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经济新报》时期的石桥湛山及其“小日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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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内从未停止关于“立国路线”的论争。虽然二战前影响日本“立国路线”的主导方向一直是“大日本主义”“军国主义”“大亚细亚主义”,但是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在坚持探索另一条国家发展模式,如日本著名思想家、评论家石桥湛山,以《东洋经济新报》为阵地长期坚持“小日本主义”,主张放弃一切侵略行动,放弃殖民地经营,走产业立国道路,时至今日,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东洋经济新报》,石桥湛山,小日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 K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3)12-0053-05
  “小日本主义”与“大日本主义”相对立而存在。“大日本主义”鼓吹既要防卫“主权线”(指日本本土),也要保护“利益线”(与日本经济利益相关的外国及其海域),实质上就是把军事力量和武力征服放在首位的军国主义、专制主义、国家主义,核心是“军事立国论”;而“小日本主义”则是产业主义、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通过改革内政,促进个人自由和活力,立足于产业主义以达到利国富民之目的,核心是“产业立国论”。①在20世纪初期的日本,围绕着“小日本主义”与“大日本主义”的论争与实践,《东洋经济新报》主笔石桥湛山始终坚持“小日本主义”发展路线,主张日本应该放弃满洲等一切海外殖民地,反对向外扩张,他认为要解决日本人口过剩、资源稀缺问题,应该改善日本本国的农业、实施贸易自由化,取长补短;依靠发展自身实力,走以日本四岛为基本领土的“小日本主义”道路。
  1911年1月,石桥湛山进入《东洋经济新报》,此时报界前辈三浦■太郎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小日本主义”思想。②石桥湛山继承并发展三浦的政治主张,他将“小日本主义”与政治、经济自由主义相结合,以19世纪后半期在英国流行的“小英国主义”为范本,并借鉴了英国在19世纪末期殖民地经营方面急剧衰落的历史事实——石桥湛山认为,同样是小国的日本,经营朝鲜、台湾地区等殖民地也会超出国力,所以他坚决主张放弃殖民地经营,减少军事负担,专注于建立“通商国家”。
  一战爆发前,石桥湛山就针对国际国内形势和日本国家发展的考量,主张日本领土应该限定在原有四岛及其周围小岛,反对侵略亚洲各国,反对建立殖民地,并从产业立国的角度出发,主张协助中国发展经济。在社论《警告好战态度》一文中,石桥湛山提出了与国内绝大部分媒体“积极支持对德宣战”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日本当前正面临着欧洲战乱波及东亚的危险,如果东亚变成战场,日本也将参战,而这种情况:
  不管从任何方面来考虑,都对我国不利。如果可能,最理想的是,让他们那些交战国不在东亚采取一切军事行动,把战祸坚决局限在欧洲。如果难以办到的话,则我国目前所应采取的唯一方策,就是倾注全力缩小、缩短东亚的混乱状态。当前我国若稍许采取一些军事行动,其目的绝不可越出这一范围。①
  对于国内媒体激烈的主战言论,石桥湛山警告说,如果日本企图乘此机会“实现侵略野心,则必将造成使日本陷于危险境地之重大事件”,而“部分好战之徒,竟想驱使人民走向这种无益而又极其危险的事业,对国家来说,实属害群之马”。这些怀有危险思想的人们主张要趁此机会“在东亚努力获取利权”,但“他们到底说要在哪里、如何努力获得利权呢?请看现在胶州湾的贸易情况如何呢?过去德国向该地投入了多少资本不得而知,由于开发该地而得到了利益的究竟是谁呢?”实际并非德国,而是中国和日本。“现在胶州湾贸易的七八成难道不是由日本商品占着吗?既然这样,假使我国占领该地,岂能得到比此更大的利益吗?”②尽管石桥湛山没有从经济角度给日本参加一战以充分合理的理由,但是日本对德宣战后,还是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海军占领了赤道以北德属南洋群岛,陆军攻陷青岛,占领了山东铁路。国内有影响力的大众传媒,如《大阪朝日新闻》等均竭力鼓吹“帝国军队的威力”,国民白日举旗庆祝,夜晚提灯游行,沉醉于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胜利中。
