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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江家从江良通远走日本横滨学艺开始，到江继明这一代，已经是红帮手艺的第六代传人。这个家族断断续续的历史中隐现着红帮一百多年的发展。他们是最早与外国人打交道那批人，最先走出国门，能说英语，会缝制西服。辛亥革命后，他们缝制了第一件中山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红帮亲身参与了上海这个远东第一大都市的繁华与摩登。1956年，毛泽东身着红帮裁缝缝制的“毛式中山装”亮相“八大”。因职业特性，红帮裁缝出现在中国历史的许多关键时刻。
红帮扎根上海：从走街串巷到在南京路开店
江良通是在19世纪的后期告别家乡，远走日本学习手艺的。现在已经无从考证这个年轻人如何下定决心远走他乡，而从鸦片战争之后，宁波人就开始往外走了。最初是涌入一水之隔的上海。清末，宁波有40万人在上海，他们是洋行最早雇佣的中国买办，也是这座新兴城市的小业主、手工业者、苦力。在上海，他们经常因为硬邦邦的宁波话被嘲笑，再加上独特的口味——爱吃臭冬瓜、臭咸鱼，成为上海一个极具标志性的群体。在大变革的时代，吃苦耐劳、精明利落的秉性让宁波人在上海迅速站稳脚跟，形成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宁波帮”。
“红帮”便是“宁波帮”在服装行业的代名词。近代，宁波人称碧眼红发的外国人为“红毛人”，专为外国人做西服的宁波籍裁缝中，奉化人最多，上海话“奉”与“红”同韵，于是他们被称为“红帮裁缝”。他们是中国最早制作西服的一个社会群体，也创造了中国服饰文化的一个服装流派。
经过几年的学徒生涯，江良通离开横滨，回到了上海。回到上海的江良通与他的同乡一样，身上背着包袱，手里拿着剪刀、尺子，走街串巷兜生意。他主要在虹口码头一带活动，这里是外国人最早进入上海的地方，当时穿西服的主要是“红毛”、洋行买办和留学生。宁波裁缝在走街串巷地改衣、修补过程中，逐渐掌握了西服的构造、裁剪方法和缝制的手艺。他们开始是在路口摆个小摊，后来慢慢几个人合伙开裁缝铺，之后才有了装修考究的西服店。
1896年，经过多年努力，江良通终于在北四川路8号开设了上海第一家具有规模的和昌洋服店。北四川路在之后的几十年一直是上海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三四十年代，《上海风土杂记》中有这样的描述：“北四川路跳舞场，中下等影戏院、粤菜馆、粤茶楼、粤妓院、日本菜馆、浴室、妓院、欧人妓院、美容院、按摩院甚多，星罗棋布，全上海除南京路、福州路以外，以北四川路为最繁盛，日夕车辆、行人拥挤。”北四川路主要集中了中档的“五工师傅”，做一套西服需花费5个小时。而南京路上一般是“七工师傅”，做一套西服要7个小时。南京路上最考究的培罗蒙西服店，缝制一件西服经过面料熨烫、复衬熨烫，辅料经过热缩、冷缩使衬头不会走样，光是一件西服上装就需要花费印个小时。店内360度的试样镜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第一代红帮裁缝多数是从乡村到城市讨生活的农民，只上过私塾或小学。第二代则普遍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江良通的儿子江辅臣毕业于圣芳济学院，这所由法国天主教帕修神父创办的教会学校，收费昂贵，校友中有宋子文等人。该校十分重视外语教育，除了英语和法语之外，还开设拉丁语课程。语言后来成为江辅臣经营西服行业的优势所在。江辅臣接手父亲的生意后，因为与英国总督交往密切，接下了英租界工部局的职业装业务。之后，江辅臣成为上海市西服同业公会的8位执委之一。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已经迅速成为远东第一大城市，ArtDeco风格的建筑与纽约、巴黎同步在上海出现，在上海还能看到与好莱坞同步的首轮电影。1930年，上海的外国侨民有58607人。一个摩登、富裕阶层的存在，是宁波红帮在上海发展的前提和动力，到1939年，上海的西服店增至147家。根据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披术学院的教师、红帮研究学者刘云华的考证，到二三十年代，上海红帮的西服制造的工艺水平已经迅速超越横滨。上海的红帮裁缝通过直接订阅欧美时尚杂志来了解服装的流行趋势，荣昌祥甚至在英国设有专门的设计部。
