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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早在三十年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十七大上，共富问题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通过对胡锦涛报告的解读，一个“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和谐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
三大差距改革开放这一中华民族求富图强的伟大历史征程即将迎来第三十个年头。对于改革开放的设想，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如果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阶段和必要手段，那么现在我国已经具备了迈向共同富裕的条件。胡锦涛总书记在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发展的前提下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宏伟目标，就是全民族迈向共同富裕的行动纲领。可以打个比方，改革开放前几十年我们侧重于做蛋糕，把蛋糕做得尽可能大，那么现在这个阶段在继续把蛋糕做大的同时也要注重如何分蛋糕，使更多的人享受到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是改革开放纵深化的重要战略步骤，也是对小平同志改革设想的具体化实现。
过去的五年是实践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由“又快又好”向“又好有快”转换的五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统计数字，我国2006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实现26847.05亿美元，人均GDP首次超过了2000美元。2008年我国GDP总量将超过德国，进入世界前三甲，位列美国、日本之后。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这个时期也是问题比较集中的时期。从各国的经验来看，当一个社会的人均GDP处于1000—3000美元的时候，正是这个社会的经济变化最剧烈的时期。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在以前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所暂时掩盖的一些问题也会爆发出来。
现在我国正处于改革攻坚阶段，诸如经济增长方式、环境问题、社会文明与个人道德重构等问题都是需要着力解决的。从民生的层面上说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问题是社会贫富分化现象明显。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会在社会不同阶层中形成离散趋向，影响我们这个社会共同理想的形成，妨碍下一步改革目标的实现。
社会发展差距在宏观上表现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行业差距，具体到社会成员之间就是存在巨大的收入鸿沟、一部分人生活困难。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6月的一次调查显示，占中国人口10%的最富有人群掌握着国家45%的财富，而占人口10%的最贫困人口只拥有国家1.4%的财富；各占总人口20%的最高和最低收入两大群体，收入差距已达33倍。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还曾经说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这种状况不是改革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不能长期持续的。
大争论
从2004年8月开始，从理论界到互联网发生了一场关于“改革向何处去”的大论争，吸引了众多的人参与其中，其核心是对社会贫富现象与改革发展路径问题的争论。我们应该看到目前社会上贫富差距现象有其历史和社会成因。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说：“从某种程度上说，自改革开放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尽管话有些绝对，但是前一阶段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建设与统筹兼顾关系中的“一长一短”是显而易见的。考虑到改革是一项宏伟的历史变革，前一阶段迅速发展经济提升国家实力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要求和国际竞争的现实需要，是完全必要的。胡锦涛总书记在总结改革发展历程时说：“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同时他还指出要“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可见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必须依靠深化改革来解决。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解决目前问题的实际操作路径。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吴忠民教授说：“十六大之后，社会政策开始遍地开花。”随着科学发展观在经济领域深入贯彻，从2005年开始我国东部、东北、中部、西部GDP增速持平，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遏制。各省之间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扩大趋势在2004年达到0.469后也开始出现了缩小的迹象。近几年发展与收入差距拉大现象开始得到改观，这是与中央一系列细致的工作分不开的。
解决群众最关心的收入差距问题首先是解决困难群体生活问题。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对于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性措施。目前我国城市低保制度已经相对稳定地保障了2235.5万城镇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农村低保也已经覆盖2500多万人。全国各省市均已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开始得到保障。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还大力创造就业机会，实现下岗工人再就业，着力消除零就业家庭。2001年至2006年，我国再就业绝对人数显著增加， 2002-2006年四年间，新增城镇就业353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880万人，其中仅2006年当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就突破1000万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各地展开，初步解决了“三农”问题（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从2004年起，连续四个“中央一号文件”推出“重农”举措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连续三年超过6%，是1985年以来的首次。