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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翻译家沙博理是国家对外文化交流机构的制度化译者，参与政府机构发起的翻译活动，遵从国家的文化战略和政治意图。沙博理对茅盾“农村三部曲”的英译，不仅呈现出对革命叙事主题和语言风格的忠实转换，同时，他将文化负载词多替代为译入语中语义相近的固有文化表述，彰显出适度灵活性的特征。沙博理作为制度化翻译群体中的外来译家，他对农村三部曲的英译整体上趋向缓和，不仅符合传播国家经典革命文学话语的社会属性，而且使其语言性翻译行为更具变通性，兼顾考量译入语的文学规范。
关键词：茅盾“农村三部曲”;制度化译者;沙博理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翻译实践史书写研究》（18BYY01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任东升，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家翻译实践、宗教翻译思想研究。郎希萌，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
Title： On the English Versions of Mao Dun’s Three Seas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ized Translator’s Behavior
Abstract： Sidney Shapiro is an institutionalized translator working in the governmental department of cultural exchanges. He usually takes part in translation activities launched by the state， adhering to government’s cultural strategies and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Shapiro’s English renditions of Mao Dun’s Three Seasons faithfully conveys the theme of revolutionary narration and linguistic style， while for the culture-loaded terms， he makes moderate adaptions to choose alternative fixed expressions in the target culture. Shapiro is a member of the institutionalized translators group with foreign cultural background. Overall， his translator behavior tends to be more moderate in the English versions of Three Seasons. He not only reveals social attributes of the nation’s revolutionary literary discourse， but also makes the translational behavior more flexible taking account of literary norms of the target culture.
Key words： Mao Tun’s Three Seasons; institutionalized translator; Sidney Shapiro
Authors： Ren Dongsheng， Ph. D.， is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at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national translation program studies and religious translation theory. E-mail： dongsheng_ren@ouc.edu.cn. Lang Ximeng is Ph. 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sity （Wuhan 430072， China）. Her research translation interest is translation theory. E-mail： simonalang@163.com
譯者实施不同语言符号系统之间的转换活动，通常会受到国家政治观念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制约，使翻译活动具有语言性和社会性相结合的双重特征。国家对外文化交流机构中的译者或译者群体遵循社会集体观念和民族核心价值取向，参与维护核心政治实体利益的“制度化翻译”（任东升、高玉霞，《翻译制度化》 21）。作为制度化翻译活动“执行机构中的一员”，译者服从国家对外宣传部门的统筹安排，翻译过程遵循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同时译者被赋予“独特的地位和权利”，拥有“国家公务员”的政治文化身份，此类翻译主体被称为制度化译者（任东升、高玉霞，《制度化译者》 39）。制度化译者的翻译活动具有政治性为主导的特点，他们更加注重通过翻译来实现国家核心文学话语输出的文化战略。制度化译者行为目标是通过翻译展现国家的外交及政治使命，并非追求翻译活动本身及后续的经济利益。同时，制度化译者的另一重特征是译者主体性受到制约，他们接受国家图书编辑室的专业编辑人员选定的文本素材，遵循由外文出版社制定《翻译守则》中的具体翻译条例，译作出版前要接受国家下属编辑和出版部门的审查。他们并非从自身偏好来实施翻译活动，而是具有受命翻译的社会责任感，强调制度化译者“翻译群落”的共同政治文化目标（胡庚申 7）。制度化翻译群落通常由中国译者和外国译者共同组成，中国译者更能体察出原文所蕴含的文化涵义，而外国译者的跨语言文化身份能使其更灵活地选择译文表述，两者结合能够更好地传递出文本背后的社会文化属性。 