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戏只是追求“看懂”,未尝不是一厢情愿的“照镜”——明知道镜中是块平面,但依旧会把某角度当成全部的自己。
　　
　　以前不太能体会意大利导演费里尼说的一句话:梦境就是真实。但坐在《男人与女人之战争与和平》的观众席中一场又一场,在大陆巡回演出快要结束前的温州一站,忽然觉得舞台上一分一秒都是在验证这句话的意义:“真实”的“真”,原来只用眼睛是看不见的,因为我们都太习惯,抑或太擅长把“真”的感受、想法,压抑在各种不被容许的欲望下。为了要对“真”的自己有所交代,我们学会以各种实在的“理由”(借口)来掩饰内心的虚弱。在这种情况下衍生的“理性”,更多时候是出于实际需要,例如,不想受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困扰,不希望在困境前束手无策,“理性”便能扮演善待自己的角色:反正再想只会添加烦恼,倒不如给千头万绪找个简单的归结方式,那就非一句“这都是我早知道的”莫属。“我没有被看过或听到的东西触动”,言下之意,是“所见所闻没有发挥对我的影响”。把自己放在完全被动一方,俨如一个人的神经只是反射性的,不能主动寻找刺激自己的途径。
　　作为艺术家,费里尼的大笔一挥,往往是令人目眩神迷的斑斓色彩,而且那么信手拈来,也就容易使人在忙着看的同时忘记了,表面上五光十色的画面,其实没有一幅不与残酷的现实挂钩。就以经典的《八又二分之一》为例,何尝不像是被囚禁在监狱中的一个中年男子的自我惩罚——令他失去自由的,除了宗教的原罪,还有中产阶级价值观为他打造的社会形象,作为男人而必须履行的所有职责。何其讽刺的是,他的角色又是理应不受俗世规条羁绊的“艺术家”。于是,我们看见他惨被“双重折磨”:作为导演,他捕捉不住镜头前的画面,但当他面对欲望——不,应该是说,愈不想看见他心底里的“酒池肉林”时,狂想式的这些情景愈是在他眼前涌现。
　　费里尼的《八又二分之一》是部广被认为“看不懂”而驰名的电影。又因为“看不懂”,顺理成章地,它便成为“艺术电影”的滥觞。虽然,艺术电影从来不该被贴上“欺负普罗大众”的标签,更不应该因为有此标签,便将不能光从表象来理解的电影一致定义为艰涩难懂。像《八又二分之一》,曾几何时它被诟病的主因,乃“没有明显故事线,剧情不连贯,枝叶太多太散漫”。但换个角度看,谁说那不正是它的有趣,可贵之处?(一)当大多数电影都不是那样,它就是提供不同经验的另类选择;(二)“另类”者,就是不能用“这都是我早知道的”来消费的经验——光是看见表面(例如情节),实不足以解释整件事情的构成,逼使观者无法应用“实际”的态度界定它的意义。也就是说,当眼前一切不可用既有的、已知的理念加以阐述时,可能引发莫名恐惧的一扇门已经打开。做了醒来后百思莫解的梦,一般人会呢喃“真搞不懂为何会做这样的梦”,而不会说“原来我那么不认识自己”,便是因为前一句可教人“置身事外”,后一句却暴露了可怕的现实——光凭照镜便相信“看见(懂)”自己,这是一种下意识的自我否定。
　　看戏只是追求“看懂”,未尝不是一厢情愿的“照镜”——明知道镜中是块平面,但依旧会把某角度当成全部的自己。只用被自己接受的角度来印证别人眼中的“我”,久而久之便发展成恶性循环:看来看去,一个人都只会看见表象,而当有人把表象的构成问题放在他眼前时,他便会说:“这都是我早知道的”,以示他在实在的东西中看不见“虚”的部分(如自己的心理),又或认为在不过尔尔的表象中找不到可供发掘的东西。以这种方式来换取安全感的人,理论上是不会做梦的,即便有做,也不会花时间在和梦的对话上。潜意识的本质就是把被压抑的欲望“释放”,而“释放”象征“危险”,便怪不得他会以“这都是我早知道的”来回避它。
　　看着愈来愈多人对着由方程式生产出来的影像和文字大叫“感动”,我在想,是因为做梦本来就要经历真实的提炼,而我们就是为了害怕经历这个过程,才拱手把做梦的权利交予他人设计、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