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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有一支著名的抗日女兵队伍活跃在新余。1939年4月至1940年10月间，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她们在新余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死扶伤、鼓舞斗志、维护军纪，是抗日军队和群众的纽带。她们和新余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支队伍就是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
“战地之花”
淞沪抗战之际，全国慰劳总会上海分会会长何香凝，为了支援淞沪抗战、慰劳抗战士兵、融洽军民关系，派秘书胡兰畦到上海基督教会女青年会夜校招募了10名女青年，组建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胡兰畦出任团长。
胡兰畦是中共党员，毕业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文武双全，是著名作家。上海劳动妇女服务团成立之初，就打上了共产党领导的深深烙印。招募的10名女兵当中，有1名共产党员、7名共青团员。
服务团成立后，上海各界对服务团给予极大的关注，上海文化界名人、左联作家史良、沈滋九、罗淑章、王汝其、董竹君等为服务团送行，并对她们殷殷嘱咐，勉励她们为抗战服务到底。在众人的关注下，服务团来到国民革命军第十五集团军（后为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部。罗卓英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欢迎她们，并给她们布置了三项工作。第一，做好部队的宣传工作，鼓舞士气；第二，照顾好部队的伤兵；第三，管好部队的纪律。
就这样，这些年轻的女兵开始在军队中安顿下来，她们克服了对家乡的思念，克服了对残酷战场的恐惧，夜以继日地为抗日辛苦奔忙。只要一有时间，每到一地，他们就会积极开展宣传、组织、唤醒民众抗日的各种活动。
1938年11月，服务团来到南昌，见到新四军的项英、陈毅同志，她们像久别的女儿想回娘家一样，急切地要求到新四军去工作，但是陈毅劝阻了她们，认为她们留在国民党部队中工作更有必要。应服务团团员的要求，陈毅请示了上海党组织，将服务团的7名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在服务团中成立了党支部，胡瑞英任党支部书记。
服务团在前线战斗了3年，随国民革命军转战8个省市，行程2万里，召开了257次大会，慰劳伤兵381次，演出53场，极大地鼓舞了将士的士气，获得了先锋模范称号，被誉为“战地之花”。
老百姓的“保护伞”
1939年4月，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随十九集团军总部到达新余。最初驻扎于新余县珠珊乡的阮家村、横板桥村。一到新余县，服务团就开始宣传抗日，动员民众支援军队。
长期的军阀纷争、兵荒马乱，老百姓畏兵如虎，战事一起便纷纷逃避。服务团一到驻地，就加紧了与周边群众的联系，坚决制止国民党士兵扰民损民。当时，国民党军队中有许多在南昌保卫战中受伤的老兵，由于部队经济比较困难，对伤病员照顾得不是很周到，加之这些老兵平常就骄纵惯了，到老百姓家中偷鸡摸狗、抢东西事件时有发生。只要出现这些情况，服务团的女兵们便会赶去及时制止，制止不住就记录上报。服务团的整风肃纪得到了总司令罗卓英的支持。女兵们把被士兵抢走的钱物收回还给老百姓，并赔礼道歉，赢得了老百姓的一片赞誉。这样做了几次以后，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外逃躲避的百姓陆陆续续都回来了。服务团的做法赢回了民心，老百姓开始聚拢在服务团周围。服务团因势利导，组织妇女做军鞋、男人为军队做向导，还组织了运粮队、担架队支援前线。
