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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已故学人朱维焕先生所著之《国学入门》一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5月出版，是书系先生生前任教于中兴大学，为诸生讲授“国学导读”一课之讲义。因其为讲义，故而整理成书，部头不大，却极其条理有致，一如近人雷海宗先生之《西洋文化史纲要》。言辞简约，而涵盖极广。读者可据书中门径，即类求书，以广其识。
只是在读先生之书时，除却了心生敬佩之外，于书中所出现的文字舛误，却不能不引以为憾。想必可能是整理之时的偶一疏忽，抑或是排版校对失严。故笔者不揣浅陋，罗列于下。
书中第31页载“钱穆等之《古史辨》”，“钱穆”当系“顾颉刚”之误。按：“《古史辨》(7册)，顾颉刚等编著，朴社、开明书店1926～1941年第1版，325万字。是一部以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为核心而编著的考辨我国古代史料真伪的论文总集。全书共7册，汇编了350篇文章。本书反映了20年代至40年代国内史学界在考订我国古代史料上取得的卓越成就。考订的范围主要是古史、古地、古人和古书，涉及我国古代史料的各个方面，为科学地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廓清了迷雾，并提供了确定可信的文献资料”。(见《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第46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而钱穆先生仅有部分文章，如《孔子年表》、《墨子的生卒年代》、《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等论文收入《古史辨》第四册、第六册、第七册(下)当中。因顾颉刚先生是“古史辨运动”的领军性和核心人物，故而此处作“钱穆等之《古史辨》”不确，应改为“顾颉刚等之《古史辨》”为善。
书中第128页载“俗学一邵康节、程明道、程伊川”，“俗学”当作“洛学”，显系形近而误。按：宋代理学有所谓的“濂、关、闽、洛”四大学派。“洛学：以北宋程颢(明道)、程颐(伊川)为首的学派。因二程是洛阳人，故名。”(《辞海·哲学分册》第15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7月版)
书中第138页载“北宋袁枢，依《通鉴》旧文，摘取事件，详叙终始，名曰《纪事本末》”，“北宋袁枢”当系“南宋袁枢”之误。按：《中国通史》第七册(蔡美彪等著，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510页载“南宋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共四十二卷，一一七三年稍后成书。宋代以前，史体只有编年、传记两种。袁枢喜读《通鉴》，但《通鉴》卷帙较多，一件事或者隔越几卷，翻检不易。袁枢自出新意，把《通鉴》中的重要事件，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件事各详始终，自列标题，每篇又按时间顺序自为首尾。”
书中第139页载“《史记》书成，以其属于私撰，且因涉及李陵之祸，行间颇有怨气，故不敢行世。至宣帝时其外甥杨恽始为之公布”，“外甥杨恽”当系“外孙杨恽”之误。按：据《汉书》卷六十六(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第二八八九页载“(杨)忠弟恽，字子幼，以忠任为郎，补常侍骑。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才能称。”杨恽的母亲既然是司马迁的女儿，司马迁为其外祖。那么于太史公而言，杨恽自然是其“外孙”而非“外甥”了。
书中第160页载“《明史》与撰者有朱彝尊、毛奇龄、潘耒、施闰章、汪婉、尤侗等”，“汪婉”当系“汪琬”之误。按：汪琬为清代有名之散文家，与侯方域、魏禧并称清初“古文三大家”。据《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11月版，王钟翰点校)卷七十载“汪琬，字苕文，江苏长洲人……康熙十八年，以左都御史宋德宜、翰林院掌院学士陈廷敬荐，召试博学鸿儒，列一等，授翰林院编修，纂修《明史》，在史馆六十日，撰史稿百七十篇。”
书中第168页载“《清朝续文献通考》，吴兴、刘锦藻私撰”，“吴兴、刘锦藻私撰”当作“吴兴刘锦藻私撰”为是。按：依王树民先生《史部要籍解题》(中华书局1986年9月版)第215页载“《清朝续文献通考》原名《皇朝续文献通考》，是《皇朝文献通考》(即《清通考》)的续编。作者刘锦藻，浙江吴兴人……刘氏嘉业堂为国内著名的藏书家之一，锦藻更乐于收购，如缪荃孙的藏书，后即归其所有，故能以个人之力，用十余年之功，修成《清朝续文献通考》一书。”是以知吴兴为刘锦藻的籍贯，古人常以籍贯冠于姓名前面，如“昌黎韩退之”、“阳曲傅青主”等，那么书中“吴兴”与“刘锦藻”之间之“、”必衍无疑。因为若如有此“、”，则容易使人曲解文意，以为是书系由一名“吴兴”的学者和刘锦藻共同撰写。
书中第171页载“张心：《伪书通考》”，“张心”脱一“激”字，当作“张心澂”。按：张心潋先生所著之《伪书通考》为近世辨伪学名著。据《岭南文化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805页载“张心澂(1887—1969)现代文献学家。字仲清，广西永福人。京师大学堂毕业……长于辨伪之学，撰有辨伪目录学著作《伪书通考》。此书将明代宋濂《诸子辨》、明代胡应麟《四部正讹》及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三部书拼合起来，以书名为纲，对于某一部书辨伪之说，先集合在一起，然后征引其他各书中有关的材料汇编而成。”另外，李学勤先生在其《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版)一书第10—11页亦有语“我觉得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文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还是真伪与年代。在这方面，有两本书可以作为标志，一本就是50年代张心潋的那部《伪书通考》，各个图书馆都有这本书。”
