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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重的迁葬仪式
1963年4月15日，湖北省红安县革命烈士陵园内的稞子山上，近千名学生、工人、农民、干部和解放军官兵聚集一起，举行沈泽民、蔡申熙烈士的遗骨安放仪式。由董必武题写的烈士碑名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醒目。
烈士的墓前陈放了湖北省委、湖北省人委、湖北省军区、黄冈地委、黄冈行署、黄冈军分区、红安县委、红安县人委、红安县人民武装部以及曾广澜、沈雁冰、张琴秋及女儿沈玛娅敬献的花圈。
上午9点半钟，骨灰安放仪式开始。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红安县委书记乔平宣读了祭文，湖北省民政厅副厅长郑维孝致悼词。接着，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讲话。她说：
“我以沉痛激动的心情，参加这次申熙、泽民同志的迁葬追悼会，首先让我和我的女儿向你们两位烈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并向红安县所有为革命牺牲的烈士致以崇高的敬礼……”
张琴秋副部长曾是沈泽民烈士的夫人，沈玛娅是她与沈泽民在留苏时生的女儿，所以，张琴秋在追悼会上不忘告慰烈士：
“再说您的女儿，当您离开她的时候，她仅四岁，现在她已长大成人，我和她都在勤勤恳恳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工作，继承您未完成的事业，今后还将永远作一个勤奋的人民勤务员，照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奋勇前进。”
安放仪式结束了，可张琴秋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她拉着县委书记乔平的手，激动地说：“红安县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数以万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还费尽周折寻找泽民同志的遗骨，并将他安葬在烈士陵园内，泽民若九泉有知，也应该满足了。”
曲折的遗骨考证
沈泽民烈士，浙江桐乡人，是著名文学家茅盾(即沈雁冰)先生的胞弟。参加过五四运动，1921年经其兄沈雁冰介绍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4年夏与张琴秋结婚，1926年留苏。1931年1月，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长。同年4月，和张国焘一起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常委兼鄂豫皖省委书记。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沈泽民带领部分红军部队留下坚持斗争。在他的领导和参与下，根据地迅速重建了红二十五军。长期艰苦的斗争环境使原本患有肺病的沈泽民旧病复发，于1933年11月20日病逝于红安县北天台山。
有关迁葬沈泽民烈士遗骸的过程，的确有一段曲折的经历。
关于沈泽民烈士的埋葬地点，曾经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在湖北省红安县天台山对天河村刘家湾(又名芦花冲)；一说在河南省新县卡房枣林山。那么沈泽民病逝后究竟葬在哪里呢?按后一种说法，现葬于河南省新县卡房烈士陵园内，被认为是沈泽民墓的墓碑上刻着：“沈在明?摇一九三四年病故”。该墓是1963年由卡房枣林山迁葬到此。笔者认为，首先沈在明与沈泽民的名字有出入。其次，牺牲的时间也有出入，沈泽民烈士曾于1933年11月10日，以中共鄂豫皖省委的名义向中央写过一份报告，此报告现存于中央档案馆，在这份报告的后面附有一份鄂豫皖省委常委郑位三于1933年12月9日给中央的补充报告。补充报告上说：“上面的报告是泽民同志(即沈泽民)起草，常委会通过的，泽民同志把这一报告起草后，没有几天就病死了。”据许多相关资料记载，沈泽民是1933年11月20日病故的，而新县卡房所葬的沈在明烈士的病故时间为1934年。由此可见，沈在明与沈泽民并非同一人。