1939年8月，服务团离开新余县，开赴分宜县，驻扎在城郊落星湖村，开办了儿童班、妇女识字班等。十九集团军司令部秘书处长罗伯麓，是罗卓英的叔叔，有一次到妇女识字班闲逛，看到识字班有个16岁的女孩王桂英，长得漂亮可爱，便偷偷到她家里威逼利诱，想娶为小老婆。女孩的家里死活不同意，到服务团告状。胡瑞英得知后，将事情告诉罗卓英的夫人。但因碍于亲戚情面，罗卓英的夫人不承认此事，想糊弄过去。胡瑞英一气之下，直闯司令部，找到罗卓英，告了罗伯麓一状。罗卓英查明事实后，为严肃军纪，将罗伯麓调离了分宜。
服务团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深得百姓的喜爱。阮家村有个名叫四姑的小女孩，年仅5岁，因家穷被父母卖给人家做童养媳，服务团得知后，设法做通双方家长的工作，使小女孩顺利回到了父母身边。
抗日宣传的“发动机”
遵照陈毅的指示，服务团党支部在罗卓英部驻地周围30里范围内的乡村，积极向民众开展宣传，唤起和组织民众起来抗日救国。
在新余县，服务团通过演戏剧、教唱歌、出墙报、写标语、开会、演讲等形式，广泛宣传，大造抗日舆论，尤其是举办妇女班、儿童班，鼓励妇女和儿童参加抗日活动。
受封建思想影响，当时新余大多数妇女都是深居简出，对抗战不大知道，也不关心。服务团员耐心地向她们讲述日本鬼子的惨无人道，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害得无数同胞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罪行；告诉她们只有男女老幼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才能过太平日子。经过服务团反复动员，妇女们逐渐走出家门。村里姑娘羡慕当女兵，自己跑来要求参加服务团；有的老婆婆由怕女兵转为要送女儿当兵了。新余县珠珊丁家村，有位丁妈妈，是个寡妇，她坚决要求把自己的独生女儿丁采凤送来当女兵。她说：“当女兵我放心。我的女儿当了兵，你们有困难，我也有理由保护你们！”
儿童也是她们发动的对象。服务团在新余时本来驻在阮家村，为了办好儿童训练班，她们特地派了一个小分队进驻横板桥村，教儿童团识字，唱抗战歌曲，做打“日本鬼子”的游戏，从小培养儿童的爱国情操。她们自编了一首《卖梨糖膏》的儿歌，教给孩子们唱：“……老人吃了梨糖膏，身体更健康；种田人吃了梨糖膏，开往前线打胜仗！”
服务团还通过戏剧演出向群众宣传抗日。演出的剧目大多根据当时的状况自编自演，如《放下你的鞭子》《军民合作打东洋》《在水车下》。还有戏剧学校毕业的专业剧团到服务团进行指导，从演独幕剧进而演多场话剧、舞蹈。胡兰畦还根据八一三淞沪抗战时国民革命军营长姚子青为保卫上海东林寺而战死的事迹，编了一个新京剧《大战东林寺》。群众非常爱看女兵们演戏，从这些剧目中学到许多抗日的道理。
由于服务团在新余的抗日宣传，新余人民受到这些女战士的鼓舞，纷纷参与到抗日支前的工作中。
坚韧的女战士
1939年夏，国民革命军第十九集团军在赣北奉新、高安、上高一带与日军作战大获全胜。但因罗卓英没有完全听蒋介石的指挥，不但没有受到表扬，反挨了批评。打胜仗的部队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抗日将士情绪大受影响，没人打扫战场。以致战事结束一个多月才开始布置打扫战场。因为怀疑服务团女兵们是共产党，秘书处长罗伯麓故意刁难，把这件艰苦万分的工作交给了服务团。