华籍美裔翻译家沙博理（Sidney Shapiro， 1915-2014）作为一名特殊的“外国专家”，在对外出版发行的政府机构中专事翻译长达三十余年，他的“译者行为”受到国家核心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所主导，呈现出“社会视域下译者的语言性翻译行为和社会性非译行为的总和”（周领顺，《译者行为批评》 73）。建国后十七年时期，沙博理翻译了十多部经典现当代文学著作，其中包括茅盾的农村三部曲系列短篇小说《春蚕》、《秋收》和《寒冬》，英译本名为Spring Silkworms and Other Stories（1956），由其所在的外文出版社刊印。沙博理通过对外介绍茅盾的经典农村革命文学作品，参与对具有革命精神的新农民形象及其所献身进步革命的客观宣传，是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革命经验的“社会的社会化过程”（周领顺，《批评论纲》 94）。此外，茅盾农村三部曲首部英譯本Three Seasons and Other Stories（1946），由叶君健在剑桥大学担任研究员期间翻译，同时经英国出版社推出发行。彼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虽已结束，国内解放战争的烽火并未熄灭，叶君健发现西方民众并不了解中国的革命现状和农村情形，他试着通过翻译主动介绍中国当代农村的真实景象，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共产带领导地进步革命的支持。下文将叶译本作为对照译文，探讨基于建国后不同的历史语境，沙博理作为制度化译者通过农村三部曲英译本参与国家文化生产的体现，试着分析沙译本对原文革命进步主题、语言风格和文化负载词等核心要素的凸显。
一、农村三部曲沙译本中的革命主题传递
茅盾创作农村三部曲时中日军队在上海的战火刚停止，作品中主人公老通宝全家所处江南村镇也受到国内政治形势波及，他们虽然排除万难喜获春蚕和秋稻的大丰收，却遭到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联合压低农产品市场价格，致使债务加深，村民的生存条件继续恶化乃至丧失性命，同时以阿多为代表的新生革命力量逐渐觉醒，并且开始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笔者通过下图所示，选用蓝色、橙色和灰色柱状图分别代表《春蚕》、《秋收》和《残冬》，对原文、沙译本和叶译本中的段落情况进行对照统计，探析制度化译者在整体语篇层面对故事核心内涵的传递，进而描写故事的革命主题和两代主人公的不同命运。
图1. 农村三部曲、沙译本和叶译本的段落统计
在段落层面，沙博理对《春蚕》和《秋收》的英译基本上遵从了对原文故事节奏和叙事框架，通篇段落布局并未有明显改变，译文展开的节奏与原文保持一致，向译文读者讲述老通宝全家跌宕起伏的命运，以及阿多等年轻一代意识到通过武装反抗才能够生存下去的现状，符合制度化译者必须“忠实于原文的思想和政策”的目标（Ni Xiuhua 13）。叶君健对《春蚕》的英译却比原文段落少42段，删减近30%，删去与主题衔接不紧密的段落，包括主人公的心理描写、村庄景色的渲染和村民之间的对话，叶君健译者的能动性发挥显著，意在突出故事的革命主题和叙述节奏，使译文中主人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强烈，体现出叶君健更为偏重故事情节走向的叙述，进一步将故事主题的推向译文读者。
《残冬》的沙译本与叶译本段落总数都存在明显的删减，究其原因在于《残冬》中存在着大篇幅村民之间的简短对话，发话人和其话语内容常常被分离成两段，虽然汉语可以“依靠语篇的语境意义来弥补其在逻辑和连贯方面的不足”，但是英语行文的“逻辑和连贯关系”需要“通过句法结构来体现”（袁晓宁 103）。因而，沙博理为使语篇的行文逻辑更加符合英文写作规范，将大篇幅的人物对话以人称的转化作为依据，把段落根据句意的完整性进行拆分、合并或者重组，符合外文出版社制定的《翻译守则》中的另一项标准“通顺”，即满足译语读者能够“不费过多的思索和推敲能够看懂译文”（Ni Xiuhua 12），避免破坏译文中对革命主题顺畅叙述的制度化翻译要求。
农村三部曲创作的社会背景是日本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国民党当局却执意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且发起围剿共产党领导武装力量的国内战争。在《春蚕》中，茅盾通过老通宝的心理描写，提及当局政府已经与外国侵略者议和，村民们认为生活有望逐渐恢复正轨，准备将收成可观的蚕茧卖给茧厂，然而茧厂并未开门，不安稳的政治局势将导致农村经济形势更加艰难，对他们本已食不果腹的生活带来更为残酷的打击。
【例1】原文：况且听说和东洋人也已“谈拢”，不打仗了，茧厂里驻的兵早已开走。（茅盾 235）
沙译：What’s more， he had heard that they had made a deal with the Japanese， the Chinese soldiers who had been billeted in the silk houses had long since departed. （Shapiro 23）
叶译：Besides， it had been rumored that the Government was trying to seek peace with the Japanese by diplomatic means in order to suppress the communists. （Ye Junjian 24）
沙译文通过“made a deal”忠实表达出局政府与侵略者已经“谈拢”，并且“不打仗了”的政治信息，国民党在“茧厂里驻的兵”即“the Chinese soldiers”也已经撤走，符合制度化翻译活动不得增添原文信息的翻译标准，忠实于作者对老通宝对社会局势错误判断的描写，并未试图添加国民党政府将军队从茧厂撤走的政治意图。叶译本中删除了末尾短句中国民党“驻兵”已经“开走”的信息，而且添加目的状语“为了镇压共产党”，可谓是写译结合，译者能动性的发挥在于通过译笔来报国，推进作品中的革命主题的凸显。叶君健的翻译初衷是传递中国政治现状的爱国诉求，将国内的进步势力“the communists”被围剿的状况介绍给西方读者，争取国际舆论对共产党进步武装的支持。 有趣的是，美国进步作家阿尔伯特·马尔兹（Albert Maltz）读了沙博理翻译茅盾的《春蚕》，被茅盾的文笔和故事的情节所折服并且写信给茅盾，之后沙博理为马尔兹和茅盾传递信件多年，这是制度化译者成功传递中国当代经典革命文学主题和叙述的例证。通过文本细读可见，沙译本整体上忠实再现出原文新旧两代农民对革命的不同理解，刻画出他们被时代裹挟前行的命运，客观描绘出中国农村革命的发展轨迹，体现出制度化译者如实介绍经典文学作品主题的社会使命感。
