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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宁川，男，1919年12月生，大理白族，中共党员。1939年毕业于河内法文中学，1945年毕业于华中大学英语系。1948年留学巴黎政治学院，1950年获巴黎大学文史学院博士学位。1951年任世界和平委员会和亚非团结委员会助理书记；1953年任布拉格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开罗亚非团结理事会助理书记。1972年——1980年任外交部翻译室法文组组长，长期为新中国第一代国家领导人担任法语翻译。1980年——1984年任驻法国使馆政务参赞。1985年任外交部外语专家，1990年离休。被中国翻译者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
我的父辈有三个亲弟兄，我有一个大伯和一个叔父。按爷爷的孙子出生的先后顺序排列，董宁川是老六，我是老七，我下边还有两个弟弟老八、老九，所以董宁川是我们的六哥。六哥以上的哥哥们都先后过世了，孙辈中尚存“六、七、八、九”四个弟兄。
六哥是叔父的儿子，叔父董广积是著名的公路桥梁工程专家，当年滇缅公路就是叔父参与测设修建的。六哥幼年在家乡大理读小学，少年时就随叔父到昆明读书。先在昆明法文中学学习，毕业时考取该校公费生，被保送到越南河内保护中学学习。回国后进入武昌迁大理的华中大学读英文系。从大二起被校方聘为法文教员，边学英语，边教法语，直至华中大学毕业。后考取留法国自费生，并获得当年云南省奖学金资助，赴法国留学五年。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1950年在巴黎大学文史研究院获博士学位。
由于六哥自上世纪四十年代始，不论在国内还是在法国都接受到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影响，思想一贯进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自己的光明出路。时值新中国已成立，六哥毅然拒绝法国当局的多次挽留，后来又坚决抵制法国当局的迫害，通过各种努力，得到香港过境签证，于1951年初才回到祖国。
六哥回到祖国后，先后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中国外交部及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等处工作。在外交部工作期间，先后担任外交部外语专家、中国外交学院兼职教授、中国外交学会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欧美同学会理事等职。1990年从外交部离休。六哥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辛勤工作了四十余年。
六哥在职工作期间，由于工作繁忙，从未回过家乡。记得1964年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访问越南、柬埔寨，报纸、广播作了新闻报道，提及随同访问的有翻译董宁川等。归国时途径昆明，六哥曾与居住昆明的三哥董容川作短暂小聚。以后也一直没有机会回过家乡大理。
六哥回家乡探亲还是1990年离休以后的事，分别于1991年、1996年、2000年和2006年回家乡大理四次。每次回来都是在北京就安排好了行程并订好了返程机票，所以每次回来都感觉来去匆匆。虽然六哥和家人的团聚让彼此感受到极大的欣慰和喜悦，但每次团聚都留下了相见难别亦难的遗憾。比如，团聚时，只有时间话话家常，回顾童年轶闻趣事，而没有时间问问六哥过去的工作情况和工作业绩。
我对六哥工作业绩的了解始于1985年。那年我到北京参加会议，休息时去看望六哥，看到书架上有一本厚厚的相册。翻开一看，立刻使我感到无比的惊喜。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毛主席、刘主席、朱委员长、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董必武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聚在一起研究工作的照片，而六哥正好坐在毛主席和周总理中间。类似的照片竟有数十张，很多照片中有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六哥向我解释，这些照片是他担任翻译的工作照，由新华社记者拍摄送外交部留存，外交部送一套给六哥作纪念。我征得六哥的同意，拿出随身携带的海鸥相机，翻拍了相册中的部分照片。回到大理后，洗印了其中的几张照片，在家人中传阅。因意识到照片中涉及主要国家领导人，不可随意传阅，更不能以此张扬，所以这些照片并未向社会亲友扩散。
对六哥工作业绩的深入了解还是通过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节目得到的。2006年初，中央电视台《见证》栏目播出“新中国走上国际政治舞台”纪实节目，五集电视节目再现了1954年周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解决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这次会议使新中国以世界五大国之一的身份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在周总理的精心安排下，中国代表团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会议最后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达成了协议，对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见证》节目中也有多处客观报道了六哥的工作，他作为代表团的一员并担任周总理的主要翻译，自始至终参加会议，为国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见证》开头记述：1954年3月的一天，当年留法学生会主席，此时正在布拉格世界和平理事会工作的青年董宁川被急召回国，目的是参加中国外交部组织的一次特殊考试。