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拓跋鲜卑;骑射文化;蹛林;射柳;绕坛
　　 中图分类号：K23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1）01 — 0097 — 03

一、拓跋鲜卑骑射文化的三种表征方式——蹛林、射柳与绕坛

　　 拓跋鲜卑始发起于大兴安岭北麓的大鲜卑山，后迁至内蒙草原成为北地雄主，再入主中原创立北魏王朝，无论场域如何变迁，其全民尚武的精神和长于骑射的运动技能却从未改变。
　　 浩渺无际的大鲜卑山是拓跋鲜卑三十六部②的天下，先民们采摘野生蔬果，以弓箭为工具猎捕野兽，见证着拓跋鲜卑骑射文化的产生与其生存需要息息相关。这一点可以从嘎仙洞遗址发掘中得到验证：“有骨镞、骨椎、钻孔骨板以及少数角器。又出土大量的鹿、狍、獐、犴、野猪、豹等野生动物骨骼……这一情况表明当时生活在这里的先民皆以猎取野生动物为食。再根据遗物中有石镞、骨镞等射猎工具，然而没有农业工具，表明当时皆为游猎经济。”③在拓跋鲜卑迁至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的岁月中，他们仍然保留着使用桦树皮制作生活器具和服装的传统，这里的扎赉诺尔墓群出土了大量的桦木棺、铁骨镞、木弓、桦树皮弓囊和骨弭④，在拉布达林墓群陪葬品中还出土了桦树皮制的弓袋、箭囊、壶、罐等器物。⑤现代考古所展示出鲜卑人的山林游猎生活，与《魏书》“畜牧迁徒，射猎为业”⑥的记载相互印证。拓跋鲜卑的骑射文化除了与其生存需要相关联之外，还与其精神需要联系密切。
　　 生活在大鲜卑山的那段岁月里，拓跋鲜卑先民对上天的仰望源自旧时秋季在山林中开展的一种名为“蹛林”的献祭习俗，即以骑射方式向森林之神献祭，以此祈求神灵赐予人们更多的食物所需。颜师古在《汉书》批注中解释为：“大会蹛者，绕林木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⑦鲜卑人通过这种叫做“蹛林”的祭祀方式，使得骑射运动不仅关联人的生存需要，更有着超越物质之上的精神层面的意向连接，即在不断仰望连接超自然力量的精神意向中构筑起拓跋鲜卑骑射文化的精神内涵。民族学者邱丕相认为，原始宗教信仰的需求是身体运动起源的重要方式之一⑧，宗教外衣下身体行为的泛化亦促成了鲜卑骑射体育文化的真正发轫。我们发现在“蹛林”祭祀中，拓跋鲜卑人主要注重骑射运动中“骑”的运动方式，“射”并没有在祭祀仪式中出现。从这种有骑无射的仪式选择中，我们可以感知到拓跋鲜卑先民对于自然神灵的全然信奉——宁愿舍弃一切的人为努力的（弯弓射箭），也要凭靠坚定的信心来仰望自然之神的供应与赐予（绕林木而骑）。
　　 公元91年（东汉永元三年），北匈奴在东汉与南匈奴等多方势力联合围剿下遁逃①，受到人口、气候等多方因素影响，拓跋鲜卑民众适时离开大兴安岭，西迁至内蒙古大草原，自此过上“逐水草迁徙”②相对稳定的游牧生活。相较昔日“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③的漠北雄主匈奴，早年幽居山林仅以“射猎为业”④的拓跋鲜卑在初入草原之际，在骑射实践方面处于低势位，但在同匈奴余部杂居的过程中，鲜卑人深受匈奴人“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菟”⑤风俗的影响，骑射技能大幅提升。与此同时，从“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⑥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草原种族杂居也使得蹛林习俗由拓跋鲜卑共享给匈奴，骑射运动也随着两个民族之间祭祀文化的交流而不断发展。由于草原远不及山林那般树木繁茂，昔日蹛林献祭亟需因地制宜加以变化，于是拓跋勇士将弓射、柳树和置木蹛林三位一体，创造出了骑马绕行三周并向柳枝施箭的“射柳”祭祀活动。柳木在萨满教习俗中被称为神杆⑦，因为垂柳生长快、易繁殖，在古时被赋予了司雨以保求牧场水草肥美、子嗣生养繁衍继而部族兴盛的文化意象。《汉书》记载了最早关于鲜卑射柳的描述：“秋天（鲜卑）祭林者，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此其遗传也。”⑧
　　 从“蹛林”到“射柳”，从山林到草原，拓跋鲜卑的骑射文化随着地域环境的变化，不仅在骑射方式上发生了转变而且在精神内涵上也有了新的表征。之前的“蹛林”祭祀注重骑射运动之“骑”的方式，其精神意向以祈求神灵的物质供应为主。“射柳”祭祀受匈奴习俗影响，骑射文化开始从以“骑”为主变成了“骑”与“射”相结合的运动方式。精神意向方面更加注重“子嗣繁衍”的部族发展需要。显然，弯弓射箭有着明显的人为目的指向，“蹛林”祭祀中的那种全然信靠超自然力量的精神意向开始向着“射柳”这种凭靠人为自身努力达成目的的方向转移。