正当夏日炎炎，战场上尸体臭气熏天，老百姓都不敢回家。死寂的战争焦土上，到处都是尸体——日军的、国军的，混杂在一块。激战过后，这里已经成了人间地狱，所有的尸体都已经高度腐烂，蠕动的蛆虫和肥大的绿头苍蝇覆盖了每一具尸体……
在一座残破的农舍里，姑娘们无意间发现了令人发指的一幕：在屋内的床沿上，倒挂着一个农妇赤身裸体的尸首，她旁边是一个已经死去的婴儿，看样子是一个还在吃奶的男婴，孩子的肚子被刺刀捅了一个大洞，而在农舍的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几个看来刚发泄了兽欲就被我军击毙的日本士兵的尸体。姑娘们含泪掩埋了这一对母子，又极不情愿地埋掉了日本兵的尸体。
打扫战场的日子，每一天都是生与死的考验。
军部并没有给服务团配发任何防护用品，没有口罩，没有手套，女兵们只好用裸露的双手去搬运、掩埋那些尸体，手一碰上那些尸体，腐烂的皮肉就脱落下来，粘在手上洗都洗不掉。对姑娘们来说，比掩埋这些恶臭的尸体更难受的是吃饭。搬运一天这样的尸体，一见到饭菜就开始反胃，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就这样，她们整整干了七天。金敏玉、秦秋谷、李惠英、周文南几位姑娘都发起了40℃的高烧，是被同伴们抬着回来的。四人中年龄最小的姑娘周文南一病就没有再起。这是服务团最美丽最机灵的一位姑娘。胡兰畦团长在《战地一年》一书中这样描绘她：“这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女孩，她做文章很美丽而富有诗意，我们都叫她小诗人。”就这么一位美丽而聪明的姑娘，把青春和生命永远留在了抗日战场上……
践行青春的美丽誓约
这支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刚成立时，人们就有这样那样的担心，还有人认为这些年轻女子到前线会动摇军心。因此，在她们出发前，何香凝反复叮嘱服务团的战士们不要谈恋爱，希望姑娘们以实际行动证实中国妇女参加抗战的决心和勇气。要知道，这是中国第一支开赴抗日前线的女兵队伍啊！
服务团这些年轻而又活泼的姑娘，在军营这个男性世界备受瞩目，女兵们每到一个部队，都会有许多年轻的国军军官寻找各种理由来服务团串门，向她们表示好感。这些军官中也不乏年轻英俊的热血青年，但女兵们严守着自己的青春誓约：抗战期间，不谈恋爱。
面对一个个求爱者，服务团想出了各种巧妙的办法。特务连一位连长，看上了在他连队教唱爱国歌曲的一位服务团女兵，不断夸奖她歌教得好，多次提出要请这位姑娘吃饭。服务团的其他女兵知道了就跟着起哄：要请就大家一起请，大家教歌都教得不错！连长被弄得没有办法，只好请服务团其他女兵也一起去。队长胡瑞英还故意叫了团里几位会喝酒的女兵，去对付那位连长。总之，根本就不让他们有单独说话的机会。
还有一位军官，三天两头给服务团的女兵写情书，女兵们起先对他的情书还采取“冷处理”的办法，后来见他越写越起劲，就把情书贴到了墙报园里，这位军官发现后狼狈地把情书撕下来塞进口袋，后来再也不敢写情书向姑娘们求爱了。
战地服务团英姿勃发的女兵们甚至还吸引了来自异国他乡的热血青年。在服务团活跃的战区里，有一支朝鲜义勇队。他们被服务团团员的演出所吸引，几次来团里看望服务团的女兵们。在夸赞他们演出的同时，个别义勇队的军官们也委婉地表达了他们的爱意，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对那些想打歪主意的国军高级军官，姑娘们则用“敬而远之”的办法来对付。那些找借口来服务团“视察”的高级军官们，每次一到服务团，队长和副队长就大喊：“立正！敬礼！”而且故意装出一脸的严肃，不问不开口，即使回答，也是简短的几句话。让这些军官们总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去。
就这样，战地服务团的女兵们紧紧包裹着自己的芳心，让丘比特的金箭纷纷坠落。青春与爱情原是遮挡不住的，但姑娘们牢牢记住了自己出发时立下的誓约。