(责任编辑 李君)
只是在读先生之书时，除却了心生敬佩之外，于书中所出现的文字舛误，却不能不引以为憾。想必可能是整理之时的偶一疏忽，抑或是排版校对失严。故笔者不揣浅陋，罗列于下。
书中第31页载“钱穆等之《古史辨》”，“钱穆”当系“顾颉刚”之误。按：“《古史辨》(7册)，顾颉刚等编著，朴社、开明书店1926～1941年第1版，325万字。是一部以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为核心而编著的考辨我国古代史料真伪的论文总集。全书共7册，汇编了350篇文章。本书反映了20年代至40年代国内史学界在考订我国古代史料上取得的卓越成就。考订的范围主要是古史、古地、古人和古书，涉及我国古代史料的各个方面，为科学地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廓清了迷雾，并提供了确定可信的文献资料”。(见《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第46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而钱穆先生仅有部分文章，如《孔子年表》、《墨子的生卒年代》、《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等论文收入《古史辨》第四册、第六册、第七册(下)当中。因顾颉刚先生是“古史辨运动”的领军性和核心人物，故而此处作“钱穆等之《古史辨》”不确，应改为“顾颉刚等之《古史辨》”为善。
书中第128页载“俗学一邵康节、程明道、程伊川”，“俗学”当作“洛学”，显系形近而误。按：宋代理学有所谓的“濂、关、闽、洛”四大学派。“洛学：以北宋程颢(明道)、程颐(伊川)为首的学派。因二程是洛阳人，故名。”(《辞海·哲学分册》第15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7月版)
书中第138页载“北宋袁枢，依《通鉴》旧文，摘取事件，详叙终始，名曰《纪事本末》”，“北宋袁枢”当系“南宋袁枢”之误。按：《中国通史》第七册(蔡美彪等著，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510页载“南宋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共四十二卷，一一七三年稍后成书。宋代以前，史体只有编年、传记两种。袁枢喜读《通鉴》，但《通鉴》卷帙较多，一件事或者隔越几卷，翻检不易。袁枢自出新意，把《通鉴》中的重要事件，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件事各详始终，自列标题，每篇又按时间顺序自为首尾。”
书中第139页载“《史记》书成，以其属于私撰，且因涉及李陵之祸，行间颇有怨气，故不敢行世。至宣帝时其外甥杨恽始为之公布”，“外甥杨恽”当系“外孙杨恽”之误。按：据《汉书》卷六十六(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第二八八九页载“(杨)忠弟恽，字子幼，以忠任为郎，补常侍骑。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才能称。”杨恽的母亲既然是司马迁的女儿，司马迁为其外祖。那么于太史公而言，杨恽自然是其“外孙”而非“外甥”了。
书中第160页载“《明史》与撰者有朱彝尊、毛奇龄、潘耒、施闰章、汪婉、尤侗等”，“汪婉”当系“汪琬”之误。按：汪琬为清代有名之散文家，与侯方域、魏禧并称清初“古文三大家”。据《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11月版，王钟翰点校)卷七十载“汪琬，字苕文，江苏长洲人……康熙十八年，以左都御史宋德宜、翰林院掌院学士陈廷敬荐，召试博学鸿儒，列一等，授翰林院编修，纂修《明史》，在史馆六十日，撰史稿百七十篇。”
书中第168页载“《清朝续文献通考》，吴兴、刘锦藻私撰”，“吴兴、刘锦藻私撰”当作“吴兴刘锦藻私撰”为是。按：依王树民先生《史部要籍解题》(中华书局1986年9月版)第215页载“《清朝续文献通考》原名《皇朝续文献通考》，是《皇朝文献通考》(即《清通考》)的续编。作者刘锦藻，浙江吴兴人……刘氏嘉业堂为国内著名的藏书家之一，锦藻更乐于收购，如缪荃孙的藏书，后即归其所有，故能以个人之力，用十余年之功，修成《清朝续文献通考》一书。”是以知吴兴为刘锦藻的籍贯，古人常以籍贯冠于姓名前面，如“昌黎韩退之”、“阳曲傅青主”等，那么书中“吴兴”与“刘锦藻”之间之“、”必衍无疑。因为若如有此“、”，则容易使人曲解文意，以为是书系由一名“吴兴”的学者和刘锦藻共同撰写。
书中第171页载“张心：《伪书通考》”，“张心”脱一“激”字，当作“张心澂”。按：张心潋先生所著之《伪书通考》为近世辨伪学名著。据《岭南文化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805页载“张心澂(1887—1969)现代文献学家。字仲清，广西永福人。京师大学堂毕业……长于辨伪之学，撰有辨伪目录学著作《伪书通考》。此书将明代宋濂《诸子辨》、明代胡应麟《四部正讹》及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三部书拼合起来，以书名为纲，对于某一部书辨伪之说，先集合在一起，然后征引其他各书中有关的材料汇编而成。”另外，李学勤先生在其《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版)一书第10—11页亦有语“我觉得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文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还是真伪与年代。在这方面，有两本书可以作为标志，一本就是50年代张心潋的那部《伪书通考》，各个图书馆都有这本书。”
(责任编辑 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