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们要有一批敢说话、爱说话、会说话的官员、发言人，我们国家才能进步，才能让说话不再成为中国人政治生活的个别。
发言人首先是个人
《京华周刊》：为什么要写这封公开信？
王旭明：其实我一共写了3篇文章，在这之前我写了一篇，《假如我是双汇、故宫、哈药、红会的新闻发言人》，第二篇是给勇平的这封信，第三篇是《中国需要多少个温家宝》，这三篇博客是我新闻发言人最近这一段的思考，也包括自己以往的实践。
比如说我在这封信里谈到，他们说高铁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下的全国人民创造的人间奇迹。我认为，高铁是好事，但不是评价越高越好。因此我提出，我一向认为史无前例、旷世罕见，包括人间奇迹、世界第一，这样的词，新闻发言人、官员要慎用、少用。
《京华周刊》：优秀的新闻发言人应该如何面对公众？
王旭明：其实我在给勇平的这封信里边有一大段话，我认为新闻发言人首先是个人，应该有人的情感、人的表达、人的思想。人就应该是真实、诚恳，你别弄虚作假、别撒谎、别遮遮掩掩。
《京华周刊》：但有人说你任教育部发言人“过于吹捧中国的教育制度”，现在反而成了批评的急先锋？
王旭明：我很委屈。有的人说我人格分裂、两面派。你想一想，新闻发言人是代表你所公职部门发言，而公共发言人完全代表你自己。如果一个人代表别人的发言和代表他自己发言，都说一样的内容，这人是可怕的，也是很可悲。
《京华周刊》：你自己的想法和部门利益之间产生分歧时，会不会很纠结？
王旭明：这完全有可能，但再纠结也要服从你所供职的部门，这是你的职业素养、职业道德。但是不是就无可作为了？你的语气、语态，你强调的程度，你发言的内容的多少等等，还是有可以作为的地方。
《京华周刊》：如果部门利益与事实真相不一致呢？
王旭明：真实和部门利益，我认为不矛盾。如果你硬逼到这个份上，说你知道这是谎言，你的领导也要让你说，怎么办？要么说谎，要么辞职。就看你的价值取向是道德第一、人品第一，还是你的生存第一。从这个角度讲，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做新闻发言人期间，我没有说过谎。
《京华周刊》：你游刃于官场规则与职业理想？
王旭明：我曾在教育部待了11年半，应该是纯纯粹粹的官场，虽然我智慧比较弱一点，也知道官场的一些规则。如果说稍稍地离开了一点规则，就是关于“公开”。自从进入教育部之后，我就从事政务公开这一件事。
《京华周刊》：所以你在微博上说，还有人对于新闻发言人制度有所抵触，正是因为固有的观念？
王旭明：对，现在新闻发言人制度，是要我们干不习惯的事。所以我们几乎所有官员，在做不习惯事的时候，都表现出了那样的“不习惯”。你看，现在遭到质疑的红十字会、故宫，都是如此。
《京华周刊》：“不公开”反而会弄巧成拙，欲盖弥彰。
王旭明：现在给各地官员培训，我反复讲：你们要改变一个观念，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人这么多，又是跨越式发展，出现天灾人祸是正常的。关键是出现天灾人祸以后怎么办？其实就是我在给王勇平那封信里，中间那写的那15个字，“今日勇平，明日谁？今日铁道部，明日谁？”如果政府部门的工作做得不好，发言人是很为难的。
《京华周刊》：为什么在你此前的书里，都是新闻发言人乐观的一面？
王旭明：我不想把一种悲观的情绪传达出去。但实际上，当人传达更多乐观的时候，实际上就隐含着一种悲观。中国的新闻发布制度刚刚确立几年，遭到了阻力，我们现在随便找出一个官员来，让他和公众对话去，非常非常难。在这样艰难的生态下，做一个优秀的发言人太难了。
时时有一种欲哭感
《京华周刊》：媒体给你贴过很多标签，如果你自己选择一个，你会选择什么？
王旭明：如果真要我给我自己贴标签，就是：我是一个真诚的人。在当下，做一个真诚的人，你听得那么轻松，其实这是个很沉重的话。
《京华周刊》：以前你每天都在镁光灯下，语文出版社却非常安静，会不会有一种失落感？
王旭明：其实，我愿意尝试多样人生。这里确实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以前是谈公共利益、理想，现在搞企业要谈钱、谈利润——完全风马牛不相干的事情。而且，正如你说，这里非常僻静，“枯藤老树昏鸦、断桥人在天涯”这样的境界。你再赶上阴天，老槐树就发出沙沙的响声，有一点悲凉、一点凄凉。到了我这个年龄，失落感不能说没有，但确实逐渐淡化了。
《京华周刊》：这三年来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王旭明：最大的感悟我还没感悟出来。如果一定要说一个：原来我很少有哭的感觉，而这三年来，我时时有一种要欲哭的感觉。我不知道这是对生活认识深了还是浅了，反正是这样一种感觉。