2006年，有着2600多年历史的农业税走入历史，接着牧业税、特产税相继取消。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从2006年起每年减轻农民负担1200多亿元。在“少取”的同时“多予”也是重要策略。这五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投入达15060亿元，相当于前10年(1993年至2002年)的总和。此外，国家还对种粮农民进行“直补”，种地不仅不用缴农业税还有数额不等的农业补贴，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的激发。国家对“三农”问题的一系列举措赢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教育、住房和医疗问题是现代人的三大负担，也是影响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近几年中央对教育问题的关注是空前的。自2005年底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以来，全部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为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补贴住宿费，使义务教育真正属于义务。与此同时，国家助学体系不断完善，每年用于助学的财政投入、助学贷款和学校安排助学经费达500亿元。这一举措正在解决令社会尴尬的“考得上大学而上不起大学”的现象。目前解决住房问题的重点是解决住房困难群众的居住问题。截至2007年6月底，全国656个城市中，已有586个建立了廉租住房制度，2007年计划安排廉租住房资金达到79.4亿元，超过2006年之前廉租住房资金总额。医疗保障目前还在探索阶段，近5年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面不断扩大，今年参保人数已超过1.6亿。农村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我国于2003年开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采取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的方式，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口达7.2亿，占全国农业人口的82.8%，可以说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医疗负担。
协调收入差距还要靠建立收入调节机制，具体做法就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对于高收入群体国家从2006年开始完善高收入纳税申报制度、通过税收杠杆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格局，实现社会公平。从去年开始垄断行业也被纳入监控范围，从明年开始垄断行业的红利要上缴中央，相信不久的将来，垄断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这一广为人所诟病的社会不公会有所改观。
“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通过对这五年中央工作的回顾，中央亲民爱民的举措前所未有的密集，以人为本的发展主线有目共睹。政策重点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到“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富民强国，民富才能国强，国强才能民安，这是一对辨证的关系。南京市委书记罗志军说：“不发展，慢发展无以安居乐业；不全面、不协调难有社会和谐。富民是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目前我们已经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是考虑“分蛋糕”的时候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是要减少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化解社会矛盾。化解这种风险就需要将目前社会阶层收入的“金字塔”型结构改进成为“纺锤形”结构，这也是发达国家普遍的社会结构。实现共同富裕从实际操作层面上讲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调节高收入；二是救助低收入；三是培养中等收入群体。党的十七大为我们解决民生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路。
调节过高收入，需要“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如果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阶段，那么现在我国已经具备了先富带动大家共同富裕的条件。实现共同富裕不是“等贵贱、均贫富”，更不是要“劫富济贫”。 人因为能力、文化水平、勤懒和机遇的差异，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是非常正常的，关键问题是要在社会规则制定的层面上更加普惠大众，实现社会公平。对于高收入人群要通过税收手段来调节收入不合理差距，这项工作刚刚起步。税收调节过高收入的工作重点在于监管，制定并严格实行可操作性强的追惩措施。在监管目标的指向上重点是向上监管，而不是向下监管，不应该让普通工薪阶层成为缴纳个税的主体。建立重点行业监管和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使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征收指向更加明确。在严格个税征收监管的同时也要鼓励高收入群体参与慈善事业，直接救助困难群体，并为此制定一套免税措施。先富起来的人群最先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物质成果，是既得利益群体，在享受利益的同时也应该适当反哺社会，减轻政府负担，分担社会责任。遗憾的是我国的富裕群体对慈善公益事业普遍缺乏热情，这需要社会环境的培养，有赖于制度建设和在全社会形成关心公益事业的氛围。
解决现代人的三大负担是解决民生问题，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现实举措，需要按照轻重缓急分步骤解决。
首先，城市住房问题要区别对待，工作重心下移，政府的工作重点由发展活跃房产经济转移到老百姓住房保障上面来。对于确实买不起住房的困难群众政府要重点解决好无房户和住房特困户的住房问题。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加快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在这一点上政府责无旁贷。建设部部长汪光焘日前表示今后政府会安排不低于10％的土地出让金和住房公积金结余用于廉租房建设。廉租房制度也是有效遏止房价过快增长的有效举措。
其次，明确“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看不起病的问题需要坚持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废除以药养医的旧有体制，同时也要加大政府财政投入，保障医院在良性经济环境下有效运行。目前可以在先解决大病医疗保险的前提下逐步推进全民医保，使医疗卫生福利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
