心目中，明治宪法只是及格线，而清政府的宪法就更证明了，它在本质上甚至还没有及格。作为清政府的基础，绅商和士人纷起批评。“开国会、真立宪”的风潮，正是肇始于此。
关于立宪的真伪，可谓众说纷纭。赞成者说纵然草案问题重重，但毕竟有咨议局、资政院等等，可谓开创先河。而反对者则说，这部宪法中的众多条款，就是为了今后专权创造条件。其中各有道理，关键是角度问题，而我研究这个问题的思路是：关键不是立宪的真伪，而是看它的被统治者，尤其是那些决定了王朝命运的士绅，他们认为是真是伪。当时如果他们拒绝相信，哪怕是真的，王朝也注定无法维持。
“釜水已沸，而鱼竟不知”
对一个政府或者公共机构来说，最重要的是公信力的问题，倘若政府说的都是实话，人们依旧不屑一顾，这时就岌岌可危了。历史的教训表明，如果政府遇到这种情况，仅指责“造谣生事”是不够的，更应该想到的是公信力的提升。清政府面临的，恰恰就是公信力危机，这注定了它以后危机四伏的局面。
而这时呢，改革派还是觉得革命破坏力太大，哪怕清政府有种种不是，需要的也是用压力促使它变革，所以梁启超一直说，清政府会改革，能改革，并一直在和孙中山论战，但恰恰在1908年夏天，有传说梁启超从日本潜回上海，慈禧吓得发出通牒，说梁启超是最大的罪犯，各省官员一旦抓获，可就地正法。这对立宪派是一个悲剧：他们一直为清政府建言，结果其领袖恰是罪魁祸首。对清王朝来说，这也是一个悲剧，梁启超为清王朝辩护，可是它却不能让梁为己所用。这就说明，即使在统治风雨飘摇之际，慈禧还是对1898年的旧账耿耿于怀。至于结果，就是革命派又往前进了一大步。 此时，立宪派觉得只有通过制造舆论压力，迫使清王朝开国会，才能避免革命，因此一次次组织请愿活动。活动在1910年达到高潮，他们组织了三次大的、一次小的请愿，但都遭遇镇压。
清王朝的不合作态度，使得原本支持立宪改革的士绅们与朝廷的关系日趋紧张，矛盾越发激烈。
1910年秋，立宪派组织了第三次请愿，参与者多为当时有名望的商人。上海商会副会长沈缦云带领一批商人也来到北京，他告诉庆亲王奕劻，现在全国形势危急，只有通过主动改革，才能避免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奕劻不以为然，这位清政府中的实权人物并不认为革命已经迫在眉睫。
在奕劻看来，天下是爱新觉罗的，从来只有统治者命令士绅的权力，哪有向皇家下最后通牒之理？说这是“釜水已沸，而鱼竟不知”，或许恰如其分。沈缦云见此，敏锐地察觉到清政府毫无诚意，于是黯然离去。
至此，清王朝统治根基中最重要的部分——汉族士绅与清王朝分道扬镳。
沈缦云回到上海后，向商会成员讲述了北京之行的遭遇，此后他们便决定集体加入同盟会。自此，自1905年清政府宣布改良起，革命与改良的竞争中，革命占了上风。其余各省支持立宪的士绅失望之余，也不约而同地选择与革命党进行联系。
1911年5月，清政府决定成立内阁，以此表明自己的态度。但是内阁名单中有多名皇室成员的身影，“皇族内阁”的称号由此诞生。士绅们再次感到上当受骗，又一批立宪的支持者选择转向革命，但是还有一部分人依然寄希望于通过协商挽回局势，以避免革命产生动荡。他们找到清政府，希望双方各退一步，他们可以接受皇族内阁成员，但不能接受一个皇族出身的总理。然而清政府再次拒绝同立宪派进行协商，于是最后的立宪派也转向了革命。
同年，清政府出台铁路国有政策，希望用较低的价格买走私人手中的铁路股权。这一举动引起了相关各省的反对，最为激烈的是四川省。四川咨议局局长蒲殿俊提出文明争路，将当年清政府下发的允许民间办铁路的圣旨放到香案上供奉，结果四川总督逮捕了倡议文明保路的几位领袖。
抓捕蒲殿俊的行动，不仅没有平息矛盾，反而使得事件升级。新的保路运动领导人，策动民众围堵总督府。在驱散人群的过程中，清政府开枪打死30多人。武力镇压令事件再次升级，四川舆论大哗，直接诱发了保路同志军起义。
10月10日，湖北新军暴动，取得成功。而就在半年前，同盟会倾尽全力组织的广州起义惨遭失败。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士绅与商人转向支持革命。
