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的流逝冲淡了我童年的记忆，赶忙拿起笔来记录下那难忘的时光……
　　农村的孩子是比较寒酸的，什么都见不着，吃也没的可吃。那时候，学校门口突然来了一位挑着担子卖东西的老奶奶，她的酸角梅理所当然成了我们公认的人间至品，而且一毛钱就能换好多。大家便想方设法“偷”家里的毛毛钱买来吃。倘若偷不到，也便只好去用可怜的眼神乞求老奶奶的施舍了。后来好长时间见不到那老人，之后传来她去世的消息。只是儿时不懂，太多的遗憾只为以后吃不到酸角梅了。
　　学校里其实也不乏设施，我也是离开小学两年后，才想起原来那两个一直被我们称作“带筐的高个子”便是传说中的篮球架。可惜的是，它们也就是个摆设，直到完全锈掉。前年回去，听说好像被守学校的老大爷当废铁卖了，这倒不是令我很伤感。
　　玩儿的东西还是很多的，孩子们总是催着自己父亲买烟抽，甚至迫不及待地将父亲的烟拿出来，自己用烟盒叠“三角”。
　　当时若有一个“小熊猫”的三角，那是必须要在同伴们面前炫耀一番的。想想现在竭力劝父亲少抽烟，大概是弥补儿时的错误吧，不过似乎父亲当时也没有生气。春秋是很无聊的，夏天我们依旧会偷钱买冰棍儿吃，吃再多都觉得意犹未尽，肚子也从未痛过。偶尔父亲高兴，买冰棍儿给我们兄弟，心情自然是不必讲的，即使吃完，那木棍也会被嚼得变了形状。记得山沟里还有一眼清澈的泉水，泉水一直冒着，池子有两米多深，到了夏季，池子里有好多蝌蚪。几个伙伴便偷偷去了，据说有狼，但蝌蚪的诱惑更大，每次回来，母亲都把我们的屁股抽得红红的。但还是会去，因为蝌蚪变成青蛙便不再可爱。终于，太奶奶一次又一次给我们讲狼的故事，大家才会收敛好多。
　　学校里有个坡，也是通往教室的必经之路，冬天就全指望它了。北方的冬天，冰还是常见的，孩子们故意将水泼在坡上，坐个塑料袋子往下滑，胆子大的，甚至站着滑下去，把坡磨得发亮。老师们是不敢轻易走上去的，作为与老师抗争的孩子的代表，多穿点衣服准备在教室外罚站，成了我冬天里的一门课程。尽管这样，我的老师还是会爱抚地摸着我的头向其他老师笑着说：“乖孩子是不会有出息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每次都冲着老师傻笑。
　　守着一块地，虽不会富有，但也不至于挨饿。我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干农活，父亲说，多干农活身体壮。于是，随着年龄慢慢长大，拔草升为锄草，小锄头改为大锄头，终究几乎全部农活都会干了。回想起来，父亲从我幼时就教会我吃苦耐劳，让我明白每一份收获的来之不易，这是我应该感到无比骄傲的。
　　春节是孩子们最为期待的日子，一来可以领到压岁钱，二来有新衣服穿。农村人收入低，一年到头辛苦劳作也落不下几个钱，但孩子们一年一次的这点儿愿望，父母是肯定会在节俭的前提下去尽力满足的。大家不会互相比较谁的衣服更漂亮，好像不约而同地认为只要有新衣服穿，这个春节，就已经无限幸福了。长大一点，伙伴们便在除夕之夜凑钱买炮仗玩儿，围个大圈，买的炮仗放中间，击鼓传花决定每个炮仗的“点燃权”，那种快乐，那种欢叫声，响彻整个村子。
　　当然，眼泪也流过不少，记得最清晰的有两次。
　　八岁那年，太奶奶去世，虽然太爷爷走时我已出生三个月，但如说悲伤，显然是没有人相信的。太奶奶的葬礼举行得十分隆重，孝子们排了长长一列，个个披麻戴孝，走一段儿，跪一会儿，绕整个村子一圈，伤心地为太奶奶送行，我也跟在队伍里。之前就听母亲说，如果哭不出来，也千万别笑，这倒也不难。谁料，我的伙伴们一路跟在我旁边逗我，我是无论如何也哭不了了。父亲见我笑，跑过来狠狠踢了我两脚，还真管用，眼泪刷刷流下来了。其实，我确也悲伤，太奶奶慈祥的面孔和她讲狼故事时的表情，我恐怕一生也不会忘记。
　　十岁那个夏天，父亲顶着太阳在房顶摊麦子，我悄悄给父亲送水，因为上到房顶要经过一条窄窄的墙路，所以母亲是从来不会让我上去的。终于还是出事了，一声惨叫，我从四米多高的墙上摔下来，地上好多血，身上却没有知觉。父亲吓坏了，抱起我朝着村卫生站狂跑，直到现在，那也绝对是他最急的一次。大腿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划了一道两寸多长的深口子，医生说必须马上缝合，却抱歉地告诉父亲没有麻醉剂。父亲紧紧按住我，医生一针一针将伤口缝好，母亲只能哭着为我抹泪。后来是怎么好的，我竟忘了，只记得当时的抚慰品——一个奶油三明治，是我哭着品尝到的最美的东西。
　　没有去过游乐场，却比城里孩子享受了更多的欢乐；寒酸地过着生活，因此常常为一点小小的满足自由开心地笑；即使是哭，那种感觉也折射着乡村的和谐。而今，都长大了，伙伴们有了自己的家庭，担起了父母的责任。但每每大家坐在一起谈笑过往，不自觉又卸下了成年的包袱。
　　哪怕成长，也愿永远留住儿时的记忆，为逝去的时光赢得一丝天真的笑。
　　图／刘宇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