老百姓的“女儿”
在新余时，服务团时刻为百姓着想，深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为了更好地开展群众工作，服务团的女兵们每人在村里认了一位干妈，并且见着年纪大的人都称呼为妈妈。她们为民众看病送药，解决困难，与新余百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服务团驻扎的阮家村和横板桥村，只有几十户人家。当时百姓患疥疮、疟疾的人很多。为了减轻百姓病痛，服务团派两名团员协助军医凌霄，在珠珊乡摩家村办起了民众医疗所，免费为群众治病。农民胡道照妻子难产，这在当时是很难解决的问题，不少妇女因此而丧生。服务团对胡道照的妻子进行抢救，从死神那里夺回了母子俩的生命。她们还为群众打预防针，帮助群众预防天花。
女兵们身体力行，带头劳动，帮助缺乏劳力的困难户和抗日军人家属锄地、耕田、收割、打场，并带动了新余部分妇女下到田间劳作。1939年夏收夏种时，田间劳动紧张，服务团向司令部打报告，建议派部队帮助百姓“双抢”。司令部采纳了这一建议，派出部队到各个村庄帮助百姓收割，共割禾1001亩，收稻谷1658担。这一行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全国数家报纸以《江西群众的割稻运动》为题，予以专题报道。女兵们早上分别到各村去帮助百姓割稻子、种豆和干其他农活，晚上干完活再回到驻地吃饭。有时路太远，百姓留她们吃饭，她们照付饭钱。在她们的影响下，驻地的军队也帮助老百姓干了不少农活。 服务团处处为百姓做好事，深得百姓的喜爱，各家各户都把她们当女儿一样看待。服务团有时上前线，村民们见女兵们出门了，便整天担忧女兵们的安全，天色将晚，村民们便都聚在村口，像期盼女儿一样等候女兵们回村。女兵们租住的房子空间小，人数多，无处洗澡。村民们便自发用竹子做的晒垫，在小渠旁搭了一个临时换衣房，供女兵们洗澡换衣服用。到新余的时候正是春天，经常下雨，女兵们每天出去衣服淋湿干不了，房东和村里的女人们就烧火帮她们烤衣服，让她们每天都穿得干干爽爽。村里的年轻妇女和女兵们关系非常密切，女兵们需要用具，就主动借给她们，需要柴火、米、菜，就主动卖给她们，有时送来的菜不收钱，但女兵们坚持给钱。
1940年10月5日，服务团离开新余。离开的时候，一位老妈妈拿出家里仅有的肉做菜为服务团送行，送走后，在家里哭了很久，十分不舍。送行的群众拿着蛋、瓜子、花生、豆子等纷纷塞给服务团女兵，女兵们不愿多拿，群众就将东西塞进她们的口袋，直到口袋全部装满。许多群众流着泪，看着服务团女兵们从新余离开。那感人肺腑的惜别场面，女兵们铭记一生。
回访“故乡”
新余，是服务团女兵们魂牵梦绕的地方。
1985年，11位已经退休的战地服务团老兵从北京、上海、沈阳等地齐聚新余，再次来到她们当年的驻地，见到这些她们日夜思念的亲人，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哭啊！笑啊！即使相隔40多年，群众仍能叫出她们的名字！她们在一起，通宵达旦地回忆那段难忘的岁月，仿佛又回到了那些抗战的日子。
1991年，当年的党支部书记胡瑞英，回到新余。她会见了时任市委书记丁耀民，参观了罗坊会议纪念馆。在回到当年驻地横板桥村时，胡瑞英流下了热泪，久久不愿离去。
2015年5月，新余市史志办赴湖南衡东县，采访健在的服务团老战士林曼萍。老人已年满98岁，谈起当时驻扎新余的情景，动情地说：“新余人民对我们太好了，在横板桥无论到哪一家，老百姓都会拿出糖片、花生、蚕豆等食物招待我们，年纪大一点的都把我们当女儿看待，我们也管她们叫妈妈。”7月，新余市史志办又赴杭州，采访另一位服务团老战士秦秋谷。她是战地服务团第一批团员，99岁的老战士深情地回顾了那三年的战斗时光，话语中充满了激情和自豪感。采访结束时，我们请老人签字留念，老人欣然提笔写下：难忘的抗战记忆，无怨无悔的青春。