无独有偶，武昌起义后，军政府宣布成立，湖北咨议局局长汤化龙立刻表示拥护，并给予经济资助。南方各省的士绅也不约而同地支持新政权，甚至主动发起革命。江苏省的士绅们找到巡抚程德全，劝说他宣布江苏独立，为了表示革命，程还特地捅掉了衙门上的几片瓦。上海独立中，商团的武装与同盟会并肩作战。在广州，半年前刚刚镇压过革命的地方，面对以七十二行为代表的商界的压力，总督最终自行离开。
士绅在辛亥革命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他们不支持革命的时候，革命很难成功，当他们最终转向革命后，清王朝也走到了尽头。革命中，汉族的封疆大吏几乎都在劝说下选择独立，毫无违背三纲五常的精神压力，而在几十年前，太平天国横扫江南之际，不少汉族官僚还选择了自杀效忠。
1911年10月30日，距离武昌起义爆发已过去20日。这天，清王朝连下三道谕旨，宣布赦免梁启超等政治犯；制定宪法实行宪政；开放党禁，允许自由结社。而此时，南方各省已纷纷宣布独立，革命党正紧锣密鼓地筹备成立共和国。严复看到这三道谕旨后，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一切都太晚了，如果是在一个月之前执行这上谕中的三条，结果也许将不一样。”
结论、教训与思考
对清王朝来说，当其放弃改革的主动权后，改革的空间便越来越窄，动力不断下移。到康、梁二人时，已经是体制内最边缘的人物，当清政府将二人所代表的势力镇压后，动力移到体制外，其结果只能是一场革命。
自鸦片战争起，70年来，清政府始终在被动地进行变革，总是在下一个阶段到来时做着过去应做的事情。这样一来，其必须做得更多才能挽回局势，而清政府却显得颇为勉强，总是倾向于不做。在做与不做的犹豫与扯皮中，改革的空间越来越窄。大佬们没有意识到拖延是要付出利息的，而最终王朝正是被这利息摧毁。
辛亥革命的结果并不理想，因此有人认为应该告别革命，回归理性。其实大多数人最初倾向于理性的改革，但是这要求制度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能够化解社会矛盾，而不是让矛盾积累。当矛盾无法有效化解，而政府拒绝改革时，激进的情绪便暗自萌生，民众开始倾向于用暴力解决问题，不惜玉石俱焚。这种情绪不断蔓延扩大，便为革命提供了土壤。
任何社会都会有少数极端分子不满现状，如果制度是良性的，就能够通过改革化解矛盾。但如果这个制度丧失了变革的动力与空间，使得社会矛盾不断积累，这时极端分子便会登场，成为叱咤风云的英雄。
图：
金陵兵工厂生产的黑尔火箭（左下）、蒙蒂格尼37管机枪（右）及野战炮炮弹，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质量，它们都堪称首屈一指。虽然现代化的器物不时涌现，但现代化的制度和观念，却并没有因洋务运动孕育和萌发，此时，政治体制改革便势在必行。
法国政治漫画《中国——国王和皇帝们的蛋糕》。在瓜分豆剖之际，以改革谋取自强无疑成了当务之急，然而经过几十年的犹豫和抵制，此刻的政治局势，已经对清王朝极度不利。
1911年5月，“皇族内阁”成员的合影。在13名国务大臣之中，汉族仅四人，满族九人，其中皇族竟有五人，这次任命，使得立宪派失望至极。
上海街头挂满五色旗，以庆祝民国改元。以事后的观点看，民国之建立，确实为后来的动荡埋下了隐患。但在当时，由于清王朝人心尽失，中国的确不存在奔向现代化的其他路径。
谈到鸦片战争必谈到林则徐，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得来的是一片叫骂之声，作为其思想的延伸，魏源的《海国图志》问世之后，也一度遭到排斥和冷遇。而在日本，这本书在两三年之内就翻刻了21版之多。