红帮裁缝的学徒生涯：生死由命，偷师才可学艺
1947年，江良通的孙子13岁的江继明坐了14个小时的夜航船来到上海。他的外婆带若他来到舅舅袁仁康讨生活的培罗蒙西服店。舅舅是他的保人，舅舅跟老板订立一份保单，保证江继明在这里认真学艺，且生死由命。江继明在这里度过4年的学徒工生涯。本来学徒只做3年，但是师傅嫌他个头小，硬是将3年变成了4年。在虹口的这间西服店，江继明要包揽师傅家的家务，看管孩子。生活艰辛，但江继明说，那时候只是想在这个有自来水、有轨电车的大城市待下去。
旧式的师徒关系中，师傅传授手艺时都会留一手，怕将来徒弟本事大了，出去自立门户，抢自己生意。所以，徒弟学艺要“偷师”。江继明为学手艺吃过很多苦。为了学习如何缝制西服口袋，曾经半夜偷偷拆过师傅做好的衣服，被发现后遭暴打。
如今回忆起来，78岁的江继明感慨良多，因为学得不易，便格外珍惜，真正能坚持下来的，人品、手艺都很过硬。他指着一张旧照片说，那是学徒第二年的端午节，跟师兄弟一起去照相馆拍的，照片中的江继明个头最小，十四五岁的样子，却收拾得最规整。他说，身上的衬衫、西裤都是自己做的。照片上的师兄和师弟后来没坚持下来，中途出走了。
红帮与四套著名的中山装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江继明在赶制一套9米长的巨型中山装，为此，78岁的他已经忙碌数月。他说赶制这套中山装也是续接红帮传统。第一套中山装就是由红帮裁缝缝制的。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经在上海南京路的荣昌祥做过衣服，感觉十分满意。后来他便送来一件日本陆军士官服，要求将其改成中国传统服装的款式。孙中山认为：“西服虽好，不适合中国人民的生活，正式场合会见外宾有损国体，传统服式，形式陈旧，又与封建体制不易区别。”
荣昌祥老板王才运吸收日本陆军士官服外形，改十粒纽扣为七粒纽扣，前胸贴袋缩小，前腹贴袋变大。孙中山又提出修改意见，将七粒纽扣改成五粒纽扣，意为“五权宪法”，胸前两贴袋的袋盖改为倒山形的笔架式，意为革命需要笔杆子，并正式定名为“中山装”。民国时，军政要员一直是红帮裁缝的重要客户。南京路上培罗蒙西服店的大徒弟戴祖贻便经常往返沪宁线，为汪精卫、何应钦、张群等人定制服装。
1956年秋，北京方面开始从上海抽调红帮裁缝进京筹建“红都服装店”，为中央首长和驻外使节服务。先后两批，一共有208个红帮裁缝进京，江继明的舅舅袁仁康也在其中。江继明说，后来，舅舅也劝过他去北京，但是想到家人、亲友都在宁波，最终江继明还是从上海回到宁波老家。
50年代进京的这批红帮裁缝因为近距离接触中央首长，需要学习保密守则，以免暴露领导人的“隐私”，都略有几分神秘色彩。关于他们技艺的传说，像如何通过目测为中央首长量体裁衣，都成为传奇。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穿着由王庭淼和红帮传人田阿桐师傅缝制的中山装亮相，这也是“毛式中山装”的首次亮相。为适应毛泽东的体形，中山装的小领改成了新型尖领，领口增开到46厘米；上衣前阔及后背加宽，后面比前片长。毛泽东穿着这件银灰色“毛式中山装”拍的标准像直到现在都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据说，毛泽东爱穿灰色，最讨厌黑色。
