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一书出版，立刻在西方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美国劳工联合会在1950年代对苏联可能存在着的“奴役制度中心”的质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浮出水面。尽管此时，距离“古拉格”——成立于1930年代的劳改营管理总局（GULAG）的解体已经过去了近十三年，但劳动教养改造制度依然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这巨大的秘密隐去的是至少300万人，于俄罗斯极寒之地近半个世纪的血泪与挣扎。
　　当十月革命宣布砸碎旧的国家机器——监狱之后，必须找到新的惩戒方式来代替之。为此，1917年苏联成立了“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契卡），在机构上做好了准备，而在具体实施层面，则于1919年末在全国建立了21个“强制劳动营”，原本为战俘准备的集中营成为关押反革命分子和消极怠工者的基地，开创了以犯人劳动所得抵偿关押犯人的费用、用劳动彻底改造犯人的惩戒原则，为劳改营网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劳改营的历史则并行不悖地代表了苏联劳动教养改造制度的发展。
　　不同于别国，苏联的劳动教养与劳动改造是不可分割的。1920年代初，关于劳改营的隶属有过一次争论，司法人民委员部指出：不应把在强制劳动营关押作为一种惩戒措施，而被司法机关判处剥夺自由的所有犯人都应关押在司法人民委员部下属的各类监狱中，并建议把强制劳动营改为普通监狱。然而，拥有更为强大行政体系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此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最终，1922年中央决定“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及其所属的强制劳动营来执行国家的惩戒政策”。劳改营从此成为独立于《劳动改造法》的独立王国，并在集体化经济时代为苏联的军队、国家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经济支持。
　　时至今日，西方仍有人对苏联公布的300万人曾被“劳动教养改造”的统计存在怀疑，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曾发表声明称：“当苏联政府总是不公开任何信息时，夸大就自然地发生了。虽然我们不能够说出准确的数字，但毫无疑问，斯大林奴役着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女人，在任何时候，数量都应该在1000～2000万人之间。”然而，尽管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各种国际组织从未停止过对苏联的调查，劳动教养改造制度的秘密却一直被藏匿于西伯利亚的密林和北极圈的冰雪之中，直到来自内部的反抗将其彻底瓦解。
　　1953年夏，“煤炭给祖国，自由给我们”的口号声响彻沃尔库塔河流域，第一次，“古拉格”的“犯人们”提出了自由而非改善监禁条件的要求。绝食、罢工等和平形式的反抗运动迅速从河流营蔓延到山脉营和草原营。当行政当局用消防水龙头喷向愤怒的人们时，山脉营的乌克兰人手拉手坚定地喊出“死者是自由的！”而河流营的许多不屈服的人则遭到了射杀。这一年，随着斯大林的去世，惩戒镇压体系第一次出现了松动的迹象，迟到的北国之春为万物复苏涂上了血红的色彩。
　　黎明前的黑暗尚可接受，“绝境”般的严冬却令人不寒而栗。“尽管气候恶劣，黄金的开采工作依然进行，远北建设管理总局的所有采矿工作都是在永冻土上进行的”“在经常骤然变换的气候条件下，人们还穿着夏天的衣服。夜晚开始的暴风雪掀翻了不牢固的帐篷，大多数人被冻坏，很多人死去”此类报告多出自劳改营的管理者之手，在恶劣的环境中，人人都面临着生死考验。
　　严酷的剥削加上不断变换的政策让人绝望。出于对提前释放的劳改犯可能会重操旧业的担忧，斯大林下达了“想出迫使人们留在原地的办法”的指令。1950年代末，劳改营的生产效率日益低下，加之以国际舆论的压力。终于，在1960年初，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令撤销“古拉格”，劳改营连同劳动教养改造制度一道走入了历史。
　　回顾历史，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萨哈洛夫反思道：牺牲在劳改营中的几百万犯人所从事的奴隶制劳动具有现实的经济意义……但这个体系不仅是极端惨无人道的，而且是毫无效率的。它是那个时代粗放浪费式经济的一部分，没有考虑到野蛮消灭国家人力资源的长远后果。“不全面了解我们的国家，思考未来必将困难重重”。当普京决定将《古拉格群岛》列入中学教科书时，人们都希望历史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