《京华周刊》：你依然留恋新闻发言人时光？
王旭明：我对这段过去太留恋、太爱，爱到不能割舍。经历很多之后，有一种对人生透彻的悟，看得不一样了。
《京华周刊》：哪些彻悟？
王旭明：我就想，我们可能得罪了一些领导，可能失去了某个岗位，失去了晋升的机会，但这些和我们人生的那些感受相比，有那么重要吗？
我现在苦恼的事也有很多。殊不知，在我在跟你交谈当中，我内心里另外一些苦恼排泄出去了。但我们很多政府官员，活得特别紧、特别累。
《京华周刊》：现在审视三年前的自己，是不是也有不成熟的一面？
王旭明：包括对人，包括对事，包括对自己的检点。
《京华周刊》：检点指的是什么？
王旭明：我特别相信人。我到现在也不相信别人怎么够陷害我，怎么能说我一句坏话。当无情的事实告诉我，你真的就轻信了，那就检点自己，但是检点的结果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轻信，可能还是因为太过真诚。
那种滋味我尝够了
《京华周刊》：在教育部任上的时候，好多记者骂你，但是当你离开时，很多人又觉得很惋惜。
王旭明：对，现在我用10个字形容，“生的不伟大，死的挺光荣”。我们要有一批敢说话、爱说话、会说话的官员、发言人，我们国家才能进步，才能让说话不再成为中国人政治生活的个别，而成为一种普遍。
《京华周刊》：当卸任发言人后，有没有觉得卸掉了枷锁？
王旭明：别说枷锁，只是换了一种生活。当然你若非要说，各有各的枷锁，人总是这样，跳出一个枷锁，另外一个枷锁套上了。
《京华周刊》：如果现在让你再回去做新闻发言人，你去吗？
王旭明：说实话，我真不想了，因为那种滋味我尝过了，也尝够了。
《京华周刊》：回去的话，是不是博客肯定就不能再写了？
王旭明：那是。在机关里，我可能都要停止这些事情。
《京华周刊》：那样，可能我们很难有机会坐在一起了。
王旭明：那就是另外一幅面孔了。
《京华周刊》：你如何评价“王旭明现象”？
王旭明：其实我一直认为，未来的中国绝对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一代人已经固态、模式化了。我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稍稍出格一点或者另类一点的。实际上未来的20年，再看今天的王旭明算什么？这将是一种常态。我坚信这一条。
《京华周刊》：如果让你为自己写下墓志铭，你会怎么写？
王旭明：请你记住，这里埋葬着一个真的很真诚的人。
发言人首先是个人
《京华周刊》：为什么要写这封公开信？
王旭明：其实我一共写了3篇文章，在这之前我写了一篇，《假如我是双汇、故宫、哈药、红会的新闻发言人》，第二篇是给勇平的这封信，第三篇是《中国需要多少个温家宝》，这三篇博客是我新闻发言人最近这一段的思考，也包括自己以往的实践。
比如说我在这封信里谈到，他们说高铁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下的全国人民创造的人间奇迹。我认为，高铁是好事，但不是评价越高越好。因此我提出，我一向认为史无前例、旷世罕见，包括人间奇迹、世界第一，这样的词，新闻发言人、官员要慎用、少用。
《京华周刊》：优秀的新闻发言人应该如何面对公众？
王旭明：其实我在给勇平的这封信里边有一大段话，我认为新闻发言人首先是个人，应该有人的情感、人的表达、人的思想。人就应该是真实、诚恳，你别弄虚作假、别撒谎、别遮遮掩掩。
《京华周刊》：但有人说你任教育部发言人“过于吹捧中国的教育制度”，现在反而成了批评的急先锋？
王旭明：我很委屈。有的人说我人格分裂、两面派。你想一想，新闻发言人是代表你所公职部门发言，而公共发言人完全代表你自己。如果一个人代表别人的发言和代表他自己发言，都说一样的内容，这人是可怕的，也是很可悲。
《京华周刊》：你自己的想法和部门利益之间产生分歧时，会不会很纠结？
王旭明：这完全有可能，但再纠结也要服从你所供职的部门，这是你的职业素养、职业道德。但是不是就无可作为了？你的语气、语态，你强调的程度，你发言的内容的多少等等，还是有可以作为的地方。
《京华周刊》：如果部门利益与事实真相不一致呢？
王旭明：真实和部门利益，我认为不矛盾。如果你硬逼到这个份上，说你知道这是谎言，你的领导也要让你说，怎么办？要么说谎，要么辞职。就看你的价值取向是道德第一、人品第一，还是你的生存第一。从这个角度讲，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做新闻发言人期间，我没有说过谎。
《京华周刊》：你游刃于官场规则与职业理想？
王旭明：我曾在教育部待了11年半，应该是纯纯粹粹的官场，虽然我智慧比较弱一点，也知道官场的一些规则。如果说稍稍地离开了一点规则，就是关于“公开”。自从进入教育部之后，我就从事政务公开这一件事。
《京华周刊》：所以你在微博上说，还有人对于新闻发言人制度有所抵触，正是因为固有的观念？