二、农村三部曲沙译本中语言风格的忠实
茅盾农村三部曲的语言风格具有多样性，用雅致秀丽的语言描绘出太湖沿岸风景，寓情于景来烘托故事发展的基调;也用细腻平实的笔触介绍人物的心理，语言篇幅常常较长，同时，主人公的日常对话简短生动，两者交错出现并且互相映衬，使全文的段落呈现出波浪起伏特征，具备现实主义写作的艺术魅力。制度化译者对原文语言风格的傳递，也需要满足“译文必须译什么像什么”的准则，使译文的文本风格与原文保持一致（Ni Xiuhua 13），制度化翻译活动不仅要忠实文本的革命叙事主题，也需考量原文的语言叙事和文本风格。
茅盾在《春蚕》中详细讲述了村民一整月不眠不休的艰辛蚕事劳动，细致地刻画出阿多在蚕忙时节的整段心理活动。阿多对农事劳动带来的经济价值判断虽然有些模糊却十分准确，他已经初步预测到蚕茧大丰收也不能使村民清偿债务，更难以实现经济翻身。原文整段心理活动的展开也使读者进一步领会两代主人公的性格，例如老通宝的悲观和勤奋、阿多乐观与坚韧，使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鲜活立体。
【例2】原文：①阿多咬住了嘴唇暗笑。②虽然在这半个月来也是半饱而且少睡，也瘦了许多了，他的精神可还是很饱满。③老通宝那种忧愁，他是永远没有的。④他永不相信靠一次蚕花好或是田里熟，他们就可以还清了债再有自己的田;他知道单靠勤俭工作，即使做到背脊骨折断也是不能翻身的。⑤但是他仍旧很高兴地工作着，他觉得这也是一种快活，正像和六宝调情一样。（茅盾 229）
沙译：[1]Ah To bit his lips to keep from laughing aloud. [2]He had been half starved the past two weeks and had slept little. [3]But in spite of having lost a lot of weight， he was in high spirits. [4]While he never suffered from any of Old Tung Pao’s gloom， neither did he believe that one good crop， whether of silkworms or of rice， would enable them to wipe off their debt and own their own land again. [5]He knew they would never “get out from under” merely by relying on hard work， even if they broke their backs trying. [6]Nevertheless， he worked with a will. [7]He enjoyed work， just as he enjoyed fooling around with Sixth Treasure. （Shapiro 18）
沙博理在译文中呈现出阿多心理活动的所有语义信息，忠实呈现出制度化译者遵循原文信息数量的要求;同时在短句前多处添加关系连接词，加强段落的连贯性和逻辑性，使译文更加通顺，符合制度化翻译活动要达到“流畅的外文”的语言要求（Ni Xiuhua 13）。例如，句②、⑤讲述阿多面对艰辛依旧保持乐观的复杂心理，译文分别通过分离成[2]、[3]和[6] 、[7]两个短句来呈现，使英文的逻辑性更明晰，勾勒出阿多批判性革命思想的萌芽，符合制度化译者使读者能顺畅领会作品进步主题的准则。此外，沙译文在句[4]中通过添加“neither”，将汉语句③和句④前一个分句结合，使阿多“永远没有”父亲的忧思和“永不相信”靠农事能改善处境两个短句相并列，使语意之间的衔接更自然，刻画出主人公对现实的准确认知，也为阿多日后踏上革命道路的抉择做铺垫。叶君健则删除了整段的心理描写，是译者有意而为之，避免向读者透漏下文故事的发展和结局，也使译文对革命故事的整体叙述更加紧凑，彰显出鲜明的译者能动性特征。
茅盾在农村三部曲每部开篇都选用婉约清丽的语言，将暖春、冷秋和寒冬时节的水乡风景铺陈开来，对小河、阳光和桑树的描写都赋予了人的感情，烘托整篇农村革命故事的氛围，预示下文故事结局。《残冬》中整个村庄冷风萧瑟和树木萧条，不复春蚕和秋收时的暖阳，偶尔虽然也有冬日阳光洒下，给村民带来希望，但是那一抹金黄的阳光转瞬即逝，更加反衬出村民生存希望之光的渺茫。
【例3】原文：忽然像是揭去了一层幔，眼前一亮，淡黄色的太阳光变做金黄了。（茅盾 266）
沙译：Suddenly， as if a curtain had been lifted， the view cleared and the dull yellow sunlight brightened into gold. （Shapiro 59）
叶译：Suddenly the clouds parted showing a bright sun in a clear sky. （Ye Junjian 55）
茅盾原文分为三个小短句，运用动词“揭”、“亮”和“变”形象地描绘出阳光洒落的过程。沙译文符合制度化翻译的语言风格一致，和原文句型保持高度忠实，同时将每个动词传神地译为“lifted”、“cleared”和“brightened”，使译文读者领会到阳光变化的过程，符合制度化译者彰显汉语叙述“重过程”的语言特征，而非偏向英文“重结果”的表述习惯（王建国、何自然 8）。叶译文则将诸多短句整合为一个长句，仅保留动词“part”，将“眼前一亮”修改为地点状语“in a clear sky”，同时把“变”译作伴随状语“showing”，其译文重结果，表述更符合西方写作的语言惯例，译者希望通过写译结合的方式，让翻译文学进入目的语文学的殿堂。 沙博理忠实于原文细腻和雅致的语言写作风格，传递出不同季节变换下的江南水乡风景，运用心理描写刻画出复杂立体的主人公形象，符合制度译者传递出经典当代文学创作中语言艺术的要求。沙博理不仅需要传递原文的革命叙事主题，而且符合茅盾的行文叙事和写作风格，再现原文的艺术魅力，实现国家对革命文学创作和文学话语输出的目标。
三、农村三部曲沙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替代
文化负载词指的是“反映某种文化现象、体现某种文化认识、折射某种生活方式的词语”（姚喜明 53），也是可能给译文读者造成阅读障碍的重要因素。农村三部曲中不仅包括乡土气息浓郁的吴语词汇，包括养蚕种桑相关的农业用语;而且含有反映中国历史、政治的文化词汇，包括著名历史演义小说中的名言警句、嬉笑怒骂相关的乡俗俚语等。沙博理是制度化翻译群落中的外来译家，他对文化负载词的处理，与对故事主题和语言风格的高度忠实有所不同，具有适度灵活的变通性。
