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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为第一要务”仍为党内共识和基本方略的今天，如何优化干部资源配置以促进发展，仍是决策层实施人事调整最优先的考量。
过去数月中，政坛掀起新一轮人事调整。到目前为止，有逾十名省部级高官易位，包括辽宁省委书记张文岳、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储波、重庆市长王鸿举不再担任现职，相应的职缺分别由吉林省委书记王珉、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河北省长胡春华、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接任。吉林省委书记一职则由农业部长孙政才接替，福建省委书记则由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孙春兰接任。吉林省长韩长赋、吉林省委副书记王儒林、河南省委副书记陈全国则分别出任农业部长、吉林省长及河北省长。
按照党章第二章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除它们派出的代表机关和在非党组织中的党组外，均由选举产生。但同时在第十三条又规定：在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基层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上级党的组织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调动或者指派下级党组织的负责人。这就为频繁的人事变动留下了可变通的空间。
本轮调整面积之大、涉及省区、部委之多为近年来所罕见。北京政情分析人士认为，省部级官员变动通常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为一个调整周期。因此，在接下来两三年中，省部级人事仍将逐步大幅变动，直至2012年十八大召开。因此，过去数月里发生的省部级人事变动也可以看作是为中共十八大人事安排预作准备。
以地区发展考量为重
坊间论及高层人事调整，往往着眼于其出身背景，纯粹从人事政治的视角加以揣摩，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事实上，在“发展为第一要务”仍为党内共识和基本方略的今天，如何优化干部资源配置以促进发展，仍是决策层实施人事调整最优先的考量。用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的话来说，就是如何“把最优秀的干部用到最关键的岗位上”。
原吉林省委书记王珉从农业大省调任至老工业基地辽宁，即显示中央此一思路。王珉在任苏州市委书记期间，其主抓的苏州工业园项目取得了突破性发展，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而其在吉林省委书记任上的最大政绩，是他给当地所带来的思想冲击，特别是倡导发展民营经济。王到吉林不到4个月，就出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比国务院颁布的“非公经济36条”还要早。“当时很多干部转不过弯，觉得把国企卖给民企怎么行?”政情分析人士认为，从农业大省吉林调到工业大省辽宁，王珉将更有作为。
卢展工调河南的背景，则隐含中央加紧实现中部崛起的战略的考量。卢在福建任内最为人称道的是提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发展战略，并于2009年5月成功推动其上升为国家战略，此举使得夹在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的福建避免了被边缘化的危险。卢在福建有丰富的经济建设和利用台商投资的经验，此一调动，显见中央希冀藉由东部官员的执政经验，带动中西部的发展，以达到整体均衡的目标。
但卢展工调任河南，亦引发出既定发展战略能否延续的疑问。对此，继任者孙春兰在走马上任之初即提出她经营福建的理念：首要任务是发展，尤其要积极推动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战略。政情分析人士指出，孙春兰曾担任过大连市市委书记，同样有沿海开放地区的领导经验，施政方面并无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身为中共建政史上第三位女性省委书记的孙春兰并未受过正规大学教育。她从钟表工做起，在辽宁的工厂里呆了近20年。这也显示出中共用人不拘一格的一面。
河北省省长胡春华此次担任内蒙古一把手，则被认为与他长期在民族自治地区工作的经历有关。在2008年3月“空降”河北任代省长之前，他的25年从政经历可归纳为“两度入藏”、“两度入团”，其中约20年在西藏工作。中组部在任免大会上，特别肯定了他在西藏的经历。“胡春华经过多岗位锻炼，领导经验比较丰富，工作中注意谋全局、抓重点；事业心、责任心强，工作务实深入，有奉献精神，前后在西藏工作20多年；为人谦虚谨慎，处事沉稳低调，坚持原则，公道正派。”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一个很重要的规范，即要求从多个层面加大干部交流力度，完善干部交流制度。这次人事调整，仍然延续了加大干部交流的思路。新晋重庆市长黄奇帆，曾参与浦东新区开发，从上海市经委主任调入重庆。采访他的记者称，黄是西部少有真正懂经济的官员，对各种经济数据倒背如流。黄由沪入渝，显示中央希望其将上海经验引入重庆，就像上海带动长三角发展那样，引领重庆成为西部经济的增长极。重庆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如何看待学者型高官
这里说的学者型高官，并非泛指高学历，而是指其主管部门或者区域的核心特征与高官的学问研究方向是一致的。在三农领域，这一点体现的比较典型。
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23日下午进行第11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他强调，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更加扎实地做好农业、农村、农民工作。
在此轮省部级人事调整中，吉林省委书记王珉的继任者孙政才原为国内知名的甜玉米专家，1997年的中央人才选拔计划，相中了还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作物所任党委副书记的孙政才，孙由此进入政坛，从农业做起，历任北京市顺义区区长、北京市委秘书长，协助市委书记刘淇工作。2006年年底入主农业部，成为国务院最年轻的部长。孙从农业部长转任吉林省委书记一职，可谓来得正是时候。号称“天下粮仓、全国肉库”的吉林打算投资260亿元，5年内将全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由目前的500亿斤，提高到600亿斤。