因为抗战，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来到新余这片红色热土；因为抗战，她们夜以继日辛苦奔忙；因为抗战，她们牺牲了最年轻可爱的战友。新余，留下了她们生命中最靓丽的倩影，留下了她们难忘的抗战岁月。她们的青春在抗日的战火中飞扬。
责任编辑 马永义
“战地之花”
淞沪抗战之际，全国慰劳总会上海分会会长何香凝，为了支援淞沪抗战、慰劳抗战士兵、融洽军民关系，派秘书胡兰畦到上海基督教会女青年会夜校招募了10名女青年，组建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胡兰畦出任团长。
胡兰畦是中共党员，毕业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文武双全，是著名作家。上海劳动妇女服务团成立之初，就打上了共产党领导的深深烙印。招募的10名女兵当中，有1名共产党员、7名共青团员。
服务团成立后，上海各界对服务团给予极大的关注，上海文化界名人、左联作家史良、沈滋九、罗淑章、王汝其、董竹君等为服务团送行，并对她们殷殷嘱咐，勉励她们为抗战服务到底。在众人的关注下，服务团来到国民革命军第十五集团军（后为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部。罗卓英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欢迎她们，并给她们布置了三项工作。第一，做好部队的宣传工作，鼓舞士气；第二，照顾好部队的伤兵；第三，管好部队的纪律。
就这样，这些年轻的女兵开始在军队中安顿下来，她们克服了对家乡的思念，克服了对残酷战场的恐惧，夜以继日地为抗日辛苦奔忙。只要一有时间，每到一地，他们就会积极开展宣传、组织、唤醒民众抗日的各种活动。
1938年11月，服务团来到南昌，见到新四军的项英、陈毅同志，她们像久别的女儿想回娘家一样，急切地要求到新四军去工作，但是陈毅劝阻了她们，认为她们留在国民党部队中工作更有必要。应服务团团员的要求，陈毅请示了上海党组织，将服务团的7名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在服务团中成立了党支部，胡瑞英任党支部书记。
服务团在前线战斗了3年，随国民革命军转战8个省市，行程2万里，召开了257次大会，慰劳伤兵381次，演出53场，极大地鼓舞了将士的士气，获得了先锋模范称号，被誉为“战地之花”。
老百姓的“保护伞”
1939年4月，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随十九集团军总部到达新余。最初驻扎于新余县珠珊乡的阮家村、横板桥村。一到新余县，服务团就开始宣传抗日，动员民众支援军队。
长期的军阀纷争、兵荒马乱，老百姓畏兵如虎，战事一起便纷纷逃避。服务团一到驻地，就加紧了与周边群众的联系，坚决制止国民党士兵扰民损民。当时，国民党军队中有许多在南昌保卫战中受伤的老兵，由于部队经济比较困难，对伤病员照顾得不是很周到，加之这些老兵平常就骄纵惯了，到老百姓家中偷鸡摸狗、抢东西事件时有发生。只要出现这些情况，服务团的女兵们便会赶去及时制止，制止不住就记录上报。服务团的整风肃纪得到了总司令罗卓英的支持。女兵们把被士兵抢走的钱物收回还给老百姓，并赔礼道歉，赢得了老百姓的一片赞誉。这样做了几次以后，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外逃躲避的百姓陆陆续续都回来了。服务团的做法赢回了民心，老百姓开始聚拢在服务团周围。服务团因势利导，组织妇女做军鞋、男人为军队做向导，还组织了运粮队、担架队支援前线。