1983年之前，位于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是不对外营业的，光顾这里的顾客都手持部级以上介绍信。1993年红都服装店更名为红都时装集团公司。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时，国家主席胡锦涛阅兵时穿着的中山装，便是“紅都”制作的。
红帮扎根上海：从走街串巷到在南京路开店
江良通是在19世纪的后期告别家乡，远走日本学习手艺的。现在已经无从考证这个年轻人如何下定决心远走他乡，而从鸦片战争之后，宁波人就开始往外走了。最初是涌入一水之隔的上海。清末，宁波有40万人在上海，他们是洋行最早雇佣的中国买办，也是这座新兴城市的小业主、手工业者、苦力。在上海，他们经常因为硬邦邦的宁波话被嘲笑，再加上独特的口味——爱吃臭冬瓜、臭咸鱼，成为上海一个极具标志性的群体。在大变革的时代，吃苦耐劳、精明利落的秉性让宁波人在上海迅速站稳脚跟，形成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宁波帮”。
“红帮”便是“宁波帮”在服装行业的代名词。近代，宁波人称碧眼红发的外国人为“红毛人”，专为外国人做西服的宁波籍裁缝中，奉化人最多，上海话“奉”与“红”同韵，于是他们被称为“红帮裁缝”。他们是中国最早制作西服的一个社会群体，也创造了中国服饰文化的一个服装流派。
经过几年的学徒生涯，江良通离开横滨，回到了上海。回到上海的江良通与他的同乡一样，身上背着包袱，手里拿着剪刀、尺子，走街串巷兜生意。他主要在虹口码头一带活动，这里是外国人最早进入上海的地方，当时穿西服的主要是“红毛”、洋行买办和留学生。宁波裁缝在走街串巷地改衣、修补过程中，逐渐掌握了西服的构造、裁剪方法和缝制的手艺。他们开始是在路口摆个小摊，后来慢慢几个人合伙开裁缝铺，之后才有了装修考究的西服店。
1896年，经过多年努力，江良通终于在北四川路8号开设了上海第一家具有规模的和昌洋服店。北四川路在之后的几十年一直是上海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三四十年代，《上海风土杂记》中有这样的描述：“北四川路跳舞场，中下等影戏院、粤菜馆、粤茶楼、粤妓院、日本菜馆、浴室、妓院、欧人妓院、美容院、按摩院甚多，星罗棋布，全上海除南京路、福州路以外，以北四川路为最繁盛，日夕车辆、行人拥挤。”北四川路主要集中了中档的“五工师傅”，做一套西服需花费5个小时。而南京路上一般是“七工师傅”，做一套西服要7个小时。南京路上最考究的培罗蒙西服店，缝制一件西服经过面料熨烫、复衬熨烫，辅料经过热缩、冷缩使衬头不会走样，光是一件西服上装就需要花费印个小时。店内360度的试样镜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第一代红帮裁缝多数是从乡村到城市讨生活的农民，只上过私塾或小学。第二代则普遍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江良通的儿子江辅臣毕业于圣芳济学院，这所由法国天主教帕修神父创办的教会学校，收费昂贵，校友中有宋子文等人。该校十分重视外语教育，除了英语和法语之外，还开设拉丁语课程。语言后来成为江辅臣经营西服行业的优势所在。江辅臣接手父亲的生意后，因为与英国总督交往密切，接下了英租界工部局的职业装业务。之后，江辅臣成为上海市西服同业公会的8位执委之一。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已经迅速成为远东第一大城市，ArtDeco风格的建筑与纽约、巴黎同步在上海出现，在上海还能看到与好莱坞同步的首轮电影。1930年，上海的外国侨民有58607人。一个摩登、富裕阶层的存在，是宁波红帮在上海发展的前提和动力，到1939年，上海的西服店增至147家。根据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披术学院的教师、红帮研究学者刘云华的考证，到二三十年代，上海红帮的西服制造的工艺水平已经迅速超越横滨。上海的红帮裁缝通过直接订阅欧美时尚杂志来了解服装的流行趋势，荣昌祥甚至在英国设有专门的设计部。