启蒙中国人的书，却被中国从上到下拒绝，无意中启蒙了日本人，这个历史悲剧可谓沉痛：传统的华夏中心观，或曰狭隘的民族主义，成了中国进步的一个重要障碍，而且从上到下，莫不如此。
过了20年之后，林则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才通过引进洋枪洋炮重新开始，但这并非国家政策，而是地方政策，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官员取得了一部分权力、发起洋务运动之后，才陆续开始的。洋务运动意味着清政府将变革的动力，从中央朝廷，下降到地方官员，变为一个地方政策，而且是由少数地方官员来做。
清王朝是满族入关，统治着比他多得多的汉族人，所以从来很警惕，直到太平天国起义，曾、左、李才凭借着湘军、淮军掌握了权力。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他们感受到洋枪洋炮的威力，于是要求引进，这时《海国图志》才被人记起，他们把这本书找出来大量翻刻，希望官员都要读，真正地用上洋枪洋炮。
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哪个政府不是尽量让武器最先进？然而学历史就是要有个历史感，如果我们还原情境就知道，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化运动，步履维艰。比如电报，从李鸿章1868年提议到朝廷1880年赞同，用了12年；比如修铁路，从1872年提出，到19世纪80年代真正开始运转，经过了至少15年。其中的因果始末，不再赘述，从几次大争论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特点：反对派根本不从技术层面反驳你，而是高屋建瓴地将论战提升到道德层面，说你卖国、用夷变夏、溃夷夏之防……那些锐意革新者，此时只有招架之功。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泛道德主义，把一个纯技术的问题转移到道德和国体上去，他们什么事都要分：中国的，外国的，外国可以用，中国能不能用……这个思维很深厚，当年真正阻碍进步的，恰是这种闭目塞听者。
难道非要特别高瞻远瞩，才能领悟到西方文明的先进吗？绝对不是，其好处，任何一个正常的政府都能看到，但清朝却被传统观念所缚，耽误了至少十年，这还仅仅是器物。至于政治改革，过程就恐怕更加曲折，因为改革要侵犯很多人的利益，更何况成效不是立杆见影的。
传统乎？私利乎？
说政治改革，必然提到甲午战争，庞大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其原因何在？我想，一边是满不在乎；一边是天皇带头削减开支购买兵舰，从体制角度观之，孰胜孰败，早成定局。这给中国人很大的刺激，因为中国人最瞧不起的就是日本。政治体制变革势在必行，而变革的动力，又在此期间进一步下移。
鸦片战争以来，本应由清王朝做出的、器物层次的变革，经过20年后让地方官来做；现在，本来应当由官员发起的政治改革，接力棒最终交到了几个无权的读书人（康有为、梁启超）手中。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政策，只要掌权者反对，便注定不会有任何进展。一群无权之人拥戴一个无权的皇帝，陷入了同慈禧太后为首的实权集团的较量，要想成功，其可得乎？
为什么说这势在必行的政治体制变革会触犯慈禧的利益？我们知道，日本君主立宪重要的是财政，就是政府不能随便用钱，一定要经过国会的辩论、公开，定下来了，就谁也不能动了。中国的传统观念就是，我是掌权的，掌权的标志之一就是想怎么用钱就怎么用，怎么能让被统治者来约束我呢？这个观念她根本没法接受。