再次，教育社会公益事业的基本属性重新得到肯定。“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党中央近来一再明确反对“教育产业化”，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中央提出“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是对教育公平精神的弘扬。贯彻教育公平首先要打破教育资源垄断，减少教育不公，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推进民办教育的发展，实现办学主体和教育投资渠道的多元化。优先发展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的根本之策，保证公平的教育，可以做到每个人起点的基本公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具体体现。教育公平的关键是资源公平，只有当每个孩子都能公平地得到受教育的机会，教育才能真正承担起强国兴邦的责任。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关于解决社会收入差距问题，一方面要“调高”另一方面要“救低”。救低就是“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在完善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的前提下还要建立最低生活保障金与物价变动的同步调节。社会还要尽可能多的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变“输血”为“造血”。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将财政收入更多用于公共事业，普惠民众。财政转移支付和产业转移使发展欠发达地区获得发展条件。
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中国社会的小康，没有农民的地位就没有全社会的和谐。目前在我国各个地方，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务相差悬殊，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获得教育、医疗等各项福利津贴方面还存在不平等。解决三农问题一是促进农民增收，二是提高广大农民社会地位。过去五年，中国农村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相信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展开，文明富裕之风一定会吹遍广大农村大地。
党的报告中还提出“发展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这是形成一个健全稳定社会的需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中等收入者占多数。”发展完善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占人口70％的工人和农民，是“扩中”的最主要目标。
他们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石。要让人民群众的财产保值增值，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就要拓宽收入渠道，使更多劳动者成为创业者。政府要营造宽松的社会政策环境，减少针对个体工商户的税费，放水养鱼。提高居民收入一方面可以使更多人分享改革开放发展成果，另一方面能够真正拉动内需，减少我国经济对外资外贸的依赖度，化解经济结构性风险。
党的十七大提出“社会公平正义，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和谐社会目标是那么的具体；“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和谐图景是那么令人振奋。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这种美好目标和和谐图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编辑：朱军
三大差距改革开放这一中华民族求富图强的伟大历史征程即将迎来第三十个年头。对于改革开放的设想，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如果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阶段和必要手段，那么现在我国已经具备了迈向共同富裕的条件。胡锦涛总书记在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发展的前提下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宏伟目标，就是全民族迈向共同富裕的行动纲领。可以打个比方，改革开放前几十年我们侧重于做蛋糕，把蛋糕做得尽可能大，那么现在这个阶段在继续把蛋糕做大的同时也要注重如何分蛋糕，使更多的人享受到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是改革开放纵深化的重要战略步骤，也是对小平同志改革设想的具体化实现。
过去的五年是实践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由“又快又好”向“又好有快”转换的五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统计数字，我国2006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实现26847.05亿美元，人均GDP首次超过了2000美元。2008年我国GDP总量将超过德国，进入世界前三甲，位列美国、日本之后。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这个时期也是问题比较集中的时期。从各国的经验来看，当一个社会的人均GDP处于1000—3000美元的时候，正是这个社会的经济变化最剧烈的时期。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在以前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所暂时掩盖的一些问题也会爆发出来。
现在我国正处于改革攻坚阶段，诸如经济增长方式、环境问题、社会文明与个人道德重构等问题都是需要着力解决的。从民生的层面上说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问题是社会贫富分化现象明显。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会在社会不同阶层中形成离散趋向，影响我们这个社会共同理想的形成，妨碍下一步改革目标的实现。
社会发展差距在宏观上表现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行业差距，具体到社会成员之间就是存在巨大的收入鸿沟、一部分人生活困难。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6月的一次调查显示，占中国人口10%的最富有人群掌握着国家45%的财富，而占人口10%的最贫困人口只拥有国家1.4%的财富；各占总人口20%的最高和最低收入两大群体，收入差距已达33倍。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还曾经说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这种状况不是改革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不能长期持续的。
大争论
