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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八年之久、原定于2012年出台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再度被推迟。这或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难产的一项改革方案，无疑又在企盼这一方案的人们头上泼了一盆冷水。
据资料显示，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负责的方案起草工作，自2004年启动以来，官方曾多次给出出台的期限，但却屡次延期。按照最新的国务院工作计划，方案原定于2012年6月底出台，但由于有关部门间的分歧较大，出台时间推迟到了10月底。后又因诸多因素干扰，方案拟推迟到12月底出台。如今已时至2013年，但方案出台的具体时间仍未明确认定。
那么，到底阻碍改革方案出台的根本因素是什么？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点又在哪里？
利益群体的阻碍
中国的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这可能是个难以说清的问题。
中国官方自2000年公布基尼系数为0.412后，再未公布过这一数据。按照国际一般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差距较大。
但这一数据仍与居民实际感受相差甚远。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10年所做的调研报告给出的结论显示，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研中心近期发布的报告称，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61，在全世界处于较高的位置。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全球基尼系数平均为0.44。
可以说，中国的收入差距调整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但是，为何形势如此迫切而方案却又迟迟拖延？多数学者表示，利益调整难以达成共识是最大阻碍。
“到利益关系动真格的时候，很多人本能地会有抵触，由此导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难以出台。”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对《英才》记者表示。
据了解，收入分配改革是在由发改委牵头、多部门参与的方式下进行的。有分析人士称，在部门分割的体制下，部门之间缺乏规范的磋商沟通机制，牵头部门往往需要付出极大协调成本，加上部门之间利益的博弈，导致改革方案的出台极其困难。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认为，方案这么多年出不来，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触动很多人的利益，特别是收入比较高的国企、银行、石油、电力垄断部门以及公务员群体等。
“一方面要触动高收入群体，一方面他们又是政策的制定者，方案迟迟出不来也很正常。”王建勋对《英才》记者说。
公开数据显示，2009年国企实现利润1.3万亿元，2010年盈利近2万亿元，但2009年利润上缴比例为6%，2010年为2.9%，且上缴红利主要在企业体系内部转移，没有明显惠及民众。2011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总量为800.61亿元，支出769.54亿元，其中723.6亿元又以各种名目返回企业，调入公共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等支出的只有40亿元，仅占国有资本经营支出的5.2%。
有关官员称，国有资本收益的收取比例，需要根据国有企业改革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现阶段不宜过高。
不过对于最终的方案，王建勋并不太乐观。他直言，由于受到利益群体的阻碍，最终出台的方案极有可能是相互妥协的产物，可能只是原则性、框架式的方案，“期盼方案能解决根本问题是不可能的。”
改革必须改善民生
一个不容乐观的问题是，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仍在逐年拉大。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联合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首部《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创新报告》指出，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基尼系数0.275，2010年达到0.438，20世纪90年代以每年0.1个百分点提高，并且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
报告中提到，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是2倍。而我国行业之间职工工资最高与最低工资相差15倍，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工人收入差距18倍。中国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逼近社会容忍线。
所以，改革如何进行，则成为学界和决策层讨论的重点。
王建勋表示，解决贫富差距，应该从制度建设入手。中国最大的差距是城乡差距，现在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土地几乎是其最重要的财产，但是土地不属于自己，不能买卖、抵押，农民不能从土地获得收益。应该土地私有化，让农民拥有土地，以获取收益。另外，现在很多政策如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税收制度、金融制度，都在歧视这个社会的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农民。这些制度如果不改变，搞收入分配方案一点儿意义都没有，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如果把这些制度性的壁垒都改变了，低收入群体自己会想办法致富。最重要的是要给他们公平竞争的机会，打破阻碍他们致富的制度。
长期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王小鲁对《英才》记者指出：“光讲改革收入分配体制，但触及不到根源问题，不推动更深层次的制度改革，解决不了收入分配问题。制度改革，根本上来说要靠扩大民主、建立法制，让老百姓监督政府，大方向要明确。在这些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不要指望制定一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王小鲁认为，要解决问题，就需要改革制度。首先要打击腐败，保证公共资金合理使用。另外，垄断收入、资源性收入如何分配是一个重要问题。土地、矿山资源的管理，资本市场的管理和运作，都需要公开透明。其他垄断部门的收入也要推进税制改革，还需要扩大竞争，减少垄断。