1898年9月，慈禧发动了政变，把光绪囚禁。档案中有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慈禧发动政变的那天晚上，召来光绪和一些大臣，大臣跪在右边，光绪跪在左边：“康有为之法，能胜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及尔！”光绪就说：“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光绪所谓的洋人之法就是“师夷长技”，昔日的“长技”是武器，今日的“长技”是制度，只有学习他的制度，我们才能够强大。
但一句话把光绪驳得哑口无言：“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这又是一种泛道德的伦理观念。我们总是这样，每逢变革，总是要上纲上线。看上去，慈禧是一个唯传统主义者，但最讽刺的是，往前推23年，她的儿子同治皇帝死了，她的态度可不尽然。因为同治没有子嗣，按照清制，必须从皇帝的下一辈人中另立新君，但慈禧坚决反对，必须得从她儿子的同辈人中找一个人当皇帝，这就是后来的光绪。
如果是她的孙辈当皇帝，她就是太皇太后，就失去了权力。因此纵使皇位继承法是如何神圣，也一定要变，谁反对，她就给予制裁。
到1898年，改革成了利益的触及点，这时“祖宗之法不能变”就成了她的借口。看到慈禧的态度前后迥异，所以就觉得，学历史就是对传统多一份思考，一说恢复传统、发扬传统，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谁在发声？提倡的是什么传统？真实目的何在？这些都是耐人寻味的。
实际上，戊戌变法是体制内的人要改革，而且手段不是推翻，只是希望通过改革，使政权更好地延续。但慈禧放手镇压之后，变革的动力就会更往下移：康梁已经是体制边缘，如果再往下移，就移到体制外了。这时，变革恐怕不能称之为变革，唤作“革命”更为贴切。这时便是体制外的孙中山们露头的时期——当你不主动变革的时候，革命的组织和萌芽，便会自然涌现。
“反动复反动”
慈禧抓到光绪之后面临着如何处置的问题。废掉，无疑是最好的打算。但是废光绪，慈禧遇到的主要阻力是列强。所以慈禧特别恨外国人，一直想找个力量来抗衡，而这一力量，就是华北的义和团。 义和团本身对侵略者就满腔怒火，再有最高权力者的扶持，因此行为过激，就毫不奇怪：不仅要打杀外国人、教民，连中国人戴眼镜、上洋学堂的、用铅笔的，统统在打杀名单之列。在此期间，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也死于非命。
列强此时咄咄逼人，面对战与和，慈禧的态度非常坚决。有个大臣说：“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胜，况八强国乎？”结果这个人被直接处斩。
但事实证明，无论义和团还是清军都不是八国联军的对手，北京沦陷，慈禧带着光绪西逃，随后迫于无奈，只得在1901年宣布新政。新政大体而言，就是1898年维新的翻版。其虽间隔不过三年，但经过了庚子之乱，变革的空间已经极端狭窄，主动权和人心所向更是截然不同的。在海外，康梁一直处于低潮，但是从1903年，尤其到1905年，立宪运动突然高涨，不仅海外，国内这些商人、士绅、读书人都支持立宪，原因何在？
这时候爆发了日俄战争，为什么它对中国政治影响如此深刻？日俄一开打，中国就在预测谁胜。梁启超等主张立宪的人就主张日本能胜，因为日本制度最先进。反对君主立宪的，就说俄国能胜，俄国是君主专制，效率更高，一句话全民就动员起来了。结果打了一年多，日本胜。一个亚洲的黄种人的国家，只要制度先进，竟然能打败一个白种人的国家。这就使很多中国人意识到向日本学习，才是真正的救国之路。