对于沈泽民烈士埋葬地点的调查，最早可追溯到1954年春，当时红安的县委书记马友才在武汉拜访郑位三时，郑位三就向马友才提出希望红安县委帮助查找沈泽民烈士的埋葬地点。沈泽民担任鄂豫皖省委书记期间，郑位三便是省委常委，二人的关系十分密切。遗憾的是，沈泽民病故时，郑位三同志正率部在外地打游击，对沈泽民烈士埋葬的确切地点也不清楚。郑位三向马友才介绍了他所掌握的情况。当时，红二十五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部队四处打游击，这个时候沈泽民的肺病复发。10月间，部队从皖西北运动到黄麻地区，沈泽民又患上疟疾，部队为了便于游击，只好将沈泽民抬到天台山养病。沈泽民住在一个背靠天台山、面向老君山的湾子里。在这里，沈泽民抱病完成了《中共鄂豫皖省委向中央的报告》。报告中，沈泽民大胆地剖析自己，沉痛地检讨了红二十五军在发动七里坪战役以来，省委在指导方针上的错误，表示今后要“洗心革面，重新做起”，“唯有万死的决心来转变”，并且还提出了以发展便衣队，加强群众工作和采取游击方式“牵制敌人，消灭敌人”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对敌斗争方针，表现了一位共产党员对革命高度负责和光明磊落的品质。报告写成后第10天，沈泽民便病逝了。据说沈泽民烈士去世前的情景是十分凄凉的，为了躲避敌人的“清剿”，湾里的老百姓大都“跑反”去了，整个湾子只剩下几个年事已高的老人在家，沈泽民等人连吃饭都困难。临去世前，沈对警卫员说很饿，想吃点东西，警卫员上山找了半天，才找到三个快烂了的野柿子，沈还没有吃完就停止了呼吸。因为当时敌情复杂，来不及找棺材，沈死后是众人将住户家的两副门板拆下来，将沈泽民烈士夹在里面然后用野藤缠紧当棺材埋葬的。当时，大门上的铁门环都来不及弄下来。沈泽民烈士死时穿的是一件破旧的灰布军装，脚上是一双黑胶底皮鞋。
马友才书记回县后，找来民政科长熊梦英，将郑位三的嘱托转告给熊科长。当谈到沈泽民病逝前住的湾子是背靠天台山、面向老君山时，熊梦英说：“天台山有这么个湾子叫刘家湾，解放前打游击我在那儿住过的。我有几个叔叔在红二十五军，有一次经过刘家湾时，他们碰到我，好像听他们说那里是埋着一个书记，是用四扇门板埋的。”
“那太好了!既然是这样，明天你就带两个人到刘家湾走一趟，摸摸情况。”马友才高兴地说，“另外，有两点重要线索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沈泽民烈士死前穿的是黑胶底皮鞋，这种黑胶底皮鞋当时只有共产党的高级领导才穿；第二，沈泽民烈士死后是用门板下葬的，门板上的铁门环当时没弄下来。烈士已经牺牲20多年了，别的东西烂了，可黑胶鞋底和铁门环是不容易烂的，你这次去调查，要特别注意这两点。”
第二天，熊梦英科长带人来到天台山，在高山岗找到天台山支部书记秦敬安，一行四人来到对天河村刘家湾。在刘家湾，他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可走访者都不很清楚这件事。一位老人说：“民国二十二年，有一次‘跑反’回来，好像听说是有一个共产党的大官在湾子里病死了，至于埋在什么地方就不太清楚了。不过，国民党有几棺坟我们倒是清楚的，但那几棺坟都有墓碑。”
“那么，附近没有墓碑的坟有几多咧?”熊梦英问道。“后山凹好像有一个土包，不过是不是一棺坟就难说了。”老人答道。熊梦英他们来到刘家湾的后山，在后山坡一块比较平坦的坡地上果然发现一个小土包，从土包的外形看，很像一座坟。
“如果是坟，应该有墓碑的呀?”秦敬安提出质疑。