从2004年8月开始，从理论界到互联网发生了一场关于“改革向何处去”的大论争，吸引了众多的人参与其中，其核心是对社会贫富现象与改革发展路径问题的争论。我们应该看到目前社会上贫富差距现象有其历史和社会成因。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说：“从某种程度上说，自改革开放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尽管话有些绝对，但是前一阶段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建设与统筹兼顾关系中的“一长一短”是显而易见的。考虑到改革是一项宏伟的历史变革，前一阶段迅速发展经济提升国家实力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要求和国际竞争的现实需要，是完全必要的。胡锦涛总书记在总结改革发展历程时说：“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同时他还指出要“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可见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必须依靠深化改革来解决。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解决目前问题的实际操作路径。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吴忠民教授说：“十六大之后，社会政策开始遍地开花。”随着科学发展观在经济领域深入贯彻，从2005年开始我国东部、东北、中部、西部GDP增速持平，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遏制。各省之间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扩大趋势在2004年达到0.469后也开始出现了缩小的迹象。近几年发展与收入差距拉大现象开始得到改观，这是与中央一系列细致的工作分不开的。
解决群众最关心的收入差距问题首先是解决困难群体生活问题。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对于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性措施。目前我国城市低保制度已经相对稳定地保障了2235.5万城镇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农村低保也已经覆盖2500多万人。全国各省市均已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开始得到保障。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还大力创造就业机会，实现下岗工人再就业，着力消除零就业家庭。2001年至2006年，我国再就业绝对人数显著增加， 2002-2006年四年间，新增城镇就业353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880万人，其中仅2006年当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就突破1000万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各地展开，初步解决了“三农”问题（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从2004年起，连续四个“中央一号文件”推出“重农”举措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连续三年超过6%，是1985年以来的首次。2006年，有着2600多年历史的农业税走入历史，接着牧业税、特产税相继取消。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从2006年起每年减轻农民负担1200多亿元。在“少取”的同时“多予”也是重要策略。这五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投入达15060亿元，相当于前10年(1993年至2002年)的总和。此外，国家还对种粮农民进行“直补”，种地不仅不用缴农业税还有数额不等的农业补贴，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的激发。国家对“三农”问题的一系列举措赢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教育、住房和医疗问题是现代人的三大负担，也是影响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近几年中央对教育问题的关注是空前的。自2005年底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以来，全部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为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补贴住宿费，使义务教育真正属于义务。与此同时，国家助学体系不断完善，每年用于助学的财政投入、助学贷款和学校安排助学经费达500亿元。这一举措正在解决令社会尴尬的“考得上大学而上不起大学”的现象。目前解决住房问题的重点是解决住房困难群众的居住问题。截至2007年6月底，全国656个城市中，已有586个建立了廉租住房制度，2007年计划安排廉租住房资金达到79.4亿元，超过2006年之前廉租住房资金总额。医疗保障目前还在探索阶段，近5年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面不断扩大，今年参保人数已超过1.6亿。农村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我国于2003年开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采取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的方式，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口达7.2亿，占全国农业人口的82.8%，可以说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医疗负担。
协调收入差距还要靠建立收入调节机制，具体做法就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对于高收入群体国家从2006年开始完善高收入纳税申报制度、通过税收杠杆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格局，实现社会公平。从去年开始垄断行业也被纳入监控范围，从明年开始垄断行业的红利要上缴中央，相信不久的将来，垄断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这一广为人所诟病的社会不公会有所改观。
“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通过对这五年中央工作的回顾，中央亲民爱民的举措前所未有的密集，以人为本的发展主线有目共睹。政策重点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到“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富民强国，民富才能国强，国强才能民安，这是一对辨证的关系。南京市委书记罗志军说：“不发展，慢发展无以安居乐业；不全面、不协调难有社会和谐。富民是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目前我们已经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是考虑“分蛋糕”的时候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是要减少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化解社会矛盾。化解这种风险就需要将目前社会阶层收入的“金字塔”型结构改进成为“纺锤形”结构，这也是发达国家普遍的社会结构。实现共同富裕从实际操作层面上讲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调节高收入；二是救助低收入；三是培养中等收入群体。党的十七大为我们解决民生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路。