红帮裁缝的学徒生涯：生死由命，偷师才可学艺
1947年，江良通的孙子13岁的江继明坐了14个小时的夜航船来到上海。他的外婆带若他来到舅舅袁仁康讨生活的培罗蒙西服店。舅舅是他的保人，舅舅跟老板订立一份保单，保证江继明在这里认真学艺，且生死由命。江继明在这里度过4年的学徒工生涯。本来学徒只做3年，但是师傅嫌他个头小，硬是将3年变成了4年。在虹口的这间西服店，江继明要包揽师傅家的家务，看管孩子。生活艰辛，但江继明说，那时候只是想在这个有自来水、有轨电车的大城市待下去。
旧式的师徒关系中，师傅传授手艺时都会留一手，怕将来徒弟本事大了，出去自立门户，抢自己生意。所以，徒弟学艺要“偷师”。江继明为学手艺吃过很多苦。为了学习如何缝制西服口袋，曾经半夜偷偷拆过师傅做好的衣服，被发现后遭暴打。
如今回忆起来，78岁的江继明感慨良多，因为学得不易，便格外珍惜，真正能坚持下来的，人品、手艺都很过硬。他指着一张旧照片说，那是学徒第二年的端午节，跟师兄弟一起去照相馆拍的，照片中的江继明个头最小，十四五岁的样子，却收拾得最规整。他说，身上的衬衫、西裤都是自己做的。照片上的师兄和师弟后来没坚持下来，中途出走了。
红帮与四套著名的中山装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江继明在赶制一套9米长的巨型中山装，为此，78岁的他已经忙碌数月。他说赶制这套中山装也是续接红帮传统。第一套中山装就是由红帮裁缝缝制的。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经在上海南京路的荣昌祥做过衣服，感觉十分满意。后来他便送来一件日本陆军士官服，要求将其改成中国传统服装的款式。孙中山认为：“西服虽好，不适合中国人民的生活，正式场合会见外宾有损国体，传统服式，形式陈旧，又与封建体制不易区别。”
荣昌祥老板王才运吸收日本陆军士官服外形，改十粒纽扣为七粒纽扣，前胸贴袋缩小，前腹贴袋变大。孙中山又提出修改意见，将七粒纽扣改成五粒纽扣，意为“五权宪法”，胸前两贴袋的袋盖改为倒山形的笔架式，意为革命需要笔杆子，并正式定名为“中山装”。民国时，军政要员一直是红帮裁缝的重要客户。南京路上培罗蒙西服店的大徒弟戴祖贻便经常往返沪宁线，为汪精卫、何应钦、张群等人定制服装。
1956年秋，北京方面开始从上海抽调红帮裁缝进京筹建“红都服装店”，为中央首长和驻外使节服务。先后两批，一共有208个红帮裁缝进京，江继明的舅舅袁仁康也在其中。江继明说，后来，舅舅也劝过他去北京，但是想到家人、亲友都在宁波，最终江继明还是从上海回到宁波老家。
50年代进京的这批红帮裁缝因为近距离接触中央首长，需要学习保密守则，以免暴露领导人的“隐私”，都略有几分神秘色彩。关于他们技艺的传说，像如何通过目测为中央首长量体裁衣，都成为传奇。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穿着由王庭淼和红帮传人田阿桐师傅缝制的中山装亮相，这也是“毛式中山装”的首次亮相。为适应毛泽东的体形，中山装的小领改成了新型尖领，领口增开到46厘米；上衣前阔及后背加宽，后面比前片长。毛泽东穿着这件银灰色“毛式中山装”拍的标准像直到现在都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据说，毛泽东爱穿灰色，最讨厌黑色。
1983年之前，位于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是不对外营业的，光顾这里的顾客都手持部级以上介绍信。1993年红都服装店更名为红都时装集团公司。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时，国家主席胡锦涛阅兵时穿着的中山装，便是“紅都”制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