王旭明：对，现在新闻发言人制度，是要我们干不习惯的事。所以我们几乎所有官员，在做不习惯事的时候，都表现出了那样的“不习惯”。你看，现在遭到质疑的红十字会、故宫，都是如此。
《京华周刊》：“不公开”反而会弄巧成拙，欲盖弥彰。
王旭明：现在给各地官员培训，我反复讲：你们要改变一个观念，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人这么多，又是跨越式发展，出现天灾人祸是正常的。关键是出现天灾人祸以后怎么办？其实就是我在给王勇平那封信里，中间那写的那15个字，“今日勇平，明日谁？今日铁道部，明日谁？”如果政府部门的工作做得不好，发言人是很为难的。
《京华周刊》：为什么在你此前的书里，都是新闻发言人乐观的一面？
王旭明：我不想把一种悲观的情绪传达出去。但实际上，当人传达更多乐观的时候，实际上就隐含着一种悲观。中国的新闻发布制度刚刚确立几年，遭到了阻力，我们现在随便找出一个官员来，让他和公众对话去，非常非常难。在这样艰难的生态下，做一个优秀的发言人太难了。
时时有一种欲哭感
《京华周刊》：媒体给你贴过很多标签，如果你自己选择一个，你会选择什么？
王旭明：如果真要我给我自己贴标签，就是：我是一个真诚的人。在当下，做一个真诚的人，你听得那么轻松，其实这是个很沉重的话。
《京华周刊》：以前你每天都在镁光灯下，语文出版社却非常安静，会不会有一种失落感？
王旭明：其实，我愿意尝试多样人生。这里确实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以前是谈公共利益、理想，现在搞企业要谈钱、谈利润——完全风马牛不相干的事情。而且，正如你说，这里非常僻静，“枯藤老树昏鸦、断桥人在天涯”这样的境界。你再赶上阴天，老槐树就发出沙沙的响声，有一点悲凉、一点凄凉。到了我这个年龄，失落感不能说没有，但确实逐渐淡化了。
《京华周刊》：这三年来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王旭明：最大的感悟我还没感悟出来。如果一定要说一个：原来我很少有哭的感觉，而这三年来，我时时有一种要欲哭的感觉。我不知道这是对生活认识深了还是浅了，反正是这样一种感觉。
《京华周刊》：你依然留恋新闻发言人时光？
王旭明：我对这段过去太留恋、太爱，爱到不能割舍。经历很多之后，有一种对人生透彻的悟，看得不一样了。
《京华周刊》：哪些彻悟？
王旭明：我就想，我们可能得罪了一些领导，可能失去了某个岗位，失去了晋升的机会，但这些和我们人生的那些感受相比，有那么重要吗？
我现在苦恼的事也有很多。殊不知，在我在跟你交谈当中，我内心里另外一些苦恼排泄出去了。但我们很多政府官员，活得特别紧、特别累。
《京华周刊》：现在审视三年前的自己，是不是也有不成熟的一面？
王旭明：包括对人，包括对事，包括对自己的检点。
《京华周刊》：检点指的是什么？
王旭明：我特别相信人。我到现在也不相信别人怎么够陷害我，怎么能说我一句坏话。当无情的事实告诉我，你真的就轻信了，那就检点自己，但是检点的结果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轻信，可能还是因为太过真诚。
那种滋味我尝够了
《京华周刊》：在教育部任上的时候，好多记者骂你，但是当你离开时，很多人又觉得很惋惜。
王旭明：对，现在我用10个字形容，“生的不伟大，死的挺光荣”。我们要有一批敢说话、爱说话、会说话的官员、发言人，我们国家才能进步，才能让说话不再成为中国人政治生活的个别，而成为一种普遍。
《京华周刊》：当卸任发言人后，有没有觉得卸掉了枷锁？
王旭明：别说枷锁，只是换了一种生活。当然你若非要说，各有各的枷锁，人总是这样，跳出一个枷锁，另外一个枷锁套上了。
《京华周刊》：如果现在让你再回去做新闻发言人，你去吗？
王旭明：说实话，我真不想了，因为那种滋味我尝过了，也尝够了。
《京华周刊》：回去的话，是不是博客肯定就不能再写了？
王旭明：那是。在机关里，我可能都要停止这些事情。
《京华周刊》：那样，可能我们很难有机会坐在一起了。
王旭明：那就是另外一幅面孔了。
《京华周刊》：你如何评价“王旭明现象”？
王旭明：其实我一直认为，未来的中国绝对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一代人已经固态、模式化了。我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稍稍出格一点或者另类一点的。实际上未来的20年，再看今天的王旭明算什么？这将是一种常态。我坚信这一条。
《京华周刊》：如果让你为自己写下墓志铭，你会怎么写？
王旭明：请你记住，这里埋葬着一个真的很真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