《春蚕》中六宝不满阿多同已婚荷花玩笑，并低声咒骂荷花不知检点，荷花则不甘示弱回骂，接着六宝就开始暗讽荷花言语行为不端，话语中将歇后语形式和乡间俚语词汇融于一起，使两人之间的对话通俗有趣，像读者展现出刘宝的泼辣和荷花的不甘下风的性格特点。歇后语不仅使人物的形象更加生动，也将作品语言刻画地诙谐幽默和生动有趣，但是其独特的语言形式和文化意象是文化词汇翻译的难点。
【例4】原文：“你管得我？棺材横头踢一脚，死人肚里自得知：我就骂那不要脸的骚货。”（茅盾 224）
沙译：“Think you can handle me？ I’m talking about a shameless man-crazy baggage！ If the shoe fits， wear it！” （Shapiro 10）
叶译：“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She who is without shame should know whom I mean， for ‘Even the man who lies dead knows who’s kicked his coffin with the toes.’ Why should you bother”. （Ye Junjian 15）
沙博理的译文并非按照对话中歇后语的形式来呈现，而是将其拆分为两个小句，并调整了句子的先后顺序，将歇后语的点题内容放在描述性词语的前面。他选用“baggage”的非常用语义来呈现“骚货”，并且在末尾套用地道地英文俗语表述，来体现“人该有自知之明”的文化内涵，沙博理对词汇的处理发挥了译者的适度变通性。沙博理充分领会文化负载词的深层涵义，选用西方读者更熟悉的英文表述，更为灵活地实现制度化译者对作品故事内涵的传递。叶君健的译文则是将歇后语的前后两个部分都直译成英文，与其对原文段落和语句的删减有不同，试图再现文化特色词汇中的东方异域文化特征。
农村三部曲中的部分文化负载词具有负面文化色彩，反映出受封建思想荼毒农民的迷信和顽固，例如白虎星原指传说中给人带来灾难的凶神，后来却成为描绘女性隐私部位及给伴侣带来不幸的侮辱性词语。荷花在文中就10次被村民骂为“白虎星”，恰巧因为结婚后不久家里牲畜相继死亡，丈夫也染上重病，想必无非是瘟疫爆发所致，但是荷花為此遭受到村民的严重歧视。“白虎星”不仅反映出封建旧思想对村民的负面影响，也是造成荷花不幸命运的关键因素。
【例5】原文 沙博理译文 叶君健译文
白虎星 evil spirit
（Shapiro 10） “White Tigress Star”*
“*Nickname contemptuously given to a woman whose private parts grow no hair. It is said to be inauspicious for a man to marry such a female — Translator.”
（Ye Junjian 15）
witch White Tigress Star
damn witch （60） Tigress Star （30， 32）
表1 “白虎星”的不同英译
沙博理首次将“白虎星”翻译为“evil spirit”，保留了“白虎星”能招致不幸的深层内涵，剩下9次皆翻译为“witch”，即“女巫”，会让西方读者联想到拥有魔力却招致不幸的邪恶之人。沙博理作为制度化翻译群里中的外国专家，对中西文化都十分了解，更加重视选用读者更易理解的措辞，来展现文化词汇的深层社会内涵。同时，建国初期对文学作品的英译，目的在于树立全新民族形象和展现优秀革命文学作品，白虎星暗含对女性身体和心灵的贬低，不符合当时介绍进步文学作品的目标。沙博理选用西方常用的“witch”来表示“白虎星”，保留“不吉利”之意，同时抛弃不尊重女性的另一重涵义。叶君健首次将“白虎星”逐字直译“White Tigress Star”，并且添加文后注释，阐释原文语境下对女性敏感部位的指涉，以及能够带来不幸的文化引申义，其后9次译文的处理也基本相同，反映出他在凸显革命文学主题之时，也注重传递东方译语文化的异域特征。
沙博理对词汇的聚焦更考虑读者的阅读感受，而且挑选西方文化中涵义相近的词汇或短语进行替换，减少部分词汇本身的负面色彩，更好地实现词汇文化意蕴的传递。沙博理是制度化翻译群落中的外来译家，他对微观语言层面的适度调整棱角，兼顾读者的阅读感受，更好地传递出词汇指涉的社会属性，使得其翻译活动整体上表现为灵活度较高的忠实。
四、沙博理制度化译者行为批评
译者行为批评是关于“译者借翻译活动参与社会的社会化过程的研究”（周领顺，《翻译批评》 125），制度化译者的翻译活动与国家政治意图相符合，译者的主体性发挥受到限制，译者在聚焦文学翻译转换之时，更加注重制度化译者行为之后所带来的政治属性和社会意义。沙博理对农村三部曲英译实践，与建国初期“否认翻译的商品属性，强调翻译的政治属性”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任东升、赵禾 7）。沙博理农村三部曲英译本不仅呈现出原文的社会革命主题，也尽力传递原文的语言风格，符合政府机构作为赞助人对革命叙事主题的支持和介绍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的意图，承担着再现中国革命历史叙事和建构民族形象的政治使命。沙博理介绍中国文学经典的翻译活动，彰显出以传递民族文化为主的语言转换准则，体现出制度化译者服从民族核心利益的遵命翻译理念。 沙博理在制度化翻译群落中，译者身份为“典型外来译者”，他充分了解目的语读者的阅读期待，传递出农村三部曲中词汇中的进步文化内涵，符合介绍中国革命经验和建设的政治目标。对农村三部曲中文化负载词的处理，沙博理的译者能动性得到适度发挥，翻译语言表述更为地道和灵活，选用目的语文化中社会内涵相同或者相近的词语进行替换，制度化译者行为更为“柔和”（任东升、高玉霞，《制度化译者》 47）。沙博理考虑目的语读者所熟悉语言文学规范，并非将词语内涵的直译，而是尽力使文学经典符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期待，进而更好地呈现文本蕴含的社会文化属性。
制度化译者作为国家文化传播和翻译机构中的成员，其译者行为需要满足国家核心文化战略和政治意图的规划。沙博理作为制度化译者，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经典文学作品，对茅盾农村三部曲中革命进步主题和语言风格的英译，呈现出遵从国家对外宣传政治理念的高度忠实性。同时，沙博理作为制度化翻译群落中的外来译家，在文化负载词等微观层面也适度调整棱角，更好地建构人物及其背后的民族形象。沙博理对农村三部曲的英译呈现出高度忠实的指导原则，同时结合适度灵活语言策略的双重特性，体现出制度化译者行为受到所处历史语境和译者身份的共同影响。
