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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与南京政府的改革活动有着密切关系的西方教会人士当中，美籍传教士牧恩波是非常重要的一位。牧恩波（ George William Shepherd），美国公理会传教士。1934年，基督教人士与国民政府合作，在江西黎川县组织“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把黎川作为一个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服务实验区，牧恩波被推举为实验区的总干事。抗战爆发后，该实验被迫停止。1936年4月，牧恩波牧师受邀到南京担任新生活运动顾问。后成为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在他看来，新生活运动是“一个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使中国的家庭成员获得平等权利的运动，并以此使中国不断进步，获得国际上的平等权”的行动。
【关 键 词】牧恩波 黎川实验区 新生活运动
在与南京政府的改革努力关系密切的美国人中，牧恩波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个公理会的传教士是由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挑选的，并被蒋介石私人任命来知道江西的基督教乡村重建实验；随后，总司令带他到南京来指导新生活运动。“到1939年牧恩波获得的荣誉在美国的新闻中描述为在蒋介石的内部圈子中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美国人’，同时也是作为‘与宋美龄关系密切的白人合作者’，地位仅次于端纳。”[1]
一、1917-1939年间牧恩波在华活动概述
牧恩波1894年生于新西兰，1917年进入普利茅斯兄弟会，并于当年第一次来到中国。1925年牧恩波转到更加自由激进的美部会，这是一个总部在波士顿的公理会传教事业。在一年的时间里他努力的在当时的哈佛神学院学习。“1927年春的北伐战争把傳教士赶出了福建。到1931年所有的邵武地区都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建宁的传教士则必须逃往福州。”[2]
牧恩波一直热心于乡村建设，从1926年返回中国后，他一直在建宁从事传教工作。他非常重视乡村的事工，在新生活运动开始之前就积极地响应政府的号召，参与乡村建设，并担任了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总干事之职。1934年2月，新生活运动在江西发起不久，就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新生活运动指导员。1934年4月，牧恩波正式与国民政府合作，开展黎川实验区的工作，负责筹划黎川工作计划。1936年担任新生活运动的顾问，积极参与新生活运动的开展。“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为了配合抗战，新生活运动自身也成为了一个战时后勤服务机构。国民政府为了取得国际上的支持，急切希望传教士们替其展开国际外交活动。作为新生活运动的指导员，以及蒋介石的‘私人顾问’，此时正是发挥其顾问，展示其才能，为蒋介石国民政府服务的时候，于是牧恩波于1937年末，以新生活运动事业的代表来到英美，寻求支持。1938年，他回到中国，继续开展新生活运动方面的工作。1938年末，返回美国，为中国抗战事业进行募捐。”[3]“1939年1月，他再回美国，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演讲，介绍中国和中国领袖的伟大事业。尽管自1939年后，他再未来到中国，但他在美国依然为中国事业进行着奔忙。在整个二战期间，为了帮助国民党政府开展外交国外联络工作，他先后到伊利诺斯、曼彻斯特等地。不辞劳苦地进行宣传和说服工作。”[4]
二、牧恩波与基督教乡村建设
胜利的共产党进入到福建西北部，这对牧恩波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他对中国的政治上和社会上主要问题的农业不足有了更深的认识。牧恩波曾在《教务杂志》发表题名为“未曾应对的乡村挑战”[5]的一文。在文章中他注意到了乡村教区有训练的工人的缺乏；并且谴责了基督教机构的城市思想观点。“直到传教士，教会工作人员，和基督教学校能够做好心理调整，摒除他们的偏见……，并且决定提供大量的训练有素的领导者，”他警告道，“这种情况在中国的人口中占80%，就目前的教会而言，必须保持不变。”[6]
共产党在1932年的成功使牧恩波对农村在教会中的位置产生微妙的影响。虽然他仍然关注乡村的福音工作，但农村经济和社会需要成为他考虑的首要问题。1932年夏，他对在福州的同事仍然严格的进行福音传播的观点提出了反对，他写道，“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个圣经学校，一个乡村服务训练机构相当于一个圣经学校甚至更多。中国教会开启了一个新的操作领域，而且很快就会需求能够达到新计划要求的年轻人。”[7]对于从福州往上到邵武这一段的岷江地带的乡村重建计划，牧恩波给出的回应是一个五点建议。在这些地区他打算把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巴特菲尔德的乡村牧区结合起来作为对共产主义的回应。对牧恩波来说现在就是机会，“过去的已成为过去，只有现在是我们的。这是多么重要的时刻。共产主义在南方，正在不断入侵北方，广州与南京的分割，在这些之上的是世界萧条的影响。”[8]1934年牧恩波任江西黎川县组织“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总干事。该实验区在黎川开展了识字扫盲、农作物改良、提供农业贷款、返还地主土地、推广卫生设施等多项活动，目的除启迪农民新知、给农民以实惠外，当然也含有与共产党争夺当地民心的意图。抗战爆发后，该实验被迫停止。
三、牧恩波与新生活运动
