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倒着走向未来

　　按照布莱恩·阿瑟在《技术的本质》一书中的说法，新技术并不是无中生有地被“发明”出来的，我们所看到的技术，都是从先前已有的技术中被创造（被建构、被聚合、被集成）出来的。换言之，技术是由其他的技术构成的。那么，如何区分新旧技术呢？人们常常借助一种方法，即通过描述新技术所没有的东西，来将新技术与旧技术予以比较。
　　这固然增进了人们对新技术的认知，然而，它也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人们对未来的预测总是受限于现實，只会想象已有之物的一个更复杂和更先进的版本。
　　想想“无马的马车”（horseless carriage），这个在汽车刚刚被发明出来时的说法。与先前技术的关联，不仅是命名上的，也是视觉上的。汽车的早期设计显然保留了马车的大部分外观。第一代汽车工程师将乘客安置在车辆的前部——就像马车一样。但这种设计意味着几乎每次车祸都是致命的。直到后来的设计师放弃了无马的马车的隐喻，将驾驶员和乘客安置于发动机后面而不是前部，才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安全问题。
　　这个故事说明，我们不仅倾向于将新发明建立在旧的基础上，而且还试图从我们已经知道的方面解释新发明。仿佛被遮罩遮住了双眼的马一样，汽车的发明者无法预知汽车将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巨变，包括我们如何建造和使用城市，或者如何获得新的商业模式和创造新的衍生业务。打个比方，你很难在有马和马车的日子里想象汽车的无故障保险。正如麦克卢汉所说，“我们透过后视镜来观察目前，我们倒着走向未来”。
　　由此，研究技术需要倒着放映过去的技术爆炸，才能看清这些技术对社会经验和社会组织的影响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一如艺术家需要从尾到头倒着构想艺术品一样。只有倒着播放，我们才能在熟悉中发现陌生，在新中体验旧，并因之受到震撼。

数字化之后是什么？

　　经过多年技术的锻造，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数字化社会，或者说一种数字化生存。1999年，为了在中国推广互联网，曾经有一个非常轰动的“72小时网络生存测试”，在北京、上海、广州寻找志愿者，把他们关在宾馆的房间里，看他们能否仅仅通过互联网而生存。那时，没有淘宝、没有支付宝、没有快递小哥，很多志愿者因为受不了忍饥挨饿，不得不中途退出。2016年，为了向当年致敬，上海做了一个“72小时无网络生存测试”，志愿者在结束后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简直是度日如年。”
　　这个例子非常生动地说明，互联网颠覆了我们的生存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网络已成为我们日常交往和交易的首选媒介。在几乎所有工作中，我们都离不开互联网，无论是订外卖，买东西，远程工作，与朋友共享时光，还是通过即时通信发送图片。今天，单击一两下就足以阅读本地报纸，和获取来自世界任何地方的最新新闻，并可以随时更新。而消费媒介的行为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新形式——社交数据层，讲述了我们喜欢什么，观看什么，关注谁和关注什么，以及在这样做时的位置。
　　互联网本身也经历了巨大变化。从历史来看，在早期，它是一个静态网络，旨在在两个终端之间传送少量字节或短消息。那时的互联网是一个信息库，仅由专业编码人员发布和维护内容。然而，在今天，海量信息经由此电子巨兽上载和下载，内容完全是用户自己的，因为现在人人都是评论员、发行者和创作者。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互联网从大学和研究中心的独享特权扩展为涵盖世界各地的公共实体、机构和私营企业乃至私人用户的强大技术-社会组合。它不再是国家控制的项目，而是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网络，包括数以万计的子网、数以百万计的系统和数以亿计的用户。

　　网络成为信息的不竭来源。更重要的是，它使用户能够从以前的被动角色转变为主动角色，不再仅仅是传统媒体的接收者，而是可以自我选择接收什么信息、如何接收信息以及何时接收信息。信息接收者甚至可以决定自己是否要保持知情。
　　与此同时，互联网不再仅仅关注信息交换：它成为一种复杂的多学科工具，使人们能够创建内容、彼此交流甚至逃避现实。我们可以在几秒钟内将数据从世界的一端发送到另一端，进行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买卖，生活在平行的“游戏世界”中，并使用图片、视频、声音和文本来分享我们的真实生活与真实身份。个人故事到处公开；所有本地问题都可能成为全球性问题。
　　互联网是创新的温床。它在几乎所有的努力领域都带来了突破，包括创造新的商品、服务和思想，促进社会发展以及增进人们的福祉。互联网也使文化越来越靠近更多的人，使其可以更容易、更快捷地被访问。它也促进了艺术新表现形式的兴起和知识的传播。
　　数字化已经在整个社会中引发了根本性的变化，人类从工业时代迈向网络时代。在我们的世界中，全球信息网络是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使我们摆脱了地域的束缚，得以聚集在基于兴趣、认同和主题的社区中，而这些社区并不局限于任何特定的地方。它改变了政府、商业、金融、娱乐、教育、医疗保健、交通等领域，甚至改变了我们与亲人互动的方式，成为21世纪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伴随着这一切跨越，“数字”概念本身渐渐失去了意义。数字化一度是未来的同义语，意味着尖端、速度、高科技。但到了今天，数字技术几乎适用于所有事物：我们聆听的音乐，我们观看的节目，我们进行的购买，我们分享的社交媒体，我们赖以生活的应用程序，我们工作中不可须臾或离的软件，等等。
　　在所有事物都被数字化的时代，“数字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对于某些身处前沿的人，它意味着量子计算和AI驱动的创新；而对于很多普通人，它仅仅相当于使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更加高效和产生更紧密联系的工具。在许多方面，数字化不过是日常作业，因为所有数字技术都已然被无缝地集成到我们的生存之中。所以，必须提出的问题是，数字化之后，下一步是什么？