注释【Notes】
①感谢王瑞对本文的前期协助，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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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翁逸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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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Mao Tun’s Three Seasons; institutionalized translator; Sidney Shapiro
Authors： Ren Dongsheng， Ph. D.， is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at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national translation program studies and religious translation theory. E-mail： dongsheng_ren@ouc.edu.cn. Lang Ximeng is Ph. 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sity （Wuhan 430072， China）. Her research translation interest is translation theory. E-mail： simonalang@163.com
譯者实施不同语言符号系统之间的转换活动，通常会受到国家政治观念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制约，使翻译活动具有语言性和社会性相结合的双重特征。国家对外文化交流机构中的译者或译者群体遵循社会集体观念和民族核心价值取向，参与维护核心政治实体利益的“制度化翻译”（任东升、高玉霞，《翻译制度化》 21）。作为制度化翻译活动“执行机构中的一员”，译者服从国家对外宣传部门的统筹安排，翻译过程遵循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同时译者被赋予“独特的地位和权利”，拥有“国家公务员”的政治文化身份，此类翻译主体被称为制度化译者（任东升、高玉霞，《制度化译者》 39）。制度化译者的翻译活动具有政治性为主导的特点，他们更加注重通过翻译来实现国家核心文学话语输出的文化战略。制度化译者行为目标是通过翻译展现国家的外交及政治使命，并非追求翻译活动本身及后续的经济利益。同时，制度化译者的另一重特征是译者主体性受到制约，他们接受国家图书编辑室的专业编辑人员选定的文本素材，遵循由外文出版社制定《翻译守则》中的具体翻译条例，译作出版前要接受国家下属编辑和出版部门的审查。他们并非从自身偏好来实施翻译活动，而是具有受命翻译的社会责任感，强调制度化译者“翻译群落”的共同政治文化目标（胡庚申 7）。制度化翻译群落通常由中国译者和外国译者共同组成，中国译者更能体察出原文所蕴含的文化涵义，而外国译者的跨语言文化身份能使其更灵活地选择译文表述，两者结合能够更好地传递出文本背后的社会文化属性。 华籍美裔翻译家沙博理（Sidney Shapiro， 1915-2014）作为一名特殊的“外国专家”，在对外出版发行的政府机构中专事翻译长达三十余年，他的“译者行为”受到国家核心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所主导，呈现出“社会视域下译者的语言性翻译行为和社会性非译行为的总和”（周领顺，《译者行为批评》 73）。建国后十七年时期，沙博理翻译了十多部经典现当代文学著作，其中包括茅盾的农村三部曲系列短篇小说《春蚕》、《秋收》和《寒冬》，英译本名为Spring Silkworms and Other Stories（1956），由其所在的外文出版社刊印。沙博理通过对外介绍茅盾的经典农村革命文学作品，参与对具有革命精神的新农民形象及其所献身进步革命的客观宣传，是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革命经验的“社会的社会化过程”（周领顺，《批评论纲》 94）。此外，茅盾农村三部曲首部英譯本Three Seasons and Other Stories（1946），由叶君健在剑桥大学担任研究员期间翻译，同时经英国出版社推出发行。彼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虽已结束，国内解放战争的烽火并未熄灭，叶君健发现西方民众并不了解中国的革命现状和农村情形，他试着通过翻译主动介绍中国当代农村的真实景象，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共产带领导地进步革命的支持。下文将叶译本作为对照译文，探讨基于建国后不同的历史语境，沙博理作为制度化译者通过农村三部曲英译本参与国家文化生产的体现，试着分析沙译本对原文革命进步主题、语言风格和文化负载词等核心要素的凸显。
一、农村三部曲沙译本中的革命主题传递
茅盾创作农村三部曲时中日军队在上海的战火刚停止，作品中主人公老通宝全家所处江南村镇也受到国内政治形势波及，他们虽然排除万难喜获春蚕和秋稻的大丰收，却遭到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联合压低农产品市场价格，致使债务加深，村民的生存条件继续恶化乃至丧失性命，同时以阿多为代表的新生革命力量逐渐觉醒，并且开始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笔者通过下图所示，选用蓝色、橙色和灰色柱状图分别代表《春蚕》、《秋收》和《残冬》，对原文、沙译本和叶译本中的段落情况进行对照统计，探析制度化译者在整体语篇层面对故事核心内涵的传递，进而描写故事的革命主题和两代主人公的不同命运。
图1. 农村三部曲、沙译本和叶译本的段落统计