  面对举国战争狂热,石桥湛山始终坚持反对日本夺取中国利权。他在《东洋经济新报》又接连发表了社论《战争竟无休止乎》(1914年8月25日)、《反驳侵略领土论》(1914年10月15日)、《不可占领南洋》(1914年11月5日)、《决不可占领青岛》(1914年11月15日)、《再论不可占领青岛》(1914年11月25日)等,坚决反对政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中社论《战争竟无休止乎》指出:
  为什么说战争愚蠢而且无益呢?我们说,因为战争绝不会带来任何有形或无形的利益。社会上有人认为,战争的结果,可以扩张领土或获得赔款,这就会给国家增加财富,这是荒谬绝伦的想法。事实胜于雄辩,我国通过甲午战争攫取了台湾,通过日俄战争吞并了库页岛和朝鲜,究竟得到多少利益?诚然,我国得以在台湾兴办了一些事业,在朝鲜、库页岛也正在兴办各种事业。然而,这并不是由于战争兼并,而是由于投入了巨额资本。假如不兼并这些地区而投入这些资本,也一定会取得这些结果。如果说在他国领土上难以进行投资,那就应该把它投入国内。投资所得,可能并不低于台湾地区和朝鲜。至于获得赔款,毕竟只会给接受赔款国的经济界带来混乱。③
  在11月15日和25日的社论中,石桥湛山还是强烈反对日本占领青岛和在亚洲扩张领土,反对列强在亚洲建立殖民地,破坏东亚和平:
  我们一贯认为不应当向亚洲大陆扩张领土,而且应当尽快放弃满洲。至于现在又在中国山东的一隅取得领土,更是害上加害、险上加险,必须断然加以反对;占领青岛,如果说我国能够取得什么结果的话,那就是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和列强的嫉恨。……所谓德国占领青岛,危害东洋和平;而日本占领青岛,却无害东洋和平,其理由何在?如果说中国以外的国家占领中国部分领土,会启瓜分中国之端,或破坏列强在中国机会均等的原则,导致以中国为舞台的国际关系趋于恶化,那么,日本占领该地,将与德国占领青岛危害和平一样,也必然会危害和平。④
  石桥湛山还进一步认定:“不仅是占领青岛,其他如日本在南满洲,英国在威海卫,法国在广州湾,也都是有害于东洋和平的”,侵略他国领土只能是“祸害上更加祸害,危险上更加危险”,由此体现出他彻底反侵略、反殖民地经营的“小日本主义”思想精髓。   一战后,日本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权,日本国民欢欣鼓舞;针对中国的五四运动,日本国内绝大多数媒体都持诋毁态度,⑤只有石桥湛山和《东洋经济新报》主张不要刺激英美各国,反对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主张日本要尊重中国的感情,考虑中国的利益,放弃满洲、旅顺、青岛,采用和平手段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企图把中国的政治、军事以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控制之下。2月5日,石桥湛山在《东洋经济新报》发表了社论《莫做俄德第二》,站在反对侵略中国、维护日中友好的立场上批判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并针锋相对地与主张早日签订“二十一条”的《大阪朝日新闻》等媒体辩论,“政府之本意在于将满洲与朝鲜一样吞并为我国领土”,但如果这样做:
  必将引起中华民族的反抗,并同欧美对立起来,结果孤立于世界,就像俄国过去失去满洲,现在德国失去青岛一样,说不定什么时候日本也会丧失一切。……要毫无领土野心,以与资本家投资事业完全相同的精神,努力开发中国。①
  “二十一条”遭到了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排日”情绪高涨。在日本媒体大肆叫嚣“中国没有诚意”,“没有信用”时,石桥湛山和《东洋经济新报》则认为“中国排日”是对“日本的蛮横的报复”,指出日本“对中国新闻界横加干涉”,要求取缔“排日”,而对美国的“排日舆论”却不吭一声,“日本国民欺软怕硬的根性”着实可怜;主张若想取得中国的好感,“首先要尊敬中国”。②当日本舆论界谴责政府在“二十一条”上的“外交失败”时,《东洋经济新报》也加以谴责,但角度正好相反:
  然而,并不像社会上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不采取强硬态度造成了失败,恰恰相反,强硬地“赤膊上阵”才造成了外交上的失败,要纠正轻兵之弊。③
  1915年5月5日,中日谈判进入最后阶段,石桥湛山在《东洋经济新报》发表了《贻留祸根的外交政策》社论:
  一看到我政府当局和国民对待外交的态度和行动,我们不胜忧虑。其一,断然实行露骨的侵略领土政策;其二,轻率的举国一致论。此二者将导致全世界与我日本为敌,可谓结果必将给国帝贻下百年祸根。④
  同年6月15日,石桥湛山继续发表社论《日中新条约的价值何在》,坚持主张放弃占领中国领土,反对已经签约的“二十一条”,并从日本国家富强的角度论说占领旅顺对日本完全没有意义,即使占领大连、南满铁道、安奉铁道也并非有利,因此应该尽可能早日将其还给中国,而且放弃这些中国领土还能减少负担,新条约签订后向中国内陆发展是很不利的,因为只有“邻邦中国的迅速富强才会增进我国的富强”。⑤甚至到了1923年4月,石桥湛山还在《东洋经济新报》社论中反对“二十一条”:
  吾辈认为,二十一条要求之条款,最后必须取消。日本租借旅顺大连、经营南满与安奉两条铁路及自由处理汉冶萍公司,于国际关系极不和谐。此前之所以能够实行此政策,是由于支那国民尚未觉醒。但是其觉醒之时,绝不会认同此等事情。支那国民现已觉醒,日本无论如何努力,也难敌支那国民之觉醒。所以日本宜早日改变既往之对支政策,以打开新局面。⑥
  石桥湛山极力主张日本要迅速改变以往的对华政策,并称:
  努力打开新局面,是为明智之举。该吐出来的东西就应尽早吐出来,这是个人处世之道。国家也是一样。从日中未来的关系大局出发,日本应该取消二十一条。⑦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瓜分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和建立势力范围,在华盛顿举行了会议,也称太平洋会议。在会前的7月23日,石桥湛山就在《东洋经济新报》发表社论《放弃一切的觉悟——我对太平洋会议的态度》,主张日本应该和裁军提案一同“放弃一切”,即允许朝鲜、台湾地区等殖民地“自由”,全部放弃满洲、山东等在中国的日本特殊利益。
  在“大日本主义”“大亚洲主义”侵略理论甚嚣尘上之时,1921年7月起,石桥湛山连续发表长文《大日本主义的幻想》(7月30日、8月6日、8月13日),反对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指出领土扩张政策只能造成四邻皆敌,经济上得不偿失,国防上军备沉重。主张“国民与国民的交往是永远的”,日本“不要做将来后悔的事”,再度提出了“殖民地经济无益论”,并用实际数字做详细说明:
  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不明事实真相的幻想。……试看数字,据最近的调查,国内人居住台湾者十四万九千人,居住朝鲜者三十三万七千人,居住库页岛者七万八千人,居住在包括关东州在内的满洲者十八万一千人,居住在俄属亚洲者八千人,居住在中国本土者三万二千人,以上总计不满八十万人。与此相对照,从1905年,即日俄战争时,到1918年,我国人口共增加了九百四十五万。假如上述各地的日本人都是1905年以后移居的,以不足八十万人与九百四十五万人相比,只相当于百分之八点六弱。如果把一个人送到海外,就认为是解决了人口问题,当然可以这么说,但是考虑到为此而做出的有形和无形的牺牲,难道就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了吗?要知道,生活在那些地方的只是八十万人,而住在国内的是六千万人。不能为了八十万人,而忘记了六千万人的幸福。①
  但是这种“放弃一切”、主张“大日本主义是个幻想”的“小日本主义”思想,在日本举国狂热扩张的社会氛围里,根本不可能为政府和更多民众接受。尽管如此,石桥湛山主导的《东洋经济新报》仍然坚持反对战争、反对侵略的立场,在社论《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针是什么》中指出:
  (如果)采取限制中国在满蒙的主权、保持日本的所谓特殊权益的方针,那么,不论我国如何希望根本解决满蒙问题,都显然不可能达到目的……今天已不同于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时的1915年,恐怕难以用武力使中国屈服。或者说难以那样解决问题,因为满蒙毕竟是中国的领土。
  社论从人口、资源、国防等各个方面逐条批判松冈洋右等法西斯分子狂热鼓吹的“无满蒙即无日本”的“生命线”论,强调日本必将“与中国全体国民为敌”,“与世界列强为敌”,“终将蹈德意志帝国之覆辙”。   然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坚守“大日本主义”的“满蒙领有论”已经成为日本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得到了日本政府和国民的支持。在国内媒体几乎一边倒的“侵略有理”叫嚣声中,石桥湛山及其《东洋经济新报》的“满蒙放弃论”“放弃一切论”仅仅是极少数自由知识分子的微弱呼声。相反,日本政府和军部控制的舆论界则开动了全国的宣传机器,在极力宣传“满蒙领有论”的浪潮中,随处可见大众传媒要求民众支持军部、支持侵略战争的狂热鼓动。