此次考试由周总理委托外交部王炳南主任进行，经过考试要选拔最优秀的法语翻译去完成一项艰巨的外交任务……董宁川成功入选，并被通知担任周总理的主要法语翻译，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出席日内瓦会议。
六哥回忆道：“抵日内瓦后，我被分配到总理的住地花山别墅住宿，与总理朝夕相处，得到总理的不少关怀和教诲。会议期间，我遵照总理的指示，努力学习，掌握情况，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力求译得准确通顺。在总理与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的会谈中，特别注意译好总理既坚持原则又有灵活性的发言，表达了总理高超的谈判艺术。日内瓦会议后回到北京，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对我说：“总理对你这次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工作比较满意，我们打算让你留在外交部工作。”从此，我们的六哥走入政坛，并一直在周总理和老一辈国家领导人身边工作。1961年5月，陈毅外长率代表团出席解决老挝问题的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六哥仍任翻译，1956年、1960年和1964年，刘主席、周总理出访越南、柬埔寨，六哥亦随行任翻译。“文革”前，毛主席等领导人接见法语外宾都由六哥任翻译。
2004年1月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播放“中法建交四十周年”节目。回顾1964年1月27日，中法正式建交，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向世界庄严宣布：“中国是一个比法国历史还要悠久的国度，始终坚持维护自己的独立，努力把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拥有自豪的不屈不挠的人民，这就是永恒的中国。北京和巴黎决定互换大使，建立官方的关系。”当时外电评述，中法建交在世界上掀起了一场中国风暴。
中法建交谈判之前，周总理曾召集有关人员开会，指出：法国是西欧地区的重要国家，通过和法国建交，可以打开一个缺口，扩大我国同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打破美国封锁，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我们的六哥自始至终参加了中法建交的谈判工作和接待工作。由于我国采取了既坚持原则，又注意策略灵活的态度，深得法方的信任，建交谈判成功，结果双方都表示满意。这样，法国就成为第一个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从而打击了美国企图孤立我国的图谋，推动了其他西方国家相继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
《东方时空》“中法建交四十周年”节目中，多次呈现六哥回顾谈判的镜头。六哥曾说：“我在这次中法建交工作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提高了政治和思想水平。”
六哥在总理身边工作，对周总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深有感受。记得六哥曾给我讲过一个周总理关心别人的感人故事：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积极支持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与非洲国家政府往来密切。1964年4月刚果（布）特使安托万来我国访问，周总理非常重视，亲自与安托万会谈，并陪安托万专程去长沙晋见毛主席，还陪他参观访问韶山毛主席故居，六哥作为翻译陪同前往。当时从韶山到长沙的公路是碎石土路，行车颠簸，行程约需两小时。总理为抓紧时间和安托万交谈，便和安托万同乘一车。起初，总理和安托万坐后排，六哥坐前排。沿途总理不停地与安托万谈论中国革命经验，谈话时因汽车颠簸，六哥需要提高声调，回头翻译。总理觉得这样翻译太累，效果也不好，便决定要六哥换坐后排，总理坐前排。这样一来，总理却需要频频扭回头来讲话。六哥觉得总理年事已高，这样讲话受不了，请总理换回座位，但总理执意不肯。六哥顿时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对总理的敬仰也更甚一层。安托万也被此事感动得彻夜未眠，半夜起来记述心得感受。次日一早，安托万对六哥说：你们有这样的总理真是幸福，难怪中国共产党能由弱变强，以小胜大。回国后，我将把这位伟大领导人讲述的真理和他平易近人的作风告诉我们的党和人民，这将是最深刻的实际教育。