如果说戊戌变法的时候，支持立宪的人是少数，那么此刻的变化就可谓天翻地覆。同时，革命的力量也在发展。有一批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军事，他们看到日俄战争的起因就是沙俄占了东北的领土，便打算组织武装替朝廷争回土地。朝廷拒绝了，觉得这些学生自己掌握武装，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这使一批学生从爱国走向了革命。孙中山对此感触颇深，因为孙的活动之前都是在华侨、会党之中，学生从来不予理睬。这次他到东京，发现有许多学生主动来找他，孙中山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同盟会。
于是，1905年成了中国的关键之年，三种力量正式形成：第一种力量就是清王朝，它的观点是维持现状；第二种是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这种人力量很大，认为中国需要改革，而不是革命；第三种就是新形成的革命力量。于是，中国未来的前途，陷入了微妙的“三国演义”之中，只要一方出错，就会引起另两方的力量变动。
首先在海外，是革命派和改革派在激烈地斗争。梁启超反复论证，革命会带来大流血、大暴力、大动荡，结果如何不得而知，只有相信清王朝会自上而下地改革，才是中国最好的前途。人都是有理性的，在社会震荡最小的情况下，又取得和革命完全相同的结果，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支持梁启超的人特别多，清政府看到立宪派声势浩大，也感觉到了压力，于是慈禧在1906年秋天宣布“预备立宪”，此举一出，万众欢腾。人们自信此举能避免革命，同时带来社会结构的改善。紧接着慈禧又宣布，现有行政体制落后，因此需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建立一些现代化的机构，作为政治改革的铺垫。这时慈禧就让他最能干、也是最信任的官员来主持行政改革，此人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当时是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编练六镇新军，身兼八职。总领改革之人自然非他莫属，但其中的官制改革却是最触犯官员利益的内容所在，如理藩院、鸿胪寺，事实上已完全无用，大量满清权贵安插其中。但裁撤哪个机构，哪里的官员就群起反对。最后，慈禧宣告妥协，袁世凯靠推掉大部分职务保全了自己。所以说，袁世凯是知进退——当然，后来称帝是另外一码事。
既然慈禧已经宣布要政治改革，她就让另外一些人来主导，同时又画了个圈，军机处不能撤，太监不能撤，一共五个方面，这就是“五不准”。结果虽然经过“改官制”，满族权贵占有的权力反而更大。方案一出，舆论哗然，梁启超给康有为写信：我和孙中山在日本争夺留学生，之前，支持我的学生多，改官制的结果宣布，孙中山反而占据上风。所以我刚才说的，在1905年之后形成的、改革和革命的赛跑，革命还远远在改革后面，但此事一出，包括保皇派的一位领袖徐佛苏，他的文章还在和孙中山论辩，但在给梁启超的信中，便已然透露出了信心不足：朝廷“反动复反动”，是没有什么指望了。立宪派的首领都如此，一般学生会怎么看？因此在这个关头，支持孙中山的人数猛增。
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赛跑，革命派大有奋起直追之势。梁启超看到了这个后果，在1907年的文章《现政府与革命党》中提到：“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一切原因追根究底，都可以归为政府的不改革。
清政府在1908年提出了一个“预备立宪”草案，它模仿日本明治宪法，又不同于后者。其中清朝皇帝的权力比天皇还大，人民的权利则有减无增，我们知道，明治宪法对公民的限制已是颇为森严，在宋教仁等革命者眼中，日本只是半立宪国。而在立宪派心目中，明治宪法只是及格线，而清政府的宪法就更证明了，它在本质上甚至还没有及格。作为清政府的基础，绅商和士人纷起批评。“开国会、真立宪”的风潮，正是肇始于此。