1934年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并大力寻求教会人士的支持。新生活运动的开展为教会人士进行福音传播提供了更为广泛的空间。牧恩波作为一个热衷于福音传播的公理会传教士，被任命为新生活运动的顾问。牧恩波曾在1937年对新生活运动做过4点解释：“1.新生活运动不会变成任何党派控制的政治工具，它只属于人民；2.新生活运动总会和地方联合会的工作人员没有官阶，他们也没有权力签发公文和法规，除非由主席下达；3.这场运动主要强调的是通过实行礼义廉耻的原则来发展人格；4.新生活运动是一场运动而非一个组织，新生活运动不是教会的对抗者，也没法做那些只有教会能做的精神工作，新生活运动并没有错以为教会只是一个社会服务机构而已。”[9]他认为，“新生活运动给予教会在中国社会中一个很大的空间，一个现在还没有意识到的身份，但是它承认他的地位并且相信教会及其机构所具有的精神活力。新生活运动并没有错以为教会只是一个社会服务机构而已。它知道拥有基督教精神就会使生活变得既有质量又有数量，因为它可以传递给民众。希望教会好好努力不会使新生活运动失败！”[10] 四、结语
作为一个西方传教士，牧恩波对于在中国的福音传播事业尽心尽力，同时也认识到不能仅仅单凭福音传播，因而他热衷于乡村建设，积极参与新生活运動。不论是在乡村建设方面还是新生活运动方面，他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我们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也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大部分工作都是表面文章，随着他的离去工作都被迫终止。作者大致分析有以下几点原因促成：虽然接近权利中心，但仍是没有实权；对于当地的了解不够深入，难以实施真正有效的措施；自身的矛盾情绪。
参考文献：
[1]James C.Thomson，Jr.，While China Faced West：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8-1937[M].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
[2]刘家峰：《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1907-1950）》[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
[3]李继锋《蒋介石与“新生活运动”》[J].《文史博览》，2004年1期。
[4]汪思涵：《1934-1937年间的新生活运动与基督教——以<教务杂志>为中心》[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4期。
[5]George W.Shepherd，The Unmet Rural Challenge，CR.1931.P145-149.
[6]George W.Shepherd，The Unmet Rural Challenge，CR.1931.P146-147.
[7]James C.Thomson，J r.，While China Faced West：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1928-1937.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p.81.
[8]James C.Thomson，J r.，While China Faced West：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8-1937.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p.82.
[9]George W.Shepherd，Church And New Life Movement，CR.1937.P280.
[10]George W.Shepherd，Church And New Life Movement，CR.1937.P282.
【关 键 词】牧恩波 黎川实验区 新生活运动
在与南京政府的改革努力关系密切的美国人中，牧恩波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个公理会的传教士是由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挑选的，并被蒋介石私人任命来知道江西的基督教乡村重建实验；随后，总司令带他到南京来指导新生活运动。“到1939年牧恩波获得的荣誉在美国的新闻中描述为在蒋介石的内部圈子中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美国人’，同时也是作为‘与宋美龄关系密切的白人合作者’，地位仅次于端纳。”[1]
一、1917-1939年间牧恩波在华活动概述
牧恩波1894年生于新西兰，1917年进入普利茅斯兄弟会，并于当年第一次来到中国。1925年牧恩波转到更加自由激进的美部会，这是一个总部在波士顿的公理会传教事业。在一年的时间里他努力的在当时的哈佛神学院学习。“1927年春的北伐战争把傳教士赶出了福建。到1931年所有的邵武地区都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建宁的传教士则必须逃往福州。”[2]
牧恩波一直热心于乡村建设，从1926年返回中国后，他一直在建宁从事传教工作。他非常重视乡村的事工，在新生活运动开始之前就积极地响应政府的号召，参与乡村建设，并担任了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总干事之职。1934年2月，新生活运动在江西发起不久，就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新生活运动指导员。1934年4月，牧恩波正式与国民政府合作，开展黎川实验区的工作，负责筹划黎川工作计划。1936年担任新生活运动的顾问，积极参与新生活运动的开展。“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为了配合抗战，新生活运动自身也成为了一个战时后勤服务机构。国民政府为了取得国际上的支持，急切希望传教士们替其展开国际外交活动。作为新生活运动的指导员，以及蒋介石的‘私人顾问’，此时正是发挥其顾问，展示其才能，为蒋介石国民政府服务的时候，于是牧恩波于1937年末，以新生活运动事业的代表来到英美，寻求支持。1938年，他回到中国，继续开展新生活运动方面的工作。1938年末，返回美国，为中国抗战事业进行募捐。”[3]“1939年1月，他再回美国，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演讲，介绍中国和中国领袖的伟大事业。尽管自1939年后，他再未来到中国，但他在美国依然为中国事业进行着奔忙。在整个二战期间，为了帮助国民党政府开展外交国外联络工作，他先后到伊利诺斯、曼彻斯特等地。不辞劳苦地进行宣传和说服工作。”[4]