六哥回忆说，总理日理万机，工作非常繁忙，经常不能保证正常的睡眠和进餐时间，每天只见总理不知疲倦的工作。好多次总理一早把六哥叫到他的盥洗室，脸上堆满肥皂泡沫，边刮胡子边对六哥交代工作。看到总理如此辛劳，总理身边工作的每一个人，无不受到极大的感动，无不受到极大的鞭策和鼓舞，大家决心学习总理全心全意为祖国，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奋不顾身、忘我无私的精神，把总理作为自己终身的榜样，努力为祖国为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
六哥的专长是法语翻译，也精通英语，所以有幸成为周总理的主要翻译，也有幸为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外交工作和外事活动作翻译。由于工作关系，六哥曾参加会见过很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也由于工作关系，六哥几乎走遍了世界各地，六哥的业绩尽在翻译工作中。
六哥的工作不限于口头翻译，还有众多文献的笔译，如《细菌战黑皮书》、《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外合资经营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另有论文专著《太平天国时代法国对华政策》和参编《法文实用外交辞典》等。
由于六哥对国家作出的贡献，六哥的事迹入选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求学海外，建功中华——百年留学历史文物展”、中国军事博物馆举办的“中国翻译成就展”、外交部“建部55周年纪念展”。入编“中国专家名人辞典”等典籍。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离休荣誉证书”、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被广东译协誉为“译坛泰斗，华夏精英”。
2006年4月，六哥六嫂率侄儿、侄女、侄媳回家乡大理探亲，此时六哥已是88岁高龄的老人。侄儿、侄女出生在北京，侄女于1996年回来过一次，此为第二次，侄儿是首次回家乡。六哥说侄儿侄女此次是寻根来了。短短几天，六哥一行回老家——大理城内响水关董氏祖宅祭拜了祖宗，又到大理喜洲董氏宗祠——董成祠祭拜家族始祖先辈。六哥当即决定为宗祠敬献一块匾额，事后也已经兑现，一块木雕的匾额，上书“‘光前励后’公元丙戍年孟秋董宁川立”，置于董氏宗祠中央。在喜洲，六哥一行还瞻仰了当年华中大学的旧址并在大理拜访了当年华中大学的老同学。
我和六哥漫步在大理古城繁花似锦的街道上，迎面走来三个外国小伙，六哥听到他们讲的是法语，便主动和他们打招呼：“你们好，这里是我的家乡，我在我的家乡能看到讲法语的朋友，感到非常高兴。”对方立即驻足回答：“噢，您好，您的家乡美丽极了，每年休假，我们都要来您的家乡，来您的家乡度假是极好的享受。愿您的家乡更加繁荣美丽。”短短的交谈使我非常感动：一位离家60多年，曾经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走遍世界各地，而今年已九旬的高龄老人竟如此地眷念自己的家乡，对几个年青的外国游客竟又如此谦和亲近，彬彬有礼，真不失一个职业外交家的风范。
在家乡短暂的团聚结束，六哥一行又要回居住地北京去了。临别时六哥说：“以后我还会回家乡来。”六哥，再见了，我们家乡的亲人祝福您健康长寿，安度晚年，生活快乐幸福。我们盼望您再次回家乡团聚。
我的父辈有三个亲弟兄，我有一个大伯和一个叔父。按爷爷的孙子出生的先后顺序排列，董宁川是老六，我是老七，我下边还有两个弟弟老八、老九，所以董宁川是我们的六哥。六哥以上的哥哥们都先后过世了，孙辈中尚存“六、七、八、九”四个弟兄。
六哥是叔父的儿子，叔父董广积是著名的公路桥梁工程专家，当年滇缅公路就是叔父参与测设修建的。六哥幼年在家乡大理读小学，少年时就随叔父到昆明读书。先在昆明法文中学学习，毕业时考取该校公费生，被保送到越南河内保护中学学习。回国后进入武昌迁大理的华中大学读英文系。从大二起被校方聘为法文教员，边学英语，边教法语，直至华中大学毕业。后考取留法国自费生，并获得当年云南省奖学金资助，赴法国留学五年。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1950年在巴黎大学文史研究院获博士学位。
由于六哥自上世纪四十年代始，不论在国内还是在法国都接受到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影响，思想一贯进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自己的光明出路。时值新中国已成立，六哥毅然拒绝法国当局的多次挽留，后来又坚决抵制法国当局的迫害，通过各种努力，得到香港过境签证，于1951年初才回到祖国。
六哥回到祖国后，先后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中国外交部及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等处工作。在外交部工作期间，先后担任外交部外语专家、中国外交学院兼职教授、中国外交学会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欧美同学会理事等职。1990年从外交部离休。六哥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辛勤工作了四十余年。
六哥在职工作期间，由于工作繁忙，从未回过家乡。记得1964年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访问越南、柬埔寨，报纸、广播作了新闻报道，提及随同访问的有翻译董宁川等。归国时途径昆明，六哥曾与居住昆明的三哥董容川作短暂小聚。以后也一直没有机会回过家乡大理。