在段落层面，沙博理对《春蚕》和《秋收》的英译基本上遵从了对原文故事节奏和叙事框架，通篇段落布局并未有明显改变，译文展开的节奏与原文保持一致，向译文读者讲述老通宝全家跌宕起伏的命运，以及阿多等年轻一代意识到通过武装反抗才能够生存下去的现状，符合制度化译者必须“忠实于原文的思想和政策”的目标（Ni Xiuhua 13）。叶君健对《春蚕》的英译却比原文段落少42段，删减近30%，删去与主题衔接不紧密的段落，包括主人公的心理描写、村庄景色的渲染和村民之间的对话，叶君健译者的能动性发挥显著，意在突出故事的革命主题和叙述节奏，使译文中主人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强烈，体现出叶君健更为偏重故事情节走向的叙述，进一步将故事主题的推向译文读者。
《残冬》的沙译本与叶译本段落总数都存在明显的删减，究其原因在于《残冬》中存在着大篇幅村民之间的简短对话，发话人和其话语内容常常被分离成两段，虽然汉语可以“依靠语篇的语境意义来弥补其在逻辑和连贯方面的不足”，但是英语行文的“逻辑和连贯关系”需要“通过句法结构来体现”（袁晓宁 103）。因而，沙博理为使语篇的行文逻辑更加符合英文写作规范，将大篇幅的人物对话以人称的转化作为依据，把段落根据句意的完整性进行拆分、合并或者重组，符合外文出版社制定的《翻译守则》中的另一项标准“通顺”，即满足译语读者能够“不费过多的思索和推敲能够看懂译文”（Ni Xiuhua 12），避免破坏译文中对革命主题顺畅叙述的制度化翻译要求。
农村三部曲创作的社会背景是日本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国民党当局却执意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且发起围剿共产党领导武装力量的国内战争。在《春蚕》中，茅盾通过老通宝的心理描写，提及当局政府已经与外国侵略者议和，村民们认为生活有望逐渐恢复正轨，准备将收成可观的蚕茧卖给茧厂，然而茧厂并未开门，不安稳的政治局势将导致农村经济形势更加艰难，对他们本已食不果腹的生活带来更为残酷的打击。
【例1】原文：况且听说和东洋人也已“谈拢”，不打仗了，茧厂里驻的兵早已开走。（茅盾 235）
沙译：What’s more， he had heard that they had made a deal with the Japanese， the Chinese soldiers who had been billeted in the silk houses had long since departed. （Shapiro 23）
叶译：Besides， it had been rumored that the Government was trying to seek peace with the Japanese by diplomatic means in order to suppress the communists. （Ye Junjian 24）
沙译文通过“made a deal”忠实表达出局政府与侵略者已经“谈拢”，并且“不打仗了”的政治信息，国民党在“茧厂里驻的兵”即“the Chinese soldiers”也已经撤走，符合制度化翻译活动不得增添原文信息的翻译标准，忠实于作者对老通宝对社会局势错误判断的描写，并未试图添加国民党政府将军队从茧厂撤走的政治意图。叶译本中删除了末尾短句中国民党“驻兵”已经“开走”的信息，而且添加目的状语“为了镇压共产党”，可谓是写译结合，译者能动性的发挥在于通过译笔来报国，推进作品中的革命主题的凸显。叶君健的翻译初衷是传递中国政治现状的爱国诉求，将国内的进步势力“the communists”被围剿的状况介绍给西方读者，争取国际舆论对共产党进步武装的支持。 有趣的是，美国进步作家阿尔伯特·马尔兹（Albert Maltz）读了沙博理翻译茅盾的《春蚕》，被茅盾的文笔和故事的情节所折服并且写信给茅盾，之后沙博理为马尔兹和茅盾传递信件多年，这是制度化译者成功传递中国当代经典革命文学主题和叙述的例证。通过文本细读可见，沙译本整体上忠实再现出原文新旧两代农民对革命的不同理解，刻画出他们被时代裹挟前行的命运，客观描绘出中国农村革命的发展轨迹，体现出制度化译者如实介绍经典文学作品主题的社会使命感。
二、农村三部曲沙译本中语言风格的忠实
茅盾农村三部曲的语言风格具有多样性，用雅致秀丽的语言描绘出太湖沿岸风景，寓情于景来烘托故事发展的基调;也用细腻平实的笔触介绍人物的心理，语言篇幅常常较长，同时，主人公的日常对话简短生动，两者交错出现并且互相映衬，使全文的段落呈现出波浪起伏特征，具备现实主义写作的艺术魅力。制度化译者对原文语言风格的傳递，也需要满足“译文必须译什么像什么”的准则，使译文的文本风格与原文保持一致（Ni Xiuhua 13），制度化翻译活动不仅要忠实文本的革命叙事主题，也需考量原文的语言叙事和文本风格。
茅盾在《春蚕》中详细讲述了村民一整月不眠不休的艰辛蚕事劳动，细致地刻画出阿多在蚕忙时节的整段心理活动。阿多对农事劳动带来的经济价值判断虽然有些模糊却十分准确，他已经初步预测到蚕茧大丰收也不能使村民清偿债务，更难以实现经济翻身。原文整段心理活动的展开也使读者进一步领会两代主人公的性格，例如老通宝的悲观和勤奋、阿多乐观与坚韧，使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鲜活立体。
【例2】原文：①阿多咬住了嘴唇暗笑。②虽然在这半个月来也是半饱而且少睡，也瘦了许多了，他的精神可还是很饱满。③老通宝那种忧愁，他是永远没有的。④他永不相信靠一次蚕花好或是田里熟，他们就可以还清了债再有自己的田;他知道单靠勤俭工作，即使做到背脊骨折断也是不能翻身的。⑤但是他仍旧很高兴地工作着，他觉得这也是一种快活，正像和六宝调情一样。（茅盾 229）
沙译：[1]Ah To bit his lips to keep from laughing aloud. [2]He had been half starved the past two weeks and had slept little. [3]But in spite of having lost a lot of weight， he was in high spirits. [4]While he never suffered from any of Old Tung Pao’s gloom， neither did he believe that one good crop， whether of silkworms or of rice， would enable them to wipe off their debt and own their own land again. [5]He knew they would never “get out from under” merely by relying on hard work， even if they broke their backs trying. [6]Nevertheless， he worked with a will. [7]He enjoyed work， just as he enjoyed fooling around with Sixth Treasure. （Shapiro 18）