1939年8月，服务团离开新余县，开赴分宜县，驻扎在城郊落星湖村，开办了儿童班、妇女识字班等。十九集团军司令部秘书处长罗伯麓，是罗卓英的叔叔，有一次到妇女识字班闲逛，看到识字班有个16岁的女孩王桂英，长得漂亮可爱，便偷偷到她家里威逼利诱，想娶为小老婆。女孩的家里死活不同意，到服务团告状。胡瑞英得知后，将事情告诉罗卓英的夫人。但因碍于亲戚情面，罗卓英的夫人不承认此事，想糊弄过去。胡瑞英一气之下，直闯司令部，找到罗卓英，告了罗伯麓一状。罗卓英查明事实后，为严肃军纪，将罗伯麓调离了分宜。
服务团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深得百姓的喜爱。阮家村有个名叫四姑的小女孩，年仅5岁，因家穷被父母卖给人家做童养媳，服务团得知后，设法做通双方家长的工作，使小女孩顺利回到了父母身边。
抗日宣传的“发动机”
遵照陈毅的指示，服务团党支部在罗卓英部驻地周围30里范围内的乡村，积极向民众开展宣传，唤起和组织民众起来抗日救国。
在新余县，服务团通过演戏剧、教唱歌、出墙报、写标语、开会、演讲等形式，广泛宣传，大造抗日舆论，尤其是举办妇女班、儿童班，鼓励妇女和儿童参加抗日活动。
受封建思想影响，当时新余大多数妇女都是深居简出，对抗战不大知道，也不关心。服务团员耐心地向她们讲述日本鬼子的惨无人道，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害得无数同胞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罪行；告诉她们只有男女老幼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才能过太平日子。经过服务团反复动员，妇女们逐渐走出家门。村里姑娘羡慕当女兵，自己跑来要求参加服务团；有的老婆婆由怕女兵转为要送女儿当兵了。新余县珠珊丁家村，有位丁妈妈，是个寡妇，她坚决要求把自己的独生女儿丁采凤送来当女兵。她说：“当女兵我放心。我的女儿当了兵，你们有困难，我也有理由保护你们！”
儿童也是她们发动的对象。服务团在新余时本来驻在阮家村，为了办好儿童训练班，她们特地派了一个小分队进驻横板桥村，教儿童团识字，唱抗战歌曲，做打“日本鬼子”的游戏，从小培养儿童的爱国情操。她们自编了一首《卖梨糖膏》的儿歌，教给孩子们唱：“……老人吃了梨糖膏，身体更健康；种田人吃了梨糖膏，开往前线打胜仗！”
服务团还通过戏剧演出向群众宣传抗日。演出的剧目大多根据当时的状况自编自演，如《放下你的鞭子》《军民合作打东洋》《在水车下》。还有戏剧学校毕业的专业剧团到服务团进行指导，从演独幕剧进而演多场话剧、舞蹈。胡兰畦还根据八一三淞沪抗战时国民革命军营长姚子青为保卫上海东林寺而战死的事迹，编了一个新京剧《大战东林寺》。群众非常爱看女兵们演戏，从这些剧目中学到许多抗日的道理。
由于服务团在新余的抗日宣传，新余人民受到这些女战士的鼓舞，纷纷参与到抗日支前的工作中。
坚韧的女战士
1939年夏，国民革命军第十九集团军在赣北奉新、高安、上高一带与日军作战大获全胜。但因罗卓英没有完全听蒋介石的指挥，不但没有受到表扬，反挨了批评。打胜仗的部队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抗日将士情绪大受影响，没人打扫战场。以致战事结束一个多月才开始布置打扫战场。因为怀疑服务团女兵们是共产党，秘书处长罗伯麓故意刁难，把这件艰苦万分的工作交给了服务团。
正当夏日炎炎，战场上尸体臭气熏天，老百姓都不敢回家。死寂的战争焦土上，到处都是尸体——日军的、国军的，混杂在一块。激战过后，这里已经成了人间地狱，所有的尸体都已经高度腐烂，蠕动的蛆虫和肥大的绿头苍蝇覆盖了每一具尸体……
在一座残破的农舍里，姑娘们无意间发现了令人发指的一幕：在屋内的床沿上，倒挂着一个农妇赤身裸体的尸首，她旁边是一个已经死去的婴儿，看样子是一个还在吃奶的男婴，孩子的肚子被刺刀捅了一个大洞，而在农舍的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几个看来刚发泄了兽欲就被我军击毙的日本士兵的尸体。姑娘们含泪掩埋了这一对母子，又极不情愿地埋掉了日本兵的尸体。