二、牧恩波与基督教乡村建设
胜利的共产党进入到福建西北部，这对牧恩波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他对中国的政治上和社会上主要问题的农业不足有了更深的认识。牧恩波曾在《教务杂志》发表题名为“未曾应对的乡村挑战”[5]的一文。在文章中他注意到了乡村教区有训练的工人的缺乏；并且谴责了基督教机构的城市思想观点。“直到传教士，教会工作人员，和基督教学校能够做好心理调整，摒除他们的偏见……，并且决定提供大量的训练有素的领导者，”他警告道，“这种情况在中国的人口中占80%，就目前的教会而言，必须保持不变。”[6]
共产党在1932年的成功使牧恩波对农村在教会中的位置产生微妙的影响。虽然他仍然关注乡村的福音工作，但农村经济和社会需要成为他考虑的首要问题。1932年夏，他对在福州的同事仍然严格的进行福音传播的观点提出了反对，他写道，“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个圣经学校，一个乡村服务训练机构相当于一个圣经学校甚至更多。中国教会开启了一个新的操作领域，而且很快就会需求能够达到新计划要求的年轻人。”[7]对于从福州往上到邵武这一段的岷江地带的乡村重建计划，牧恩波给出的回应是一个五点建议。在这些地区他打算把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巴特菲尔德的乡村牧区结合起来作为对共产主义的回应。对牧恩波来说现在就是机会，“过去的已成为过去，只有现在是我们的。这是多么重要的时刻。共产主义在南方，正在不断入侵北方，广州与南京的分割，在这些之上的是世界萧条的影响。”[8]1934年牧恩波任江西黎川县组织“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总干事。该实验区在黎川开展了识字扫盲、农作物改良、提供农业贷款、返还地主土地、推广卫生设施等多项活动，目的除启迪农民新知、给农民以实惠外，当然也含有与共产党争夺当地民心的意图。抗战爆发后，该实验被迫停止。
三、牧恩波与新生活运动
1934年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并大力寻求教会人士的支持。新生活运动的开展为教会人士进行福音传播提供了更为广泛的空间。牧恩波作为一个热衷于福音传播的公理会传教士，被任命为新生活运动的顾问。牧恩波曾在1937年对新生活运动做过4点解释：“1.新生活运动不会变成任何党派控制的政治工具，它只属于人民；2.新生活运动总会和地方联合会的工作人员没有官阶，他们也没有权力签发公文和法规，除非由主席下达；3.这场运动主要强调的是通过实行礼义廉耻的原则来发展人格；4.新生活运动是一场运动而非一个组织，新生活运动不是教会的对抗者，也没法做那些只有教会能做的精神工作，新生活运动并没有错以为教会只是一个社会服务机构而已。”[9]他认为，“新生活运动给予教会在中国社会中一个很大的空间，一个现在还没有意识到的身份，但是它承认他的地位并且相信教会及其机构所具有的精神活力。新生活运动并没有错以为教会只是一个社会服务机构而已。它知道拥有基督教精神就会使生活变得既有质量又有数量，因为它可以传递给民众。希望教会好好努力不会使新生活运动失败！”[10] 四、结语
作为一个西方传教士，牧恩波对于在中国的福音传播事业尽心尽力，同时也认识到不能仅仅单凭福音传播，因而他热衷于乡村建设，积极参与新生活运動。不论是在乡村建设方面还是新生活运动方面，他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我们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也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大部分工作都是表面文章，随着他的离去工作都被迫终止。作者大致分析有以下几点原因促成：虽然接近权利中心，但仍是没有实权；对于当地的了解不够深入，难以实施真正有效的措施；自身的矛盾情绪。
参考文献：
[1]James C.Thomson，Jr.，While China Faced West：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8-1937[M].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
[2]刘家峰：《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1907-1950）》[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
[3]李继锋《蒋介石与“新生活运动”》[J].《文史博览》，2004年1期。
[4]汪思涵：《1934-1937年间的新生活运动与基督教——以<教务杂志>为中心》[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4期。
[5]George W.Shepherd，The Unmet Rural Challenge，CR.1931.P145-149.
[6]George W.Shepherd，The Unmet Rural Challenge，CR.1931.P146-147.
[7]James C.Thomson，J r.，While China Faced West：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1928-1937.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p.81.
[8]James C.Thomson，J r.，While China Faced West：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8-1937.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p.82.
[9]George W.Shepherd，Church And New Life Movement，CR.1937.P280.
[10]George W.Shepherd，Church And New Life Movement，CR.1937.P282.