沙博理在译文中呈现出阿多心理活动的所有语义信息，忠实呈现出制度化译者遵循原文信息数量的要求;同时在短句前多处添加关系连接词，加强段落的连贯性和逻辑性，使译文更加通顺，符合制度化翻译活动要达到“流畅的外文”的语言要求（Ni Xiuhua 13）。例如，句②、⑤讲述阿多面对艰辛依旧保持乐观的复杂心理，译文分别通过分离成[2]、[3]和[6] 、[7]两个短句来呈现，使英文的逻辑性更明晰，勾勒出阿多批判性革命思想的萌芽，符合制度化译者使读者能顺畅领会作品进步主题的准则。此外，沙译文在句[4]中通过添加“neither”，将汉语句③和句④前一个分句结合，使阿多“永远没有”父亲的忧思和“永不相信”靠农事能改善处境两个短句相并列，使语意之间的衔接更自然，刻画出主人公对现实的准确认知，也为阿多日后踏上革命道路的抉择做铺垫。叶君健则删除了整段的心理描写，是译者有意而为之，避免向读者透漏下文故事的发展和结局，也使译文对革命故事的整体叙述更加紧凑，彰显出鲜明的译者能动性特征。
茅盾在农村三部曲每部开篇都选用婉约清丽的语言，将暖春、冷秋和寒冬时节的水乡风景铺陈开来，对小河、阳光和桑树的描写都赋予了人的感情，烘托整篇农村革命故事的氛围，预示下文故事结局。《残冬》中整个村庄冷风萧瑟和树木萧条，不复春蚕和秋收时的暖阳，偶尔虽然也有冬日阳光洒下，给村民带来希望，但是那一抹金黄的阳光转瞬即逝，更加反衬出村民生存希望之光的渺茫。
【例3】原文：忽然像是揭去了一层幔，眼前一亮，淡黄色的太阳光变做金黄了。（茅盾 266）
沙译：Suddenly， as if a curtain had been lifted， the view cleared and the dull yellow sunlight brightened into gold. （Shapiro 59）
叶译：Suddenly the clouds parted showing a bright sun in a clear sky. （Ye Junjian 55）
茅盾原文分为三个小短句，运用动词“揭”、“亮”和“变”形象地描绘出阳光洒落的过程。沙译文符合制度化翻译的语言风格一致，和原文句型保持高度忠实，同时将每个动词传神地译为“lifted”、“cleared”和“brightened”，使译文读者领会到阳光变化的过程，符合制度化译者彰显汉语叙述“重过程”的语言特征，而非偏向英文“重结果”的表述习惯（王建国、何自然 8）。叶译文则将诸多短句整合为一个长句，仅保留动词“part”，将“眼前一亮”修改为地点状语“in a clear sky”，同时把“变”译作伴随状语“showing”，其译文重结果，表述更符合西方写作的语言惯例，译者希望通过写译结合的方式，让翻译文学进入目的语文学的殿堂。 沙博理忠实于原文细腻和雅致的语言写作风格，传递出不同季节变换下的江南水乡风景，运用心理描写刻画出复杂立体的主人公形象，符合制度译者传递出经典当代文学创作中语言艺术的要求。沙博理不仅需要传递原文的革命叙事主题，而且符合茅盾的行文叙事和写作风格，再现原文的艺术魅力，实现国家对革命文学创作和文学话语输出的目标。
三、农村三部曲沙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替代
文化负载词指的是“反映某种文化现象、体现某种文化认识、折射某种生活方式的词语”（姚喜明 53），也是可能给译文读者造成阅读障碍的重要因素。农村三部曲中不仅包括乡土气息浓郁的吴语词汇，包括养蚕种桑相关的农业用语;而且含有反映中国历史、政治的文化词汇，包括著名历史演义小说中的名言警句、嬉笑怒骂相关的乡俗俚语等。沙博理是制度化翻译群落中的外来译家，他对文化负载词的处理，与对故事主题和语言风格的高度忠实有所不同，具有适度灵活的变通性。
《春蚕》中六宝不满阿多同已婚荷花玩笑，并低声咒骂荷花不知检点，荷花则不甘示弱回骂，接着六宝就开始暗讽荷花言语行为不端，话语中将歇后语形式和乡间俚语词汇融于一起，使两人之间的对话通俗有趣，像读者展现出刘宝的泼辣和荷花的不甘下风的性格特点。歇后语不仅使人物的形象更加生动，也将作品语言刻画地诙谐幽默和生动有趣，但是其独特的语言形式和文化意象是文化词汇翻译的难点。
【例4】原文：“你管得我？棺材横头踢一脚，死人肚里自得知：我就骂那不要脸的骚货。”（茅盾 224）
沙译：“Think you can handle me？ I’m talking about a shameless man-crazy baggage！ If the shoe fits， wear it！” （Shapiro 10）
叶译：“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She who is without shame should know whom I mean， for ‘Even the man who lies dead knows who’s kicked his coffin with the toes.’ Why should you bother”. （Ye Junjian 15）
沙博理的译文并非按照对话中歇后语的形式来呈现，而是将其拆分为两个小句，并调整了句子的先后顺序，将歇后语的点题内容放在描述性词语的前面。他选用“baggage”的非常用语义来呈现“骚货”，并且在末尾套用地道地英文俗语表述，来体现“人该有自知之明”的文化内涵，沙博理对词汇的处理发挥了译者的适度变通性。沙博理充分领会文化负载词的深层涵义，选用西方读者更熟悉的英文表述，更为灵活地实现制度化译者对作品故事内涵的传递。叶君健的译文则是将歇后语的前后两个部分都直译成英文，与其对原文段落和语句的删减有不同，试图再现文化特色词汇中的东方异域文化特征。
农村三部曲中的部分文化负载词具有负面文化色彩，反映出受封建思想荼毒农民的迷信和顽固，例如白虎星原指传说中给人带来灾难的凶神，后来却成为描绘女性隐私部位及给伴侣带来不幸的侮辱性词语。荷花在文中就10次被村民骂为“白虎星”，恰巧因为结婚后不久家里牲畜相继死亡，丈夫也染上重病，想必无非是瘟疫爆发所致，但是荷花為此遭受到村民的严重歧视。“白虎星”不仅反映出封建旧思想对村民的负面影响，也是造成荷花不幸命运的关键因素。
【例5】原文 沙博理译文 叶君健译文
白虎星 evil spirit
（Shapiro 10） “White Tigress Star”*
“*Nickname contemptuously given to a woman whose private parts grow no hair. It is said to be inauspicious for a man to marry such a female — Translator.”