打扫战场的日子，每一天都是生与死的考验。
军部并没有给服务团配发任何防护用品，没有口罩，没有手套，女兵们只好用裸露的双手去搬运、掩埋那些尸体，手一碰上那些尸体，腐烂的皮肉就脱落下来，粘在手上洗都洗不掉。对姑娘们来说，比掩埋这些恶臭的尸体更难受的是吃饭。搬运一天这样的尸体，一见到饭菜就开始反胃，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就这样，她们整整干了七天。金敏玉、秦秋谷、李惠英、周文南几位姑娘都发起了40℃的高烧，是被同伴们抬着回来的。四人中年龄最小的姑娘周文南一病就没有再起。这是服务团最美丽最机灵的一位姑娘。胡兰畦团长在《战地一年》一书中这样描绘她：“这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女孩，她做文章很美丽而富有诗意，我们都叫她小诗人。”就这么一位美丽而聪明的姑娘，把青春和生命永远留在了抗日战场上……
践行青春的美丽誓约
这支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刚成立时，人们就有这样那样的担心，还有人认为这些年轻女子到前线会动摇军心。因此，在她们出发前，何香凝反复叮嘱服务团的战士们不要谈恋爱，希望姑娘们以实际行动证实中国妇女参加抗战的决心和勇气。要知道，这是中国第一支开赴抗日前线的女兵队伍啊！
服务团这些年轻而又活泼的姑娘，在军营这个男性世界备受瞩目，女兵们每到一个部队，都会有许多年轻的国军军官寻找各种理由来服务团串门，向她们表示好感。这些军官中也不乏年轻英俊的热血青年，但女兵们严守着自己的青春誓约：抗战期间，不谈恋爱。
面对一个个求爱者，服务团想出了各种巧妙的办法。特务连一位连长，看上了在他连队教唱爱国歌曲的一位服务团女兵，不断夸奖她歌教得好，多次提出要请这位姑娘吃饭。服务团的其他女兵知道了就跟着起哄：要请就大家一起请，大家教歌都教得不错！连长被弄得没有办法，只好请服务团其他女兵也一起去。队长胡瑞英还故意叫了团里几位会喝酒的女兵，去对付那位连长。总之，根本就不让他们有单独说话的机会。
还有一位军官，三天两头给服务团的女兵写情书，女兵们起先对他的情书还采取“冷处理”的办法，后来见他越写越起劲，就把情书贴到了墙报园里，这位军官发现后狼狈地把情书撕下来塞进口袋，后来再也不敢写情书向姑娘们求爱了。
战地服务团英姿勃发的女兵们甚至还吸引了来自异国他乡的热血青年。在服务团活跃的战区里，有一支朝鲜义勇队。他们被服务团团员的演出所吸引，几次来团里看望服务团的女兵们。在夸赞他们演出的同时，个别义勇队的军官们也委婉地表达了他们的爱意，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对那些想打歪主意的国军高级军官，姑娘们则用“敬而远之”的办法来对付。那些找借口来服务团“视察”的高级军官们，每次一到服务团，队长和副队长就大喊：“立正！敬礼！”而且故意装出一脸的严肃，不问不开口，即使回答，也是简短的几句话。让这些军官们总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去。
就这样，战地服务团的女兵们紧紧包裹着自己的芳心，让丘比特的金箭纷纷坠落。青春与爱情原是遮挡不住的，但姑娘们牢牢记住了自己出发时立下的誓约。
老百姓的“女儿”
在新余时，服务团时刻为百姓着想，深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为了更好地开展群众工作，服务团的女兵们每人在村里认了一位干妈，并且见着年纪大的人都称呼为妈妈。她们为民众看病送药，解决困难，与新余百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服务团驻扎的阮家村和横板桥村，只有几十户人家。当时百姓患疥疮、疟疾的人很多。为了减轻百姓病痛，服务团派两名团员协助军医凌霄，在珠珊乡摩家村办起了民众医疗所，免费为群众治病。农民胡道照妻子难产，这在当时是很难解决的问题，不少妇女因此而丧生。服务团对胡道照的妻子进行抢救，从死神那里夺回了母子俩的生命。她们还为群众打预防针，帮助群众预防天花。
