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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使得人工智能伦理建设变得日益紧迫,如何将人工智能置于可控范围,是其中一个重要议题.牛津学者博斯特罗姆于2014年推出的《超级智能》一书雄辩地证明了人工智能存在的危险.博斯特罗姆关于“工具趋同论”以及人工智能设计的“恶性失败”等理论具有深刻的洞见,为我们思考人工智能伦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起点.用博斯特罗姆的理论对最近的一个儒家机器人伦理版本进行检查,立刻就能发现后者存在的不足.在肯定博斯特罗姆的同时,也尝试用来自儒家经典《中庸》的“以人治人,改而止”命题去改善博斯特罗姆推荐的间接规范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