“旧制度与数字大革命”的冲突，其产生的原因在于，互联网终于由工具的层面、实践的层面，抵达了社会安排或曰制度形式的层面。互联网与文明的关系已经变得难分难解。

旧制度与数字大革命

　　表面上看，数字化社会已经失去了让人兴奋的魔力。今天，人们充满激情谈论的新话题是大数据、物联网、新能源、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太空探索等。计算机和移动设备都越来越索然无味，因为它们将逐渐消失在其他物体中：自清洁衬衫、无人驾驶汽车、服务机器人、智能门把手，乃至吞下一粒就能掌握英语的药丸。用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的话说，我们将住在电脑里，把它们穿在身上，甚至以它们为食。“An Apple a day will keep the doctor away.”—一天一颗“苹果”（计算机），医生远离你。
　　这样看来，数字化革命已经结束了。所以尼葛洛庞帝应笔者之邀，为《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20周年中文纪念版所写的序的题目就叫作Been Digital（《数字化之后》）。然而，数字化在生产者和消费者、政府和公民、大众传媒和接受者之间造成权力转移的深刻进程仍在持续，远未达到新的平衡态。在这个意义上，数字化革命也可以说远未到结束时分，或者说，“been digital”（数字化之后）的问题，比“being digital”（数字化之中）的问题要严重得多。
　　这正是今日数字生活的核心困境之所在：关心数字商业的人数不胜数，但是关心数字社会基本问题的人少而又少。我们需要解决的数字社会基本问题复杂而棘手，比如个人隐私与社会公开性的冲突，安全与自由的冲突，商业与社区的冲突，政府监控与个人自治的冲突，繁荣创意与保护知识产权的冲突，日益包罗万象的网络平台与亟待伸张的用户权利的冲突等，不一而足。
　　上述的种种冲突，我统称之为“旧制度与数字大革命”的冲突，其产生的原因在于，互联网终于由工具的层面、实践的层面，抵达了社会安排或曰制度形式的层面。互联网与文明的关系已经变得难分难解。在这种情况下讨论互联网，最重要的是回到原点，思考一个核心的问题：什么是互联网？

　　这是一个听上去简单但回答起来很复杂，似乎被回答过但从未获得真正回答的问题。回答该问题的路径有两条：第一，把互联网予以概念化（conceptualizing internet）；第二，想象互联网（imagining the internet）。到底什么是互联网？我们该如何理解日常世界中这个无处不在和熟稔无比的特征？互联网能够做什么？在它所能做的事情当中，哪些是崭新的，又引发了什么新的伦理、社会和政治能力？它使得什么东西过时了成为问题，甚至变得不可能？随着我们周围的世界不断重组，我们称之为互联网的那个技术-社会组合对于许多我们熟悉的假设以及想象都提出了关键挑战。
　　如何看待這些挑战？第一个视角是从已知的有关互联网的一切出发；第二个视角是从我们合理地期望看到它在近期乃至更远的未来会变成的样子出发。为此，我们既需要新的价值论（伦理学与政治哲学），也需要新的认识论（关于知识和科学的理论）。
　　不可避免地，我们的推理和想象一定会达到一个层面：在充分联网的环境下，究竟什么东西能够构成人的定义？什么叫作人？什么叫作人性？这其实是互联网文明的可能性问题，最终的含义是人的可能性问题——在不久的未来，我们或将到达“后人类状态”。
　　前路崎岖，对数字化的重新思考才刚刚开始。我们尚不能充分构想这样一个崭新的世界：我们的认同感和社区感真正共存于真实和虚拟领域。爬过山的人都知道，爬升越高，空气越稀薄，但我们还没有真正体验到缺氧的滋味，因为我们尚未攀爬到数字世界的高峰——甚至还没有来到山脚下的数字大本营。
　　我们需要以非常不同的方式生活，而这需要非常不同的思考。也许像启蒙运动一样，我们所需要的是心灵的另一次革命。
　　[本文部分内容节选自作者新书：《数字位移：重新思考数字化》，胡泳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