　　 拓跋鲜卑经历了四百年的历史演进，随着汉族强势文化的影响，骑射文化又有了新的发展。公元492年（北魏太和十六年，南齐永明十年）孝文帝元宏骑马绕坛的方式西郊祭天，也是正史首次明確使用“绕坛”一词来描述拓跋鲜卑祭天：“宏与伪公卿从二十馀骑戎服绕坛，宏一周，公卿七匝，谓之蹋坛。明日，复戎服登坛祠天，宏又绕三匝，公卿七匝，谓之绕天。”⑨拓跋鲜卑建立北魏政府后，开始采取“魏旧制”的骑乘绕坛，通过加强传统骑射运动来推进军事强国战略，如在公元427年（北魏始光四年）秋七月，“（太武帝拓跋焘）筑坛于祚岭，戏马驰射，赐中者金帛缯絮各有差。”⑩祭祀活动与骑射演练相结合，武艺优秀者能得到物质赏赐，进一步增强了全军的驰射热情。如前绕坛的公元492年（北魏太和十六年），孝文帝元宏颁布诏令，重申全民习武的必要性：国家虽崇文以怀九服，修武以宁八荒，然于习武之方，犹为未尽。今则训文有典，教武阙然。将于马射之前，先行讲武之式，可敕有司豫修场埒。？輥？輯？訛
　　 由此可见，拓跋鲜卑的骑射文化由之前的“蹛林”祭祀的物质祈求，进而向着“射柳”祭祀的繁衍目的过渡，直至北魏政权建立之后，“绕坛”祭祀成为了具有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象征形式，骑射方式又一次回到了之前以“骑”为主的形态当中。然而“绕坛”中的以骑为主与“蹛林”中的以骑为主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蹛林”中舍弃“射”的行为带有舍弃人为目的，全然信靠神灵的虔诚意味的话，那么“绕坛”中有组织有次序的“骑”行行为则是笼罩在一种宗教信仰形式之下的礼法规训，统治者通过这种骑马“绕坛”仪式是在传达一种主权意识、国家意识、等级意识。拓跋鲜卑的骑射文化在“蹛林”、“射柳”、“绕坛”这三种祭祀仪式中相互关联又层层演进，最终铸就成了拓跋鲜卑民族体育文化的精神内涵。

二、拓跋鲜卑骑射文化的当代价值

　　 通过上文对于拓跋鲜卑骑射文化的追溯，我们看到拓跋鲜卑骑射文化的发展演进中存在着三重关系的建构：
　　 首先是“蹛林”祭祀中，人们在祈求上天满足食物供应的个体生存需求中，建立起了人神关系的紧密联系。这是拓跋鲜卑骑射文化建立的核心基础。
　　 其次是“射柳”祭祀中，迁徙到物质丰沛的草原地带生活的拓跋鲜卑人已经不满足于物质资料的供应，他们开始向着神灵寻求枝繁叶茂、子嗣繁衍的族群发展，这也使得拓跋鲜卑通过骑射文化逐渐建立起族群之间的依赖关系。
　　 再次是随着国家政权的建立，拓跋鲜卑人在绕坛祭祀中赋予了骑射文化更多的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比如主权意识、尊卑意识、等级观念、军事演练意识等等。拓跋鲜卑的骑射文化在此时已经具有了某种国家教义性质的政治职能。
　　 透过拓跋鲜卑的骑射文化折射出其内部的形成机制，即从全然信靠神灵供应（以蹛林的骑马绕林为表征），到努力寻求族群发展（以射柳的骑射结合为表征），到政治主权建立（以绕坛的有组织有次序的骑行行为为表征）。而其中拓跋鲜卑骑射文化能够持续发展的动力因素就在于这些内部机制当中存在着具有张力结构的三重关系原则：一是以“蹛林”祭祀为表征的人神关系的建立，这是人与超自然力量的信念连接，为后来的拓跋鲜卑骑射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信仰根基。二是以“射柳”祭祀为表征的族群关系的建立，这使得拓跋鲜卑通过骑射文化能够在族权内部形成强大的力量凝结。三是以“绕坛”祭祀为表征的国家政治权威的建立，这是拓跋鲜卑骑射文化得以成熟确立的标志，骑射文化在国家层面成为了军事武力、等级秩序、礼法规训等方面的外化表现形式。
　　 由此可见，拓跋鲜卑的骑射文化从发轫到成熟所具有的内在机制、结构原则都将引发我们对于当代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如何发展的思考。以我国当代北方的鄂温克和鄂伦春两个民族为例，无论在生活环境还是精神信仰方面都能看到某些拓跋鲜卑先民生活的影子。下面我们对鄂温克与鄂伦春两个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背景与体育文化做一简单介绍：
　　 鄂温克族与鄂伦春族原为同宗，17世纪中叶以先，他们生活在贝加尔湖以东、黑龙江以北至库页岛的广袤区域，后来受到沙俄催逼迁至大兴安岭，居于山上的唤作鄂温克，山间居住者称为鄂伦春①，两者亦有着相同或近似的传统体育项目。鄂温克人过着“以打牲射猎为本”②的游猎生活，他们“冬季在森林中以弓箭、地箭、绳套猎取猎物，穿兽皮，食兽肉，用驯鹿或马当运输工具”③;鄂伦春人“散处内兴安岭山中，以捕猎为业，元时称为林木中百姓，国初谓树中人，又谓使鹿部。”④两个民族皆以射猎为业，懂得饲养鹿并以之代步或载物，直到1996年大兴安岭的全面禁猎，骑射始终是他们最为主要的体育运动。