六哥回家乡探亲还是1990年离休以后的事，分别于1991年、1996年、2000年和2006年回家乡大理四次。每次回来都是在北京就安排好了行程并订好了返程机票，所以每次回来都感觉来去匆匆。虽然六哥和家人的团聚让彼此感受到极大的欣慰和喜悦，但每次团聚都留下了相见难别亦难的遗憾。比如，团聚时，只有时间话话家常，回顾童年轶闻趣事，而没有时间问问六哥过去的工作情况和工作业绩。
我对六哥工作业绩的了解始于1985年。那年我到北京参加会议，休息时去看望六哥，看到书架上有一本厚厚的相册。翻开一看，立刻使我感到无比的惊喜。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毛主席、刘主席、朱委员长、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董必武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聚在一起研究工作的照片，而六哥正好坐在毛主席和周总理中间。类似的照片竟有数十张，很多照片中有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六哥向我解释，这些照片是他担任翻译的工作照，由新华社记者拍摄送外交部留存，外交部送一套给六哥作纪念。我征得六哥的同意，拿出随身携带的海鸥相机，翻拍了相册中的部分照片。回到大理后，洗印了其中的几张照片，在家人中传阅。因意识到照片中涉及主要国家领导人，不可随意传阅，更不能以此张扬，所以这些照片并未向社会亲友扩散。
对六哥工作业绩的深入了解还是通过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节目得到的。2006年初，中央电视台《见证》栏目播出“新中国走上国际政治舞台”纪实节目，五集电视节目再现了1954年周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解决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这次会议使新中国以世界五大国之一的身份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在周总理的精心安排下，中国代表团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会议最后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达成了协议，对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见证》节目中也有多处客观报道了六哥的工作，他作为代表团的一员并担任周总理的主要翻译，自始至终参加会议，为国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见证》开头记述：1954年3月的一天，当年留法学生会主席，此时正在布拉格世界和平理事会工作的青年董宁川被急召回国，目的是参加中国外交部组织的一次特殊考试。此次考试由周总理委托外交部王炳南主任进行，经过考试要选拔最优秀的法语翻译去完成一项艰巨的外交任务……董宁川成功入选，并被通知担任周总理的主要法语翻译，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出席日内瓦会议。
六哥回忆道：“抵日内瓦后，我被分配到总理的住地花山别墅住宿，与总理朝夕相处，得到总理的不少关怀和教诲。会议期间，我遵照总理的指示，努力学习，掌握情况，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力求译得准确通顺。在总理与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的会谈中，特别注意译好总理既坚持原则又有灵活性的发言，表达了总理高超的谈判艺术。日内瓦会议后回到北京，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对我说：“总理对你这次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工作比较满意，我们打算让你留在外交部工作。”从此，我们的六哥走入政坛，并一直在周总理和老一辈国家领导人身边工作。1961年5月，陈毅外长率代表团出席解决老挝问题的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六哥仍任翻译，1956年、1960年和1964年，刘主席、周总理出访越南、柬埔寨，六哥亦随行任翻译。“文革”前，毛主席等领导人接见法语外宾都由六哥任翻译。
2004年1月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播放“中法建交四十周年”节目。回顾1964年1月27日，中法正式建交，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向世界庄严宣布：“中国是一个比法国历史还要悠久的国度，始终坚持维护自己的独立，努力把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拥有自豪的不屈不挠的人民，这就是永恒的中国。北京和巴黎决定互换大使，建立官方的关系。”当时外电评述，中法建交在世界上掀起了一场中国风暴。
中法建交谈判之前，周总理曾召集有关人员开会，指出：法国是西欧地区的重要国家，通过和法国建交，可以打开一个缺口，扩大我国同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打破美国封锁，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我们的六哥自始至终参加了中法建交的谈判工作和接待工作。由于我国采取了既坚持原则，又注意策略灵活的态度，深得法方的信任，建交谈判成功，结果双方都表示满意。这样，法国就成为第一个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从而打击了美国企图孤立我国的图谋，推动了其他西方国家相继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