而接任农业部部长一职的原吉林省长韩长赋，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任共青团中央青农部副部长，2001年任农业部常务副部长。2005年，韩长赋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具体主持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此番再度回归农业部门，可谓驾轻就熟。据他自己讲，从国务院研究室离开，因为到地方工作，没有再做专门研究，但一直在观察农民工问题。
由于工作原因，韩长赋一直在关注农民工现象，亲见、亲历了三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是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政策放活以后出来打工的农民。第二代农民工大多是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农民，随着90年代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外向度大幅提高而外出打工。这部分人是目前农民工中数量最多的，是重点研究和政策针对的农民工主体。近几年，农民工队伍中出现了一个新群体，就是上世纪9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模糊一点也包含80年代末出生的，可统称为“90后”，他们算是第三代农 民工。韩长赋认为，最近几年新增加的农民工主要是这部分人，他们基本是进城打工，估计有4000万人左右。虽然在数量上他们还不占主体，但由于其特殊性和今后的成长性，值得高度关注、深入研究。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央政府已经高度重视。比如，1月22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说，研究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2010年人保部的工作任务之一。新任农业部长韩长赋就观察到，近两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速下滑，大量农民工失业，但“90后”农民工并没有返回农村务农。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城里游荡，或在农村闲逛。鉴于此，积极的思路是使他们有序地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
当然，学者型官员从研究中得到的真知灼见最后能否转化为真实的政策，并不完全是由学者型高官本人决定的。但至少可以期待起一种积极推动的作用。上述人事变动，也足以显示出最高层在人事调动上的考量思路。
更新世代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表示，现在官员年龄限制执行非常严格。此番省部级官员调动，亦出于执政党新陈代谢的内在需要。
按照党内不成文规定，省部级正职官员一般为满65岁、副省部级满60岁离开实权部门，或退休，或转至人大、政协二线机构任职，作为退休前的过渡。在本轮人事调整案中，张文岳、徐光春、储波以及王鸿举均属年龄“到站”而去职。据统计，今年将届满65岁退休年龄的省部级干部，除上述人士之外，在中央层面还有逾十位正部级高官。
党务专家指出，当前中共已启动十八大遴选干部工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年龄按梯队形式“5678”格局进行。所谓的“5678”格局，即指1950年代出生的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众多的1960年代出生干部进入省部级领导班子，1970年代出生的官员逐渐成为厅局级官员的主体，1980年代出生的干部成为县处级官员主体。其中“60后”的干部仅40岁出头，无疑将成为未来一二十年中共政治的核心要角。
在本轮人事调整中，被拔擢者均属于“50后”。例如王珉、孙春兰均是出生于1950年，卢展工、黄奇帆出生于1952年，陈全国则出生于1955年。最引人瞩目的当属胡春华与孙政才两人的任职。两人都是1963年出生，是中国官场少见的“60后”正部级官员，被认为是中共新生代政治明星。在中国干部队伍中受到关注的“6”字头省部级高官，还有1960年出生的现任湖南省长周强，1967年出生的团中央第一书记陆昊，以及1961年出生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
另外，在本轮人事调整中，和建国以后的传统一样，因为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共青团同样在发挥着输出中高级领导干部的重任。曾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春华自不必待言，韩长赋曾任团中央青工部部长，王儒林曾任吉林团省委书记，孙春兰早年在鞍山市一轻局、鞍山市轻工业纺织局担任团委书记，共青团经历长达10年。
在中共党史上，共青团背景干部担任正省部级职务的第一次高潮出现在1982年至1987年的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期间，彼时有部分共青团干部在几年内快速晋升为正省部级干部，如李瑞环、王兆国、胡锦涛、贾春旺等。这也是当时由老一辈革命家推动的领导干部年轻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们关心领导干部的调整，主要还是想借此观察中国的未来走向。2月3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重要讲话中可以看出，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聚集在一起，主要是要深入研究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动员地方大员打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场攻坚战和持久战。观察省部级领导干部的人事变动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影响，这一点尤为重要。