关于立宪的真伪，可谓众说纷纭。赞成者说纵然草案问题重重，但毕竟有咨议局、资政院等等，可谓开创先河。而反对者则说，这部宪法中的众多条款，就是为了今后专权创造条件。其中各有道理，关键是角度问题，而我研究这个问题的思路是：关键不是立宪的真伪，而是看它的被统治者，尤其是那些决定了王朝命运的士绅，他们认为是真是伪。当时如果他们拒绝相信，哪怕是真的，王朝也注定无法维持。
“釜水已沸，而鱼竟不知”
对一个政府或者公共机构来说，最重要的是公信力的问题，倘若政府说的都是实话，人们依旧不屑一顾，这时就岌岌可危了。历史的教训表明，如果政府遇到这种情况，仅指责“造谣生事”是不够的，更应该想到的是公信力的提升。清政府面临的，恰恰就是公信力危机，这注定了它以后危机四伏的局面。
而这时呢，改革派还是觉得革命破坏力太大，哪怕清政府有种种不是，需要的也是用压力促使它变革，所以梁启超一直说，清政府会改革，能改革，并一直在和孙中山论战，但恰恰在1908年夏天，有传说梁启超从日本潜回上海，慈禧吓得发出通牒，说梁启超是最大的罪犯，各省官员一旦抓获，可就地正法。这对立宪派是一个悲剧：他们一直为清政府建言，结果其领袖恰是罪魁祸首。对清王朝来说，这也是一个悲剧，梁启超为清王朝辩护，可是它却不能让梁为己所用。这就说明，即使在统治风雨飘摇之际，慈禧还是对1898年的旧账耿耿于怀。至于结果，就是革命派又往前进了一大步。 此时，立宪派觉得只有通过制造舆论压力，迫使清王朝开国会，才能避免革命，因此一次次组织请愿活动。活动在1910年达到高潮，他们组织了三次大的、一次小的请愿，但都遭遇镇压。
清王朝的不合作态度，使得原本支持立宪改革的士绅们与朝廷的关系日趋紧张，矛盾越发激烈。
1910年秋，立宪派组织了第三次请愿，参与者多为当时有名望的商人。上海商会副会长沈缦云带领一批商人也来到北京，他告诉庆亲王奕劻，现在全国形势危急，只有通过主动改革，才能避免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奕劻不以为然，这位清政府中的实权人物并不认为革命已经迫在眉睫。
在奕劻看来，天下是爱新觉罗的，从来只有统治者命令士绅的权力，哪有向皇家下最后通牒之理？说这是“釜水已沸，而鱼竟不知”，或许恰如其分。沈缦云见此，敏锐地察觉到清政府毫无诚意，于是黯然离去。
至此，清王朝统治根基中最重要的部分——汉族士绅与清王朝分道扬镳。
沈缦云回到上海后，向商会成员讲述了北京之行的遭遇，此后他们便决定集体加入同盟会。自此，自1905年清政府宣布改良起，革命与改良的竞争中，革命占了上风。其余各省支持立宪的士绅失望之余，也不约而同地选择与革命党进行联系。
1911年5月，清政府决定成立内阁，以此表明自己的态度。但是内阁名单中有多名皇室成员的身影，“皇族内阁”的称号由此诞生。士绅们再次感到上当受骗，又一批立宪的支持者选择转向革命，但是还有一部分人依然寄希望于通过协商挽回局势，以避免革命产生动荡。他们找到清政府，希望双方各退一步，他们可以接受皇族内阁成员，但不能接受一个皇族出身的总理。然而清政府再次拒绝同立宪派进行协商，于是最后的立宪派也转向了革命。
同年，清政府出台铁路国有政策，希望用较低的价格买走私人手中的铁路股权。这一举动引起了相关各省的反对，最为激烈的是四川省。四川咨议局局长蒲殿俊提出文明争路，将当年清政府下发的允许民间办铁路的圣旨放到香案上供奉，结果四川总督逮捕了倡议文明保路的几位领袖。
抓捕蒲殿俊的行动，不仅没有平息矛盾，反而使得事件升级。新的保路运动领导人，策动民众围堵总督府。在驱散人群的过程中，清政府开枪打死30多人。武力镇压令事件再次升级，四川舆论大哗，直接诱发了保路同志军起义。
10月10日，湖北新军暴动，取得成功。而就在半年前，同盟会倾尽全力组织的广州起义惨遭失败。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士绅与商人转向支持革命。