　　 在过去，两个民族的先人们骑鹿捕猎，住在由兽皮、桦树皮支搭的“撮罗子”里，传统体育运动常经由狩猎实践和宗教祭祀等场景来实践传承。人们持守着与母体文明相连的萨满原始信仰，许多传统体育项目亦与山林游猎相关联，比如鹿棋就是通过博弈再现山林围猎场景：两枚白子与二十四枚黑子分别代表野兽和猎手，激战过后，猎物脱逃则白方胜。再如视熊为先祖的鄂伦春族，因着熊在远眺时会站立并做出搭凉棚动作，于是他们每每猎捕到熊，都会举行祭熊、葬熊仪式，“向神作谢罪慰藉，祈求赐宥”⑤，斗熊舞这种原生运动由是应运而生。
　　 然而迁离原生环境后，他们陷入全面禁猎、骑射受限的窘境，便利的现代化生活在改善鄂温克、鄂伦春族落后面貌的同时，又改变着承载了先祖记忆在内的游猎生活方式，其民族传统体育悄然迷失于现代生活，仅只在特定民俗活动和民族运动会上才以表演项目呈于世人，传统体育文化的教育传承亦面临难题。结合前文拓跋鲜卑骑射文化中的三种形式与三重关系，我们将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追问和反思。
　　 （一）通过骑射文化重建北方少数民族的精神家园
　　 拓跋鲜卑骑射文化的核心因素是通过“蹛林”祭祀建立人神关系的连接。人神关系的建立关系到拓跋鲜卑人一切生存资料的供应。而生活在当代的鄂温克、鄂伦春民族因为现代文明在不断渗透并改变着以“奥毛克、穆昆和乌力楞”⑥为核心的血缘族群生活，宗族架构相继被基层社区管理取代。如果说生存环境的改变并现代文明的冲击是传统体育文化沦丧的外因，那么传统体育文化在精神层面的日益息微才是症结所在。因此，通过骑射文化切入，重建鄂温克与鄂伦春人的精神家园将是一个具有价值意义的实践方式。就像拓跋鲜卑“蹛林”祭祀中所表征的人神关系的建立一样，“骑射”之于鄂温克、鄂伦春人的关系是什么？在“骑射”运动中，鄂温克、鄂伦春人能够找寻到什么样的文化记忆与历史记忆？人与自然、人与超自然的关联如何通过“骑射”方式加以表达？这些问题将有待于民族学者们持续的关注与思考。
　　 （二）通过骑射文化重寻北方少数民族的族群认同
　　 拓跋鲜卑骑射文化中的“射柳”祭祀借助柳树易于生长的意象形式，表达着拓跋鲜卑人族群发展的企望。当代鄂温克与鄂伦春民族，特别是年轻一代，受到工业文明和多元文化的影响已经对于本民族的文化价值逐渐淡漠，“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处于严重淡化、弱化、同化的濒危状态”⑦。那么，反观拓跋鲜卑民族骑射文化中的“射柳”活动，在当代北方少数民族骑射运动中是否可以重新注入具有族群认同感的意象形式，比如女排运动如果仅有竞争意识和娱乐意识，而脱离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坚韧、勇敢、隐忍的精神支撑，那么国民对之的持久热度就不会如此之高。真正支撑起一个运动持续稳定发展的原动力就在于其中隐含的精神内涵，而这里面的“民族意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通过骑射文化重塑北方少数民族的国家意识
　　 拓跋鲜卑骑射文化中的“绕坛”祭祀，是一种具有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活动，在这一活动当中，综合了“蹛林”人神关系的建立以及“射柳”族群关系的拓展，国家上下的等级秩序尊卑礼法等等方面都通过“绕坛”这一骑射方式得以彰显，可以说“绕坛”成为了拓跋鲜卑骑射文化步入成熟的标志形式。那么，当代北方少数民族除了通过骑射文化重建精神家园、重寻民族认同之外，如何在骑射运动中彰显我国的经济实力、政治秩序、军事国力将是重塑北方少数民族国家意识、决定骑射文化成熟与否的关键所在。这里面已经不仅仅关涉到少数民族骑射文化的发展问题，更关系到“大国担当”的时代使命问题，任重而道远，需要更多人的前仆后继与不懈努力。
　　〔参 考 文 献〕
　　 〔1〕〔唐〕李延壽.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3〕〔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4〕丛密林，王伟平.鄂温克族体育文化源流探讨〔J〕.体育文化导刊，2012，（10）.
　　 〔5〕王维.思想史视域下的桓谭乐论研究——以桓谭《新论》为例〔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9，（01）.
　　〔责任编辑：张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