“不可能有墓碑，因为当时敌人搜山很严，如果让敌人知道这是共产党鄂豫皖省委书记的坟，他们会开棺毁尸的。”熊梦英解释道。“不管是不是坟，先挖开看看再说。”他们从湾里借来锄头、铁锹挖了一会儿，果然就发现有朽木出现。“肯定是一棺坟!”熊梦英兴奋地说。一会儿，便挖出了一根脚骨，脚骨旁赫然有一只黑胶鞋底。“好了，别挖了，这就是沈书记的坟。”熊梦英将脚骨轻轻地放回原处，用土依然掩埋好。然后，带着挖出的黑胶鞋底返回了县城。
慎重的迁葬决定
1959年春，在董必武同志的亲自倡导和直接关怀下，红安县烈士祠建成了。湖北省民政厅副厅长、红安籍老红军郑维孝同志特地从省城赶回家乡，参加了烈士祠的落成典礼。典礼结束后，郑厅长对县长叶绍先同志说：“最近，总理办公室经内务部转给省民政厅一封信，这封信是原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烈士的爱人曾广澜写给周总理的。蔡申熙烈士是1932年10月在冯寿二战斗中牺牲的，牺牲后埋葬在我县二程公社高山管理区黄才畈湾的东门岗。曾广澜希望能在蔡申熙烈士的埋葬地点树一块纪念碑，将烈士生前的主要革命事迹刻上去，供后人瞻仰。不过，黄才畈那个地方比较偏僻，由此我想到烈士陵园里光有个烈士祠还不够，如果能在这烈士祠后的稞子山上迁葬几位著名烈士的墓，就会方便更多的人来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缅怀革命先烈的风范。”叶绍先县长十分赞成郑厅长的意见，于是关于修建烈士墓的问题便提上了县人委的议事日程。
对于修建什么样式的墓、迁葬哪几位烈士的遗骸，县里的领导心里也没有底。红安在大革命时期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数以万计，光登记在册的烈士就有2200多人，其中著名的烈士也是数以百计。因此，县里经过反复慎重讨论研究，才草拟出五名迁墓烈士名单上报湖北省民政厅，经湖北省有关领导再三权衡，最后决定烈士墓暂定迁葬两个，拨款1000元修建。迁葬的两位烈士分别为：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烈士墓的外形完全参照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墓的式样完成。1962年5月，董必武回故乡时，应县委领导请求亲自为两位烈士题写了碑名。
所有前期准备工作完成后，接着便开始最后确定和迁移烈士遗骸的工作了，县民政局长吴恒远将迁移沈泽民烈士遗骸的任务交给了易有元同志。临行前，吴恒远局长将前任局长熊梦英了解到沈泽民墓的情况向易有元作了详细介绍，要求易有元同志要仔细核对，确认后，再将烈士的遗骨带回民政局。
接受任务后，易有元乘车来到天台山脚下的七里坪镇，邀上七里坪敬老院院长耿显福同志一起，徒步前往天台山，他们依然找到天台山支部书记秦敬安同志。在老书记的带领下，他们拨开荒草，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当年的那个小土包前，清开杂草挖起来，谁知挖了一米多深还没有发现情况。
“事隔八年，莫不是记错了位置吧!”
“没错，当年我和熊科长一起，的确是打开这个土包，看见一只黑胶鞋底的。”秦敬安肯定地说。
“这地方是沙质土壤，兴许坟沉下去了一些也说不准。这样，我们还是继续挖一会儿再说。”易有元说道。几个人又加快动作，挖的挖，铲的铲。“你们看，这是不是大门的木闩?”负责铲土的易有元兴奋地喊道。三个人证实是木闩后，干得更欢了，不一会儿就发现了已腐烂的门板，清开烂门板便发现了烈士的遗骸。易有元将烈士的遗骸小心放入事先带来的木匣内。在清理遗骸的同时，他们还发现了烈士脚上的另一只黑胶鞋底，以及军用皮带上的铁扣、军服上的4个纽扣和4只铁门环。
烈士遗骨取回后，县民政局迅速请来县人民医院医师夏惠民、马青等人对沈泽民烈士遗骨进行清理登记。沈泽民烈士的遗骸保存是比较完整的。两位医师当年清理登记的结果为：头颅骨1块，下颌骨1块，锁骨2块，脊椎骨4块，髂骨1块，肋骨1块，肱骨1块，尺骨2块，桡骨2块，股骨2块，脚骨2块，胫骨2块，肩胛骨1块。
不久，沈泽民烈士的遗骨便放入烈士墓中封存。
1989年初，红安县委、县政府为了让前来瞻仰烈士墓的人们对烈士有更加详细的了解，由红安县委党史办主任彭希林同志撰写碑文，镌刻于墓碑背面，供人们参观。