无独有偶，武昌起义后，军政府宣布成立，湖北咨议局局长汤化龙立刻表示拥护，并给予经济资助。南方各省的士绅也不约而同地支持新政权，甚至主动发起革命。江苏省的士绅们找到巡抚程德全，劝说他宣布江苏独立，为了表示革命，程还特地捅掉了衙门上的几片瓦。上海独立中，商团的武装与同盟会并肩作战。在广州，半年前刚刚镇压过革命的地方，面对以七十二行为代表的商界的压力，总督最终自行离开。
士绅在辛亥革命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他们不支持革命的时候，革命很难成功，当他们最终转向革命后，清王朝也走到了尽头。革命中，汉族的封疆大吏几乎都在劝说下选择独立，毫无违背三纲五常的精神压力，而在几十年前，太平天国横扫江南之际，不少汉族官僚还选择了自杀效忠。
1911年10月30日，距离武昌起义爆发已过去20日。这天，清王朝连下三道谕旨，宣布赦免梁启超等政治犯；制定宪法实行宪政；开放党禁，允许自由结社。而此时，南方各省已纷纷宣布独立，革命党正紧锣密鼓地筹备成立共和国。严复看到这三道谕旨后，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一切都太晚了，如果是在一个月之前执行这上谕中的三条，结果也许将不一样。”
结论、教训与思考
对清王朝来说，当其放弃改革的主动权后，改革的空间便越来越窄，动力不断下移。到康、梁二人时，已经是体制内最边缘的人物，当清政府将二人所代表的势力镇压后，动力移到体制外，其结果只能是一场革命。
自鸦片战争起，70年来，清政府始终在被动地进行变革，总是在下一个阶段到来时做着过去应做的事情。这样一来，其必须做得更多才能挽回局势，而清政府却显得颇为勉强，总是倾向于不做。在做与不做的犹豫与扯皮中，改革的空间越来越窄。大佬们没有意识到拖延是要付出利息的，而最终王朝正是被这利息摧毁。
辛亥革命的结果并不理想，因此有人认为应该告别革命，回归理性。其实大多数人最初倾向于理性的改革，但是这要求制度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能够化解社会矛盾，而不是让矛盾积累。当矛盾无法有效化解，而政府拒绝改革时，激进的情绪便暗自萌生，民众开始倾向于用暴力解决问题，不惜玉石俱焚。这种情绪不断蔓延扩大，便为革命提供了土壤。
任何社会都会有少数极端分子不满现状，如果制度是良性的，就能够通过改革化解矛盾。但如果这个制度丧失了变革的动力与空间，使得社会矛盾不断积累，这时极端分子便会登场，成为叱咤风云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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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兵工厂生产的黑尔火箭（左下）、蒙蒂格尼37管机枪（右）及野战炮炮弹，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质量，它们都堪称首屈一指。虽然现代化的器物不时涌现，但现代化的制度和观念，却并没有因洋务运动孕育和萌发，此时，政治体制改革便势在必行。
法国政治漫画《中国——国王和皇帝们的蛋糕》。在瓜分豆剖之际，以改革谋取自强无疑成了当务之急，然而经过几十年的犹豫和抵制，此刻的政治局势，已经对清王朝极度不利。
1911年5月，“皇族内阁”成员的合影。在13名国务大臣之中，汉族仅四人，满族九人，其中皇族竟有五人，这次任命，使得立宪派失望至极。
上海街头挂满五色旗，以庆祝民国改元。以事后的观点看，民国之建立，确实为后来的动荡埋下了隐患。但在当时，由于清王朝人心尽失，中国的确不存在奔向现代化的其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