学者型官员从研究中得到的真知灼见最后能否转化为真实的政策，并不完全是由学者型高官本人决定的。但至少可以期待起—种积极推动的作用。上述人事变动，也足以显示出最高层在人事调动上的考量思路。
过去数月中，政坛掀起新一轮人事调整。到目前为止，有逾十名省部级高官易位，包括辽宁省委书记张文岳、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储波、重庆市长王鸿举不再担任现职，相应的职缺分别由吉林省委书记王珉、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河北省长胡春华、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接任。吉林省委书记一职则由农业部长孙政才接替，福建省委书记则由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孙春兰接任。吉林省长韩长赋、吉林省委副书记王儒林、河南省委副书记陈全国则分别出任农业部长、吉林省长及河北省长。
按照党章第二章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除它们派出的代表机关和在非党组织中的党组外，均由选举产生。但同时在第十三条又规定：在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基层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上级党的组织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调动或者指派下级党组织的负责人。这就为频繁的人事变动留下了可变通的空间。
本轮调整面积之大、涉及省区、部委之多为近年来所罕见。北京政情分析人士认为，省部级官员变动通常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为一个调整周期。因此，在接下来两三年中，省部级人事仍将逐步大幅变动，直至2012年十八大召开。因此，过去数月里发生的省部级人事变动也可以看作是为中共十八大人事安排预作准备。
以地区发展考量为重
坊间论及高层人事调整，往往着眼于其出身背景，纯粹从人事政治的视角加以揣摩，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事实上，在“发展为第一要务”仍为党内共识和基本方略的今天，如何优化干部资源配置以促进发展，仍是决策层实施人事调整最优先的考量。用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的话来说，就是如何“把最优秀的干部用到最关键的岗位上”。
原吉林省委书记王珉从农业大省调任至老工业基地辽宁，即显示中央此一思路。王珉在任苏州市委书记期间，其主抓的苏州工业园项目取得了突破性发展，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而其在吉林省委书记任上的最大政绩，是他给当地所带来的思想冲击，特别是倡导发展民营经济。王到吉林不到4个月，就出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比国务院颁布的“非公经济36条”还要早。“当时很多干部转不过弯，觉得把国企卖给民企怎么行?”政情分析人士认为，从农业大省吉林调到工业大省辽宁，王珉将更有作为。
卢展工调河南的背景，则隐含中央加紧实现中部崛起的战略的考量。卢在福建任内最为人称道的是提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发展战略，并于2009年5月成功推动其上升为国家战略，此举使得夹在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的福建避免了被边缘化的危险。卢在福建有丰富的经济建设和利用台商投资的经验，此一调动，显见中央希冀藉由东部官员的执政经验，带动中西部的发展，以达到整体均衡的目标。
但卢展工调任河南，亦引发出既定发展战略能否延续的疑问。对此，继任者孙春兰在走马上任之初即提出她经营福建的理念：首要任务是发展，尤其要积极推动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战略。政情分析人士指出，孙春兰曾担任过大连市市委书记，同样有沿海开放地区的领导经验，施政方面并无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身为中共建政史上第三位女性省委书记的孙春兰并未受过正规大学教育。她从钟表工做起，在辽宁的工厂里呆了近20年。这也显示出中共用人不拘一格的一面。
河北省省长胡春华此次担任内蒙古一把手，则被认为与他长期在民族自治地区工作的经历有关。在2008年3月“空降”河北任代省长之前，他的25年从政经历可归纳为“两度入藏”、“两度入团”，其中约20年在西藏工作。中组部在任免大会上，特别肯定了他在西藏的经历。“胡春华经过多岗位锻炼，领导经验比较丰富，工作中注意谋全局、抓重点；事业心、责任心强，工作务实深入，有奉献精神，前后在西藏工作20多年；为人谦虚谨慎，处事沉稳低调，坚持原则，公道正派。”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一个很重要的规范，即要求从多个层面加大干部交流力度，完善干部交流制度。这次人事调整，仍然延续了加大干部交流的思路。新晋重庆市长黄奇帆，曾参与浦东新区开发，从上海市经委主任调入重庆。采访他的记者称，黄是西部少有真正懂经济的官员，对各种经济数据倒背如流。黄由沪入渝，显示中央希望其将上海经验引入重庆，就像上海带动长三角发展那样，引领重庆成为西部经济的增长极。重庆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如何看待学者型高官
这里说的学者型高官，并非泛指高学历，而是指其主管部门或者区域的核心特征与高官的学问研究方向是一致的。在三农领域，这一点体现的比较典型。
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23日下午进行第11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他强调，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更加扎实地做好农业、农村、农民工作。
在此轮省部级人事调整中，吉林省委书记王珉的继任者孙政才原为国内知名的甜玉米专家，1997年的中央人才选拔计划，相中了还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作物所任党委副书记的孙政才，孙由此进入政坛，从农业做起，历任北京市顺义区区长、北京市委秘书长，协助市委书记刘淇工作。2006年年底入主农业部，成为国务院最年轻的部长。孙从农业部长转任吉林省委书记一职，可谓来得正是时候。号称“天下粮仓、全国肉库”的吉林打算投资260亿元，5年内将全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由目前的500亿斤，提高到600亿斤。