调节过高收入，需要“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如果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阶段，那么现在我国已经具备了先富带动大家共同富裕的条件。实现共同富裕不是“等贵贱、均贫富”，更不是要“劫富济贫”。 人因为能力、文化水平、勤懒和机遇的差异，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是非常正常的，关键问题是要在社会规则制定的层面上更加普惠大众，实现社会公平。对于高收入人群要通过税收手段来调节收入不合理差距，这项工作刚刚起步。税收调节过高收入的工作重点在于监管，制定并严格实行可操作性强的追惩措施。在监管目标的指向上重点是向上监管，而不是向下监管，不应该让普通工薪阶层成为缴纳个税的主体。建立重点行业监管和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使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征收指向更加明确。在严格个税征收监管的同时也要鼓励高收入群体参与慈善事业，直接救助困难群体，并为此制定一套免税措施。先富起来的人群最先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物质成果，是既得利益群体，在享受利益的同时也应该适当反哺社会，减轻政府负担，分担社会责任。遗憾的是我国的富裕群体对慈善公益事业普遍缺乏热情，这需要社会环境的培养，有赖于制度建设和在全社会形成关心公益事业的氛围。
解决现代人的三大负担是解决民生问题，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现实举措，需要按照轻重缓急分步骤解决。
首先，城市住房问题要区别对待，工作重心下移，政府的工作重点由发展活跃房产经济转移到老百姓住房保障上面来。对于确实买不起住房的困难群众政府要重点解决好无房户和住房特困户的住房问题。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加快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在这一点上政府责无旁贷。建设部部长汪光焘日前表示今后政府会安排不低于10％的土地出让金和住房公积金结余用于廉租房建设。廉租房制度也是有效遏止房价过快增长的有效举措。
其次，明确“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看不起病的问题需要坚持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废除以药养医的旧有体制，同时也要加大政府财政投入，保障医院在良性经济环境下有效运行。目前可以在先解决大病医疗保险的前提下逐步推进全民医保，使医疗卫生福利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
再次，教育社会公益事业的基本属性重新得到肯定。“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党中央近来一再明确反对“教育产业化”，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中央提出“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是对教育公平精神的弘扬。贯彻教育公平首先要打破教育资源垄断，减少教育不公，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推进民办教育的发展，实现办学主体和教育投资渠道的多元化。优先发展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的根本之策，保证公平的教育，可以做到每个人起点的基本公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具体体现。教育公平的关键是资源公平，只有当每个孩子都能公平地得到受教育的机会，教育才能真正承担起强国兴邦的责任。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关于解决社会收入差距问题，一方面要“调高”另一方面要“救低”。救低就是“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在完善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的前提下还要建立最低生活保障金与物价变动的同步调节。社会还要尽可能多的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变“输血”为“造血”。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将财政收入更多用于公共事业，普惠民众。财政转移支付和产业转移使发展欠发达地区获得发展条件。
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中国社会的小康，没有农民的地位就没有全社会的和谐。目前在我国各个地方，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务相差悬殊，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获得教育、医疗等各项福利津贴方面还存在不平等。解决三农问题一是促进农民增收，二是提高广大农民社会地位。过去五年，中国农村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相信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展开，文明富裕之风一定会吹遍广大农村大地。
党的报告中还提出“发展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这是形成一个健全稳定社会的需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中等收入者占多数。”发展完善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占人口70％的工人和农民，是“扩中”的最主要目标。
他们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石。要让人民群众的财产保值增值，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就要拓宽收入渠道，使更多劳动者成为创业者。政府要营造宽松的社会政策环境，减少针对个体工商户的税费，放水养鱼。提高居民收入一方面可以使更多人分享改革开放发展成果，另一方面能够真正拉动内需，减少我国经济对外资外贸的依赖度，化解经济结构性风险。
党的十七大提出“社会公平正义，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和谐社会目标是那么的具体；“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和谐图景是那么令人振奋。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这种美好目标和和谐图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编辑：朱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