（Ye Junjian 15）
witch White Tigress Star
damn witch （60） Tigress Star （30， 32）
表1 “白虎星”的不同英译
沙博理首次将“白虎星”翻译为“evil spirit”，保留了“白虎星”能招致不幸的深层内涵，剩下9次皆翻译为“witch”，即“女巫”，会让西方读者联想到拥有魔力却招致不幸的邪恶之人。沙博理作为制度化翻译群里中的外国专家，对中西文化都十分了解，更加重视选用读者更易理解的措辞，来展现文化词汇的深层社会内涵。同时，建国初期对文学作品的英译，目的在于树立全新民族形象和展现优秀革命文学作品，白虎星暗含对女性身体和心灵的贬低，不符合当时介绍进步文学作品的目标。沙博理选用西方常用的“witch”来表示“白虎星”，保留“不吉利”之意，同时抛弃不尊重女性的另一重涵义。叶君健首次将“白虎星”逐字直译“White Tigress Star”，并且添加文后注释，阐释原文语境下对女性敏感部位的指涉，以及能够带来不幸的文化引申义，其后9次译文的处理也基本相同，反映出他在凸显革命文学主题之时，也注重传递东方译语文化的异域特征。
沙博理对词汇的聚焦更考虑读者的阅读感受，而且挑选西方文化中涵义相近的词汇或短语进行替换，减少部分词汇本身的负面色彩，更好地实现词汇文化意蕴的传递。沙博理是制度化翻译群落中的外来译家，他对微观语言层面的适度调整棱角，兼顾读者的阅读感受，更好地传递出词汇指涉的社会属性，使得其翻译活动整体上表现为灵活度较高的忠实。
四、沙博理制度化译者行为批评
译者行为批评是关于“译者借翻译活动参与社会的社会化过程的研究”（周领顺，《翻译批评》 125），制度化译者的翻译活动与国家政治意图相符合，译者的主体性发挥受到限制，译者在聚焦文学翻译转换之时，更加注重制度化译者行为之后所带来的政治属性和社会意义。沙博理对农村三部曲英译实践，与建国初期“否认翻译的商品属性，强调翻译的政治属性”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任东升、赵禾 7）。沙博理农村三部曲英译本不仅呈现出原文的社会革命主题，也尽力传递原文的语言风格，符合政府机构作为赞助人对革命叙事主题的支持和介绍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的意图，承担着再现中国革命历史叙事和建构民族形象的政治使命。沙博理介绍中国文学经典的翻译活动，彰显出以传递民族文化为主的语言转换准则，体现出制度化译者服从民族核心利益的遵命翻译理念。 沙博理在制度化翻译群落中，译者身份为“典型外来译者”，他充分了解目的语读者的阅读期待，传递出农村三部曲中词汇中的进步文化内涵，符合介绍中国革命经验和建设的政治目标。对农村三部曲中文化负载词的处理，沙博理的译者能动性得到适度发挥，翻译语言表述更为地道和灵活，选用目的语文化中社会内涵相同或者相近的词语进行替换，制度化译者行为更为“柔和”（任东升、高玉霞，《制度化译者》 47）。沙博理考虑目的语读者所熟悉语言文学规范，并非将词语内涵的直译，而是尽力使文学经典符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期待，进而更好地呈现文本蕴含的社会文化属性。
制度化译者作为国家文化传播和翻译机构中的成员，其译者行为需要满足国家核心文化战略和政治意图的规划。沙博理作为制度化译者，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经典文学作品，对茅盾农村三部曲中革命进步主题和语言风格的英译，呈现出遵从国家对外宣传政治理念的高度忠实性。同时，沙博理作为制度化翻译群落中的外来译家，在文化负载词等微观层面也适度调整棱角，更好地建构人物及其背后的民族形象。沙博理对农村三部曲的英译呈现出高度忠实的指导原则，同时结合适度灵活语言策略的双重特性，体现出制度化译者行为受到所处历史语境和译者身份的共同影响。
注释【Notes】
①感谢王瑞对本文的前期协助，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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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翁逸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