而接任农业部部长一职的原吉林省长韩长赋，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任共青团中央青农部副部长，2001年任农业部常务副部长。2005年，韩长赋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具体主持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此番再度回归农业部门，可谓驾轻就熟。据他自己讲，从国务院研究室离开，因为到地方工作，没有再做专门研究，但一直在观察农民工问题。
由于工作原因，韩长赋一直在关注农民工现象，亲见、亲历了三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是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政策放活以后出来打工的农民。第二代农民工大多是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农民，随着90年代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外向度大幅提高而外出打工。这部分人是目前农民工中数量最多的，是重点研究和政策针对的农民工主体。近几年，农民工队伍中出现了一个新群体，就是上世纪9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模糊一点也包含80年代末出生的，可统称为“90后”，他们算是第三代农 民工。韩长赋认为，最近几年新增加的农民工主要是这部分人，他们基本是进城打工，估计有4000万人左右。虽然在数量上他们还不占主体，但由于其特殊性和今后的成长性，值得高度关注、深入研究。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央政府已经高度重视。比如，1月22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说，研究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2010年人保部的工作任务之一。新任农业部长韩长赋就观察到，近两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速下滑，大量农民工失业，但“90后”农民工并没有返回农村务农。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城里游荡，或在农村闲逛。鉴于此，积极的思路是使他们有序地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
当然，学者型官员从研究中得到的真知灼见最后能否转化为真实的政策，并不完全是由学者型高官本人决定的。但至少可以期待起一种积极推动的作用。上述人事变动，也足以显示出最高层在人事调动上的考量思路。
更新世代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表示，现在官员年龄限制执行非常严格。此番省部级官员调动，亦出于执政党新陈代谢的内在需要。
按照党内不成文规定，省部级正职官员一般为满65岁、副省部级满60岁离开实权部门，或退休，或转至人大、政协二线机构任职，作为退休前的过渡。在本轮人事调整案中，张文岳、徐光春、储波以及王鸿举均属年龄“到站”而去职。据统计，今年将届满65岁退休年龄的省部级干部，除上述人士之外，在中央层面还有逾十位正部级高官。
党务专家指出，当前中共已启动十八大遴选干部工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年龄按梯队形式“5678”格局进行。所谓的“5678”格局，即指1950年代出生的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众多的1960年代出生干部进入省部级领导班子，1970年代出生的官员逐渐成为厅局级官员的主体，1980年代出生的干部成为县处级官员主体。其中“60后”的干部仅40岁出头，无疑将成为未来一二十年中共政治的核心要角。
在本轮人事调整中，被拔擢者均属于“50后”。例如王珉、孙春兰均是出生于1950年，卢展工、黄奇帆出生于1952年，陈全国则出生于1955年。最引人瞩目的当属胡春华与孙政才两人的任职。两人都是1963年出生，是中国官场少见的“60后”正部级官员，被认为是中共新生代政治明星。在中国干部队伍中受到关注的“6”字头省部级高官，还有1960年出生的现任湖南省长周强，1967年出生的团中央第一书记陆昊，以及1961年出生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
另外，在本轮人事调整中，和建国以后的传统一样，因为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共青团同样在发挥着输出中高级领导干部的重任。曾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春华自不必待言，韩长赋曾任团中央青工部部长，王儒林曾任吉林团省委书记，孙春兰早年在鞍山市一轻局、鞍山市轻工业纺织局担任团委书记，共青团经历长达10年。
在中共党史上，共青团背景干部担任正省部级职务的第一次高潮出现在1982年至1987年的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期间，彼时有部分共青团干部在几年内快速晋升为正省部级干部，如李瑞环、王兆国、胡锦涛、贾春旺等。这也是当时由老一辈革命家推动的领导干部年轻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们关心领导干部的调整，主要还是想借此观察中国的未来走向。2月3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重要讲话中可以看出，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聚集在一起，主要是要深入研究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动员地方大员打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场攻坚战和持久战。观察省部级领导干部的人事变动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影响，这一点尤为重要。
学者型官员从研究中得到的真知灼见最后能否转化为真实的政策，并不完全是由学者型高官本人决定的。但至少可以期待起—种积极推动的作用。上述人事变动，也足以显示出最高层在人事调动上的考量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