“要扩大提供公共服务，实现社会保障的全民覆盖，这些都需要从制度上来解决。改革必须改善民生，让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王小鲁说。
据资料显示，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负责的方案起草工作，自2004年启动以来，官方曾多次给出出台的期限，但却屡次延期。按照最新的国务院工作计划，方案原定于2012年6月底出台，但由于有关部门间的分歧较大，出台时间推迟到了10月底。后又因诸多因素干扰，方案拟推迟到12月底出台。如今已时至2013年，但方案出台的具体时间仍未明确认定。
那么，到底阻碍改革方案出台的根本因素是什么？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点又在哪里？
利益群体的阻碍
中国的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这可能是个难以说清的问题。
中国官方自2000年公布基尼系数为0.412后，再未公布过这一数据。按照国际一般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差距较大。
但这一数据仍与居民实际感受相差甚远。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10年所做的调研报告给出的结论显示，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研中心近期发布的报告称，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61，在全世界处于较高的位置。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全球基尼系数平均为0.44。
可以说，中国的收入差距调整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但是，为何形势如此迫切而方案却又迟迟拖延？多数学者表示，利益调整难以达成共识是最大阻碍。
“到利益关系动真格的时候，很多人本能地会有抵触，由此导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难以出台。”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对《英才》记者表示。
据了解，收入分配改革是在由发改委牵头、多部门参与的方式下进行的。有分析人士称，在部门分割的体制下，部门之间缺乏规范的磋商沟通机制，牵头部门往往需要付出极大协调成本，加上部门之间利益的博弈，导致改革方案的出台极其困难。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认为，方案这么多年出不来，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触动很多人的利益，特别是收入比较高的国企、银行、石油、电力垄断部门以及公务员群体等。
“一方面要触动高收入群体，一方面他们又是政策的制定者，方案迟迟出不来也很正常。”王建勋对《英才》记者说。
公开数据显示，2009年国企实现利润1.3万亿元，2010年盈利近2万亿元，但2009年利润上缴比例为6%，2010年为2.9%，且上缴红利主要在企业体系内部转移，没有明显惠及民众。2011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总量为800.61亿元，支出769.54亿元，其中723.6亿元又以各种名目返回企业，调入公共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等支出的只有40亿元，仅占国有资本经营支出的5.2%。
有关官员称，国有资本收益的收取比例，需要根据国有企业改革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现阶段不宜过高。
不过对于最终的方案，王建勋并不太乐观。他直言，由于受到利益群体的阻碍，最终出台的方案极有可能是相互妥协的产物，可能只是原则性、框架式的方案，“期盼方案能解决根本问题是不可能的。”
改革必须改善民生
一个不容乐观的问题是，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仍在逐年拉大。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联合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首部《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创新报告》指出，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基尼系数0.275，2010年达到0.438，20世纪90年代以每年0.1个百分点提高，并且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
报告中提到，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是2倍。而我国行业之间职工工资最高与最低工资相差15倍，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工人收入差距18倍。中国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逼近社会容忍线。
所以，改革如何进行，则成为学界和决策层讨论的重点。
王建勋表示，解决贫富差距，应该从制度建设入手。中国最大的差距是城乡差距，现在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土地几乎是其最重要的财产，但是土地不属于自己，不能买卖、抵押，农民不能从土地获得收益。应该土地私有化，让农民拥有土地，以获取收益。另外，现在很多政策如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税收制度、金融制度，都在歧视这个社会的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农民。这些制度如果不改变，搞收入分配方案一点儿意义都没有，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如果把这些制度性的壁垒都改变了，低收入群体自己会想办法致富。最重要的是要给他们公平竞争的机会，打破阻碍他们致富的制度。
长期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王小鲁对《英才》记者指出：“光讲改革收入分配体制，但触及不到根源问题，不推动更深层次的制度改革，解决不了收入分配问题。制度改革，根本上来说要靠扩大民主、建立法制，让老百姓监督政府，大方向要明确。在这些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不要指望制定一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王小鲁认为，要解决问题，就需要改革制度。首先要打击腐败，保证公共资金合理使用。另外，垄断收入、资源性收入如何分配是一个重要问题。土地、矿山资源的管理，资本市场的管理和运作，都需要公开透明。其他垄断部门的收入也要推进税制改革，还需要扩大竞争，减少垄断。
“要扩大提供公共服务，实现社会保障的全民覆盖，这些都需要从制度上来解决。改革必须改善民生，让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王小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