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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戊戌变法和庚子中国议会的失败,汪康年对自己以前的活动和中国变革的前景进行反省。他认为,政府的专制集权会侵犯民众的利益,必须利用舆论对它进行监督;同时民间的过激行为又会干扰政府的改革进程,因而对民众运动也应该加以限制。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汪康年选择了中间立场,试图通过报刊舆论对二者进行双重的监督和调解,这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转型期知识分子所共同具有的角色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