女兵们身体力行，带头劳动，帮助缺乏劳力的困难户和抗日军人家属锄地、耕田、收割、打场，并带动了新余部分妇女下到田间劳作。1939年夏收夏种时，田间劳动紧张，服务团向司令部打报告，建议派部队帮助百姓“双抢”。司令部采纳了这一建议，派出部队到各个村庄帮助百姓收割，共割禾1001亩，收稻谷1658担。这一行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全国数家报纸以《江西群众的割稻运动》为题，予以专题报道。女兵们早上分别到各村去帮助百姓割稻子、种豆和干其他农活，晚上干完活再回到驻地吃饭。有时路太远，百姓留她们吃饭，她们照付饭钱。在她们的影响下，驻地的军队也帮助老百姓干了不少农活。 服务团处处为百姓做好事，深得百姓的喜爱，各家各户都把她们当女儿一样看待。服务团有时上前线，村民们见女兵们出门了，便整天担忧女兵们的安全，天色将晚，村民们便都聚在村口，像期盼女儿一样等候女兵们回村。女兵们租住的房子空间小，人数多，无处洗澡。村民们便自发用竹子做的晒垫，在小渠旁搭了一个临时换衣房，供女兵们洗澡换衣服用。到新余的时候正是春天，经常下雨，女兵们每天出去衣服淋湿干不了，房东和村里的女人们就烧火帮她们烤衣服，让她们每天都穿得干干爽爽。村里的年轻妇女和女兵们关系非常密切，女兵们需要用具，就主动借给她们，需要柴火、米、菜，就主动卖给她们，有时送来的菜不收钱，但女兵们坚持给钱。
1940年10月5日，服务团离开新余。离开的时候，一位老妈妈拿出家里仅有的肉做菜为服务团送行，送走后，在家里哭了很久，十分不舍。送行的群众拿着蛋、瓜子、花生、豆子等纷纷塞给服务团女兵，女兵们不愿多拿，群众就将东西塞进她们的口袋，直到口袋全部装满。许多群众流着泪，看着服务团女兵们从新余离开。那感人肺腑的惜别场面，女兵们铭记一生。
回访“故乡”
新余，是服务团女兵们魂牵梦绕的地方。
1985年，11位已经退休的战地服务团老兵从北京、上海、沈阳等地齐聚新余，再次来到她们当年的驻地，见到这些她们日夜思念的亲人，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哭啊！笑啊！即使相隔40多年，群众仍能叫出她们的名字！她们在一起，通宵达旦地回忆那段难忘的岁月，仿佛又回到了那些抗战的日子。
1991年，当年的党支部书记胡瑞英，回到新余。她会见了时任市委书记丁耀民，参观了罗坊会议纪念馆。在回到当年驻地横板桥村时，胡瑞英流下了热泪，久久不愿离去。
2015年5月，新余市史志办赴湖南衡东县，采访健在的服务团老战士林曼萍。老人已年满98岁，谈起当时驻扎新余的情景，动情地说：“新余人民对我们太好了，在横板桥无论到哪一家，老百姓都会拿出糖片、花生、蚕豆等食物招待我们，年纪大一点的都把我们当女儿看待，我们也管她们叫妈妈。”7月，新余市史志办又赴杭州，采访另一位服务团老战士秦秋谷。她是战地服务团第一批团员，99岁的老战士深情地回顾了那三年的战斗时光，话语中充满了激情和自豪感。采访结束时，我们请老人签字留念，老人欣然提笔写下：难忘的抗战记忆，无怨无悔的青春。
因为抗战，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来到新余这片红色热土；因为抗战，她们夜以继日辛苦奔忙；因为抗战，她们牺牲了最年轻可爱的战友。新余，留下了她们生命中最靓丽的倩影，留下了她们难忘的抗战岁月。她们的青春在抗日的战火中飞扬。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