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6月1日是周五，我这天的工作从早上9：30开始到晚上8：00结束，等我到家，女儿已经睡觉了。第二天早上她说，妈妈你必须给我买礼物，因为昨天是儿童节。这句话让我郁闷了一个周末，里面有太多问题。
　　首先，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女儿认为礼物是庆祝她节日的第一方式。我是欠她，但是我更多的是欠她时间，不是物质。我和其他家长一样，养成一个坏毛病，用物质来拟补时间。明显，她已经习惯了这一切。很糟糕的迹象。
　　其次，她已经不要求我陪她，只是要求我用一个玩具证明我欠她了。我是物质可以代替的。这个真的很糟糕。而她跟她爸爸却不是这样的，爸爸在家办公，她每天放学第一件事情就是找爸爸玩闹一会儿，爷俩热热闹闹，我一进门就跟家长回来了似的。
　　美国有个社会学家Arlie Russel Hochschild刚刚出了一本书，叫 The Outsourced Self《外包的自我》。书的大概意思是，家庭是人类抵制商业化的最后一个堡垒，在这个堡垒中，人是为了亲情、友情和爱情做事情，但是这个堡垒已经被商业瓦解了，城里人把家务都外包出去了，家务有保姆，做饭靠厨师，带孩子有家庭老师。作者说，家庭成员一起完成这些事情是最好的家庭“维稳”政策，一旦一个家庭没有了这个过程，家庭已经只有一个空壳，名存实亡了。书里说，在繁忙的工作压力下，女人把自己乐于做的事情也都承包给所谓“专家”去完成，比如化妆有化妆师，穿衣服有造型师，带孩子有家庭教师。当女人已经没有过程了，只有结果。还记得在电影 Charlie Wilson’s War （《查理·威尔逊的战争》）中，Julie Roberts 扮演的州女款姐，一边涂脂抹粉、夹眼睫毛，一边跟在澡缸里的查理·威尔逊说：你给我批个条子，送点武器去阿富汗，让他们打败那些俄罗斯人。过程是生活，结果是浮云。
　　我重新审视了一下我的家庭生活—我女儿每天早上起床以后，经常忘了洗脸刷牙，起来就去吃早饭，之后穿衣服，然后再去洗脸刷牙，有时候一磨蹭来不及了，干脆就把最后一道程序也省了。阿姨是不会严厉批评她的，她就这么灰头垢脸地去上学了。她回家以后就开始抓各种零食，结果晚饭就吃不下。阿姨也不会制止她吃零食的，随便。等我到家就已经开始上床讲故事了，我和她一起看一本叫Pipi Longstocking的故事书，讲一个大力士的孤儿女孩。仔细想想，我和她最多的共同语言都是讲这本书里的主人翁。
　　但是我还不是最坏的，有比我更缺席的母亲。我发现阿姨带大的孩子经常用哭来解决一切问题，因为保姆最怕孩子哭，似乎孩子哭就是她们失职了。我还发现有的家庭是随时随地都要有一个排的人伺候的，不管去哪里都有一个排的随从，浩浩荡荡的。小阿姨、小老师、小司机、小助手，这些毫无生活经验的孩子在承包着一部分家庭生活。问题是有些缺席妈妈并不是职业妇女，而是全职太太。她们平常把孩子扔给保姆和家庭教师，自己出去吃吃喝喝，搓搓麻将，做个指甲，美个容，连运动都是被按摩师代替掉的。
　　我们生活中，外包的项目越来越多。劳动不再是光荣，自己动手做点什么成了失败的象征。这种生活在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念：劳动不光荣，赚钱才是高尚的。以此推论，贪官污吏是最高尚的人，因为他们真是不劳而获；其次是各种大款，看不见他们动手，动动嘴，钱就来了。这才叫本事。都市的中产阶级属于干多少活儿挣多少钱的人群，虽然越来越多，但真是一群高不够低不就的屌丝。而真正动手干活儿的人，就是“人民”，却成了社会的边缘分子，成了放弃自己家庭去承包别人家务活儿的人。
　　我不想让我女儿接受这种价值观念，如果我不去当一个更好的妈妈，她就避免不了这个社会给她的烙印。她会越来越物质，今天一个玩具可以代替妈妈一天的时间，明天一条裙子就能代替一周的假期。所以我决定，只要今年12月21日不出什么事情，我22日就退休了，回家带孩子，写东西。从头开始，一切都还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