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狼蛛》（Tarantula），一度被视作无法完成的任务。它仿似梦呓，支离破碎，意象晦涩，各种剧场式的片段与细节拼凑。即使是原版，也是无人能懂的“天书”，何况脱离原有语境译成中文？原有的诗性，真的能在中文版中体现韵味吗？
　　但中文版《狼蛛》还是诞生了，成为另一个版本的“天书”。
　　如果只是单纯地阅读，其实很容易“出戏”，因为文字实在太零乱。反倒是大声朗读出来，能够感受到韵脚的存在。仅凭这一点，便不得不说译者真的尽力了。
　　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六年间，正值创作巅峰的鲍勃·迪伦（Bob Dylan）写下了《狼蛛》。这部作品甚至难以被定性，口碑也呈现两个极端，有人将之奉为圣经，也有人认为它狗屁不通。连鲍勃·迪伦本人都只能回避它，在回忆录里甚至对它只字不提。在出版之前，《狼蛛》的书稿就在地下秘密风行。对于华语世界的鲍勃·迪伦迷来说，它仿似一个传说，但现在，传说变成了手中的实物。
　　鲍勃·迪伦说：“任何我可以唱的东西，我称之为歌。任何我没法唱的东西，我称之为诗。任何我没法唱，又太长不能作为诗的东西，我叫它小说。不过，我的小说没有一般的故事线索。它们只是关于我在某事某地的感觉。”这些“某事某地的感觉”，适逢一个跌宕的大时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以及其间各种文化碰撞，在意识流文字中穿插隐现，使得《狼蛛》既有超现实的一面，又是现实的观照。如果熟悉迪伦的歌词，又可在《狼蛛》中一次次觅得惊喜，因为总有句子与歌词相似。
　　写作《狼蛛》的时期，也就是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六年，堪称迪伦人生最充实的三年。他发行了三张重要唱片，也经历了感情浮沉。
　　在那之前，他正经历迷茫。因为政治，也因为他不愿意自己的歌沦为政治口号。
　　我生也晚，未曾经历那个左翼运动席卷全球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但有时亦觉得幸运，因为若是身在局中，注定也是时代的炮灰。站在当下回望历史，大时代里的幸运儿终究是少数，即使他们揽尽了大多数风光。
　　鲍勃·迪伦当然是幸运儿。一九六一年，他从明尼苏达大学辍学，开始音乐生涯。一九六三年，《答案在风中飘扬》和《暴雨将至》让他成为反战者的灵魂，前者是他最动人的作品，后者则充满诗意和末日情绪，并成为古巴核弹危机的代名词。一九六四年，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后，迪伦发行专辑《时代变了》，成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政治宣言之一。可鲍勃·迪伦本人却选择就此告别革命。
　　也正因此，在许多人看来，他的真正辉煌甚至停留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或者说停留在前三张专辑，从未带走。这也许是因为他深深知道，那个创作历程不可复制，即使他再骄傲，也需告别自己的神话。他曾说：“要写出这些歌，你必须具有支配精神的力量。我已经做过一次，而一次已经够了。对我来说，我出现在了合适的时间，而且我也非常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假如我现在出道的话，很难想象灵感会从何而来，因为你必须呼吸着合适的空气去发挥创意。”
　　也是一九六四年，迪伦与伙伴们仿效《在路上》，从纽约开车到加州，其间绕道肯塔基州，探望因罢工运动陷入困境的矿工，拜访他的启蒙诗人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1878-1967）……也正是在这期间，他开始写作《狼蛛》。大卫·道尔顿曾记录：“迪伦是个疯狂的涂写者，写在信封上、餐巾上、烟盒背面。他用各种图片当作自己的灵感启发，钉起的明信片，从杂志上撕下的照片，绘画的复制品，关于丛林大火，还有年迈小贩的照片。”
　　一九六五年，鲍勃·迪伦推出专辑《重返61号公路》，再次颠覆了自己。
　　他爱“垮掉的一代”。一九五九年，他读到凯鲁亚克，他说：“凯鲁亚克、金斯堡、柯索、费林格提，他们是如此神奇……他们对我的影响就如同猫王对我的影响一样。”他喜欢“垮掉的一代”那种不介入政治的反叛姿态，即使这种姿态与他曾经奉行的左翼文化相悖。他也无法预料到，自己的《像一块滚石》，居然与《在路上》一样，成为“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图腾。
　　至于《狼蛛》，它呈现了一个碎片化却也因此立体甚至魔幻的美国。它同样有着凯鲁亚克的影子。在那个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青年无比需要鲍勃·迪伦。他们希望反主流文化，借此重估一切价值。这一切甚至有些无厘头，乃至需要同样我行我素、离经叛道的鮑勃·迪伦来负责纠偏，让一切向真正的理想主义靠近一些。
　　数十年后的今天，《狼蛛》依然前卫，各种晦涩与隐喻依然是阅读的门槛。它永远不属于大多数人，就像理想一样，总是少数人的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