(责编 曲 星 )
1963年4月15日，湖北省红安县革命烈士陵园内的稞子山上，近千名学生、工人、农民、干部和解放军官兵聚集一起，举行沈泽民、蔡申熙烈士的遗骨安放仪式。由董必武题写的烈士碑名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醒目。
烈士的墓前陈放了湖北省委、湖北省人委、湖北省军区、黄冈地委、黄冈行署、黄冈军分区、红安县委、红安县人委、红安县人民武装部以及曾广澜、沈雁冰、张琴秋及女儿沈玛娅敬献的花圈。
上午9点半钟，骨灰安放仪式开始。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红安县委书记乔平宣读了祭文，湖北省民政厅副厅长郑维孝致悼词。接着，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讲话。她说：
“我以沉痛激动的心情，参加这次申熙、泽民同志的迁葬追悼会，首先让我和我的女儿向你们两位烈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并向红安县所有为革命牺牲的烈士致以崇高的敬礼……”
张琴秋副部长曾是沈泽民烈士的夫人，沈玛娅是她与沈泽民在留苏时生的女儿，所以，张琴秋在追悼会上不忘告慰烈士：
“再说您的女儿，当您离开她的时候，她仅四岁，现在她已长大成人，我和她都在勤勤恳恳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工作，继承您未完成的事业，今后还将永远作一个勤奋的人民勤务员，照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奋勇前进。”
安放仪式结束了，可张琴秋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她拉着县委书记乔平的手，激动地说：“红安县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数以万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还费尽周折寻找泽民同志的遗骨，并将他安葬在烈士陵园内，泽民若九泉有知，也应该满足了。”
曲折的遗骨考证
沈泽民烈士，浙江桐乡人，是著名文学家茅盾(即沈雁冰)先生的胞弟。参加过五四运动，1921年经其兄沈雁冰介绍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4年夏与张琴秋结婚，1926年留苏。1931年1月，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长。同年4月，和张国焘一起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常委兼鄂豫皖省委书记。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沈泽民带领部分红军部队留下坚持斗争。在他的领导和参与下，根据地迅速重建了红二十五军。长期艰苦的斗争环境使原本患有肺病的沈泽民旧病复发，于1933年11月20日病逝于红安县北天台山。
有关迁葬沈泽民烈士遗骸的过程，的确有一段曲折的经历。
关于沈泽民烈士的埋葬地点，曾经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在湖北省红安县天台山对天河村刘家湾(又名芦花冲)；一说在河南省新县卡房枣林山。那么沈泽民病逝后究竟葬在哪里呢?按后一种说法，现葬于河南省新县卡房烈士陵园内，被认为是沈泽民墓的墓碑上刻着：“沈在明?摇一九三四年病故”。该墓是1963年由卡房枣林山迁葬到此。笔者认为，首先沈在明与沈泽民的名字有出入。其次，牺牲的时间也有出入，沈泽民烈士曾于1933年11月10日，以中共鄂豫皖省委的名义向中央写过一份报告，此报告现存于中央档案馆，在这份报告的后面附有一份鄂豫皖省委常委郑位三于1933年12月9日给中央的补充报告。补充报告上说：“上面的报告是泽民同志(即沈泽民)起草，常委会通过的，泽民同志把这一报告起草后，没有几天就病死了。”据许多相关资料记载，沈泽民是1933年11月20日病故的，而新县卡房所葬的沈在明烈士的病故时间为1934年。由此可见，沈在明与沈泽民并非同一人。