  当然,石桥湛山的“小日本主义”也并非出自道德和人道,其目的是为发展日本资本主义的经济利益。只是在日本举国上下狂热扩张氛围中,“小日本主义”未能对社会舆论和国策产生多少影响。事实上,也正是因为《东洋经济新报》对舆论没有影响力,一点也没有打击政府,政府才让它随便谈论。②
  但是,从1911年进入东洋经济新报社到1945年日本战败,石桥湛山作为日本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文化界的代表,在30余年的传媒生涯中始终以《东洋经济新报》为阵地,高举“小日本主义”旗帜,孤军奋战,与“举国一致”的侵略扩张浪潮作斗争,其反对侵略战争的精神实属难能可贵。“小日本主义”和平反战思想、产业立国思想,在日本之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实际上,从二战结束后的第10年开始,日本经历了至1970年代的“黄金十五年”发展,年均经济增长在15%左右,走的就是“产业立国”路线——直至1978年,日本已经成为超过苏联的世界GNP第二大国。而“小日本主义”思想也在政治实践中得到了一定程度地发展,被“石田博英、宇都宫德马、三木武夫率领的鸽派所继承,并对池田勇人、宫泽喜一等人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19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之后,在媒体“第二次战败”的热议中,日本社会重新反思国家“富国”与“强兵”的发展历史,再次对石桥湛山在战前进行的反战、反侵略活动做出了深度研究与高度评价。③如1991年日本著名记者、《朝日新闻》专栏作家船桥洋一提出,在和平、发展、人权、环保等领域,“日本必须发挥强大的指导能力”,“经济力量必然成为军事力量这一‘历史法则’是不存在的。决不能把日本的经济力量变为军事力量,而应把它发展成为全球性民生大国”等主张,被视为是对一百年前石桥湛山“小日本主义”理论的一种回应。①而1993年从自民党分裂出来的“先驱新党”党首武村正义在《小,然而是熠熠发光的日本》中,也系统地表达了石桥湛山的“小日本主义”思想,②尽管这一思想仍然未能占据战后日本社会的主流,但是却代表了一部分有识之士对日本发展道路的清醒认识。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大日本?还是小日本?其实一直都是日本面临的最重要的选择。
  【作者简介】安平,男,1971 年生,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日本大众传媒史。
  【责任编辑:全骜颉】
  Ishihashi Tanzan and "Small Japan" in the Period of Tōyō Keizai Shinpō
  Abstract: Since the Meiji Restoration, Japan never stop debate on "National Road". Although the "big Japan", "militarism", "great Asianism" has been leading the direction of "National Road" before World War II, many person with breadth of vision also adhere to explore another national development mode, For example, the famous bourgeois thinker Ishihashi Tanzan who long-term adhere to the "small Japan" in the Period of Tōyō Keizai Shinpō, including give up all aggression and take the road of industrial country, which now also has a realistic significance.
  Key Words: Tōyō Keizai Shinpō, Ishihashi Tanzan, Small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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