《东方时空》“中法建交四十周年”节目中，多次呈现六哥回顾谈判的镜头。六哥曾说：“我在这次中法建交工作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提高了政治和思想水平。”
六哥在总理身边工作，对周总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深有感受。记得六哥曾给我讲过一个周总理关心别人的感人故事：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积极支持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与非洲国家政府往来密切。1964年4月刚果（布）特使安托万来我国访问，周总理非常重视，亲自与安托万会谈，并陪安托万专程去长沙晋见毛主席，还陪他参观访问韶山毛主席故居，六哥作为翻译陪同前往。当时从韶山到长沙的公路是碎石土路，行车颠簸，行程约需两小时。总理为抓紧时间和安托万交谈，便和安托万同乘一车。起初，总理和安托万坐后排，六哥坐前排。沿途总理不停地与安托万谈论中国革命经验，谈话时因汽车颠簸，六哥需要提高声调，回头翻译。总理觉得这样翻译太累，效果也不好，便决定要六哥换坐后排，总理坐前排。这样一来，总理却需要频频扭回头来讲话。六哥觉得总理年事已高，这样讲话受不了，请总理换回座位，但总理执意不肯。六哥顿时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对总理的敬仰也更甚一层。安托万也被此事感动得彻夜未眠，半夜起来记述心得感受。次日一早，安托万对六哥说：你们有这样的总理真是幸福，难怪中国共产党能由弱变强，以小胜大。回国后，我将把这位伟大领导人讲述的真理和他平易近人的作风告诉我们的党和人民，这将是最深刻的实际教育。
六哥回忆说，总理日理万机，工作非常繁忙，经常不能保证正常的睡眠和进餐时间，每天只见总理不知疲倦的工作。好多次总理一早把六哥叫到他的盥洗室，脸上堆满肥皂泡沫，边刮胡子边对六哥交代工作。看到总理如此辛劳，总理身边工作的每一个人，无不受到极大的感动，无不受到极大的鞭策和鼓舞，大家决心学习总理全心全意为祖国，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奋不顾身、忘我无私的精神，把总理作为自己终身的榜样，努力为祖国为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
六哥的专长是法语翻译，也精通英语，所以有幸成为周总理的主要翻译，也有幸为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外交工作和外事活动作翻译。由于工作关系，六哥曾参加会见过很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也由于工作关系，六哥几乎走遍了世界各地，六哥的业绩尽在翻译工作中。
六哥的工作不限于口头翻译，还有众多文献的笔译，如《细菌战黑皮书》、《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外合资经营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另有论文专著《太平天国时代法国对华政策》和参编《法文实用外交辞典》等。
由于六哥对国家作出的贡献，六哥的事迹入选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求学海外，建功中华——百年留学历史文物展”、中国军事博物馆举办的“中国翻译成就展”、外交部“建部55周年纪念展”。入编“中国专家名人辞典”等典籍。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离休荣誉证书”、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被广东译协誉为“译坛泰斗，华夏精英”。
2006年4月，六哥六嫂率侄儿、侄女、侄媳回家乡大理探亲，此时六哥已是88岁高龄的老人。侄儿、侄女出生在北京，侄女于1996年回来过一次，此为第二次，侄儿是首次回家乡。六哥说侄儿侄女此次是寻根来了。短短几天，六哥一行回老家——大理城内响水关董氏祖宅祭拜了祖宗，又到大理喜洲董氏宗祠——董成祠祭拜家族始祖先辈。六哥当即决定为宗祠敬献一块匾额，事后也已经兑现，一块木雕的匾额，上书“‘光前励后’公元丙戍年孟秋董宁川立”，置于董氏宗祠中央。在喜洲，六哥一行还瞻仰了当年华中大学的旧址并在大理拜访了当年华中大学的老同学。
我和六哥漫步在大理古城繁花似锦的街道上，迎面走来三个外国小伙，六哥听到他们讲的是法语，便主动和他们打招呼：“你们好，这里是我的家乡，我在我的家乡能看到讲法语的朋友，感到非常高兴。”对方立即驻足回答：“噢，您好，您的家乡美丽极了，每年休假，我们都要来您的家乡，来您的家乡度假是极好的享受。愿您的家乡更加繁荣美丽。”短短的交谈使我非常感动：一位离家60多年，曾经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走遍世界各地，而今年已九旬的高龄老人竟如此地眷念自己的家乡，对几个年青的外国游客竟又如此谦和亲近，彬彬有礼，真不失一个职业外交家的风范。
在家乡短暂的团聚结束，六哥一行又要回居住地北京去了。临别时六哥说：“以后我还会回家乡来。”六哥，再见了，我们家乡的亲人祝福您健康长寿，安度晚年，生活快乐幸福。我们盼望您再次回家乡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