对于沈泽民烈士埋葬地点的调查，最早可追溯到1954年春，当时红安的县委书记马友才在武汉拜访郑位三时，郑位三就向马友才提出希望红安县委帮助查找沈泽民烈士的埋葬地点。沈泽民担任鄂豫皖省委书记期间，郑位三便是省委常委，二人的关系十分密切。遗憾的是，沈泽民病故时，郑位三同志正率部在外地打游击，对沈泽民烈士埋葬的确切地点也不清楚。郑位三向马友才介绍了他所掌握的情况。当时，红二十五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部队四处打游击，这个时候沈泽民的肺病复发。10月间，部队从皖西北运动到黄麻地区，沈泽民又患上疟疾，部队为了便于游击，只好将沈泽民抬到天台山养病。沈泽民住在一个背靠天台山、面向老君山的湾子里。在这里，沈泽民抱病完成了《中共鄂豫皖省委向中央的报告》。报告中，沈泽民大胆地剖析自己，沉痛地检讨了红二十五军在发动七里坪战役以来，省委在指导方针上的错误，表示今后要“洗心革面，重新做起”，“唯有万死的决心来转变”，并且还提出了以发展便衣队，加强群众工作和采取游击方式“牵制敌人，消灭敌人”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对敌斗争方针，表现了一位共产党员对革命高度负责和光明磊落的品质。报告写成后第10天，沈泽民便病逝了。据说沈泽民烈士去世前的情景是十分凄凉的，为了躲避敌人的“清剿”，湾里的老百姓大都“跑反”去了，整个湾子只剩下几个年事已高的老人在家，沈泽民等人连吃饭都困难。临去世前，沈对警卫员说很饿，想吃点东西，警卫员上山找了半天，才找到三个快烂了的野柿子，沈还没有吃完就停止了呼吸。因为当时敌情复杂，来不及找棺材，沈死后是众人将住户家的两副门板拆下来，将沈泽民烈士夹在里面然后用野藤缠紧当棺材埋葬的。当时，大门上的铁门环都来不及弄下来。沈泽民烈士死时穿的是一件破旧的灰布军装，脚上是一双黑胶底皮鞋。
马友才书记回县后，找来民政科长熊梦英，将郑位三的嘱托转告给熊科长。当谈到沈泽民病逝前住的湾子是背靠天台山、面向老君山时，熊梦英说：“天台山有这么个湾子叫刘家湾，解放前打游击我在那儿住过的。我有几个叔叔在红二十五军，有一次经过刘家湾时，他们碰到我，好像听他们说那里是埋着一个书记，是用四扇门板埋的。”
“那太好了!既然是这样，明天你就带两个人到刘家湾走一趟，摸摸情况。”马友才高兴地说，“另外，有两点重要线索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沈泽民烈士死前穿的是黑胶底皮鞋，这种黑胶底皮鞋当时只有共产党的高级领导才穿；第二，沈泽民烈士死后是用门板下葬的，门板上的铁门环当时没弄下来。烈士已经牺牲20多年了，别的东西烂了，可黑胶鞋底和铁门环是不容易烂的，你这次去调查，要特别注意这两点。”
第二天，熊梦英科长带人来到天台山，在高山岗找到天台山支部书记秦敬安，一行四人来到对天河村刘家湾。在刘家湾，他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可走访者都不很清楚这件事。一位老人说：“民国二十二年，有一次‘跑反’回来，好像听说是有一个共产党的大官在湾子里病死了，至于埋在什么地方就不太清楚了。不过，国民党有几棺坟我们倒是清楚的，但那几棺坟都有墓碑。”
“那么，附近没有墓碑的坟有几多咧?”熊梦英问道。“后山凹好像有一个土包，不过是不是一棺坟就难说了。”老人答道。熊梦英他们来到刘家湾的后山，在后山坡一块比较平坦的坡地上果然发现一个小土包，从土包的外形看，很像一座坟。
“如果是坟，应该有墓碑的呀?”秦敬安提出质疑。
“不可能有墓碑，因为当时敌人搜山很严，如果让敌人知道这是共产党鄂豫皖省委书记的坟，他们会开棺毁尸的。”熊梦英解释道。“不管是不是坟，先挖开看看再说。”他们从湾里借来锄头、铁锹挖了一会儿，果然就发现有朽木出现。“肯定是一棺坟!”熊梦英兴奋地说。一会儿，便挖出了一根脚骨，脚骨旁赫然有一只黑胶鞋底。“好了，别挖了，这就是沈书记的坟。”熊梦英将脚骨轻轻地放回原处，用土依然掩埋好。然后，带着挖出的黑胶鞋底返回了县城。
慎重的迁葬决定
1959年春，在董必武同志的亲自倡导和直接关怀下，红安县烈士祠建成了。湖北省民政厅副厅长、红安籍老红军郑维孝同志特地从省城赶回家乡，参加了烈士祠的落成典礼。典礼结束后，郑厅长对县长叶绍先同志说：“最近，总理办公室经内务部转给省民政厅一封信，这封信是原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烈士的爱人曾广澜写给周总理的。蔡申熙烈士是1932年10月在冯寿二战斗中牺牲的，牺牲后埋葬在我县二程公社高山管理区黄才畈湾的东门岗。曾广澜希望能在蔡申熙烈士的埋葬地点树一块纪念碑，将烈士生前的主要革命事迹刻上去，供后人瞻仰。不过，黄才畈那个地方比较偏僻，由此我想到烈士陵园里光有个烈士祠还不够，如果能在这烈士祠后的稞子山上迁葬几位著名烈士的墓，就会方便更多的人来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缅怀革命先烈的风范。”叶绍先县长十分赞成郑厅长的意见，于是关于修建烈士墓的问题便提上了县人委的议事日程。
对于修建什么样式的墓、迁葬哪几位烈士的遗骸，县里的领导心里也没有底。红安在大革命时期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数以万计，光登记在册的烈士就有2200多人，其中著名的烈士也是数以百计。因此，县里经过反复慎重讨论研究，才草拟出五名迁墓烈士名单上报湖北省民政厅，经湖北省有关领导再三权衡，最后决定烈士墓暂定迁葬两个，拨款1000元修建。迁葬的两位烈士分别为：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烈士墓的外形完全参照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墓的式样完成。1962年5月，董必武回故乡时，应县委领导请求亲自为两位烈士题写了碑名。
所有前期准备工作完成后，接着便开始最后确定和迁移烈士遗骸的工作了，县民政局长吴恒远将迁移沈泽民烈士遗骸的任务交给了易有元同志。临行前，吴恒远局长将前任局长熊梦英了解到沈泽民墓的情况向易有元作了详细介绍，要求易有元同志要仔细核对，确认后，再将烈士的遗骨带回民政局。
接受任务后，易有元乘车来到天台山脚下的七里坪镇，邀上七里坪敬老院院长耿显福同志一起，徒步前往天台山，他们依然找到天台山支部书记秦敬安同志。在老书记的带领下，他们拨开荒草，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当年的那个小土包前，清开杂草挖起来，谁知挖了一米多深还没有发现情况。
“事隔八年，莫不是记错了位置吧!”
“没错，当年我和熊科长一起，的确是打开这个土包，看见一只黑胶鞋底的。”秦敬安肯定地说。
“这地方是沙质土壤，兴许坟沉下去了一些也说不准。这样，我们还是继续挖一会儿再说。”易有元说道。几个人又加快动作，挖的挖，铲的铲。“你们看，这是不是大门的木闩?”负责铲土的易有元兴奋地喊道。三个人证实是木闩后，干得更欢了，不一会儿就发现了已腐烂的门板，清开烂门板便发现了烈士的遗骸。易有元将烈士的遗骸小心放入事先带来的木匣内。在清理遗骸的同时，他们还发现了烈士脚上的另一只黑胶鞋底，以及军用皮带上的铁扣、军服上的4个纽扣和4只铁门环。
烈士遗骨取回后，县民政局迅速请来县人民医院医师夏惠民、马青等人对沈泽民烈士遗骨进行清理登记。沈泽民烈士的遗骸保存是比较完整的。两位医师当年清理登记的结果为：头颅骨1块，下颌骨1块，锁骨2块，脊椎骨4块，髂骨1块，肋骨1块，肱骨1块，尺骨2块，桡骨2块，股骨2块，脚骨2块，胫骨2块，肩胛骨1块。
不久，沈泽民烈士的遗骨便放入烈士墓中封存。
1989年初，红安县委、县政府为了让前来瞻仰烈士墓的人们对烈士有更加详细的了解，由红安县委党史办主任彭希林同志撰写碑文，镌刻于墓碑背面，供人们参观。
(责编 曲 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